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造反派領袖胡厚民的生與死 （湖北）鍾逸 胡厚民，湖北漢陽人，1954年由技校分配到武昌造船廠當工人。1961年入黨，延至1964 年轉正。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常委。 1966年底，胡厚民與朱鴻霞等人成為「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簡稱 「工總」）的幫派頭目。12月，胡厚民到北京，在戚本禹的操縱下衝擊中南海。1967年1月 26日，胡厚民與夏邦銀、朱鴻霞等人策劃聯合奪取湖北省、武漢市黨政大權。2月22日，胡 厚民同楊道遠、朱鴻霞等人在《長江日報》發表了《無產階級奪權與資產階級奪權的生死決 戰》的長篇文章，加劇了武漢各群眾組織的分裂和派性鬥爭，使武漢內亂加深。「七二○」 事件後胡厚民與朱鴻霞一夥掀起了武漢地區反軍亂軍惡浪，並在北京組建成立了「五一六」 核心領導小組.返漢後，組織策劃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武器彈藥和大量軍事機密文件，召開 萬人大會，把鬥爭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胡厚民等策劃成立了「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總指揮部」，欲以此充當省革委會的過渡權力機構，繼而奪取省、市大權。當王力在「七二 ○」事件中被中央揪出之後，胡厚民夥同朱鴻霞等人竟要求王力擔任湖北省革委會主任。隨 後，胡厚民參與組織「北、決、揚」反動組織。 1968年1月，胡厚民參與策劃了武漢地區的「三反一粉碎」運動，致使武漢地區的生產 遭到損失，群眾遭受不幸。為了篡奪各廳、局大權，胡厚民與朱鴻霞等人指使姜詩存組織成 立「28個廳局奪權指揮部」，企圖架空省革委會，奪取廳局領導權。在此期間，胡厚民還參 與指揮中原機械廠武鬥，造成打死2人、打傷57人、工廠停產3個月、經濟損失數百萬元的結 果。胡厚民還插手浠水縣的武鬥，造成死15人、傷8人的慘劇。1969年，胡厚民在武漢參與、 組織、策劃「反覆舊運動」，召開「反覆舊、反逆流、反覆辟動員大會」，在中央下達了 《關於處理武漢地區「反覆舊」問題的指示》後，胡厚民一夥仍提出在武漢要進行不提反覆 舊口號的「反覆舊」運動，同中央指示對著幹。1970年6月胡厚民被監護審查，1974年3月解 除監禁後，其反黨反軍活動更加猖狂，多次召開黑會，製造內亂輿論，並多次有組織地圍攻 軍區、省市革委會，為了加強與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聯繫，胡厚民夥同朱鴻霞等人組織專門寫 作班子，給江青、王洪文送黑材料，以示效忠，提出「批林批孔就是批周總理」。1976年江 青反革命集團掀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胡厚民一夥更極力鼓吹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 政治綱領，攻擊老幹部是「民主派、」走資派「。 為篡黨奪權，胡厚民與朱鴻霞一夥成立了核心領導班子，於3月21日強佔省招待所13號 樓作為指揮部，並設立了所謂材料組、宣傳組等七大組，並按戰線分工，公開向省革委會要 官要權。 1976年10月6日，黨中央一舉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經中央批准，胡厚民被隔離審查， 1977年11月被依法逮捕。1982年7月28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 剝奪政治權利5年。 參加「文革」三次坐牢 上面全文照錄的，是1996年至2000年參加編輯《武漢大典》的人員根據中共武漢市委黨 史辦、武漢市檔案館提供材料寫成的「胡厚民」條目。該條目雖未最後入選《武漢大典》， 但它是筆者得到的官方關於胡厚民的最完整敘述，彌足珍貴.上個世紀80年代初，繼北京對 「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成員」的審判之後，各省也審判「文革」結束後即被拘押的所 謂「『四人幫』爪牙」。湖北省造反派的一批頭頭被判刑，其中判得最重的是胡厚民：有期 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一同受審的張立國（華中工學院學生，紅司新華工頭頭，省 革委會副主任）和夏邦銀（漢陽軋鋼廠工人，工人總部勤務組成員，省革委會常委、中共九 屆、十屆中央委員）各判13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朱鴻霞（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工人總 部一號勤務員，省革委會副主任——本文中人物簡介由三部分組成：「文革」初身份、群眾 組織職務、「三結合」被安排職務）被判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胡厚民的刑期和「四人幫」中的姚文元相同，超過林彪反黨集團中被判刑的所有人。他 被重判是因為拒不認罪。 「文革」10年，武漢造反派除1967年「七二○」事件後風光過一年多時間，其它時間幾 乎都在挨整。胡厚民的遭遇是湖北、武漢所有造反派遭遇的縮影，他三次坐牢，「文革」期 間竟有將近一半時間被監禁，「四人幫」垮台後胡厚民又被關了5年零8個月，才被法庭宣判， 此前未經法律程序他被關押了10年半。 官方上述「胡厚民」條目，頗具「蓋棺論定」的權威性口吻。然而，所述果真是事實麼？ 果真是歷史結論麼？「文革」後話語權被官方壟斷，「文革」真相長期被封鎖，官方媒體妖 魔化造反派，把所有的髒水都潑向造反派。值此「文革」爆發40週年，筆者探訪胡厚民的親 友和知情人，包括當時與他屬於對立派別的人士，深深感到：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堅 定勇敢、誠信、有愛心的人格，承受艱難而勇於負責，心繫國家命運和弱勢群體疾苦，拒絕 功利、利己和機會主義……這是人類精神天宇中永不磨滅的星光。在這星光普照之下我來說 胡厚民，不由想起人們提起他時常說的一句話：是一條漢子。 船工出身的工人造反派領袖 1937年6月15日，胡厚民出生在武漢市一個船工世家。父親胡仁德是一位老船工，在長 江、漢江靠撐船擺渡運輸養家餬口，育有五男二女，胡厚民是大兒子。10歲開始，胡厚民就 跟父親學撐船，後來又跟父親在大船上學司舵。 1949年，胡厚民告別3年艄童生活，插班進入漢口第六小學四年級。1954年初中畢業後 考進武昌造船廠技校，1955年元月加入共青團，畢業後分配到武昌造船廠工作。1958年大辦 鋼鐵時，胡厚民是轉爐工，工作環境很惡劣，胡厚民索性搬到武船鑄鋼分廠去住，晚上就睡 在餘溫燎人的爐子裡.由於表現積極，他當上電爐長.胡厚民1960年考入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 函授班，1961年7月1日加入中共。