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制度比自由民主更重要 （北京）張耀傑 在既往的思維習慣中，我總是把憲政民主認定為如影隨形的一對孿生概念。細讀《起火 的世界——輸出自由市場民主釀成種族仇恨和全球動盪》一書列舉的大量事實，我雖然不認 同作者開出的道德藥方，卻較為真切地意識到：憲政和民主之間，是不可以簡單劃等號的。 相對而言，較為成熟的憲政制度，總是要比全方位的自由民主先行一步。祇有在這種情況， 「砍人頭」的假民主，才有可能被有效制止：「數人頭」的民主選舉，才有可能在憲政制度 的框架下有序進行。 一、作為殖民者的海外華人 《起火的世界》是既不討好「左派」也不討好「右派」、既不討好「西方」也不討好 「東方」的一本書，這是它的獨特之處。它的獨特視角，與作者蔡愛眉的家世密切相關。 蔡愛眉（Amy Chua），女，1962年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的香檳城。她的家族屬於菲律賓 最為富裕的少數族裔——華裔。1987年，她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並獲法學博士學位，此後 曾經在杜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紐約大學、耶魯大學任教，還擔任過律師和 法官。 1994年9月12日晚上，蔡愛眉富有而獨身的姑媽莉安娜，在位於菲律賓馬尼拉的豪宅中 被自己的司機尼洛。阿比克用「菜刀」砍死，兇手並沒有因此而得到追究。這件事情給蔡愛 眉留下深刻影響：「自我姑媽遇害以來，有一段童年的記憶總是糾纏著我揮之不去。那年我 八歲，住在馬尼拉我家的高宅大院裡。一個清晨，天還沒亮，我醒了，到廚房找水喝。我肯 定是往樓下多走了一節樓梯，因為我實實在在地絆在了六條大漢的身上。我發現了男僕們住 的地方。我家的勤雜工、園丁和司機——有時我想像阿比克就是他們其中的一個——正鋪著 蓆子睡在骯髒的地板上。那地方散發著汗臭和尿臊味。我被嚇壞了。那天晚些時候，我跟姑 媽莉安娜講起了這件事，她慈愛地笑起來，解釋說那些僕人（當時住在我家的好像有二十個， 全部是菲裔）能給我家做工算是走運。要不是有這份活幹，他們就得上無片瓦地睡在路溝裡 與老鼠為伍。……有些時刻我也會意識到，華裔確實應該正視廣大的菲律賓多數族群，即尼 洛。阿比克那樣的人：在他們眼裡，華裔作為剝削者，外來的入侵者，其富有是莫名其妙的， 其優越是難以容忍的。我永遠不會忘記警方報告中阿比克的『殺人動機』一項。所填寫內容 不是搶劫，儘管填寫了這個司機盜走的珠寶和錢財。代之，被當作動機的祇有一個詞：」報 復『。「 蔡愛眉的特殊身世，凸現了一直被愛國主義教育所迴避的歷史事實：在中國本土被殖民 或半殖民的過程中，海外華人也一直在東南亞從事殖民活動。無論是費迪南。馬科斯和伊梅 爾達。馬科斯夫婦在菲律賓的腐敗專制，還是蘇哈托在印尼的腐敗專制，背後都有擅長權錢 交易的華人財團在發揮作用。一旦發生軍事政變或民主革命，掌握大量社會財富的華人殖民 者，往往會成為政治權力的犧牲品，從而遭受極其殘忍的種族屠殺。 放眼世界，像東南亞的海外華人一樣在異國它鄉從事殖民活動，以少數族群的身份佔有 大量財富並且主導市場經濟的情況頗為普通。這種情況的存在，直接導致作為多數族群的原 住民的「窮困加上受辱、絕望和冤屈」，從而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個又一個的火藥桶：「在菲 律賓，在東南亞各國，華人都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1998年，在印尼佔全國人口3%的華裔， 控制著大約70%的私營經濟，包括所有最大型集團企業。近一段時間，緬甸華裔經營者簡直 就是接管了曼德勒和仰光的經濟。在南非，白人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並且，在某種更復 雜的意義上，在巴西、厄瓜多爾、危地馬拉以及拉丁美洲的很多國家亦然。黎巴嫩人在西非 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伊博人在尼日利亞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克羅地亞人在前南斯拉 夫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猶太人在後共產主義時代時期的俄羅斯，也幾乎是主導市場的少 數族群。」 