「政府」是否等於「國家」 ——重溫「陳獨秀案」及章士釗與程滄波的筆戰 （浙江）傅國湧 政府與國家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在20世紀早期，在陳獨秀等知識分子那裡本來早 就有十分明確的答案。祇是後來我們長期被意識形態的迷霧籠罩，已經分不清這些概念。重 溫當年的陳獨秀在法庭上為是否「叛國」所作的辯護，以及章士釗、程滄波之間的筆戰， 有助於我們重新釐清這些問題。 1932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被捕。1933年4月，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公開審理陳獨秀等 人「危害民國案」，起訴書列舉的罪名為「以危害民國為目的，集會組織團體，並以文字為 叛國宣傳」。 4月14日上午，在江寧地方法院刑二庭第一次開審，55歲的陳獨秀踏上法庭時，記者發 現他「兩鬢已斑，須長寸許」，但「面色紅潤，已無病容」，而且「四周瞻顧，態度自若」。 當審判長問他：「何以要打倒國民政府？」他回答：「這是事實，不否認。至於理由，可以 分三點，簡單說明之：（一）現在國民黨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無發言權，即黨員恐亦無 發言權，不合民主政治原則。（二）中國人已窮至極點，軍閥官僚祇知集中金錢，存放於帝 國主義銀行，人民則困苦到無飯吃，此為高麗亡國時的現象。（三）全國人民主張抗日，政 府則步步退讓。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濟。至所謂長期抵抗，祇是長期抵抗四個字， 始終還是不抵抗。根據以上三點，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義與無民權實質政府之義務。」 4月20日上午第三次開庭，旁聽者人滿為患，有些是從上海、無錫、鎮江各地趕來的， 法庭無地可容，門外擠滿了人。等檢察官控告完畢已是下午1點45分，陳獨秀當庭抗辯： 「檢察官論告，謂我危害民國，因為我要推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但是我祇承認反對國民黨 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因為政府並非國家，反對政府，並非危害國家。」他的書 面辯訴狀說得很清楚，國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權的總和，所謂亡國是指外族入據其土地、 人民和主權，本國某一黨派推翻某一黨派的政權而代之，不能說是「亡國」，所以「危害民 國」不成立。民國之所以叫民國，就是民主民主共和國，以別於專制君主國。所謂「叛國」， 刑法上有具體說明，即平時外患罪、戰時外患罪、洩露機密罪。如果把國家和政府混為一談， 那又何必屏棄法國路易十六的「朕即國家」說。「若認為在野黨反抗不忠於國家或侵害民權 之政府黨，而主張推翻其政權，即屬『叛國』，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黨，無不曾經『叛國』， 即國民黨亦曾『叛國』矣。袁世凱曾稱孫、黃為『國賊』，豈篤論乎？！」 他指斥——「國民黨政府，以黨部代替議會；以訓政代理民權；以特別法（如危害民國 緊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軍法逮捕、審判、槍殺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 的自由權利，高居人民之上，視自己為諸葛亮與伊尹；斥人民為阿斗與太甲。日本帝國主義 方挾『武力征服』政策對待吾國，同時國民黨政府亦挾同樣態度以臨吾民。」他表示自己力 爭的祇是體現民主共和國實質的人民自由權利，力爭的是實現普選的國民立憲會議，力爭的 是民主制擴大到歷史的最高階段。現在和將來，他本人都沒有篡奪民國為「黨國」的企圖， 「試問誰為『危害民國』？」「若認為力爭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等自由權 利，力爭實現徹底民主的國民立憲會議以裁判軍閥官僚是『危害民國』，則不知所謂民國者， 應作何解釋？」 他進一步反駁，如果說人民發言反對政府或政府中某個人，就是有罪，那麼兩千年前周 厲王有監謗之巫，秦始皇有巷議之禁、偶語之刑，漢武帝更有腹誹之罰，那時當然沒有言論 自由。20世紀的民主共和國，似乎不應該有這樣的怪現象。如果認為宣傳共產主義就是「宣 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就是「危害民國」，歐洲中世紀專橫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異 教徒、科學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豈不是重見於今日的民國，那不是正好證明日 本人所謂的「中國非近代國家」之說不是污蔑嗎？ 接著，仗義而來的章士釗起立為陳獨秀辯護，雄辯滔滔，長達53分鐘。他指出，本案首 先當區分言論與行為，「以言論反對，或攻擊政府，無論何國，均不為罪。」即使是應付緊 急狀態的特別法規，也未見這樣的規定，所以起訴書的指控，「無中無西，無通無別，一切 無據」。反對或攻擊政府，進一步推翻或顛覆之，這是行為。即便指控陳獨秀主張暴動， 「既未越言論或理想一步」，與緊急治罪法上的「行為」含義迥然不同，以行為而論，斷無 科罪之理。何況國家與主持國家的機關（即政府）或人物，屬於截然不同的範疇，如果說以 言論攻擊機關和人物就是危及國家，「於邏輯無取，即於法理不當」。民國的主權在民，復 辟國體才是叛國，才是危害。否則，不論對於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黨，有何抨擊，都是正常 的，祇有半開化的國家才會以此「臨之於刑」。 當章士釗辯護時說，陳獨秀早已被共產黨所開除，「現政府致力於討共，而獨秀已與中 共分揚，余意已成犄角之勢，乃歡迎之不暇，焉用治罪為？」他這樣說的用意無非是為了給 老友開脫，當然是一種有利當事人的辯護方式。