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統治、烏合之眾和網民博客 （北京）劉自立 一 如何判斷網民的獨立精神 當前，在如何評價中國網民的獨立精神、民間立場和政治作用上，我們引述法國哲學家 勒邦的觀點，也許可以作為一種參照，以區別在民主制度和極權制度下人民走向獨立的可能 性和有限性。在中國這個後極權主義時代，對內地網民和博客寫作呈現之紛然雜沓之現象， 究竟應該如何界定，關係到如何判斷中國現在處於所謂「革命高潮，還是革命低潮」，文藝 復興，還是文化雕敝，經濟崛起，還是價值衰落等課題。最後，在哲學的層面上，極權主義 時代的人民，究竟是當局擄獲的權力鏈接者還是反抗者，抑或兼而有之，也有必要給予釐清。 我們看到，在去年討論文革問題的時候出現的「人民文革論」，其實也是對此類問題的 一種答案。這個答案說明，在極權主義的中國，已經存在「藉機造反」的一種非正統力量— —而我們則回應，這個藉機造反的力量，其實來自毛的控制與權術。 接下來的討論，則關係到「人民」這個概念。改革開放以後，人民究竟是否從毛式桎梏 中得以解脫，或者像某些人所言，已經成長為「公民」社會中之人民，而非毛式人民，還是 一個問題。我們還看到，在鄧後時期，如何估價「人民」，也處在一個語焉不詳的話語境地： 究竟中國人民是否已經處在美國馬丁。路德金和印度甘地之不合作運動的憲政框架之中，還 是處在「無權中之維權」的尷尬政治地位，同樣並未釐清。 如何估計現在處在前憲政時期的中國民間力量，關係到正確評定中國政治情勢的因子； 也就是說，依靠所謂民間力量來爭取公民社會之形成，應該著力於改變政治體制，還是應該 舉行和解之道，抑或實行共產黨領導下的任何改革。 在此政治局面沒有徹底明呈之前，有限估價民間力量的作用，成為一個很關鍵的課題。 如果我們參照斯大林前，後時期的蘇聯模式，可以看到，一方面蘇俄存在從歷史上自然延續 下來的反對派力量（這個反對派力量不是來自共產黨甚至普列漢諾夫和巴枯寧，而是來自赫 爾岑和別林斯基，來自索爾什尼琴和阿赫瑪托娃……）主導了蘇俄歷史的和現實的政治異議 活動和政治反對力量。另一方面，中國的反對派則主要來自胡趙以及許多體制內改革人士。 這個情形的不同造就了中國反對派思想資源的匱乏和混亂。 依據延安——北京黨化思維者，有之；依據非毛賴共者，有之；依據胡適自由主義思想 者，有之。民間力量，在共產黨思維式微之時，多崇尚「黨內改革」之幻覺，以為，這樣一 種最終救黨論，比起他們認為的無黨即亂之局面，要好。於是，民間力量，勢必在後黨時期， 形成大改組，大分化。共產黨是不是依然存在，還是改頭換面，是一個未知數。 二 精英體制和烏合之眾 我們認可現在是所謂過渡階段這個說法。人民，網民，是不是可以橫跨網氓和智者的溝 壑，產生和法國哲學家勒邦描述的情景相反的那種情景，成為我們今天的話題。勒邦說了些 什麼話呢？ 他的著作很多，影響很大。乃至成為民主政客和法西斯政客雙方崇尚的政治思想，希特 勒和墨索里尼，都是勒邦思維的遵循者。他的「大眾為烏合之眾」的說法，成為法西斯政治 運作、社會控制、宣傳鼓動和心理定式的有傚法則，甚至法寶。他所描述的，從法國革命到 蘇俄革命之大眾時代的喧囂和鼓噪，暴行和屠戮，成為勒邦「烏合之眾」學說的佐證，同時， 成為法西斯主義群眾運動的經典記錄和分析，成為其政治學原型和心理學依據。 更為嚴重的說法在勒邦那裡也是成立的。他以為精英統治，無論在專制還是在民主政體 中，並無本質不同。他們的愚民教唆和媒體煽動，都是其操控民眾的異化力量。歷史上一度 產生過的，幾乎是原始交流——也就是交流本身的載體——雙方，或者多方，處於平等社會 地位和思想內涵的交流單位和群體，在現代傳媒出現以後，已經不復存在。即便是美國這樣 的民主國家，其電視和報紙對於民間思維，大眾語勢的控制和影響，也並不比專制國家開放 和自由。（這個意見，在美國反戰勢力，甚至民間思維那裡，不乏其言，如，喬木斯基，蘇 珊。桑塔格……） 這個民主，專制，各打五十大板的說法，究竟是不是很有道理呢？ 筆者以為有一部分道理。