1965年武昌造船廠組織工人業餘文藝宣傳隊，讓胡厚民負 責。宣傳隊不僅在本廠演出，還走出廠門，到肉聯廠、國棉一廠、六廠、市技術工人學校等 單位演出，受到熱烈歡迎。胡厚民搞過一些業餘創作，還寫過一些報道在《湖北日報》上發 表。他還曾任車間黨支部組織委員.按當時說法，胡厚民可謂「根正苗紅」的培養、依靠對 象。 1966年夏天，胡厚民被派到北京鋼絲繩廠學技術，親身感受到北京如火如荼的「文革」 熱浪。回到廠裡，他和李承弘、喻尊啟三人成立「紅尖刀戰鬥小組」。真正讓胡厚民加入造 反派的，是8月下旬北京南下來武漢串聯的部分大學生，提出「炮轟湖北省委」口號，指責 湖北省委前一段運動「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湖北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局第二書記、「文 革」初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第二書記、省長張體學等，操縱多數派紅衛兵 及工農群眾「保衛省委」，大抓「南下一小撮」。王任重公開威脅「槍打出頭鳥」、「秋後 算帳」，張體學倣傚毛澤東，穿軍裝、坐敞篷吉普車在武昌體育場檢閱紅衛兵，省、市委組 織了文藝宣傳隊到各大中學校和工廠、農村演出《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舞。張說：「南下 學生傅軍勝是一個右派，將來不把他劃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狀！……送到湖北勞改，我省 長不當了，去當勞改隊長」；還聲淚俱下控訴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趙桂林，宣稱：「我就是湖 北佬，我不是好惹的！」 當局始料未及的是，發動「湖北省委就是好」的大辯論，卻發動了群眾. 1966年11月10 日，在全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高潮中，幾乎與上海「安亭事件」同時，武漢的造反 派工人成立了工人總部。胡厚民是發起者之一。 胡厚民的「文革」角色與「罪名」 胡厚民在「文革」中幹了什麼？ 因胡厚民在受審時拒收起訴書和判決書，其家屬無法向作者提供決定他命運的這兩份文 件；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和市檔案館又不開放讓公眾查詢有關「文革」的檔案，省、市圖書 館竟規定：查閱「文革」期間報刊者須出示省、市委辦公廳的介紹信。作者祇找到本文開頭 的「胡厚民」條目，並對照夏邦銀、朱鴻霞、吳焱金（武漢市無線電元件廠工人，武漢工人 造反總司令部一號頭頭，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等人的判決書，和1977年4月湖北省「夏朱 胡專案組」公佈的《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證材料》，相信當局對胡厚民的指控， 應該與《夏邦銀刑事判決書》（市法〔82〕刑初字第29號）所述大致相同，─曰「顛覆政府 罪」，二曰「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三曰「誣告陷害罪」，「即在『文化大革命』10年內亂 中，以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團，大肆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誣陷、迫害幹部和群眾，陰謀篡奪我省黨政領導權。」當然， 在「文革」中不同時期和「文革」後1982年審判中，罪狀說法各有不同。 通過大量採訪當事人，結合不同時期當權者給胡厚民羅列的主要「罪狀」，挑選其中武 漢地區有影響的事件，將胡厚民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敘述如下。 一，關於「衝擊中南海」 據親歷者李承弘、王光照（武漢鍋爐廠工人，工人總部成員，武漢鍋爐廠革委會委員） 等人回憶：在華中工學院、湖北大學和首都南下造反大隊學生的牽線串聯下，工人總部在湖 北大學31號樓形成雛形，大約在10月底成立的工人總部勤務組有李承宏、李洪榮、余福生、 彭國華、胡國基、朱鴻霞、丁哲生七人。1966年11月10日，工人總部在省委洪山禮堂舉行成 立大會，張體學和省委書記處書記趙修到會，張體學講話，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動，祝賀 工人總部成立；他提前離開，說細節由趙修繼續講.張走後，趙修就一問三不知，連成立總 部都不同意，祇同意設聯絡站，結果談崩了。不能「樹旗」，組織又得不到省委承認，工人 們於是決定攔火車到北京，希望得到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幾百人到北京後住在國務院白石 橋接待站，向中央反映情況，也到北京各高校與機關串聯，瞭解形勢。 幾乎同時，上海發生「安亭事件」，大批工人在安亭攔火車要求進京，中央文革小組組 長陳伯達在給上海工人的電報中，要求他們返回原單位，說「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上海 工總司則批判陳的電報是「大毒草」。全國各地在京「造反」的工人，在首都工人體育館舉 行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大會得到首都紅衛兵三司幫助，武漢工總到京人員負 責整個會務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王光照回憶：會後，我們打著「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的旗幟，步行來 到中南海西門，在牆壁上貼了兩條標語，說我們要找陳伯達同志辯論：到底革命是「大道理」 還是生產是「大道理」？我們認為陳伯達把「大」「小」顛倒了，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我們 共去了三百多人，為了避免給人以口實，我們把身上凡是金屬製品哪怕是指甲剪也都集中交 給其他人帶回去。朱鴻霞、胡厚民、王光照和李承弘等人排隊走到中南海西門，與一個穿四 個口袋軍裝的幹部交涉要見陳伯達.大家都安靜地坐在警戒線外，祇有一兩個人站起來，要 求轉達「一定要把陳伯達同志請出來」。晚上絕大多數人撤走後，胡厚民和李承弘等人一直 堅持到深夜12點.這就是次年3月武漢軍區把「工總」打成「反革命」的主要罪狀之一—— 「衝擊中南海」。 二，參加「一二六反革命奪權」 工總領袖非常重視在大型企業的產業工人隊伍裡發展組織。工總初期，造反派普遍也受 「出身論」影響，怕被外界抓辮子說「政治不純」、「組織不純」，推選領袖時很注意其家 庭成份和政治表現，胡厚民是黨員，是產業工人，有較強的組織號召能力，很快被推選為 「工總」勤務組二號勤務員，從此，工總實際上是他掌握實權。 一月奪權後武漢造反派分裂成為「鋼派」與「新派」。