想不到，早已被自己創建的共產黨開除的陳 獨秀當庭聲明：「章律師辯護詞，祇代表他的意見，我的政治主張，要以我的辯護為準」。 陳獨秀光明磊落的態度，當時即贏得了旁聽席上的讚譽聲。 陳獨秀的自辯詞和章士釗的辯護詞在天津《益世報》全文登載，《申報》、《大公報》 和其他報紙也紛紛報道，一時轟動全國。陳獨秀和章士釗提出的「政府不等於國家」，「反 對國民黨及其政府，並非反對國家」等觀點尤其有力，借助大江南北各新聞媒體廣為流傳， 讓國民黨當局很是難堪。 章士釗旁徵博引、洋洋萬言的辯詞，文采斐然，受到讀者的矚目。各地報紙論壇上出現 了與他唱和的聲音。就在這個時候，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留學歸來、擔任國民黨《中央日 報》社長不久的程滄波站了出來，在4月26日的《中央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今日中國之國 家與政府——答陳獨秀及章士釗》，從「現行法律」出發反駁陳、章，儼然「法家」姿態。 文章指出，「律師不能離現行法律條文而談法理」，認為章不知「今日法律上國民黨與國家 之關係」，身為律師，「應知今日中國現行之根本大法為《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該 約法第三十條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 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行使之。」國家的組成要件是土地、 人民、主權，統治權就是主權的「動的狀態」，「今日中國之國民黨，在法律上既為行使中 央統治權之團體，則按之『國家為行使統治權之團體』之原則，國民黨至少在現行法律上， 在現存制度下，即為國家。國民黨此種資格，由法律所賦予，由事實所造成。訓政時期約法 未經合法廢止以前，反對併圖謀顛覆國民黨者，即為反對併圖謀顛覆國家，即為危害民國， 亦即為叛國。」 他接著指出，今日為統一共和國，與蘇維埃的國體根本不同，「陳獨秀自認推翻國民黨 及其政府後將建立蘇維埃制度。則與鄭孝胥等迎立溥儀，同為變更國體，同稱叛國。而決非 更易政府一語所可輕輕文飾。」「中國人民皆可用合法之方法推翻今日之政府——行政院。 而不許以非法之方法推翻政府。」何謂「合法之方法」？他的答案：「即院長副院長之產生， 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之。（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第十條）中國現政府之推翻， 必經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選任。除此方法以外，希圖推翻政府者，即為違法。」 程滄波文章發表的當天下午，陳獨秀以所謂「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判刑13年（經上訴， 1934年6月30日最高法院終審改判為8年）。 5月4日，章士釗在上海影響最大的老報紙《申報》上發表《國民黨與國家》一文，反駁 程滄波。他發現程所引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三十條與原文不同，原文為：「訓政 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會議，行使中央統治權。」「代表國民會議」 是本條的眉目，貿然將「國民會議」割去，「不知是何用意？」而且主權與統治權不能混為 一談，在英語中對應的也是不同的詞。即便是「訓政時期約法」第一章也標舉主權屬於全體 國民，由國民會議行使，豈能在國民會議之外談國家主權？既然承認國家的要件是土地、人 民、主權，又怎麼可能得出「黨即國家」的結論，豈非矛盾？更令他吃驚的是，程明明說民 主國家主權寄予全民，「則以主權論，全民者國家也，國民黨不過全民中一小小分子，烏得 謬居其名」。說白了，不過是國民黨專政。國民黨專政，與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正是它們 的相同之處。當事人陳獨秀倡言推翻國民黨，並非危害民國，充其量祇是布達未來的政治理 想，無背於近世立憲國的通則。 章士釗遊學英國，曾受教於著名憲法學家戴雪，程更是英國教育背景。兩人在筆戰時都 搬出西方法理，列舉英、美等國的例證。祇是程站在國民黨的立場，為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 辯護。 5月7日，程滄波又在《中央日報》發表《再論今日中國之國家與政府——答章士釗》， 對章的反駁一一進行辯駁，沒有說出多少新意，無非一再重申國民黨就是國家，還聲稱這是 「民意」所賦予的。章士釗沒有再作回應。國民黨當局因此大為得意，程滄波也因此在國民 黨內文名大盛，陳佈雷在杭州連夜寫信給他，說自己「為之喜而不寐」。連蔣介石身邊的大 紅人、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也專門自南昌給他發來賀電。年僅30的程滄波因這場筆戰而大 受蔣陣營的欣賞，成了國民黨內的大才子。 當年5月1日胡政之創辦的《國聞週報》第10卷第17期發表了一篇詳盡的《陳獨秀案開審 記》。陳獨秀本人的辯訴狀當時也有一種14頁的單行本流傳，後面還有「獨秀」的簽名。曾 出版過《獨秀文存》的亞東書局當年就公開出版了《陳案書狀匯錄》，共102頁，收入了起 訴書、判決書、陳獨秀的自辯詞、章士釗的辯護詞以及程滄波對他們辯詞的反駁、章士釗回 應程滄波的文章等。此書汪原放經手付排、付印，他記得印了一千冊，迅速被上海滬江大學、 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的專業教材。 陳獨秀在「五四」後走了一段彎路，與李大釗等人一切創建了中國共產黨，自以為找到 了一條解決中國問題的道路，結果在1927年後被這個黨的太上皇共產國際拋出來，做了替罪 的羔羊。經過多年的曲折、痛苦的思考，他逐漸回到了「五四」的軌道，回到「德先生」。 實際上，對於國家與人民的關係，他早在創辦《新青年》之前就有過深入的思考，寫過很有 見地的文章。