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戰喉舌曹聚仁「談右派」 （北京）張耀傑 《北行小語：一個新聞記者眼中的新中國》，2002年7月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書店出版發行，其中收錄了曹聚仁的《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的全部內 容。在封底內扣中，寫有這樣的宣傳話語：「新中國成立伊始，海外多持觀望、懷疑，甚或 敵視、妖魔化態度，謠諑紛集。在此背景下，著名作家、學者曹聚仁以新聞記者身份，在 1950年代，多次從香港北上，訪問北京，並遊歷大陸各地，以客觀、中立、公正的立場，深 入報道大陸的社會巨變，產生深遠影響。自稱既不『反共』，也不『親共』，而是力求『知 共』的曹聚仁，錄其所見，記其所聞，存其所思，為後世留下珍貴的第一手歷史文獻。抗美 援朝、合作化運動、反右運動等重大事件均有所記錄。本書系大陸初版，堪與作者以戰地記 者身份留下的《萬里行記》前後輝映，並足傳世。」 本文無意對該書進行整體評估，祇想討論一下曹聚仁的「談右派」，是不是像出版者所 宣傳的那樣「客觀、中立、公正」，是不是像曹聚仁自己在《北行三語。後記》中所說的那 樣，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一、「近於詭辯」的「談右派」 《談右派》是曹聚仁關於反右派的第一篇文字，他在開場白中寫道：「記者南返以後， 千頭萬緒，也不知有多少急事緩事不曾報道；我們到浙江去巡遊了6天，那已是一個月前的 事，到今天，也還不曾寫過。祇因『整風』這件大事，海外人士太關心了，祇能把一枝筆放 在這一重心上。」 中共中央調查部辦公室副主任、統戰部辦公室副主任、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李克農辦公室副主任徐淡廬，是曹聚仁及妻子鄧珂雲巡遊湖北、江西、上海、浙江等地的專 職陪同。據他在日記中記載，一行人是1957年6月11日上午由北京乘火車南下的。6月18日， 他在廬山日記中寫道：「客人注意寺廟在解放前後的對比，對新聞事業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 盈虧津津樂道。他對報紙所載批判章伯鈞、儲安平等人的反動言行不願發表意見，但又表示 對整風問題將作若干萬字的報道。我觀他不讀《人民日報》社論，寫通訊十分粗淺，抵廬山 當晚買了幾張風景照片寄給《南洋商報》也算交卷。」 由此看來，曹聚仁的《談右派》以及隨後的幾篇相關文章，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客觀、 中立、公正」的新聞報道，而是由中共當局佈置給他的真假難辯的統戰宣傳。對於這樣的統 戰宣傳，曹聚仁一直是心領神會的。10年之後的1967年11月18日，他在寫給胞弟曹藝的家書 中表白說：「我的寫稿工作，乃是北京所指示的，面對華僑，當然不能一鼻孔出氣，否則作 用全失。我也想不到會變成全世界華僑的思想指路牌，所以，京中對我特別關懷。」 正是出於這種心境，曹聚仁在《談右派》中用自稱是「近於詭辯」的話語，把自己形容 為「反動派」：「我們在沿著長江流域旅行的途中，從報紙上、廣播中聽到了一些右派人士 的姓氏和他們在言行上的過錯。後來，在香港看到一張羅列了370多人的名單。……某君就 半玩笑半認真地問記者：」你是什麼派？『我說我是』反動派『，他聽了不覺大笑。記者接 著就對他說：「你們把我當作左派，我還不懂得左派思想該是什麼；要說是右派呢，又不知 今日的右派，走的是怎樣的路線。惟有自認是反動派最不錯，總有一邊會把我們當作反動派 看待的；不是這邊的反動派，定是那邊的反動派，總不會錯了吧！』記者的話雖是近於詭辯， 他也瞪著眼睛，無話可說了。」 