使局面更加對立的，是武漢軍區 十天後介入辯論，於2月18日發表「嚴正聲明」，認定「二八聲明」大方向錯誤，是一小撮 別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劃、製造分裂、挑動群眾斗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的，聲稱部隊將對反 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該聲明用宣傳車、直升機在全市和造反派集中的 大單位散發.黑雲壓城城欲摧之際，造反派並不示弱，楊道遠（武漢測繪學院學生，鋼二司 一號勤務員，後為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回憶：我們又組織了一個「二二二文章」《資產階 級復辟與無產階級反覆辟》，與武漢部隊「二一八嚴正聲明」針鋒相對，署名為楊道遠、朱 鴻霞、胡厚民。 但3月17日晚，形勢急轉直下：武漢軍區在全武漢市實行大逮捕，拘捕工總分部以上頭 頭共485人。3月21日，武漢軍區發佈公告，宣佈工總是「反革命組織」，「立即予以解散」。 二司頭頭不得不列隊去武漢軍區支左辦公室「請罪」。 胡秀娟回憶：3月17日晚，建樂街派出所戶籍警三、四個人到家裡來抓胡厚民，胡的妹 妹胡茜（24女中68屆高中生、班團支部書記，鋼二司紅衛兵）反應激烈，說你們沒有逮捕證， 不許帶人走；說深更半夜抓人，又沒有帶銬子，用繩子五花大綁地捆著，抓人是非法的；你 們鎮壓革命造反派，我要到毛主席那裡去告你們。她追著警察一直罵到派出所。 這次胡厚民被拘押，罪名是「陰謀顛覆政府」，「非法組織工人總部，成為幫派頭目； 衝擊中南海；參與了一月奪權」。此罪名被毛澤東、周恩來親自推翻。1967年7月17日毛澤 東說：「工人總部要平反，抓的工總的幾個頭頭沒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 毛澤東還說：「對工總那麼整，不商量，就是有問題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識搞 的。」 1967年7月18日，周恩來在武漢軍區師級以上幹部會議上代表黨中央提出：「武漢軍區 首長要主動承認犯方向路線的錯誤，尤其錯誤的是工人總部的解散，……要徹底平反，釋放 被關押的造反派頭頭.」「肯定工人總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眾組織、左 派，大聯合以他們為核心。」 胡秀娟告訴筆者，1967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在東湖梅嶺（疑為梅園——作者）親自交 代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要他釋放朱鴻霞和胡厚民。第二天，階下囚一下變成了座上客， 陳再道將朱鴻霞、胡厚民等人接到軍區招待所吃了一頓飯，送了每人一套《毛澤東選集》， 用吉普車將兩人送到造反派的大本營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釋放。胡厚民什麼東西也沒有帶出來， 身上穿的是父親舊社會穿的藍布衫，上面到處是洞。 三，「反軍亂軍」和「搶槍武鬥」 反軍亂軍是造反派的一條主要罪名，其實，「揪軍內一小撮」和「武裝左派」最先是毛 澤東自己提出來的。早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加上「混進黨內、政府裡、軍隊裡 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提法。1967年7月18日晚上，毛澤東講：「為什麼不 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8月4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等人的信中 說：「當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武裝左派。」經毛澤東審定的196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中央軍委《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中也用了「軍內一小撮」的 提法：「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 周恩來步步緊跟毛澤東，在1967年8月11日接見首都紅代會學生代表說：「武漢的工人 就可以武裝起來。」 但是，僅僅祇過了一天，8月12日，主席的指示傳到北京，說「黨內、軍內一小撮」的 提法不策略。 「七二○」事件中央表態支持武漢造反派以後，武漢造反派確有頭腦發熱、派出人員到 全國去支左、衝擊軍事機關的事，但中央制止後很快就停止了。 關於武裝左派和搶槍，根據目前看到的材料，與胡厚民並無牽連.至於胡厚民「參與指 揮中原機械廠武鬥」的罪名，實際上是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等人有責任，她被控「組織指揮 打砸搶」，1977年10月被當局逮捕入獄，1980年4月被判刑5年。從武昌區人民檢察院對胡秀 娟的起訴事實看，此事與胡厚民毫無關係，但是在批判胡厚民時這筆帳還是算在他頭上。 四，不得不說的「鋼新之爭」 武漢軍區取締工總，被工總、二司等組織「二八聲明」說成是「湖北黑省委的別動隊」、 「造反奸賊」、「托派」的新派並沒有幸災樂禍，而是認為：這是否定整個「文革」，並不 是僅僅對著哪一派造反組織。唇亡齒寒，新派早在3月4日就伸出援手，在他們控制的《湖北 日報》上發表社論《粉碎秋後算帳的反攻倒算》；隨後新華工借慶祝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 考察報告》發表40週年，遊行到二司組織為主的院校串聯，高呼毛40年前的語錄「一切權力 歸農會」、「痞子要掌權」，支持受壓的二司。4月5日，武漢市一中造反派大聯合組織新一 中革司成立，立即公開驅趕軍區支左辦公室派來的工作組，並發動了兩次聲勢浩大的、矛頭 針對武漢軍區和市人武部的絕食行動。 6月17日、6月24日、7月15日，武漢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幾次對造反派大圍攻的 「白色恐怖」中，鋼、新兩派工人、學生的血流在一起。 但大敵當前，造反派內部並未消弭矛盾。楊道遠回憶：「我們組織班子寫上北京的匯報 材料，新派和鋼派都參加，主要分歧就是為工總翻案上，意見不一樣。」鋼派要求徹底翻案， 釋放被抓的頭頭；新派則祇要求給工總廣大成員平反。 「鋼新之爭」的焦點，是以誰為核心來掌權？鋼派頭頭特別是胡厚民認為新派不是堅定 的造反派，有投機性。他們唯我獨「左」的思想也與當權派蓄意挑撥離間有關.柳英發說， 劉豐曾經對鋼派頭頭煽動說，你們鋼派是堅定的革命造反派，新派是小資產階級、投機商、 統戰對像；你們鋼、新兩派還在打內戰，百萬雄師還在鬧翻案。林彪「九一三」事件發生後， 朱鴻霞、胡厚民在批判林彪死黨劉豐時都揭發過此事。1972年張體學患癌症臨終前，則把新 派頭頭召集起來開會，挑撥說一定不能讓鋼派頭頭掌權。 