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突破 帶動中國 （北京）王力雄 尋找新的非暴力抗爭手段 解決西藏問題，最省事的莫過於從中國政府那裡獲得高度自治的許可。但問題是中國政 府如果就是不許可，怎麼辦？ 目前西藏的抗爭手段都是被動的，能否起作用，取決於北京是否讓步。不管如何示威抗 議，在國際上取得多少聲援，形成的祇是壓力，如果北京對壓力不理睬，效果便等於沒有。 以目前狀況，還看不出有什麼壓力能迫使北京在西藏問題上讓步，所以這方面的努力一直看 不到前途。 針對中國和西藏現實，需要找到一種新的非暴力抗爭手段。那種手段產生作用不是通過 當權者讓步實現，而是每行動一步就會前進一步；做多少，得到的勝利就有多少。祇有找到 這樣一種手段，才能把命運掌握到西藏人自己手中，不再取決於北京是否恩賜。 以遞進民主制突破僵局 遞進民主制可以成為這樣一種手段。這裡祇能簡單講一下遞進民主制的輪廓（詳細內容 可見我的《溶解權力——逐層遞選制》 和《遞進民主——中國的第三條道路》 ）：第一步 是由村民自發組成村莊的自治委員會，決定村莊事務，選舉村長。村民祇要認準一點——以 後祇執行自己的決策，認可自己選的村長，不再聽從當局決策和任命，那個村就等於實現了 高度自治。當一個鄉的多數村莊做到這一步，就進入下一個層次——由當選村長們組成鄉的 自治委員會，決定鄉的大政方針，選舉鄉長。從此村長們也祇執行自己的決策。認可自己選 的鄉長，不再服從當局任命的鄉長書記。那個鄉也就等於實現了高度自治。這樣一步一步往 下走，從鄉到縣，從縣到州、地、市，整個西藏的高度自治通過一個個到一層層社會單位的 分別變化逐步實現。 這種行動在技術上沒有多少困難。以往政治變化的方式是「轉換結構」，等於開始就得 實現全局變化。要麼是權力整體讓步，要麼就得用暴力推翻不肯讓步的權力，這在目前都是 做不到的。遞進民主的方式卻是「轉換磚瓦」，從社會基本單元做起，由單元內成員自己就 可以把握。以遞進方式產生的每級自治委員會，規模都不大，因此都可以自我行動。 面對的主要困難是當局鎮壓。當局肯定會鎮壓，但這時取決當事者的勇氣。祇要當事者 敢於堅持，自治就能繼續下去。比如當局把村長們選舉的鄉長抓進監獄，怎麼辦？——那就 再選一個。同屬一個鄉的村長們進行選舉很方便。儘管當局任命的鄉長把持著公章和辦公室， 但祇要村長都不聽從他，就是空的。當局抓走第二個當選鄉長，就再選第三個。如果當局進 而把選舉鄉長的村長們也投進監獄，那就由每個村自治委員會選舉新村長，然後由新村長們 再選鄉長。這個過程沒有暴力，祇有前仆後繼的「填滿監獄」和不休止的選舉。那麼除非專 制政權把所有百姓都抓進監獄，否則這種選舉可以一直進行下去。 當局能把所有百姓都抓進監獄嗎？也許抓一個村可以，甚至抓一個鄉也可以，但是抓一 個縣就不可能了。監獄放不下，世界也不會允許。因此祇要有幾個鄉的百姓開始這樣做，第 一步就走起來了。往下當然不會沒有風雨坎坷，卻是走一步就離目標近一步，祇取決自己， 不倚賴別人。而祇要能把前面的坎坷堅持過去，後面的路便會越走越寬。 等到藏區各州、地、市都通過遞進民主方式產生出自治委員會，各委員會選出的地市首 腦便可以組成包括四省藏區在內的全藏自治委員會，自己管理西藏，選舉領導人，那便是高 度自治的實現，所有藏人統一在一個政體之下——也就是達賴喇嘛「中間道路」的實現。 對「中間道路」的修正 我把「中間道路」歸納為一句話——「留在中國以民主制實現整個藏區的高度自治」。 