可是，民主，也是一種進行時態，不是完成時態。沒有完成時 態之民主。美國民主的核心，就是類似進行時態的恆久批評體制，一朝無批評，就一朝無民 主；也就是說，既然存在批評，就存在批評之問題，之錯誤，之對象。所以，無論是來自蘇 珊，還是來自喬姆斯基的批評，正好說明了美國言論自由和民主生存的常態；否則，就不是 常態，是不正常。 我們看見，有些拚命維護美國政策者，像維護專制體制者一樣，無條件讚美美國，尤其 讚美其導致中共經濟所謂崛起的，南梔北桔的，美國（含歐，日……）對華政治和經濟貿易 政策，就是因為他們不懂美國式批評的精神內核。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出在：美國是不是正像勒邦所說，也屬一種被精英統治操控的，人 雲亦云的，烏合之眾的政治環境和媒體環境呢？如果是，那麼，這個判斷的內涵就是，既然 美國媒體如此專斷，那麼，指責專制國家如中國之媒體，就失去了實在的依據——許多中國 制度之辯護士，正是如此說法。 我們的回答是，勒邦訴諸的哲學徹底性，好像無可厚非。美國之主流媒體，當然體現美 國之國家意志，其邊緣力量，即便一時一事脫離了主流媒體，其價值評估，依舊不得昭顯和 肯定——比如，美國對華政策的不確定性，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加上，如，美國政府對於 1940年代末期的國民黨統治的放棄；1917年代，美國政府對於克倫斯基政府的放棄，等等， 都是先例（見克倫斯基訪談錄）。說明，美國主流媒體的價值錯位和民間呼聲的弱勢於匱乏， 是一種現實存在。 但是，所有事情，都只能相對而言。美國，固然有威爾遜總統對於克倫斯基的放棄，但 是，美國，也具備裡根總統對於蘇聯（滅亡）之不放棄（星球大戰）。這個有限度多元之力 量，說明了美國言論自由的歷史與現狀，雖然其不足，是照樣存在的。 相比之下，中國和其他極權主義國家，設置自由環境，對其政策進行討論的先例，幾乎 為零——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強調，極權主義和專制主義的不同，在民國初年，從袁世凱 到孫中山，到蔣介石，這個自由的言論空間，並未因其專制主義而被完全抹殺，如，胡適的 存在，《大公報》人的存在，等等。這個事實，毋庸贅言。一言蔽之，美國反對派，即便被 排擠到邊緣狀態，他不會被絞殺；而中共，是要絞殺反對派的。 這個不同，顯然，勒邦先生估計不足，有所偏頗。 這個估計不足，帶來很嚴重的判斷失誤；雖然，對其交流不可能性之理論，我們採取基 本同意的態度——如，主流媒體掏空了主體間性的獨立思想，變成媒體籠罩的，中介性的， 非自我主體之異化，等等。 被許多哲學家乃至政客和學者看重的，勒邦對於大眾，群氓和革命者，殺戮者的解讀， 是勒邦哲學的核心——而這種大眾文化的主要依據，則是他所講的，人類的本能，原始慾望， 集體意識和潛意識，無理性和被催眠術，諸如此類。作為閱讀過斷頭台文化和文革文化的人 們，也許和勒邦心有靈犀，一點即通——他，和我們閱讀到的，那個政權，「不是毀滅，而 是利用民眾感情」（哈耶克）和毛式「運動」了（阿倫特）之論斷，都是似曾相識的。其實， 早在古代羅馬時期，西塞羅，早就指出了這種僭主式，平民領袖之統治方式。 問題在於，對於勒邦的解讀，其實，已經延伸到如何估價所有制度中的人民作用之課題。 涵蓋現在所有民主，代議制乃至精英治國之國度中，人民之作用問題。按照勒邦的理論，在 民主國家裡，人民，無法不成為統治方式兩級中的一級，而無論其中一級——人民，是面對 民主政權，還是面對極權政權。像列寧和毛的政治統治一樣，勒邦以為，拿破侖和其他民主 類型，或者亞民主類型的國家，其對於群眾的治理和灌輸，和專制極權國家並無不同。在精 英統治這個大概念裡，民主領袖和民主體制，簡直和毛，和列寧，甚至和希特勒無異。此間 接得出的結論是，極權主義愚民和民主國家之公民，簡直就是同一群被統治者。 這個提法當然就很嚴重。 三 反抗因素中的民主或者民粹因子 這個判斷，我們可以直接拿到現實中加以分析。