五，領導武漢的「反覆舊」運動 「反覆舊」不是武漢造反派的發明，全國最先搞「反覆舊」的是時任山東省革委會主任、 濟南軍區政委王效禹，是《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最早提出「反覆舊」口號（見1968年 10月出版的《紅旗》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和 1969年2月《人民日報》刊登的對北京化工三廠的整黨調查）。「兩報一刊」字裡行間傳達 的信息決不會逃過受壓的造反派敏銳的眼睛。 造反派認為武漢就是《紅旗》社論所指的「祇有形式上的三結合而不是革命三結合」。 柳英發回憶：1968年省、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初期，「在革委會裡，基本上是軍代表說了算， 幹部代表和群眾代表不起作用。群眾代表祇是個花瓶和陪襯.當時有一種說法，說群眾代表 是『開會主席台，看戲前三排，電話一打小車來。』」 1968年底，大、中學生大批畢業離開學校到軍墾農場、上山下鄉，隨著開展清理階級隊 伍運動，各單位紛紛舉辦「五不准學習班」（當局認可其隔離審查期可折算刑期，相當於牢 房），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為專案審查對象，軍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隊」來整造 反派。同時各單位還發起「捅馬蜂窩」運動，以奪取造反派在各級革委會中的政治地位。 「三結合」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名存實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的局面。 1969年初，胡厚民看到了報刊上有關「反覆舊」提法和王效禹在《人民日報》的署名文 章《擊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撲》。此時單位的保守派來家裡抓他，胡厚民及時跑掉，到了青島， 見到了青島市革委會主任楊葆華.幾件事促成胡厚民下決心回武漢發動「反覆舊」。此時造 反的大、中學生都已離開城市，工人造反派自「文革」以來首次獨立面對強大的當權者，胡 厚民意識到，必須團結新派同志一起「反覆舊」，才能造成強大聲勢。 六，被打成湖北「北、決、揚」和「五一六」總頭目 對胡厚民及湖北造反派給以致命打擊的，是1969年下半年開始的清查「北、決、揚」、 「五一六」和批判極「左」思潮，簡稱為「兩清一批」，時間長達5年。胡厚民被誣陷在北 京組建「五一六」核心領導小組，是湖北地區「北、決、揚」的總頭目，他為此在「文革」 中第二次被關押達4年5個月之久。 「北、決、揚」即「北斗星學會」、「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 革命派聯絡站」和《揚子江評論》的簡稱，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異端 思潮的同一鬆散群體演變的三個名稱.據馮天艾（華中工學院學生，「北、決、揚」主要撰 稿人之一）回憶說：「北、決、揚」人員極盛時不過25人，由於認識上的差異，造反派鋼、 新兩派中絕大多數人對其都是反對的，在其被中央定性之前，多次強烈批駁其觀點.魯禮安 （華中工學院學生，「北、決、揚」主要撰稿人之一）就是被黃石鐵山的新派抓獲押送新華 工，再送武漢警備區關押的。由於魯在「七二○」事件前冒著白色恐怖為工總翻案，被抓後， 鋼工總許多基層單位自發組織了營救活動，但並非出自對其觀點的贊同。柳英發說，鋼工總 領導人和胡厚民本人都不支持「營魯」。 軍區三辦（支左辦公室）的負責人徐鍵等人成天穿梭於鋼、新兩派之間搜集「北、決、 揚」的罪證，對造反派普遍反對「北、決、揚」一清二楚。可是曾思玉、劉豐等人卻指使軍 區三辦以湖北省革委會的名義向中央寫報告，捏造罪名，認定「北、決、揚」是由一小撮叛 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的反革命組織，利用中共中央1969年9月27日對武漢問題的 指示（簡稱「九二七」指示），借批「北、決、揚」為名，把全省造反派統統打成「北、決、 揚」和「五一六」分子。 柳英發說，從10月3日到10月28日，曾思玉、劉豐在洪山禮堂召開省革委會擴大會議， 傳達、貫徹「九二七」指示。我是從10月16日開始參加會議的。這次會議，批「北、決、揚」 祇是名義，實際是批武漢造反派的頭面人物，批胡厚民、朱鴻霞、任愛生、楊道遠等，特別 是集中批判胡厚民。大會發言中，凡是造反派的發言，無論鋼新，多是先把自己批評一番後， 再集中批胡。朱鴻霞就揭發過胡厚民的「三個長期鬥爭論」，即所謂「革與保的鬥爭是長期 的；革委會中新老幹部的鬥爭是長期的；鋼新兩派的鬥爭是長期的」論點. 1969年10月3日， 劉豐在湖北省革委會擴大會上關於「北、決、揚」問題的講話，表明了曾、劉等炮製驚天冤 案的來龍去脈及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他講到「決派」及《揚評》的反革命罪行共10條，從 第5條開始就全是張冠李戴，把部分造反派做的事說成是「決派」罪行。例如：「五、煽動 搶槍，挑動群眾組織打內戰」，「八、鼓吹『反覆舊』運動，狂熱地煽動向無產階級反奪 權」，「九、鼓吹反動的『工團主義』，破壞革命委員會的一元化領導」等等。 被曾、劉欽定為「北、決、揚」一號頭頭的魯禮安聽了十大罪狀，莫名其妙，他在幾十 年後寫道：「這後面幾條以前我都沒聽說過，大概是社會上一些群眾組織鼓吹的，也一股腦 栽到我們頭上」。實際上，此時曾、劉首長「醉翁之意」早已不在幾個「空議論」的書生了， 而是想用「北、決、揚」這個籮筐，將所有造反派都裝進去。 1969年11月上旬，中央決定在北京開辦湖北省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造反派組織的骨幹和 頭頭10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軍學院。平毅（武漢液壓件廠技術員，工造總司宣傳部長，湖 北省總工會副主任）回憶：學習班是中央黨校性質的，名譽校長是林彪，陳伯達親自主持， 學習班的主要負責人是張昭劍，說學習班的目的是要鬥私批修，解決湖北派性問題，弄清湖 北文革中幾次大的事件，如搶槍、武鬥、派性會議和大的爭論，實際上是專揪「北、決、 揚」、「五一六」。張昭劍在學習班裡把主要矛頭指向三鋼三新。因為工總組織大，在武漢 乃至整個湖北的影響都很大，而胡厚民的點子比較多，張昭劍就把朱鴻霞、胡厚民並列為重 要對象。在學習班裡，反覆地調動感情，把是否認識自己有問題、是否揭發別人，提高到 「對毛主席忠不忠」的高度，逼迫承認參加了「北、決、揚」、「五一六」。要求大家畫出 各種反動組織表格的式樣，一直畫到上面滿意為止。 王光照也說，當權派對胡厚民特別「重視」。電信局的湯玉蓮作為武漢造反派的女代表， 參加過中國婦女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因為當權派要整胡厚民，沒找到過硬罪證，就想要 湯玉蓮承認她與胡厚民有不正當男女關係.