其中西藏以同意「留在中國」，換取中國同意「整個藏區」和「高度自治」。因此，確保西 藏留在中國是「中間道路」的前提。不僅對專制中國如此，對未來的民主中國也是一樣。如 果西藏確保留在中國，西藏爭取高度自治的運動將是中國民主轉型的組成部分，如果西藏利 用民主脫離中國，雙方的民主就會演變成民族對立和衝突（這不是我的態度，是現實中會發 生的情況）。 「中間道路」是以「民主制」作為實現「高度自治」的手段，但如果採用當今通行的代 議制，對西藏留在中國是難以保證的。可以看到，民主轉型社會經常伴隨民族衝突，印巴分 裂，蘇聯解體，前南衝突，車臣戰爭等，代議制民主都從中起到催化作用。 為何如此？民主轉型是權力資源重新洗牌之機，眾多競爭者湧現於代議制舞台上，目標 都是獲得選票。而最能迎合公眾激情的民族問題總是被當作熱點。政黨和政客競相利用被壓 迫民族的積怨，對民族情緒推波助瀾，火上澆油。 民主轉型開放的空間會世眾多媒體同時出台。在市場競爭中跑馬圈地，必須開展吸引公 眾的比賽。對此最大的熱點同樣莫過於民族問題。各個媒體會唯恐落後，競相扮演民族代言 人，炒作民族受到的迫害和鼓動民族情緒。 而群眾從來都是情緒化的，共鳴於道德呼籲和感情蠱惑，卻非冷靜與理智。尤其在民族 問題上，政客和媒體煽動一定會在民眾中加倍放大。當民意輿論形成，反過來又會裹挾拉選 票的精英和賣廣告的媒體，促使他們進一步迎合大眾。精英、媒體、大眾三者之間如此互動， 最終導致趨於極端的賽跑。 如果未來西藏實行代議制，我相信賽跑結果一定會把主張西藏獨立的政黨和領袖選上台。 達賴喇嘛現在答應留在中國的諾言，那時——或在他身後——就將隨風而去。中國方面不相 信達賴喇嘛的允諾，把「中間道路」說成是變相獨立，原因就在用代議制的眼光，一眼就能 看到西藏遲早會走上獨立之路。 因此我建議把「中間道路」的「民主制」加上「遞進」二字，變成「留在中國以遞進民 主制實現整個藏區的高度自治」。 讓中國放心 西藏問題的解決可以用兩個標準衡量，一個是中國放心，一個是西藏更好。先看遞進民 主制怎樣讓中國放心。 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會看到多數漢人並不關心西藏去留，多數藏人也不在意民族是否 獨立。兩方民眾最關心的祇是自己家庭幸福平安。而民族精英的追求則要廣闊得多，統獨之 爭的動力也強大許多。 當人群匯合成民族，首先是個人意志認同共同文化，接受共同意志，而共同的文化和意 志是不會在大眾頭腦中自發產生的，需要精英創造或傳播。然而完整的個人意志中包含著眾 多取向，當其對某個問題回答贊成時，如民族獨立，體現的祇是取向之一。那取向是有可能 被其他取向——如對戰爭的恐懼抵消的。精英對民意的誤導就在往往祇問設定的問題，然後 便宣稱那是民族意志，其他問題則被迴避或隱藏起來。 對超出經驗範圍的宏觀事務，民眾難以把握，祇有被動地按精英設計的題目反應。在那 種情況下，他們表態支持什麼，即使看上去是自願，甚至是狂熱，也在很大程度是被精英操 控。民族精英對統獨的熱衷由此變成了民眾的熱衷。 而在遞進民主制中，當選者體現的是選舉其的委員會意志。委員會中每個委員則代表選 舉其的下級委員會意志。民族意志在這種結構中，會通過遞進委員會和逐層遞選過程遞進地 綜合形成，從而不需要精英的主導，也就擺脫了精英的操控。 遞進民主制使社會每個單元都實現高度自治，保證自由、公平和異質性，因此民族獨立 與否便不再重要。