「不知今日的右派，走的是怎樣的路線」，並不影響曹聚仁按照毛澤東的思路給遭受政 治清算的「右派人士」，加以「莫須有」的思想罪名：「記者忽然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話來： 他覺得一般知識分子雖說經過了社會革命的大關，但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和新的社會生活不相 融洽，所謂『過不慣』。……凡是下意識中對於社會主義的社會生活不相融洽，過不慣的， 那就是右派的靈魂。」 按照這樣的標準，1950年南下香港的曹聚仁自己，分明是徹頭徹尾的「右派」，而不是 所謂的「反動派」。然而，在落款時間為「1958年春」的《再記右派分子的終局》中，曹聚 仁先是「莫須有」地捏造章伯鈞、羅隆基、艾青、丁玲、馮雪峰等人有「士大夫個人主義的 野心」，以及「他們都在私生活上欠檢點，予以口實」；接下來便與這些人劃清了政治界線： 「到今天，記者得聲明一句話：記者個人是自由主義者，但非右派分子，因為我從來沒有政 治上的野心，既不想領導別人，也不想被別人所領導，我是『絕物』，卻不是『右派分 子』。」 二、自稱「絕物」的「反覆顛倒」 《再記右派分子的終局》之前，曹聚仁另有一篇《右派分子的終局》，落款是「1958年 2月13日在北京」，也就是他再一次來到北京的第二天：「記者昨天（12日）下午到了北京， 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知道右派分子的終局。人代會罷免右派分子幾位巨頭，如羅隆基、章伯 鈞、章乃器、黃紹雄這些人的部長職位，該是最大的新聞，也是一般讀者所關心的大事。記 者先前曾再三報道政府對於右派分子的處置，採取和風細雨方式，非常溫和，事實上也正是 如此。」 在這篇文章的結束語中，曹聚仁迫不及待地給出了自己「想當然」的「右派分子的終 局」：「記者的報道，或許可以替一般讀者解消一些疑問了吧，反右派運動，便是這麼結束 了。」 接下來的歷史事實，完全否定了曹聚仁自以為「事實」的「想當然」：1958年3月8日， 北京各大學的大批學生右派，遭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的處分，被送去勞動教養。另有 部分學生，遭到強制性的「勞動改造」，甚至死於非命。比起號稱「首善」的北京，全國各 地的右派分子，所遭受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政治迫害，還要更加慘烈一些。據薄一波在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介紹：整個運動結束，全國共劃右派分子55萬人。從指導 思想上講，雖然也說過「不可過分」、「決不要擴大化」，但更多地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 派過程中，一再反對「溫情主義」，強調「深入挖掘」。 然而，曹聚仁置眼前的事實於不顧，在《再記右派分子的終局》一文中，自相矛盾地為 反右派運動辯護說：「年輕的一輩，一提到右派分子，就作公式化的按語，說他們是反黨、 反政府、反社會主義的。究其實際，他們並無『造反』的野心，章、羅諸氏，最多也不過想 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總理』或『副總理』，輔君行其道。（章乃器氏說他燒了灰，也沒 有反黨、反政府、反社會的痕跡，此語也有一部分是真實的。）至於艾青、丁玲、馮雪峰諸 人的意願，也不過是想取文聯主席地位而代之，或者高居文化部的領導地位，滿足了『大丈 夫當如是也』的野心而已。說明白一點，乃是士大夫個人主義的野心。另一方面看，正是反 社會主義的，因而是反黨、反政府的。在解放初期，……民盟、九三學社的領導人，忽然自 負以天下之重，覺得今後乾坤重擔都在他們身上，於是以影子內閣的領袖自居，也是勢所必 然。」 