學習班搞「車輪戰」，日夜不讓休息，點著大燈 泡照她的眼睛，最後她被逼跳樓自殺。 因為新派從「北、決、揚」誕生之日起就與之針鋒相對，把新派說成是「北、決、揚」 確實讓天下人不服。陳伯達不愧是大秀才，他把學習班的方向從消除派性扭轉到揪「五一六」 分子，找到了致所有造反派於死地的共性問題.劉漢武（武漢機械學院學生、鋼二司司令部 工作人員）回憶，1970年元月，陳伯達到學習班講話，說造反派偏離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派 性膨脹，打倒了一批走資派就忘乎所以了，又跟走資派搞到一起。北京出了「五一六」，中 央抓了他們，他們就分散到各地發展組織。陳伯達問武漢有沒有「五一六」，朱鴻霞回答說， 武漢造反派在觀點上與「五一六」針鋒相對，在內部進行過清查，沒有發現「五一六」。陳 伯達出門後，又轉身回來說，不是你說的那樣，「五一六」在武漢大大地發展了組織。陳伯 達越說越氣，說你們不爭氣，我們中央文革很傷心。 學習班後期，他們抓了工總的劉萬泰、九一三的張鵬程、工造總司的王錦銘，打成「現 行反革命」。 1970年5月30日，胡厚民、楊道遠、李想玉等人從學習班被逮捕單獨押解回漢.胡厚民、 楊道遠被定性為湖北省「五一六」的總頭目。1970年6月11日至16日，經中共中央批准，湖 北省革委會召開擴大會議批鬥胡厚民、李想玉等。顧建棠（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團委書記、 長辦聯司一號勤務員、長辦革委會副主任、湖北省革委會常委）回憶，劉豐1970年10月1日 在漢陽的大橋工程局平台上看焰火時對人講：「『北、決、揚』就是土『五一六』」。 胡厚民拒不認賬，一點也不妨礙他成為雙料的反革命分子。曾思玉1971年1月17日在湖 北省「兩代會」上，公然誣陷胡厚民是「五一六」和「北、決、揚」。曾思玉說：「要把 『北、決、揚』的總頭目胡厚民的『三個反對』、『三個重建』、『三個長期鬥爭』的反革 命黑綱領批倒批臭」。「胡厚民就是（工總）駐北京聯絡站的站長，干了許多反革命勾當。 他與『五一六』合夥」。 楊道遠回憶，一直整到1972年，最後祇剩下我和胡厚民、任愛生三個人關在省公安廳. 那是個單獨的院子，有伙房，但是吃飯不在一起，偶然開鎖可以聽見，說話也可以聽見，生 活上還不算虐待。1973年3月轉移出武漢，到了招待所看床上的被子印著「咸寧地區招待所」 的字樣，才知道到了咸寧。 1967年9月起至1972年底，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聯手，多次作出指示，中共中央多次 發出文件，在全國範圍內清查「五一六」分子。打擊面之廣，持續時間之長，整人手段之卑 劣，在「文革」中都屬少見。被當局說成是全國「五一六」總頭目的王力，1981年7月17日 在秦城監獄給黨中央寫信時說：「中紀委告訴我全國整了一千萬『五一六』分子。」被點名 的「五一六」頭頭除王力、關鋒、戚本禹外，還點過蕭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這些 人後來都被證實不是「五一六」。 建了賬，就應該銷帳。「五一六」這個禍及全國一千多萬人、許多人被整死、致殘的特 大冤假錯案，到「四人幫」被粉碎時不了了之，沒有任何人得到平反、道歉。 1972年，已經復出擔任省革委會副主任的張體學，在洪山賓館告訴劉漢武：「湖北整 『五一六』、『北、決、揚』，全省搞了六十幾萬.確實搞錯了，要給省委一點時間來糾正 錯誤.」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曾思玉臨走前在洪山賓館召開軍隊師級以上幹部、地方省 革委會常委以上幹部會議，說：「湖北清查『北、決、揚』、『五一六』搞了幾十萬，不該 斗的鬥了，不該批的批了，不該抓的抓了。我心裡也很難受。很對不起，這個事情搞錯了， 向被整的人賠禮道歉。」 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黨組經省委批復同意的《關於處理「北、決、揚」 一案的請示報告》指出：作為認定「北、決、揚」反革命組織的主要依據即幕後是由一小撮 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的事實已不存在，而且公開發表的「決派宣言」不能認定 為反動綱領，因此，「北、決、揚」不能定為反革命組織。魯禮安、馮天艾等人免於起訴， 先後釋放。此案才大白於天下。 兩個反革命陰謀集團竟然全是子虛烏有！誣陷胡厚民在北京組建「五一六」核心領導小 組和胡厚民參與組織「北、決、揚」反動組織，完全是別有用心地打擊造反派的伎倆. 七，批林批孔時提出「放、平、補、提、納」五字方針 從1968年下半年清理階級隊伍至1973年中共十大這五年中，在湖北武漢掌權整造反派的， 主要是軍隊幹部。曾思玉、劉豐等人把許多地方幹部也作為打擊對象。劉豐常常說：「南下 幹部特務多，五師（湖北地方幹部以新四軍五師幹部為班底）幹部叛徒多，地下黨幹部地頭 蛇多。」真正「架空革委會」的，實際上是這批人。 批林批孔運動初期，1974年3月2日，胡厚民被從監獄裡放了出來，他身體被折磨得非常 不好，經常得去協和醫院看病。 此時，武鍋的造反派偶然在廠黨委檔案室發現毛澤東關於湖北省清查「五一六」搞過了 一點，要剎車、糾正，並注意政策的講話。林彪死黨劉豐竟對之封鎖，在文件上批示「暫不 傳達」。此時劉豐早已垮台被監禁，曾思玉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去了濟南軍區，鋼工總 的四大柱頭武重、武船、武鍋、電信局，馬上召集一些人到武漢軍區門口靜坐要求接見。新 調來的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領著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張玉華在武昌炮校接見了造反派代 表。王光照說：「我們將劉豐封鎖毛主席的指示，對抗中央精神，長期整群眾的事當面向楊 司令員作了匯報。楊得志就轉頭去問張玉華有沒有這件事情，張玉華當時內心極為驚恐不安， 他把眼鏡取下來，又戴上去，又取下來。楊得志拍案追問，最後張玉華哭了，承認有這件 事。」 據顧建棠說：軍隊整了許多造反派和地方幹部的黑材料，有一份列有18人的名單，上面 有曾思玉的親筆簽字批示，說是在必要的時候，對造反派的一些人要處以極刑，當中就有我 的名字。 林子忠回憶，1974年3月30日，鋼派的人已經把軍區圍著要「兩清一批」的黑材料。新 派頭頭張立國發話要我牽頭去找市委查封軍區搞的黑材料。當時鋼新兩派關係並不融洽，但 都意識到不聯合不行。胡厚民趕到市委，對我們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動表示堅決支持。市委 書記王克文在市委黨校一號樓小會議室接見我們說：「曾思玉不是解放軍，是軍閥」。據柳 英發講，王克文還專門對胡厚民的所謂罪狀進行了駁斥，說是「栽贓」。林子忠說，根據一 定的組織程序，我們留了借條，將3萬多份「兩清」材料運回，是經王克文書記同意的。過 了一周，市委秘書長栗棲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運走和搶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來。」