現在的中國，有說，是後專制主義國家， 有說，是後極權主義國家，有說，是「正在好起來之負責任者」，或者準備負責任之國家， 有說，是未來社會民主主義之國家，等等。那麼，中國的現狀造就什麼樣子的人民；或者， 用「文藝復興者」的語言講，現實的中國，造就了什麼樣子的網民和博客呢？這樣的網民和 網氓，究竟區分何在？ 這樣一個後什麼，什麼時代，是不是符合勒邦對於法西斯主義制度下群氓的解釋，抑或 其解，已經因為法西斯主義的作古而全然失效了呢？ 所有中國人，中國網民，是不是已經開始全面走上一條類似純粹民間，之自由道路了呢？ 我們的分析如下。 我們對於勒邦的全面評述帶來的，關於其烏合之眾的說法，基本上持有肯定的態度。全 部考量的根據是，依據中國，這個後極權主義國家的人民性，人民覺悟和人民文化，其附屬 於政權的那種本性，沒有得到根本轉變。一向所說的犬儒主義，民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 （如朱成虎一類非人類言論），……形成這個國家人民的主流思維——我們並不排除非主流 和少數異議人士的真知灼見。 多數弱勢群體，呈現向官方和警察下跪和暴力反抗，兩種極端主義的做法——維權人士 依據官方所謂憲法進行的維權舉動，基本上，淪入全軍覆滅的命運；同時，我們又並不排除， 這個維權運動帶來的思想啟蒙。 民主和民粹主義隱含的反抗因素，幾乎對半相當。沒有任何體制外統一的力量和領袖， 在主導這場也許叫革命，也許叫改革的民眾運動。 訴諸於與共產黨的和解運動，毫無端倪，沒有任何希望。人們徒然設置的「新三民主義」 一類幻覺，和當年的新民主主義一類貨色，大同小異。 所以，我們在承認這個時代，不同於毛時代的同時，主要看到，少數異議人士，在國外 網站上形成的反抗力量和反對力量，既沒有成為國內網站的主流，更無法躋身西方的主流媒 體。各種半通不通的漢學家和西方中國問題專家，根本沒有能力主導中國的現實之政治走向 ——他們的語言能力和思維能力，甚至，比不上一度與中共合作的，那些列寧主義指導者； 孫文的蘇俄導師一類人。所以，我們在充分肯定海外網站上的良知良言的同時，並不盲目樂 觀於整體中國的反對力量之存在和影響的現狀。 ——如孫文訴諸於中國國內行動一樣，我們看不到任何進入邊界的反對力量的形成。海 外異議勢力漸趨式微，這個事實，也是一個客觀。所以，關於革命形勢的問題，我們不是盲 目樂觀派——比喻而言，這個問題，既不是「紅旗可以打多久」的問題，也不是可以發動長 沙起義，一蹴而就之形勢，而是一個韌性戰鬥的課題。 所以，我們重複而言，既要看到民間力量崛起的曙光，也要看到黑暗勢力持續的內因外 勢。這個空間的主導力量，甚至不是中共，中國之保守勢力，而是今天意義上的西方「列強」 ——這個東西，造成的綏靖主義和實用主義政治，正在經濟上形成這個政權的崛起。 在政治上，形成普世價值以外的某種亞洲價值，或者其他什麼價值，以期邊緣化普世價 值，成為一種說辭。所謂中共軟實力進入世界的某種含糊性，帶來了西方很多人士的額手稱 慶。這個總的情勢不加改變，中國政治突破的可能性，將很難實現——只是依據民間言論， 網民和博客的輿論效應，以期造成某種改革的可能性，其實也微乎其微。其對於整體的制度 動搖和改造，基本上沒有作用。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則是，非意識形態化的中共，新近，實行了一種他們的「拿來主 義」。這個主義，可以拿來一切，以前異議人士，或者西方學者主張的思想和言論。他們的 民主論，自由論，和平論，法制論，市場論，不一而足。乍一看來，他們的中國特色論，已 經和普世價值所言，沒有任何不同。但是，他們的拿來主義，其實就是要看起來做的相像的 機會主義。為此產生的詭譎分化和策反措施，正在這個民主姿態下竊行其道。（如，同一個 什麼文學會議，就有人可以出境參加，有人不可以；一個章書被禁事件，既可以說，是要禁 止，同時，也可以說，未說禁止，沒有禁止。他們可以說民主是好東西，也可以說，三權分 立，我們一天也不實行。