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醫師右派份子的回憶 姚曉衡 從醫生到右派 1952年，中央衛生部在全國各醫學院的高年資學生中抽調一些學生，到各地剛開辦的中 級衛生或醫士學校去擔任基礎科教師，應允數年後復學，仍算為原來畢業的1954年資，我也 被調。1954年我由南京醫士學校病理科復學，同班同學章某也同時復學，我們被分配到上海 第二醫學院1956屆丙班。這一屆有400多學生分為3班，丙班有130多位同學，與原來我的聖 約翰大學醫科的34人相比，真是大巫見小巫。章某和我補讀一些臨床課程，如部份內科學、 外科學、婦產科學、小兒科學、神經科學、公共衛生學、法醫學等，很快就於一年內學完， 緊接著又於1955年7月起做實習一生，與邱某、余某、何某等在一起實習。除小兒科和傳染 病科在天主教法派廣慈醫院（後改名為瑞金醫院）外，其它各科均在基督教聖公會英美派的 仁濟醫院（Lester Chinese Hospital後改名為上海二醫附屬第三人民醫院）。 這時全國正在搞文字改革，由於在小學打好國語注音符號的基礎，我對文字改革甚有興 趣。我訂購該雜誌並經常投稿，反對用俄文，建議用英文26個字母為中文漢字拼音；1955年 底全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最後採納我所提議的拼音方案，可以說我還是漢字拼音的鼻祖之一。 因此我對漢語拼音非常熟悉，這是我在做實習醫生時的副產物。 在仁濟醫院，侯某、宋某、和眭某等是經常帶教的主治和住院醫師，內科主任是剛由美 國回來的李丕光教授。美國回國的內科副主任心臟科專家陶清教授和正巧擔任住院總醫師、 聖約翰大學畢業的錢貽簡為我們打下很好的心電圖學基礎。錢不久入黨並轉到北京市首都醫 院專為高級幹部看病。宋醫師入黨不久也調到甘肅省蘭州市蘭州醫學院任領導工作。 1955年4月1日我的第2個孩子在原美國基督教教會辦的宏仁醫院 （St.ElizabethHospital）誕生，為了表示「站立在姐姐明湖一邊，明白和瞭解祖母」而起 名立明，由在上海衛生學校工作的錢某和我一起到醫院接妻和立明出院。（錢某後來復學， 畢業後在中醫學教研組工作，與我的同班同學凌某結婚，1985年升為二醫副院長，後來又成 為上海中醫大學黨委書記）。立明皮膚黝黑健康可愛，是我最疼愛的。他皮膚的發黑是妻懷 孕時在南京大學助教工作忙碌祇好常服中醫煎藥，內含大量黑色色素沉積於立明的皮內組織。 8月開學後，妻回南大工作，4個月大的立明又不得已放於外公家由奶母餵養，他滿週歲後也 由寧波阿婆帶到南京，交給第二次由山西來的母親照料明湖和立明兩個孩子。 有幾次招待澳大利亞和丹麥客人以及日本大學生的機會，在二醫和文化俱樂部先後舉行 大型交誼舞會，都叫我們這些20幾歲的男女大學生參加招待，陪舞和交談。還一起去蘭心大 戲院欣賞男高音歌唱家蔡紹序和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高芝蘭表演的獨唱和二重唱，這是我有生 以來聽到的最好聽的聲樂，尤其是高的法國名歌劇茶花女中的「飲酒歌」和蔡的四川名歌 「太陽出來嘿！」真是餘音繞樑，三日不絕。後來我也經常唱：「太陽出來羅嘿，喜洋洋喲！ 哦呵！挑起扁擔琅琅彩，狂彩，上山岡喲，喲哦！」 1956年6月實習期滿後應戴上美國賓州大學的醫學博士冠冕，但共產黨領導的二醫早已 與美國賓州大學斷絕關係因而作罷，我祇在本屆300多同學的畢業典禮上領取了院長頒發給 我的名列前矛「優秀生」的獎狀。