我們 將材料一份不差地運回了市委。凡是1974年到軍區去搶了「兩清」檔案材料的人後來都判了 4年徒刑，我當時辦了手續，留了借條，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 胡厚民放出來後，主持制定了湖北武漢批林批孔運動的「放（人）、平（反）、補 （台）、提（干）、納（新）」五字方針。胡厚民被補台到省總工會任副主任。5月底，隨 著中央口徑的變化，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偃旗息鼓了。1975年初至1975年底鄧小平搞整頓時， 胡厚民、張立國、朱鴻霞、夏邦銀被省委分別安排到羅田、麻城、大悟和通城縣掛職鍛煉。 任縣委副書記和公社黨委書記（朱不是黨員，任縣革委會副主任和公社革委會主任）。 顧建棠說，當時結合到省市革委會常委的造反派頭頭絕大部分都派了下去，對外講是根 據鄧小平指示，新幹部要下去鍛煉，將來好工作，省委、省革委會對下面的內部指示是，這 些派頭頭在武漢會鬧事，放下來監督。實際是和貧下中農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勞 動），用這種方式把「三結合」中群眾組織的代表趕走。這幾個人在基層工作是很積極的， 與基層幹部關係處理得較好。1976年2月，省委通知我們回漢參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 動。 八，反擊右傾翻案風 據吳焱金、林子忠、曹承義等眾多造反派頭頭講，1976年湖北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是胡厚民領導的，沒有胡帶頭搞不起來。 吳焱金說：胡厚民先來找我，通過我影響原新派的潘紅斌（武漢市三輪摩托車廠工人， 工造總司二號頭頭、湖北省革委會常委）、顧建棠、謝望春（國棉三廠工人，「文革」中參 加工造總司，中共九、十屆中央候補委員，武漢市紡織局黨委副書記）等人，當時鋼新兩派 很團結.胡厚民確有號召能力和組織能力。 據林子忠、顧建棠等人回憶，1976年胡厚民甚至兩次找了「百萬雄師」一號頭頭俞文斌 （「文革」前為武漢市機械局武裝部副部長，1967年「七二○」事件後被關押4年，1977年 後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漢市經委副主任、湖北省暨武漢市駐香港辦事處主任），我們和 胡厚民都主張和「百萬雄師」的人合作對付當權派，但是造反派中多數人反對，說我們是 「投降派」。 據顧建棠介紹，其實在當時形勢下，省委也在主動轉彎子。1976年9月25日，水利部長 錢正英到湖北，跟省委商量，調他到水利部去當副部長.省革委會副主任饒興禮把他找到東 湖客舍，趙辛初、姜一當面告訴他，省委不同意，因為準備安排他當省委副秘書長.後來才 對錢鬆口。 顧建棠還說，省委按照毛的指示「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 己」，已經準備安排夏邦銀當省委書記，革委會成員中造反派是黨員的都進同級黨委領導班 子，不是黨員的都發展入黨.胡厚民對林子忠說，趙修態度較好，書記們（指兩趙一王，不 包括韓寧夫）對我們不錯了。 隨後發生10月6日的巨變。顧建棠說，會議開到10月7號晚上，中央通知趙辛初、趙修、 楊得志8號到北京開會。他們次日回武漢後，省革委會會議倉促結束。 1976年10月7日晚，胡厚民對張立國、朱鴻霞等人講：「實踐證明，我的『三個長期斗 爭』的理論是正確的，現在還不是新老、革保的鬥爭嗎？這類鬥爭還得長期鬥下去。」 10月12日，省委向省直機關除造反派以外幹部傳達「四人幫」被抓，胡厚民私下說： 「我作好了坐牢殺頭的思想準備。斷定這是一次右派政變。」「同志們準備迎接最艱苦的風 浪，已經是考驗同志們的時候了。」「你們以後不要亂跑了，特別是不要到上面頭頭這裡來， 把毛主席給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憶一下，自己領會就行了。」 「四人幫」被粉碎僅一個月，胡厚民等人就被由「百萬雄師」極少數骨幹分子組成、受 到省、市委支持的群眾組織「工農兵」非法關押一個多月。 這是一次不為世人所知的秘密審訊。據汪揚（長江儀表廠工人，百萬雄師礄口區宣傳部 副部長，1977年提拔為武漢複印機總廠副廠長，後調市經委並提為正處級）披露：約1976年 11月上旬，「我們『工農兵』頭頭研究決定，對造反派的主要頭頭要抓起來辦學習班」， 「交代問題」。「武昌（漢陽）以武重、武鍋、武船、漢軋的同志為主」，將「夏邦銀、朱 洪（鴻）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勳等人抓起來」。「其目的有三點：1.掌握『四人 幫』插手湖北、武漢的情況和（有）牽聯（連）的人和事；2.三鋼頭頭打、砸、搶、抓、抄 的罪惡行為；3.湖北、武漢個別領導幹部與『四人幫』的牽聯（連）和支造的事實真相」。 汪揚寫道：我們辦的一個多月的學習班結束前，對夏邦銀、朱洪（鴻）霞、胡厚民、董 明會、李湘（想）玉等在全市進行一次聲勢浩大的游鬥，每人一輛車，大長了廣大工農兵群 眾的志氣，大滅了造反派的威風，他們如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游鬥後（我們）把他們移 交專政機關. 1976年12月直至1982年7月被法庭宣判，胡厚民被關押在位於武昌民主路45號 看守所。一同關押的楊道遠說，這裡以前是監獄，裡頭有一棟樓上關人，夏邦銀、朱鴻霞和 胡厚民都關在這裡，原來因「北決揚」案件被抓的人都還關在這裡……看守所訂有一份《人 民日報》，一份《紅旗》雜誌，先送到我那裡，然後輪流轉，到了最後上面的字跡就看不清 了，有人拿著它打蚊子。 致死堅持信仰 1976年12月，胡厚民被隔離審查。12月12日，湖北省委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黨委深入揭 批「四人幫」及其「在湖北的骨幹分子」胡厚民等人的反革命罪行。兩天後，12月14日，全 省批鬥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大會在洪山禮堂召開.1977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將 夏邦銀、胡厚民、張立國永遠開除出黨，撤銷一切職務；司法機關「依法」將其逮捕，近五 年後的1982年7月28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刑。 胡厚民1982年7月24日在法庭上的陳述記錄稿在當局手中。下面是胡厚民在獄中的追記， 1983年由家屬探監時帶出。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認為我的問題決非個人問題，而是個社會問題.不為個人陳述，我要為千千萬萬在 「文化大革命」中致傷、致殘、致死，被批、被斗、被關的工農兵群眾、幹部、知識分子、 青年學生，他（她）們的子女及親友在這裡講幾句，為他（她）們鳴冤叫屈。