他們的學者號召公民參與，但是，又絲毫不提組建反對黨之可能性 ——試問，你要國人如何參與？參與支持毛語錄式大遊行嗎？） 四 個人主義和科層儒學 在另一方面，關於民主政體中的人權和人道課題（個人主義課題），勒邦以為，起碼在 法國，自由主義，幾乎沒有傳播於此。 自由主義未對法國產生重大影響。為了證實這個判斷，他引用了法國學者和文學家，如， 勒南和夏多布里昂的觀點——這些觀點是，法國式思維和法國式統治，直接訴諸對於群眾而 言的精英統治和偶像崇拜。 這個現象，為我們中國人帶來極大的啟示。 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和統治，之所以不曾出現英國式個人主義，一個簡單回答是，中國人 的革命思維和專制主義的科層思維，殊途同歸，都是要消滅個人主義的。 圍繞著勒邦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區隔——文藝復興以來的個人主義思想，從伯克哈特開始， 就注重脫離群體，國家，民族和階級的個人；而勒邦的主導觀念是，所有的個人，都要回歸 到本來可以脫離之的群體，國家，民族和階級。這個二律背反，在何種情形之下得以詮釋和 解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諸如此類的課題，在後來的哲學討論中，則出現在，關於群社 和個人之間的關係課題上。人們之間再度出現分歧和爭執。這個討論，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得 到描述和分析（見其『自由秩序原理』）。 我們的理解是，當文藝復興產生了人道而非神權的時候，這個人性論指向，開始改變宗 教的天賦神權，改變成天賦人權（包含結合和認可神道）。於是，在這個歷史進程裡，個人 主義的現狀，與其說，是一種現實觀，不如說，是一種發展觀；同樣，在解讀個人主義帶來 的所有負面作用的時候，條約，法規和群社，再度出現在整個西方政治和哲學之議論當中。 這個邏輯式的內涵是，找到社群和個體的結合，也許，正是我們/他們，闡明這個二律背反 的出發點。 按此邏輯指涉，判斷中國的事情，情形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在未建立任何個人主義基準的精神前提下，過度和片面強調嚴複式儒學「穆 勒」（指其對於穆勒自由個人主義之譯修），將其修正為眾所周知的「群己權界」，也就是， 過度注重集體主義和群社主義，那麼，壓根沒有個人主義的中國和中國問題，就會變得更加 難纏和似是而非。 我們的提法是，關於中國問題的核心，不是要強調西方個人主義氾濫以後的社群主義復 歸，而是要開拓一個主張個人主義的自由語境和民主環境。這個問題的啟示則是，不可以在 沒有出現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中國，過分強調群社主義和集體主義——這是我們反覆強調 之所在。 否則，就像前此一些學人，毫無根據地指出那樣，他們主張，在沒有建構的時日提議解 構；這當然是無意義的。他們反覆強調的是，非線性因果之解構學說；說，這個解構，沒有 歷史性根據，因為，解構問題，是不遵循線性歷史原則的。他們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是， 這決不意味著，在歷史思考當中，可以完全抹去線性因素，或者說，將此政治原型的結構和 解構，非歷史化，非政治化。因為，只有在出現言論和批評自由之後，才可以順延到對於這 個自由之（勒邦式，或者富科式，或者德裡達式）解構。 沒有房子，就要拆掉房子的思索，是不合情理的。 五 體制更變和心靈自由 問題在於，當我們討論自由主義之所謂訴諸心靈自由的時候（那是奧古斯丁的提法）， 如何界定心靈自由的界限，成為一個既古老又現代的問題；換言之，我們如何界定，在極權 主義體制未經更動的時候，心靈自由得以實現之現象——這當然關係到評介網民及其博客的 問題。 給出的答案有二。 