大部份同學被分配到全國各地，少數留在上海各大小醫院， 更少數的才留在母校做基礎科教師，極個別的人留在母校附屬醫院做臨床工作，我幸運的一 人留在附屬仁濟醫院內科做住院醫師工作，與胡某、徐某、明某和榮某共5位住院醫師。塞 翁得馬，焉知非禍，我後來卻被二醫黨委打為右派。（榮後來入黨成為共產黨員和黨支部書 記，雖然仍與外單位的老同學相處還過得去，但在本單位卻脫離群眾，享受特權，這是毛澤 東共產黨黨員的必然規律。徐某後來患肝炎和肝硬化，於70年代即早逝。） 我與徐或胡經常做急診室醫師翻日夜班。仁濟醫院位於福州路和山東路交界，為上海最 繁華最複雜的地區之一，急診室24小時均極度忙碌：心力衰竭、高熱不退、中暑抽搐、氣急 青紫、打架殺人、吐血便血、溺水觸電、自縊服毒、半夜猝死、集體中毒、腦炎、白喉、中 風、子癇、猩紅熱、惡性瘧疾、暴發性腦膜炎、癲癇持續狀態，千變萬化，應有盡有，凡是 醫學院教科書裡所能包羅的症狀和疾病，幾乎全部無遺地經歷和體驗到了。 1956年底，上海中華醫學會舉辦全市醫學工作者新年慶祝聯歡會，安世源、張某和我演 出話劇「歸來」，諷刺共黨幹部進城後另娶年輕美貌新媳婦而置農村原配於腦後；事後再回 農村辦離婚。 這祇是針對小幹部的諷刺，而大獨裁者毛澤東任意玩弄年輕美貌姑娘卻無人敢質問，反 而有黨中央和國務院保護，真是「祇許州官放火，不許老百姓點燈」。卻說在那個跳舞晚會 上我第2次遇到了剛30出頭的美艷奪目、嬌巧苗條的電影明星上官雲珠，我榮幸愉快地與她 共舞多次。對於她，與我跳舞是無所謂的事，可是對於我卻終身難忘。第一次認識她是半年 前在仁濟醫院的青年聯歡會上她和仲星火來介紹電影「南島風雲」的拍攝，我在會上表演獨 唱四川民歌「太陽出來囉」，受到她的熱烈鼓掌。可憐的是不久之後上官被毛召入宮中，進 行了多年的斷斷續續的助淫藥激促的老年性「性放縱、性玩弄和性發洩」。10年後文化大革 命，上官被江青迫害自殺。蔡紹序在文革時也被陷害為祇唱民歌、不唱那些肉麻地吹捧毛獨 裁者個人的忠魂曲，而於人間蒸發，渺無音訊。這都是後話。 於1957年初上海市衛生局心血來潮進行醫院調整。仁濟醫院的內外科醫師調往伯特利醫 院（Bethel'sHospital，後來變成第九人民醫院）；宏仁醫院的婦產科合併到第九醫院。宏 仁的內外科醫師進入仁濟醫院，成為第三人民醫院。共產黨就是利用領導權命令下面變來變 去，上面的黨員幹部就可以有更多機會成為新頭頭做官，更多權力捏到手。到了九院，與鍾 某、高某、李傳福等人合作。李某是全國大鳴大放時敢向毛澤東提出資本家應拿20年定息的 李康年的長子，他與其父一樣被打成為右派份子，永世難以翻身。 這陣子學術風氣甚濃，上海各醫學院和各大醫院經常舉行學術討論會和臨床病理討論會 （CPC-Clinico-PathologyConference），我常代表內科的初年住院醫師參加，介紹病史和 朗讀文獻，憑我的英文水平我經常翻閱大批美國醫學雜誌文獻，在學術會上發表意見。我感 到自己開始向做一個像愛迪生那樣的科學家的道路上前進。 醫院成立一個話劇社，安世源，我，和幾位年輕護士在上海藝術劇院的人民功勳演員武 浩導演之下，排演了「不是為了愛情」並在當時剛建造好的，富麗堂皇的中蘇友好大廈公演。 1957年6月，大偽君子獨裁者毛澤東忽然鬼心眼一動，想考驗和分化知識份子，假惺惺 地發命令說什麼「雙百方針：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他說他「虛心地」叫全國知識份子向 黨提意見。於是善良、真摯和坦率的幾百萬知識份子們，上自羅隆基、費孝通、丁玲、李康 年……中有復旦大學的孫大雨、廣慈醫院的董德長，下至李傳福、剛畢業的我和在大西北甘 肅的窮山僻野搞地質勘察的二十歲的元元弟弟（後來也被打成右派）都為了國家的前途而剖 心置腹地提出寶貴意見。