我認為，既然 文化大革命全錯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評價，而且 得到了各種優厚的照顧；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評價，而且仍然背著 各種罪名（包括其子女及親友長期遭到歧視和排斥）。人民是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概念，人民 法院不應該站在某一邊講話，應該為全體人民作主，伸張正義.決不能以曾經反過或者保過 自己來作為判斷是非、認定功罪的標準，而應該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大公無私， 親疏一視同仁，不是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我想在這裡也應該是平等的。造反派這邊傷 害了那邊的問題，我願承擔一切責任。那麼「百萬雄師」（「文革」中湖北最大的保守組織 ——鍾注）那邊傷害了這邊的人，該由誰來承擔責任呢？總不能說這邊是人民，那邊就不是 人民罷？！ 也許有人說我這是為民請命，對此我將理直氣壯地告訴他，這是責無旁貸的。為此，我 將代表這些受害者及其親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頭起訴，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場 上秉公執法，嚴肅審理，為全體受害者作出一個實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結論。我起訴的內容 如下：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於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積極投入 「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小 鄧拓」等等罪名的工農兵群眾、幹部、學生、知識分子，如果這些人確負上述罪狀，請按國 家法律懲處；如果不是，應該給這些人員作出一個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結論。該追究誰的 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個晚上以「反革命」名義抓成千上萬的人，關押時 間不等，有的致傷、致殘、致死，如果上述人員確係反革命，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果不是， 就應該給人家作一個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結論。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階級隊伍時，據曾思玉（武漢軍區司令員——鍾注）在總理面前匯 報時說：湖北全省清理出幾多萬階級敵人（我當時在場，曾有講話稿可查）。如果這幾多萬 確係階級敵人，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果不是，就應該給這些人作一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 結論。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 第四、1969年中共中央發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證據，這個文件是康生搞的），曾 思玉、劉豐（武漢軍區政委——鍾注）在湖北大抓「北、決、揚」、「五一六」，全省上下 被打成「北、決、揚」分子、「五一六」分子的人，數以萬計，被批、被斗、被抓、致傷、 致殘 、致死的人數是空前的，我個人就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在湖北的幕後總指揮， 「北、決、揚」反動組織的總頭目、總後台、幕後主要操縱者。假如上述情況屬實，請按國 家法律懲處；如果不是，就該給上述人員作出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結論。到底誰是「北、 決、揚」？到底湖北有沒有「五一六」？應向全省人民講清楚，好像天津市委就宣佈天津沒 有一個「五一六」分子。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 第五、1970年曾思玉、劉豐在大抓「北、決、揚」、「五一六」的高潮中，每次批鬥我 時，都要提出一部電台來，並稱這部電台是我私設並使用過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歲，還 不知電台是何許物也。請法庭審查，假如確認我私設電台並使用過，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 果不是，請對這個轟動全省的奇案，應該作出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結論。該追究誰的責任？ 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 第六、1976年底以後，全省上下許多人被打成「四人幫」的黑干將、黑爪牙、黑爪毛等 等，被抓、被斗、被關、致傷、致殘、致死者無法統計。如果上述情況屬實，請按國家法律 懲處；如果不實，就該給上述人員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 責任？ 以上問題如果真正得到了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決，槍斃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 果得不到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決，槍斃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們偉大 的黨，必定會作出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結論。至於我是判死刑還是判無期，那就隨你們的 便罷.但是為了向黨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跡，特寫了二首小詩，題為法庭吟。 第一首肉軀刀可斷，主義槍難滅。身首異處分，魂猶信馬列。 第二首行至地獄入口處，當像遊子返故居。入黨曾許獻終身，捐軀豈能頭反顧。一刀可 將生命斷，萬槍難使真理屈。共產黨人誰惜死，敢擎方寸照寰宇。 撤職、開除黨籍、坐牢三件事，都落到了胡厚民頭上，他做到了三不怕，判刑後胡厚民 考慮實踐第四件事：離婚。 胡厚民1964年結婚，妻子是華中農學院園藝系「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在武漢市青山 良種場任技術員，育有一子一女。