然而，啟動或點燃一個又一個火藥桶的發動機和導火索，並不是多數族群的原住民的 「窮困加上受辱、絕望和冤屈」，反而是由美國人主導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市場 化）=和平+繁榮」的全球化戰略。 二、為全球化敲響警鐘 在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運動中，流行著這樣的觀點：市場和民主是包治百病的萬能藥方。 市場資本主義是世界上最有效的經濟體系。民主是世界上最公正也是最尊重個人自由的政治 體系。市場和民主的攜手並進，會逐步將世界轉變成為繁榮穩定的地球村，並將每一位個體 轉化成為自由的、具有文明意識的公民和消費者。 自2001年「911」以來，特別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之後，一意孤行的美國，卻被國 際社會視為主導國際市場和國際事務的少數族群。《起火的世界》，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出 現的一本與主流觀點唱反調、對全球化運動敲警鐘的警世之作。 假如我沒有誤解蔡愛眉的原意的話，她的核心觀點是：市場與民主之間存在著必須予以 妥善解決的內在張力。用她的原話來說：「在所有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窮人 被公然地剝奪了選舉權，確切地說是因為富人害怕他們的財產被充公或重新分配。直到相當 晚近的時候，所有的西方民主政體仍然將很多人排除在選舉範圍之外。……然而，美國人已 經忘記了自己的歷史。最近的20年裡，美國在整個非西方世界裡一直不懈地推動當即的民主， 實質上就是轉眼間的普選制。我們這樣做，是在要求發展中國家和後共產主義國家接受一個 西方國家從未走過的民主化進程。」 比起當即的普選制的自由民主，直接關係大多數人的實際利益的市場經濟，就顯得更加 重要。為了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與社會生活的和諧穩定，在相當長的過渡時期內，需要 並不十分民主卻又效率較高的政府權力，強制性地推行底線公平的社會福利，這才是西方國 家最應該推薦給落後國家的先進經驗：「從19世紀末開始，市場活動在整個西方的濫觴，都 伴以空前規模的再分配製度的建立，從而緩和了資本主義可能導致的最殘酷後果。在每個發 達國家，這些制度不僅包括對極度貧困人口的救濟，而且包括累進稅收、社會保障、最低薪 酬法律、工人安全法規、反托拉斯法以及大量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西方社會特色。幾乎可以 肯定地說，在工業化的西方，這些再分配製度緩解了市場財富不均和民主政治之間的衝突。」 事情到此已經有了初步的答案。然而，蔡愛眉在廣泛引證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歷史事件之 後，偏偏迷失了自己的方向，頗為軟弱地貢獻出「一個更高尚的途徑：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 志願性的慷慨」：「主導市場的經營群體可以問這樣一個好問題，即在其所處的發展中國家 裡，是否有什麼他們可以做出明顯有價值的貢獻的重要國家部門或者象徵物。於是，這些群 體可以向美國最近的一批商業富豪學習，這些富豪高調地為城中區兒童捐贈了數千萬美元的 獎學金。同理，對於通常以城市為中心的主導市場的『外來』群體來說，資助鄉村發展還可 能是國家團結的重要表現。在出生死亡率持續成為悲痛之源的社會裡，貢獻新的醫院設施、 水處理廠，或者哪怕祇是抗生素，都肯定會受到感念。在造福於平民的基建工程上做重大貢 獻也是一種可能的選擇。」 在該書「序言」中，蔡愛眉總結說：「對於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在自由市場民主的過程 中注入的一觸即發的不穩定性，人們到底應該做什麼？我的主張是：美國不應對外輸出西方 自己已經排斥了的不加限制的、自由放任形式的市場，一如美國不應對外推行不加限制的、 當即的多數族群統治——這種西方已予排斥的民主形式。而最終我要闡述的是：非西方世界 的民主資本主義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自己身上。」 比起蔡愛眉的道德感化式的「希望」，更具可操作性的其實是羅爾斯提倡的「作為社會 公平的公正」，特別是充分照顧到弱勢一方的生存權利的底線公平和底線保障。