人非聖人，孰能無過，任何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提的意見都不可 能是全面的。全國幾百萬純厚公正、意願誠懇的知識份子們都上了大當。毛澤東所謂發動群 眾，即由他發命令給他的狂熱的、又喪心病狂的追隨者們（也包括一些天真無知和愚蠢的人 們）抓住一點，不及其餘。他們挖提意見的知識份子的歷史、社會和家庭根源，他們豬八戒 倒打一耙，怪罪提意見的人。 他煽動「反右派鬥爭」，又硬性規定每一個單位至少有３％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 子，於是善良的知識份子們紛紛落罔，被陷害成有罪的右派，多多少少的人自殺了，更多的 被送去勞動改造（沙漠、農場、監獄等），或就地改造，幾百萬人被重演了大暴君秦始皇 「焚書坑儒」的慘劇，幾百萬家庭被拆散，夫與妻、子女與父母、兄弟姐妹之間被迫六親不 認、骨肉不親地劃清界線。從此中國大地上漫天一片烏雲遮天，偶兒有極短暫的一線晴天， 但隨時會有政治暴風雨、龍捲風的災禍。直到今日，人們以說假話為榮，說真話為傻。無道 德倫理標準，唯毛澤東及其黨羽說話為第一準則。「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技倆浸蝕人心。 鄧小平在這個惡毒的、陷害大量知識份子的反右運動中扮演很不光彩的角色，他至死尚未覺 悟承認錯誤，這是中共領導人的癌瘤。 1957年七月我對毛黨的幹部提升政策（指余某、楊某等黨員），一面倒『倒向蘇聯』的 政策，一面倒『學俄文』的政策，大幹部特權現象：例如當時不少大幹部進口美國順風 （Plymouth）小轎車馳奔於上海市區，寫了提意見的大字報；我又對該年的匈牙利事變在會 上表示同情，毛黨份子記了帳。後來1958年我在昆山農村治療血吸蟲病時，毛黨對我們進行 「反右整風交心補課」，拋出這些搜集好的黑材料，把我打成右派，使親者痛，仇者快。 下放農村治血吸蟲病 這暑假，鑒於我留二醫教學醫院工作，妻在南大陳嘉教授和復旦楊其琛教授的點頭同意 下被調回畢業母校復旦大學英文系擔任助教。我們以為從此我們就可以不再分居，可以過正 常的夫妻生活。 可是11月毛澤東又翻雲覆雨，提出幹部下鄉勞動鍛煉。醫院選擇了外科主治醫師安世源 （齊魯大學醫科畢業，在抗日時期曾在內地做過美軍翻譯）、放射科第一年住院醫師黃某 （基督教家庭出身）和我被編入幹部下鄉勞動鍛煉隊伍，我不得不與妻分離。動員時黨頭頭 答應一個月回家一次，事實上後來治療血吸蟲病時祇能2、3月回家一次。共產黨的說話會變 的，不算數的，這叫「辨（變）證（正）法」。根據共產黨的需要而向人民「真正」承諾， 繼而變來變去，不講信用，欺人自欺，欺騙人民，欺騙國際。 我們到了浦東洋涇鎮住於貧農家中並包伙食，每天在田地中鋤地、挑糞、挖溝，推泥車、 推糞車……一切學術的知識，醫療技術全部置諸腦後。每夜6時在老農家裡吃完一大碗稀飯 就回到我們3人睡的一個10平方公尺的、暫時騰空的小倉庫，一張大床實際上是堆雜貨的平 台，佔了房間的一半，3個大人擠在一張平台上默默地休息和入睡。一整夜每人都要出門數 次，站在孤零零小倉庫門口，對著周圍空地，頂著西北冷風溺尿。從來沒有出過門的黃某不 住地叫：「吃不消呀！」後來他偷偷地買了一點麵包，晚上8時吃幾口。那個歷史階段，共 黨有規定，下鄉是鍛煉，要與貧下中農三同（同吃、同住和同勞動），絕對不許發怨言，不 許說肚子餓，這意味著誣蔑農民不給我們吃飽。黃不斷地向我們幽默地解釋說：「我們體內 水份太多，麵包好像吸墨水紙能吸收水份，減少半夜出去喝西北風」。