比起「年輕的一輩……公式化的按語」，曹聚仁的「按語」其實是更加自相矛盾的「公 式化」：右派分子一方面「並無『造反』的野心」，一方面卻又有「士大夫個人主義的野 心」；一方面並不是「反黨、反政府、反社會主義」，一方面卻又是「勢所必然」的「反社 會主義的，因而是反黨、反政府的」。對於這種不惜自相矛盾的「公式化」，被曹聚仁奉為 師長的周作人，在《關於紹興師爺》中，曾經有過經典性說明：總是以凌駕於法律程序之上 的「絕物」即特殊材料或特殊超人自居的紹興師爺，在處理各種案件時永遠正確的根本秘訣， 就在於「反覆顛倒無所不可」。具體說來，紹興師爺想讓原告勝訴，他就會說：「這個人要 不是吃了虧，何必要來告狀呢？」紹興師爺想讓被告勝訴，他就會斥責原告說：「人家被告 不來告狀，你這個原告卻偏要來告狀，肯定是你善於惹事生非打官司！」紹興師爺要想讓老 年人勝訴，他就會對年輕人說：「你不尊敬老年人就應該受到懲罰！」紹興師爺想讓年輕人 勝訴，他又會質問老年人說：「你那麼大年紀不知道愛護年輕人，是什麼道理呢？！」 筆者認為：假如非要給曹聚仁一個中國文化史上的位置，那就是繼紹興師爺魯迅、周作 人兄弟之後，把「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的刀筆吏手段運用得既熟練又徹底的第一人；而不是 夏衍在《懷曹聚仁》中所說的「在海外華文報紙上為新中國系統地作愛國主義宣傳」的「第 一個」。 至於右派分子的確鑿罪證，曹聚仁能夠坐實的祇有一個「戲曲界知名之士吳祖光」： 「他也曾有取劇協領導地位而代之的野心，他也在私人生活上翻了觔斗。他搜藏了很豐富的 淫書淫畫，已見之於公開文件。他欣然就道，到東北黑龍江地區參加農場的勞動生活。海外 論客，或許對於農場的勞動生活，看作是地獄生活，事實上，記者親身所見，那的確是使身 心愉快的修養。佛家所謂『苦修行』，庶幾近之。吳氏的『欣然』就道，並非裝出來的。」 在另一篇《訪羅隆基先生》中，曹聚仁又把「欣然」二字放大為「欣欣然」：「羅氏欣 欣然參加社會主義學院的學習，也就是不願意脫離社會主義陣線的明顯表徵。……記者毫不 帶誇大成分地說：新中國使人興奮的新事太多了，誰都有點戀戀不去了，連記者也在內。」 在中國大陸擁有王春翠、鄧珂雲兩位妻子的曹聚仁，1950年為了逃避「毛澤東也正在砌 起了思想上的萬里長城」（語出《南來篇》）的思想控制，而南下英國人統治的香港，一邊 與諸多年輕舞女鬼混，一邊公開發表描寫風流嫖客與風塵女子縱情縱慾的「淫書」《酒店》。 就是這樣一位根本不具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或「公民」資格的「境外」記者， 偏偏把自己標榜為凌駕於一切「別人」之上的「既不想領導別人，也不想被別人領導」的 「絕物」即特殊材料，進而用無法證實的「野心」來抹黑右派分子，再用同樣無法證實的 「欣然」、「欣欣然」，為把羅隆基、吳祖光們打成右派的中共當局提供政治辯護。在他的 「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的文章中，是完全談不上「客觀、中立、公正」的，也是完全談不上 「最好的『考驗』是『時間』」的。 三、統戰宣傳的功利驅動 繼上述三篇文章之後，曹聚仁還在《海外人士注意的右派分子》中進一步表示說：「所 有右派分子所受到的處分都是極輕的。……一部分是勞動教養。我們所熟悉的一些文藝界的 朋友，在北大荒國家農場鍛煉自己。說起北大荒，一些海外論客就跳起來了，且慢，記者是 心甘情願想到北大荒去的，那兒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說接近天堂了。……中共所實行的勞動 改造政策，監獄便是學校，也就是工廠。」 應該說，像自己的恩師邵力子，以及直接享受毛澤東眷顧的郭沫若、章士釗那樣，在中 國大陸享受「天堂」般的優越感和幸福感，是曹聚仁甘心充當「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的統戰 喉舌的最為根本的功利驅動。 