1914年11月他在《甲寅》雜誌上，第一次用「獨秀」的筆名發表了《愛國心與 自覺心》一文，清晰地指出：「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斯為 成立國家之精神。」為什麼要愛國？「愛其為保障吾人權利謀吾人幸福之團體也。」 他說不僅要有愛國心，還要有自覺心。「惡國家甚於無國家」，如果是一個人民沒有權 利、幸福可言的國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此文一出，輿論一 片喧嘩，當時有不少人指責他不夠愛國。 這個觀點，以後他在《每週評論》第25號發表的《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一文有 進一步的論說：「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愛國 心壓迫別人的國家。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因為陳獨秀早年有過這樣的認知，所以，即使中間誤入了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歧途，他最 終還能走出來，重新回到過去，並超越過去。以他法庭上的自我辯護為起點，到他晚年出獄 後在四川江津的思考，他對國家、政府、民主、自由這些近代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他對 民主的最後見解主要集中在《我的根本意見》一文和給西流的信裡。他說：「民主是自古代 希臘羅馬以至今天、明天、後天，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抗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並非僅 僅是某一特殊時代的歷史現象……如果說民主祇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形式，無產階級的政權形 式祇有獨裁，不應該民主，則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惡都是應該的了，列寧所謂『民主是對於官 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廢話。……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級獨裁製之邏輯的發達， 試問史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著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 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製而發生的呢？…… 在十月後的蘇聯，明明是獨裁製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史大林才產生獨裁製，如果認為資產 階級民主制已至其社會動力已經耗竭之時，不必為民主而鬥爭，即等於說無產階級政權不需 要民主，這一觀點將誤盡天下後世！」「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祇是世界上出 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麼社 會主義。」「獨裁製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會用之殺自己，列寧當時也曾經 警覺到『民主是對於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認真採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 容許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自由等。」「『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 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 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胡適在《陳獨秀最後見解》一書的序文中特別指出：「在這十三個字——特別重要的是 反對黨派之自由——的短短一句話裡，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 獨裁政治的區別就在這裡。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製度就是不容許 反對黨派的自由。」這些閃耀著人類政治智慧的觀點成為1949年以後雷震在孤島台灣倡導民 主的精神源頭，他在《自由中國》發表的《反對黨之自由及如何保護》文中說：「陳獨秀晚 年對於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確而扼要的定義」。 程滄波從1932年5月到1940年10月，他一直當了8年零5個月的《中央日報》社長，恐怕 做夢也沒有想到最後竟因風流事件黯然下台。儲安平一度在《中央日報》做過文學副刊的主 筆，其妻子端木露茜是當年小有名氣的女作家，也在《中央日報》工作，她不僅相貌美麗， 文章也寫得出色，讓才子上司程滄波不禁動了心，於是乘儲安平前往英國學習進修的機會， 窮追猛打，終於把有夫之婦端木露茜追到了手。等到儲回國，得知此事，就到同鄉前輩、黨 國元老吳稚輝面前狠狠告了他一狀。吳將此事轉告蔣介石，蔣把他叫去當面教訓了一通，他 覺得這個《中央日報》社長很難繼續做下去了，就主動提出辭職。於右任愛惜此人的才氣， 而且覺得「風流無罪」，竟然馬上就安排他到監察院去當秘書長。儲安平的妻子端木露茜曾 經為這段感情糾葛，寫過一篇轟動一時的文章，題目為《蔚藍中的一點黯淡》，發表在當年 的重慶《大公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