安某通情達理地同意 黃的看法，因此我們都弄來麵包解救我們的半夜困難。 次年1958年毛澤東搞大躍進（實際是大倒退），同時開展「徹底」消滅日本住血吸蟲病 運動。華東衛生部於是把我們由浦東調往昆山鄉下千墩鎮；二醫也增加了一大批醫生和護士， 諸如明某（1949年以前曾在三民主義青年團擔任過職務，又在前震旦大學被當選為學生會主 席）、陸某、螘國鈞、蘇某、宋某、匡某、樊某、程某、俞某、徐某、周某、唐某、李某、 余某、戎某、印某等。起初大家按照書本規定，對病人負責，動員農民集中在一起，我們腳 踏實地用20天療法慎重地治療病人；我與農民張某、李某等還交上朋友。 到了3、4月份，毛澤東假惺惺地說血吸蟲病不消滅，他就睡不著覺，要一年全國國內徹 底消滅血吸蟲病，他就可以向國際上吹牛。我被分配到塢家涇為組長，帶領蘇某、蔡某、唐 某，和化驗員劉某等獨立展開工作，實際上黨員蔡某主管一切。於是幾個醫療界負責人跟著 吹牛皮，把什麼三天療法、一天療法、4小時療法、1小時療法等統統出籠，突擊治療全面鋪 開。我們又分成3、5人小組到昆山的不同治療點，如楊湘、陳幕、孤島金家莊。金家莊是澱 山湖中央的一個小島，在1949年以前原是水寇盤踞的地方，蘇州、吳江、昆山、青浦，都管 一部份但也都管不著。這時患血吸蟲病的大多是他們的後裔。我們坐在帆船上漂蕩在澱山湖 搬家或看訪病人的時候才有一點樂趣。 我們每組由管一個村莊發展為管數個村莊，農民於白天劇烈勞動後再在黃昏或晚間走來 治療點接受打針。我們於3到5天內突擊打完有毒的靜脈銻劑（酒石酸銻鉀），然後就立刻轉 移到另一治療點。我們在那三伏天炎熱的天氣下，日日夜夜為農民靜脈注射有毒的、有刺激 性的銻劑。為了完成數字任務我們睡覺很少，我們一面聽心臟、一面推藥水入血管，一面打 瞌睡。病人的銻劑嚴重反應有突然心跳停止死亡，中毒性肝炎全身黃疸神志昏迷而死亡的可 能，但是我們治療小組轉移了，把這些有不良反應病人交給村子裡的血防衛生員（大都是有 小學程度的青年農民，稍加訓練）去處理，嚴重者再轉鎮衛生院或再轉縣醫院。共產黨的作 風就是這樣：祇要完成數量的指標，就能向上級匯報成績，就是「勝利」，就算是百分之百 的「治療了」血吸蟲病，（而不是「治好了」病人）。為的是讓毛澤東睡好覺，而不是真正 地、徹底地消滅血吸蟲病為廣大農民造福。所以，沒有過上幾年，血吸蟲病人又多起來了， 又要住醫院，我們又被派往鄉下去治療血吸蟲病。毛澤東也就這樣訓練廣大黨員和幹部，包 括醫療人員，不實事求是，而好大喜功，謊報成績，爭取入黨以陞官升薪。 惡毒的是毛澤東不顧歷史背景、地理環境、物資條件等客觀因素，他同時瘋狂地煽動人 民進行大躍進和農村合併，美其名為人民公社化，到處都貼滿了我國15年趕上英國，20年趕 上美國的大標語；全農村免費放開肚皮吃（敗家行為，導致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是 毛一手造成的災害）；而且全民大煉鋼鐵，把一切含有鋼或鐵的建築、傢俱、設備都毀壞、 拆除、以「煉」鋼鐵，為的是達到一年生產1000萬噸鋼，而向國際上吹牛屁。 他怕有反對者，又進行整風反右的交心補課。在昆山鄉下人人自危，於是二醫下鄉黨領 導李某借代表二醫黨委之名，策劃陰計陽謀把矛頭指向我。善良、無知和坦率的我，在交心 時像宗教的懺悔似的在幾張小稿紙上寫出了我心中經常想著的必然真理，交給他們：1.我希 望毛澤東早點離世，那麼周總理就會領導中國走上南斯拉夫鐵托的國際中間路線道路，不至 於走極端。2.突擊治療血吸蟲病時，不顧農民死活，搞虛報成績說大話，向國際上吹牛，這 是不正確的。