獨立的主權可以給民族精英提供舞台，對普通民眾卻無實際意義。擺脫了 精英操控的民族，因而祇會關注現實具體的問題，不再有追求獨立的動力。 那時，即使精英、媒體仍能煽動大眾的激進情緒，也會因為公權力在遞進民主中分層的 性質，高層決策可以得到「隔層保護」，不受大眾直接制約，從而避免被裹挾。 遞進民主層次的提高也是社會理性逐層提煉的過程。最終由各州、地、市當選首腦組成 的全藏管理委員，具有西藏的最高理性，更不會為了迎合社會情緒把民族帶入災難。由此， 遞進民主制從制度上確保西藏不會獨立。中國對「中間道路」就可以真正放心。 西藏統一與「合縱連橫」 再看遞進民主制如何使西藏更好。「將所有藏人統一在一個政體」，一直是解決西藏問 題的最大障礙之一。中國對此的擔心，根源是在於西藏若有獨立動力，藏區統一不僅會使西 藏實力大增，出問題造成的損失也擴大一倍。但是反過來說，祇要西藏不再有獨立動力，藏 區統一就會降為行政劃分的技術問題，中國就無需死守不讓了。 遞進民主制不僅使西藏失去獨立動力，也決定了規模擴大不會導致「野心」增加。因為 遞進民主制的每個單元都是自治的，自治的本質是以自身利益為重。這使得西藏不會成為統 一體，反倒分成了眾多自治體。其中每個自治體都謀求自身利益而非整體目標。即便所有藏 區合併成「整個藏區」，這個性質也不會改變。從這個角度看，遞進民主制為藏區統一打消 了障礙。 遞進民主制不是僅僅「分化」藏族，如果中國也實行遞進民主制，漢族同樣被「分化」。 因為遞進民主制形成的是自治體，而非民族。中國31個省區中漢人省雖然佔多數，卻不會聯 合在一起對付藏族。每個省都追求各自利益。在共同決定中國事務時，考慮的不會是民族區 分，而是利益異同。面對利益，有的漢人省可能和西藏不一致，另外的漢人省卻可能和西藏 一致。漢人省不是把西藏當作異族，而是視為國家管理委員會中31票的寶貴一票，各方都要 爭取。因此，這時對西藏更有利的不是把自己抬升到與漢民族一對一，而是作為中國一個省 區，面對分割為不同省的漢民族去「合縱連橫」。何況，一旦涉及民族問題，西藏至少有新 疆、內蒙、廣西、寧夏，甚至包括雲南、貴州那些少數民族集中的省份做盟友，在票數上已 夠相當份量。 防止神權操控民主 西藏有數百年政教合一的傳統，達賴喇嘛至今仍有這樣的地位。西藏境內的宗教也廣泛 影響世俗事務。在這種背景下，西藏實行代議制並非一定能獲得民主實質。即使法律禁止政 教合一，不許神職人員參加競選，也會有很多虔誠百姓按照活佛喇嘛的意旨選舉代議者。 民主精神首先是個人意識的覺醒和多樣化選擇，如果多數人把自己的政治判斷和管理社 會的權利交給宗教人士代行，那已經是神權意志的延伸。宗教介入政治就不必非得通過掌權， 恰恰通過民主就可以做到。如果有一天神權不巧落在一個專制者手中，民主在西藏甚至可能 發揮專制的作用。 這種擔心不是為了反對宗教，而是考慮如何既不損害宗教在西藏的命脈地位，又能防止 宗教對政治的介入。這也是達賴喇嘛多年思考和強調的。民眾置身大規模的代議制選舉，不 瞭解應該選誰，因此才會把宗教領袖的指示當作依據。而在遞進民主制中，基層選舉是在小 範圍的委員會，不存在不瞭解，因此會以選誰對自己有利作為投票標準。宗教祇是倫理背景， 不會成為具體的政治指令。而在高層選舉中，選舉者是對自己代表的自治體負責。就算宗教 可以影響基層民眾，祇要得到本委員會的支持，也不必顧慮宗教界的態度。 遞進民主制有兩方面功能，一是能把散漫化的人群組織起來；二是能把強勢的宏觀因素 阻隔在外。