能夠切實保 障底線公平的社會主體，祇能是把公共權力置於制度性監督之下的憲政民主的國家及其政府， 而不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 三、憲政制度比自由民主更重要 在現代法學中，有程序正義比實體正義更加重要也更加優先的原則。在現代政治學中， 似乎也應該確立一條憲政制度建設比自由民主權利更加重要也更加優先的原則。道理很簡單， 在具體的法律事件中，祇有較為剛性並且可供操作的程序正義之樹，才可以循序漸進地結出 實體正義的人道果實。在具體的政治博弈中，也祇有較為剛性並且可供操作的憲政制度之樹， 才可以循規蹈矩地結出自由民主的人道果實。關於這一點，最為切近的例證，就是與中國大 陸同為華人族群的香港和新加坡。 作為英屬殖民地的香港，一直沒有完整意義上的憲政民主制度。但是，其宗主國較為成 熟的憲政制度，卻為沒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香港市民，提供了經濟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強力 保障。 新加坡也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它1959年自治，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的共和國。 自1959年在全國立法議會大選中贏得勝利之後，以李光耀為首的人民行動黨一直處於執政黨 地位。這種一黨執政的局面，雖然沒有給國民提供較為充分的自由民主，卻由於其強有力的 憲政制度特別是廉政制度和福利制度的建設，充分保障了全社會的公平公正與和諧穩定。相 比之下，台灣社會就顯得民主有餘而憲政不足：由於在野的國民黨掌控制了立法院，使得民 進黨上台執政七年來，長期處於權力空轉的狀態之中，以至於連一個憲法修正案都不能夠定 案通過。 就中國大陸來說，無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導致的貧富差距，還是歷史原因所造成的 族群分裂，都不是影響全局的根本問題。真正困擾中國社會的，依然是《水滸傳》裡所表現 的官逼民反的官本主義，或者說是貪官污吏隨心所欲地化私為公和化公為私的原始共產主義。 隨著市場經濟的突飛猛進，官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合二為一，更把官逼民反的政治死結最大 限度地推向極端，從而為全社會的和諧發展埋下根深蒂固的深層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 社會最具建設性的出路，祇能是強有力地推進以人為本和治官安民的憲政制度建設，而不是 操之過急地推行包括全民普選在內的全方位的自由民主。 具體來講，社會穩定的鐵三角，應該由平均線以下的窮人、平均線以上的富人、為窮人 和富人提供公平服務的公共權力及其官員共同組成。要保障包括窮人和富人在內的所有公民 的合法權利，一方面必須有高度量化的產權制度，從而把所有的私有資產、公有資產和國有 資產，最大限度地量化到個人頭上。另一方面，必須通過合理分權的政治設計、獨立運作的 司法體系和公開自由的輿論監督，把黨權高於一切的官本主義，改造成為與平均線以下的窮 人和平均線以上的富人三足鼎立的以人為本的平衡力量，進而通過國家或政府層面上的社會 資源再分配，充分保障弱勢窮人包括溫飽、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在內的底線生存。 換言之，羅爾斯正義論的第一條原則是盡可能地讓窮人和富人平等地擁有政治權利，如 起點平等、機會平等和規則平等。第二條原則是在平等的自由競爭中受損一方的利益最大化， 也就是在承認自由競爭所造成的貧富差別的前提下，為受損害的一方提供生存權利的底線保 障。對於既沒有自由民主傳統又沒有憲政制度及產權制度方面的傳統資源的中國社會來說， 當務之急並不是直接引進歐美先進國家的自由民主的果實，而是循序漸進地建設培育能夠取 代官本主義進而結出自由民主果實的憲政制度及產權制度，然後在人本主義的憲政制度的框 架之下，逐步實現全方位的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 （《起火的世界——輸出自由市場民主釀成種族仇恨和全球動盪》，[美]蔡愛眉著，劉 懷昭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