這兩點尖銳地刺中了毛澤東及其狂熱跟隨者的痛處，第二天，他們叫我在大組 會上向大家讀出我的交代。他們氣急敗壞，瘋狂地到處貼滿了大字報和小字報批判我、嘲笑 我，又顛倒黑白和氣勢洶洶地開大會小會威嚇我、辱罵我、鬥爭我。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他們最後無路可走，而把我打成右派以湊滿右派的百分數，再向上級交帳表功；他們就這樣 踏著我的脊背陞官加薪。 魯迅當年在世沒有預見到，在他逝世後，毛賊東領導的一些極左的共產黨員們借所謂反 右運動，瘋狂地坑害知識份子；但這正應驗了他的一句名言：「說必然的反遭毒打，說虛謊 的反得好報。」 1958年10月在他們給我加封補戴右派冠冕後，匡某有功立即入了黨，他們的瘋狂行為總 算平靜下來。他們無法無天地剝奪我的醫生工作天職，我祇能在化驗小組洗刷做蟲卵化驗的 糞便瓶。我沒有瘋狂，我不會滅亡，我忍受著一切。祇有化驗師聞某才敢和我說些知心話， 給我一些安慰、勸勉和鼓勵。明某悄悄地對我說：「姚，你太老實了，你不應該對他們這樣 說。」不過他在10月份就提前回了上海。 12月，大批突擊治療血吸蟲運動暫時結束，我們被調回上海。我回到二醫後再赴新建造 的新華醫院報到。1959年元旦，史澤亭院長和曲靖開總支書記歡迎血防醫療隊回醫院工作。 內科黨支部書記錢貽簡告訴我說，我的右派性質屬於敵我矛盾，但做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因此仍可以做醫生工作，但要在每次內科開會前後整理會議室，每天我下班前要打掃會議室， 要人們看見我在勞動改造的羞辱，並且每月要寫一份思想匯報上交。 既然回到上海，妻和我為了獨立，帶上兩個孩子由她父母家中搬家到淮海西路淮海別墅 居住，我們這個小家庭開始獨立生活。那時我每月68元，她每月63元，（當時的匯率官價大 約是一美元兌人民幣1元7角）物價還穩定，房租每月9元，我們生活還算中上等。我們還能 有一個全日保姆1月13元管吃管住和帶兩個孩子，我們二人可安心工作。誰料道過了兩個月 晴天霹靂，人事科黨員科長曹祿洪通知我說上海市委決定取消我的工資待遇，祇給我每月28 元生活費。我們幾乎發了瘋，共產黨太毒辣、太欺侮人了，太沒有人道了。我們祇能緊縮開 支，妻不時地要變賣她的一些銀器嫁妝和較值錢的衣物以維持生活，她開始偷偷地流眼淚。 當我們心中充滿快樂沒有悲傷時，由1952到1958年我們卻一直過分居生活；當我們工作穩定， 居住在一起過正常夫妻生活時，心中卻受到悲傷的重壓，經濟受到挫折，我們是多麼無辜的 不幸啊。這是誰帶給我們的災禍暱？是毛澤東、毛的錯誤瘋狂的反歷史的政策和他的喪心病 狂的追隨者們。 我沒有寫信告訴父母以免他們心碎。我知道他們為了兄長被打成反革命而送往川西高原 勞動改造之事已傷心透頂了。他們也為此與丁玲和楊尚昆（他們是父親在抗日戰爭中認識的 朋友）聯繫，但楊和丁均是彭德懷司令的部下；彭大元帥自己因為向毛法西斯大獨裁者上了 為民請願的著名的「萬言書」已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而被關進冷宮軟禁。他的忠心耿耿 的老下屬丁、楊等人日子也不好過。「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何況丁玲已被打成右派，楊 尚昆下落不明，當然更談不上幫父親什麼忙。我由聖約翰大學做學生時開始即給培衡兄每月 寄5元，到我有工資收入後每月增加到寄給他15元，此時此刻我也竟不得不中斷支援在川西 高原受苦受難的兄長。 明湖和立明兩個可愛的孩子還是天真無暇的遊戲和去托兒所。