胡厚民對妻子感情非常深厚，1980年，胡厚民寫下了《獄 贈妻》詩二首，其中寫道：「但疚堂上孝久失，亦憾膝下養中斷，戀窩雖損鴻鵠志，無情亦 非男子漢.」 但他從判刑之日起就要求與妻子離婚，準備獨自將牢底坐穿。胡妻開始不同意，在胡堅 持下祇得從命。1983年元月20日，胡厚民在被囚禁六年多後，第一次接到四弟胡世明試投給 襄北勞改農場的來信，他在覆信中說：「下午接到洪山區法院復函，內容盡抄如下：我院已 收到你訴訟離婚的來信。案件正在著手審理。如需找你，到時通知。洪山區法院。1983年1 月17日。」當年胡厚民與妻子解除了婚約. 1984年，胡厚民在獄中獲悉他最疼愛的妹妹，到 武昌縣插隊的胡茜在勞動時被雷擊身亡，而自己即將參加高考的愛女胡穎又竟患白血病去世， 這對他不啻是晴天霹靂.他飽蘸淚水寫下了長長的《挽愛女——胡穎》悼文。聞知前妻的單 位武漢市青山良種場為女兒治病承擔了大額醫療費，胡厚民將家人送到獄中的菲薄生活費寄 去20元，在匯款單附言欄中寫道：「巨款還清十二載，唯因祇此綿薄力。倘若他日能活歸， 再趨尊處謝救妮。」（胡當時認為還要坐牢12年。——鍾逸注） 胡厚民不服判決。他的姐姐胡秀娟和朱鴻霞的妻子朱愛華1983年去關押胡的襄北機械廠 探監，遇到他正在絕食，將牢飯讓給其他囚犯吃，差點餓死，被獄醫注射葡萄糖救活。回漢 後，胡秀娟給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武漢市長吳官正寫信，要求讓胡厚民保外就醫，被拒。 襄北農場在梁坡磚瓦廠為胡蓋了一排平房，周圍是高牆，哨兵在屋頂上站崗，安排幾名刑事 犯與胡厚民關押在一起，以便監視。胡厚民戲稱關押處為「胡家大院」。 1986年夏天，胡秀娟和母親陳愛娣去襄樊看望胡厚民，正巧又遇上胡厚民不肯穿囚服、 不肯在胸前掛囚犯牌子，上級來監獄檢查，獄方就將胡厚民關押到禁閉室，胡厚民絕食抗議. 絕食第五天，已是奄奄一息，監獄領導接見家屬說：「他跟我們唱反調，不遵守獄規。想死 還不容易？我們打個報告就可以要他死。」他們將胡厚民抬出來，胡的老母親將其抱在懷裡 喂糖水，4個多小時後他才甦醒，埋怨母親和姐姐，「你們不該將我救活過來」。 1990年9月，76歲的陳愛娣以「原判執行刑期計算有誤」向法院申訴，經法庭審理裁定， 確實應該扣除「文革」中多次羈押期4年零9個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應從1976年12月 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 據說當局正考慮提前釋放他，1990年10月31日，胡厚民病故於襄北勞改農場，走完了生 命的最後歷程，享年53歲.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胡厚民事前不怕，事後不悔，言行一致地 實踐了一個追求真理者的誓言。 折射造反派領袖內心的詩詞 胡厚民一生寫了上千首詩詞.然而，本文作者在採訪中卻驚異地發現幾乎沒有人瞭解他 有這一愛好。楊道遠大概是例外，他回憶，自己因「文革」造反被當權派死整很多年，小孩 出世都是姐姐拋家不顧來照料，姐姐一家也因此長期不得安寧。「姐姐去世時胡厚民在獄中 寫了一首《哭楊姐》，寫在紙條上傳給我，這個紙條我從監獄裡帶出來保存至今」。楊還說， 兩個女兒出世，我都為她們寫一首詩，胡厚民都有和詩，現在都找不到了。 胡厚民極少以詩示人，第一次公開發表詩歌竟是在法庭上。在獄中，他將平生詩詞整理 抄錄在自己用練習本內頁裝訂的厚本上，竟然有幾大本。 他詩歌的題材廣泛，思想內涵豐富，滲透著洞察力和思辨力。冷嘲熱諷，切中時弊，發 別人未發之言，見別人未見之處。這些詩作當然不同程度地打下時代烙印，也表現了胡厚民 本人的思想局限和認識偏差；由於其絕大部分都是對現實遭遇的即時反應、心情變化的當下 記錄，它們都帶上某種急就章、半成品的痕跡，遠非完美的藝術品。然而，這些詩詞，具備 了詩歌最基本、最首要的特徵：真誠.從折射一個造反派領袖內心深處真實思想感情的意義 上，反而更珍貴.他的詩詞，有遊記，有贈答親友，有對自然和社會萬物的感歎，有謳歌精 神情操和讚美勞動者，很多是記錄人生大事，如進廠，入團，入黨，戀愛，新婚，下鄉務農， 中央學習班，悼念領袖等；更有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如自戒、自督、自勉、自惱、自譏、自 策、自省等。 他在扉頁上寫下序歌：「血寫的詩，淚譜的歌。獻給親愛的黨，獄子丹心一顆.」武漢 方言將「獄」讀作「游」，「獄子」是作者一語雙關以對「慈母」賦詩明志的「遊子」自寓。 魯迅自稱筆下文字為匕首與投槍，胡厚民的詩歌正是這樣。他在「文革」中「怒向刀叢 覓小詩」，鼓舞自己的鬥志。 1969年底，在中央學習班集中火力揪「北、決、揚」、「五一六」，猛批胡厚民等人時， 胡寫下《自歎——中央學習班感歎》多首記錄心境，認為當權派逼迫自己承認反毛是「生平」 「最心痛」的事：「雖經九曲十八彎，一知偏離速返中。」「人非聖賢誰無過，焉能一錯推 下河。……死馬竟當活人醫，病株豈當朽木割。如此違教背民意，怎不叫人疑心惡。」 1970年6月，湖北省革委會召開廣播大會批鬥胡厚民。胡厚民寫下了兩首《告世詩—— 全省廣播大會感賦》，嬉笑怒罵駁斥當權派的栽贓陷害：「堂堂工總名中外，何苦又去組 『決派』？誰知『北會』起東湖？更斥『揚評』充長街！今世不識魯禮安，前生未見馮天艾。 斯般主操兼總頭，栽贓問罪意何在？」 1982年7月開庭後，胡厚民一口氣寫下《法庭雜詠》等30多首詩詞，有的描繪法庭情景： 「手無寸紙慷慨辯，汗流滿面照本宣。真理謬誤誰當是，法庭內外有明鑒.」 有的鼓舞自己鬥志：「遺臭不由今日定，留芳更待未來評.」「人生能有幾回搏，是非 功罪任評說.」 有的駁斥官方起訴的荒唐蠻橫：「聽罷辯詞駁原告，通篇謊言加大帽。若將語錄摘幾句， 活像當年批判稿。」 有的辛辣諷剌法官虛偽：「原告發言從無阻，被告請講舉酸手。法官不坐天平中，竟與 原告站一頭.」「千對何怕人開口，萬錯盡出官洋相。」 1982年4月1日囚車路過家門，胡厚民作詩一首：「車過家門情激盪，恨不插翅飛出窗。 淚眼悵望鎖身鐵，寄語街柳問老娘。」判刑之後的胡厚民七年未見過家人，他在《答慈母》 一詩中寫道：「陽光雖好擇晴晝，無宵母愛暗更濃。」 胡在看守所還寫了兩首詩抒發對兒女的期望：「猶記尺嬰懷中笑，一恍身齊父眉梢。驚 歎風雨肥效奇，盛讚憂愁能量高。安樂抑思晚發蒙，危難催人早開竅.莫怨生平無佳遇，逆 境好將人材造。」（《示女》） 在鐵窗中，胡厚民吟詩、讀書、看報、寫信，精神生活十分豐富。他在給四弟的信中寫 道：「請給我郵些精神與物質糧食來。由於您們想像得到的原因，我頗為需要，我以後開些 書名來。物質者豬油為急，每月最好二斤，因這裡除一頓或二頓葷菜外，余皆蘿蔔白菜，而 且水煮鹽拌，不吃又餓，吃又難吃進，唯望有點油炒而食之，聊以度日。」但他的《鐵窗戲 占》將坐牢生活寫得樂觀、浪漫：「隱居一洞天，快活像神仙。踱步代耕地，遐思當紡棉。 三餐來伸手，九樁不掏錢（自註：」九樁「指柴、米、油、鹽、醬、醋、茶、房、電）。諸 君急何往，此處勝桃源。」 他在1985年——第三次鋃鐺入獄的第九個年頭——春節所寫的《閒吟詩》中，對他的詩 歌進行了總結：樂豈煙生，憂非酒亡。苦海樂天，唯因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