1956年11月6日，曹聚仁在寫給原配妻子王春翠的家書中表白說：「年來顯得我的精神 是衰迷了，每逢情緒不佳，夢中必返故鄉，……此亦落葉歸根之境。但故鄉又如何住呢？」 1958年10月，再一次來到北京的曹聚仁，在半個多月的時間裡一再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 的接見。離開北京後，他乘飛機前往上海，接第二任妻子鄧珂雲返回香港。10月29日，他在 寫給曹藝的家書中，興高采烈地表白說：「我到香港，大約有20天勾留，便到日本去，12月 底可以回北京了。這是我的打算，也許有變動也未可知。我準備對房子方面領一次情，所以 考慮了又考慮，我倒想住青島去呢！」 11月3日下午，曹聚仁在致曹藝信中，甚至要替對方開口要官：「我昨日搬了家，今日 又移入另一新寓，此事甚妙。接來信及媽媽的手諭，我以往，（也可說是赤手空拳到了香 港。）許多事力不從心，目前情勢不同，我總要讓你擔當大一點的工作。因為反正是開口， 要開口就要開大口，你一個人做了主管，別人就可以連帶有辦法了。（我自己永遠想站在邊 上。）」 在這封家書裡，還附有寫給母親劉香梅的短信：「織雲南來，我們怕要出國去，因此請 媽媽南遊，要等到我們移家廣州以後了。」 連夢牽魂繞的江南故鄉都「住」不下去的曹聚仁，是絕對不會像「右派分子」吳祖光那 樣，到「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說接近天堂」的「監獄便是學校，也就是工廠」的「北大荒」， 去接受佛家所謂「苦修行」的勞動教養或勞動改造的，他所希望的是無償享用中共當局提供 的養尊處優的生活條件。一年之前，第一次到大陸採訪的曹聚仁，最先報道的就是自己夢寐 以求的文人生活：「最使我覺得『揚眉吐氣』的，（當然替別人覺得如此。）就是在今日新 中國，祇有文藝作家才有成為『暴發戶』的可能，有如中了馬票頭獎似的暴發。……舉幾個 現成的例子：那位翻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梅益，就是這一種譯本，拿到人民幣15萬元的 稿費；而那位寫《保衛延安》的青年作家杜鵬程，也在一年之中，得到了人民幣15萬元以上 的稿費。（合港幣四十萬上下。）」（語出《寄徐伯訏先生——北國的作家生活》，徐伯訏 是著名作家徐訏的本名。） 對於中國大陸的真實狀況，特別是中共當局不惜以思想罪和文字獄剝奪本國人的思想自 由和精神創造的政治高壓，曹聚仁是完全明白的。1960年，自稱「我的思想，既不是『親共』 的，也不是『反共』的，勉強來說，我可以說是屬於『知共』」的曹聚仁，在《北行三語。 後記》中表白說：「凡是革命政權，都是被當時的一部分民眾所詛咒的。我知道在中共政權 之下的生活是不自由的。不過孫中山在他的遺教中，就明明白白要我們放棄個人的自由，所 以台灣的口號和大陸的口號是相同，有集團的自由，才有個人的自由，而且要為集團而犧牲 個人的自由。我們要為個人的自由而奮鬥的話，那就得另外尋找奮鬥的途徑。」 由此可知，出現在曹聚仁筆下的吳祖光的「欣然」和羅隆基的「欣欣然」，其實是他對 於右派分子「不自由」的生存狀況的惡意粉飾。待到中共當局公開承認反右派的政治錯誤之 後，得到平反的吳祖光和他的妻子新鳳霞，以及其他的「右派分子」及其家屬，所表現出來 大都是血淚控訴，而不再是所謂的「欣欣然」。 與中國大陸被打成右派的55萬知識分子相比，曹聚仁確實找到了祇屬於他自己的「為個 人的自由而奮鬥……的途徑」，那就是一邊在香港享受英國人庇護下的言論自由，一邊以境 外記者的身份，把腦袋伸進中國大陸，替剝奪本國民眾的人身自由及言論自由的中共當局提 供「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的統戰宣傳。他的好友徐訏，在《悼曹聚仁先生》中對此曾有經典 說明：每個人性格上都有矛盾的地方，曹聚仁則特別顯著。他的號召人家返回大陸，有點不 顧人家死活的「老鴇」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