對孩子們我們表現得若無 其事，沒有發生過什麼一樣。淮海西路的家環境很高雅清潔，電影明星如上官雲珠都住在附 近，白穆（也被打成右派）住在我樓下。這裡的高級生活我們不能維持下去，而且我們的工 作都在市區東北角，為了節省上下班花費的時間，節省開支，我們於1960年春遷居到復旦大 學第四宿舍。物質上開始樸素清苦的郊區生活，精神上我低人一等，在醫院內雖作醫師工作， 但遭受到共產黨及其追隨者的政治歧視。 一般說來住院醫師的工作由住院總醫師排表決定，自己可以提出一些要求。我做為右派 乃人民的敵人，沒有自由提出自己的要求的權利，由他們這些黨員老爺戎某、麻某、成某…… 等決定。我主要一直做急診室醫生工作，很少派我輪到病房工作。對住院醫師來說，做病房 工作有機會跟上級主任和主治醫師查病房，參加病例討論，並帶醫學院見習醫生和實習醫生 工作，業務知識水平提高很快。作急診醫師很少有被上級培養教育的機會，提高很慢，祇是 整天忙於實際工作，如迅速診斷、治療和搶救；責任和風險都大，很少有機會參加學術活動。 所以一直被分派於急診室就是歧視的一種表現。那些未戴右派帽子的一般住院醫師都搶著要 做病房工作，當然是黨員最有優先，其次是共青團員，再次是一般的非黨團員。這就形成一 種風氣，要得到培養以提高快就得入黨入團。 在夏天黃昏時，高熱病人特別多，一陣子就來上100多個攝氏39度以上的病人。急診室3 到4個醫生要一下子應付這麼多病人，實在忙得不能開交。一個39度的病人往往要等上一小 時才能看到醫生，除非熱度已超過40度或者已有抽搐或昏迷，才可以提前看病。那些黨員官 老爺幹部醫生祇管自己在樓上辦公室談笑風生，背後對人論長論短，也不來幫忙。有時候4 個醫生一個中班要看300個病人，作為醫師的我，3-4小時內去廁所的時間都沒有。 文化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 一天清早天尚未亮，一對成年男女青年全身泥土和傷痕，由警察送來急救。原來是他們 的戀愛不被黨團組織批准，半夜登上和平公園山頂用繩索緊捆在一起，由山頂滾下山腳，企 圖一起死亡未遂。二人在山腳下呻吟，被上早班的園丁發現報警。 27、8歲的一位女子與家人不和，已兩天未很好進食，四肢不能動彈，坐不起來，更不 能站立，說話也無聲，由救護車送入急診室。經過檢查，二膝反射極亢進，其它生命體征均 常。我立刻心中有數，這是歇斯的理（Hysteria），又名臆症。我立即給予針灸治療，選定 幾個有效穴位進行針刺。一分鐘不到立刻見效，病人馬上說話有聲，站立走路。家人連連稱 感謝，高興回家。 一位35歲左右的壯年男子在工廠伙房做3-11時中班，下班回家後吃過一個冷粽子，天亮 5時妻子發現他已死亡，各種搶救包括體外心臟按摩和氣管插管人工呼吸均無效。像這種天 亮之前的青壯年猝死病例可以說是司空見慣。至於婆媳吵架，夫妻不和。引起女子歇斯的理 臆病發作，還有服殺蟲農藥自殺、自縊身亡均為常見現象。由於政治陷害和迫害引起發瘋和 自殺更為多見；這種事件總是由一批黨團員把旁觀者擋開，把事實掩蓋起來。工廠車間裡機 器切斷壓斷肢體，損傷皮肉，毀壞面容也是不稀奇的事。 中夜班時常有一個13、4歲的男孩子站在急診室門口或裡面看熱鬧，寡言少笑，有時也 幫忙送病人入急診室或去x光室、化驗間，工友們在吃半夜夜點心時分給他吃一點兒。我們 叫他「阿戇」。有時在半夜有一個30歲左右的女人來勸他或拉他回家。據說她是阿戇的媽媽， 又是他的姐姐：是他的外婆和他外婆的女婿發生性關係生的。他在學校受嘲笑和欺侮，而在 醫院幫忙可以得到安慰。幾年後我再做急診醫生時，17、8歲的阿戇仍在幫忙。過了10年， 可憐勞苦的阿戇被醫院正式僱用了。 