一是，即便極權主義統治尚在，人們在絕對意義上的心靈自由，還是存在的，還是可以 天馬行空，不受拘束的；這當然不是指，坐在監獄裡，夢幻政治自由的那種自由——這個道 理過於簡單：坐在監獄裡之人們，究竟是自由，還是不自由呢？難道連這個問題也無法回答 了嗎？ 二是，人們注重內心自由的必要性，同樣，是突破體制的自由起跑線。但是，問題就此 發生。按照勒邦的說法；其實，涵蓋所有極權主義研究者們的說法，自由，在體制涵蓋下， 往往成為統治精英的廉價冒充物——如，雅閣賓，列寧和毛式自由，帶來的強大衝擊，和對 於自由的毀滅，是為證。因為，這時候的自由，只是類似勒邦的下意識感情，暴力情結和父 王服膺等，不屬民主規範下的自由之自由。勒邦把這種自由叫做法西斯小人精神。 這個小人精神，小人場面，小人得志，得「意志之勝利」的場面，我們在萬字旗和火炬 遊行中，在毛語錄，紅海洋中，已司空見慣。那是我們的思想和人生經驗，並非只是勒邦一 人所得。只是，在把這個小人精神和當代網民的內在傾向，做一比較的時候，我們往往看到， 並不那麼樂觀的情景。如，2005年的國人反日遊行，就是這種小人心理的再次發作。這個發 作，非常有限，是因為時間，條件不夠。否則，再次發生一個納粹和文革，不是完全不可能。 那種潛在的暴力慾望，人皆有之——所以，在此意義上，勒邦說，人人皆有法西斯情結。 這個自由，在當代中國，時時表現為一種下跪，暴動，反美，反日，盲目的對台仇恨， 等等……這樣的自由，幾乎成為網絡憤青的日常語言。在正確，適當和準確評介這種個人自 由的時候，我們第一個想法就是，這樣的，對於體制和心靈的理解，不但距離近現代憲政和 民主精神想去甚遠，就是和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現代性運動，都相去甚遠。 我們的許多學人，很像毛要攻打長沙一樣，在萬事「不備」的情形下，就要規範一種大 詞的解構和結構，要大題小做，而不是實事求是。這樣的群眾運動，博客運動的意義應該正 確評估。 所以說，中國網客的個人主義復興，仰賴兩種傾向，一是個人的努力——在體制改造之 前實行天馬行空；一是仰賴整個體制的改造。 我們的意思是說，大面積的博客民主和網民自由之到來，只能訴諸整個體制之改造，並 且在改造之後，而非改造之前，或者改造當中。因為，就像我們無法忽視勒邦主義所言之國 家機器的強大和精英政治，精英宣傳的強大一樣。我們看到了一種現象。中國網民受到正統 思想的侵蝕和腐化的，同樣大面積負面的後果。忽視中宣部的某種實際影響，是並不實際的。 像蘇聯，就是只有改變了體制，他們的歷史更正，才會真正出台，從而影響大眾。如布 哈林，托洛茨基之平反等。不可以設想，人們只是在內心深處，對歷史加以匡正，對真理加 以追求。那是要公諸於世，見諸報端，宣傳世界，影響整個後人的事情。 我們說過，易卜生之「娜拉走後如何」之課題。回答是——她，只能回去——好像魯夫 子如是說。 我們贊成之。 在此意義上說，網民，博客，如何變成智者，不是一個「娜拉出走」之自由問題，而是 要更改娜拉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制度問題。 勒邦的意思是，制度不重要，人性如此，是決定性的，幾乎不可改正。是的，人性本可 悲，人性本是惡（原罪）。可是，我們不全同意他的看法。因為，無論是非理性之災難，還 是理性（科學，工具和手段）之災難，一樣存身於人類。人類不但會在被催眠以後輕舉妄動， 就是在天才之察中，災害也會發生。但是，人類的好處就在於，他們已知，要既防止非理性 之災害，也警惕理性之災害。這種思考已經漸趨成熟。足見人類智慧，還在發展當中。 於是，我們最後的提問是，當下中國，是要實行理性治國，按照勒邦的提示，反對任何 非理性之誤國之策呢？還是依據所謂的科學治國論，把人們重新安裝在「崛起」機器的螺絲 釘之位置上，且動用集體之力量，之智慧，對其加以約束呢？ 螺絲釘們，究竟如何寫博客，反專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