這兩種功能都很重要。代議制是一種宏觀政治，因為與同樣宏觀的宗教重疊，因 而容易受影響，或者就得反過來限制神權。遞進民主制卻可以在無需挑戰宗教權威的同時， 把宗教與政治分離在互不重疊的範圍，避免二者衝突。這對於以宗教為本，同時又必須跨入 現代政治的西藏，意義重大。 異質集團實現共和 代議制的治理仍然是自上而下的統治。統治結構祇能容納一個統治集團。在分裂成對立 陣營的社會，不論哪個陣營上台，都意味另一個陣營被統治。如果被統治的陣營能量較大， 就容易導致社會出現分裂和震盪。 比如西藏實行代議制，政黨競爭的結果很可能是中共失敗。這樣的結局不會被中共接受。 而遞進民主制卻不會有整體的輸贏，因為選舉分散在各委員會內，沒有政治集團立足的基礎， 也沒有事先的劃線。流亡藏人和共產黨人在各委員會內是平等的，因此遞進民主制應該比代 議制更容易讓中共接受。 西藏實現高度自治後，首先要面對如何處置中共時期的黨政人員、離退休人員、積極分 子，以及靠財政維持的國有企事業職工。這批人的數量大，能量更大，稍有不慎就會出事。 當兩個陣營必須共處時，由誰統治都會成為問題，都不可能輕易整合對方。而遞進民主制不 再有自上而下的統治集團，也不再有一方對另一方的壓倒優勢，是自下而上的自治，因此能 給不同陣營和平共處提供空間。 例如，流亡藏人和共產黨的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自治體，各自奉行自己的原則，流行自 己的文化，保護自己的成員。不同自治體之間的協調交往，是在遞進民主的更高層次進行。 那種層次有理性且善於妥協，也容易寬容，這種結構適合異質集團的並存合作。直到有了足 夠的過渡時間，對立已經淡化，再逐步開始融合。 同樣道理，在多民族共處地區，尤其是「大雜居，小聚居」的狀況，特別適宜發揮遞進 民主制的長處。首先可以在各民族的小聚居區實現本民族人群自治，保證民族生活與文化不 受外族干擾和壓制。然後隨遞進結構上升到更高層次，再由不同民族聚居區的當選者組成共 同的管理委員會，實現多民族共和。這種「異質同構」，應該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有效模式。 西藏帶動中國 遞進民主制除了有利解決西藏問題，也是中國民主轉型的合適途徑。當然最難是開端。 我認為在西藏開端，比在中國開端容易。一是西藏有可以進行實驗的流亡社會；二是達賴喇 嘛有號召藏人投入的權威；三是西藏的宗教信仰可能產生「填滿監獄」的精神；這些都是中 國不具備的。祇要遞進民主制能在西藏獲得成功，就會給中國豎起榜樣，中國的政治轉型也 就可以由此啟動。 流亡西藏在代議制思維中走了幾十年，輕易不會擺脫固有模式。目前流亡西藏的政治制 度建設仍是在步代議制後塵。那即使能在海外良好運轉，搬到西藏境內也會問題多多，更不 要說突破目前的僵局。 西藏問題和中國轉型同是當今世界的主要難題。二者是不可分的。沒有中國政治轉型， 西藏問題也不會真正解決。「中間道路」目前陷入進退兩難，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把二者 一併考量。西藏想獲得美好未來，前提是中國也得同樣變好。這個前提繞不過去。 為了西藏，西藏應該成為帶動中國多米諾陣的頭一塊牌。 （2007-2-11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