有一個冬天下午5時許，接連來了3位病人同時搶救，同時死亡。第一位在5時正，是冠 狀動脈硬化性心臟病並發左心心力衰竭的老年女性，坐三輪車進入急診室睡第一張床，氣急、 心跳快速、冷汗淋淋——立即給氧氣，靜脈注射有關搶救藥物，但很快心跳停止，又給予心 髒按摩，無效。第二位病人老年男性患有肺原性心臟病，由救護車送上第二張床，全身青紫、 呼吸困難，剛一給氧氣呼吸即停止，心臟尚在博動；立即氣管插管給氧和人工呼吸，但心臟 又停止。說時遲那時快，第三位中年男性病人也由家人擔架抬到唯一剩下的第三張急診床上， 他患肝癌數月，腹痛難忍數日不能進食，當他看見兩個死人時即喊一聲「我不行了。」馬上 斷了氣，各種搶救無效。我帶了一位進修醫師，一位實習醫生，一位護士，一位護生和一位 雜務工（兼做清潔工作和部份助理護士工作）在半小時內送走三位病人歸天。這天正是1月4 日農曆小寒節。 中國有句俗話：「老病人過不了節氣。」大概是每逢節氣（一月兩次，有規律地跟太陽 變化，一年正好24個節氣）天氣轉變，已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受不了才會發生體質的劇烈變化 而死亡，這天應驗了這句話。我們忙得汗流夾背，上氣接不了下氣，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嗚乎哀哉！ 在政治歧視下工作，因為我任勞任怨，忍辱負重，沒有醫療事故，當輪到病房工作時， 還受病人表揚。1961年11月我終於被摘掉右派帽子，而成為摘帽右派。此後工資由28元變成 61元人民幣，祇與1961年的畢業生一樣。可是以後17年之久，每當別人加工資時我的不動， 當別人升級時我的也不動。是年，我們第3孩子立新也出生在這人為的『自然災害』1961年。 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後期，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與軍宣隊進駐新華醫院，大張旗鼓搞 清理階級隊伍，我又被打成反革命，說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現行特務，被關入牛棚，與醫院 黨委書記走資派王立本、全國著名小兒科醫學教授高鏡朗、內科教授李沛光等關在一起，對 我在全院大會上被羞辱批鬥，再進一步隔離審查，歷兩年才恢復名譽為摘帽右派，恢復醫師 工作。 這樣繼續忍辱負重，任勞任怨賣力工作一直維持到1978年，毛澤東死後，人事科才悄悄 的告訴我，我被錯劃為右派。雖然我已經由1962年起作主治醫師16年，但這時才公開貼佈告， 正式由22年的住院醫師升級為主治醫生（據說，世界上最長的住院醫師在蘇聯，有18年之久， 比我少了4年）；雖然我已經由1962年起臨床授課與帶教16年，我也才正式由臨床助教升級 為臨床講師；工資由61元加到68元，這不過是恢復到22年前1956年我剛工作住院醫師時的工 資。由1958年戴上右派冠冕，到1961年淪為摘帽右派，1978年後又美其名為錯劃右派或改正 右派，共產黨欠我的，欠被陷害為右派的人們及其家屬們的太多太多。他們欠人民的這筆債 何時能償還？何時才肯償還？他們何時才能向中國人民真正認錯？ 不公開認錯道歉，沒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祇是靠一黨專政鎮壓自己的人民，怎 麼能夠建設和諧社會？ （03/05/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