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大公報》的右派份子 （北京）劉自立 一、1949年後無公權的《大公報》 《大公報》右派計20人 《大公報》老記者吳永良先生說，孟浩然詩雲，「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1957年 《大公報》一批記者編輯被流放北大荒，做了毛時代的「流人」。這些流人現在的處境如何？ 他們如何看待反右運動，值得記下一筆。 據吳先生說，《大公報》右派份子編輯部和經理部總計20人，約占報社編輯、經理兩部 人員十分之一強。「被劃為右派份子的編輯部人員是：總編輯袁毓明，副總編輯趙恩源，記 者部副主任蕭離，記者蕭鳳、戈衍棣、單于越、尤在、吳永良、顧國權，理論部編輯朱沛人、 毛健吾，副刊編輯高汾……，國際部編輯徐梅芬，總編室編輯曹銘，通聯組編輯余悅，香港 《大公報》駐京記者朱啟平；經理部人員是：副經理趙英達，業務科副科長馮雋民，財務科 科員徐文蘭，業務科科員石文華。」（見《雨雪霏霏》吳永良著） 據筆者瞭解，前《大公報》人員，許多在1949年前後已為著名人物者，也難逃脫流人命 運。如，彭子岡，楊剛，徐盈，戴文葆，曾敏之，蕭干、徐鑄成等。王芸生，則是因為毛的 所謂「保護」，作了邊緣人，就是拿掉他的總編輯實權，任為社長，賦閒在報館裡，寫寫 「二王八司馬」一類閒餘文章，和那個「文人論政」之王芸生已判二人。 上述人物，許多都是筆者前輩甚而為父執也！他們的身影或在京、或在港、或在美，都 是我極其熟拈的老伯。他們的身世榮辱，於我看待史料中而得知之，究竟不同。紀念這些在 世和鶴去之前輩，我還是想用「故人云散盡，吾亦等輕塵」之詩句，來說明我的心情。那個 和我的童年必盡聯繫，在一個國度、一個城市甚至一個院落中發生的事情，那些左右中各色 人等，他們在毛時代和今天，究竟如何成為歷史和歷史走向的參照物呢？ 《大公報》裡的左與右 時下討論右派問題，有許多歧見。主要分歧在於判斷他們當時的言論之反對性質和庇護 性質；一說右派是秉承自由主義觀念批評共產黨；一說不是這樣，他們是站在黨的立場上， 為了健康黨的局面而呈諫言，抑或本人成為死諫者而不知。這個討論的要義，其實已經上升 到政治哲學的大課題。極權主義之中國，最後一次以毛以外之思想發生對抗毛式正統思想的 運動，畢竟僅此一次。右派的主將不是以馬克思而是以普世價值和西方政見，來說出右派份 子的主要觀念的；此其一。 二是，他們的主要觀點，企圖媾和於黨、於毛，成為中國20世紀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祈 望公用一個政治平台的奇觀，又是世界政治思潮中絕無僅有的現象——和蘇俄的不同政治見 者之歷史、之見解不同。 最後，這次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被毛的廢黜百家，獨尊毛家的政治強權洗腦。以後在 一個很長的時期，幾乎所有反對派，都成為毛式聖經之註解者，其間爭議的焦點，已經成為 究竟誰是毛正統和馬克思正統，完全撇開了西方政治哲學的原義——直到四五運動，這個絕 望的路德式構思才被擊破，遂有「第五個現代化」之主張問世。 在《大公報》定位方面，也有許多較為複雜的內涵。《大公報》本為主張「四不」報策 的自由主義報紙。但是《大公報》中上上下下，卻也不是自由主義鐵板一塊。其中許多名記 者為地下黨員。這個現象導致《大公報》輿論走向中，含有批判國、共兩黨之傾向；在定位 民國社會現狀和未來前途時，他並未做出清晰的結論。這個由王芸生提出來的所謂「中道而 行」的第三條道路，最後是以導向共產黨為結局。 故此，我們在敲定《大公報》右派的思維言路時，也不能脫離這個政治軌跡。許多著名 或者並不著名的《大公報》記者、編輯，他們或者是黨員，或者是同路人，祇是像張季鸞一 般和蔣介石過從甚密而又傾向於胡適之思維者，並不多見。於是，在王芸生和張季鸞兩人主 持之間，《大公報》政治傾向有所細微之異，可以說，王左，張右。 簡單來說，我們看到57年被打成右派者，其多半政治傾向是王派，不是張派；也就是說， 反右運動在《大公報》之表現與在全國之表現一樣，是毛把自己人和同路人統統打倒的一場 殘酷運動——而不是由真正之異見份子、自由派或者反對派形成的政治反對運動。 在釐清這個前提以後，我們再悉數右派個人之政治定位，就顯得比較容易。 那麼，我們看看當時《大公報》人中的右派們之「諫言」，究竟如何？ 二、言者不言者都罹難 徐盈的沉默罪 先看上述介紹之吳先生的右派罪究竟是什麼？書中吳先生說出兩點。一是在蕭離指使下， 寫出《阻撓、限制、刁難、歧視——本報記者申訴採訪中的一些遭遇》一文；此文被「蔣匪 通訊社利用」罪名成立，是因為蕭離是右派份子；受其指使也是右派份子，成為一個推斷。 二是，「符合蕭離、蕭鳳的言論，要求徐盈、彭子岡回《大公報》工作，要王芸生要求 一些人來辦報。」吳永良和徐、彭有聯繫——也就成為罪狀；因為徐、彭是右派。 關於蕭二夫妻，吳寫道——「蕭鳳出身於北師大，敏而好學，博覽中外文學名著。撰寫 文章，無論佈局謀篇、遣詞造句，都揮灑自如，不落窠臼，不時雜以口語，顯得生動活潑。 她寫作時十分認真，身旁的字紙簍裡，總扔有一些廢稿。……」 「蕭離屬於專家型的記者，所寫人物大多是專家、學者，諸如俞平伯、梁思成、裴文中、 常書鴻等，都是各方面的大師。他出身北大，十分熟悉這些學者，瞭解他們的專業，因而也 掌握了大量的知識，是記者中的專家。他自稱『一把年紀』，大家和他開玩笑給加上四個 字：」學問大。『「 徐盈是《大公報》著名記者，時任宗教事務局副局長；子岡為《旅行家》雜誌主編。徐 東（徐、彭女公子）告訴我，他家父調到宗教局，是為了讓他脫離《大公報》。好的說法， 是因為徐寫過關於民族宗教課題之文論——他的《抗戰中的西北》。徐盈是《大公報》研究、 報道中國經濟問題的記者。他的抗戰時期報道，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 從大的框架上考察，徐盈作為中共地下黨，抨擊民國經濟一塌糊塗是可以理解的——但 是，這個一塌糊塗後面自有兩問。一是如何估計整體之民國經濟。二是49年以後，徐盈對於 民國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文革經濟之看法，之比較。我們看到，徐東先生近來刊文介紹了 她父親之經濟報道活動。得知徐盈除去和《大公報》一樣，對於國民黨在抗日時期的「前方 吃緊，後方緊吃」之現象做出抨擊外，其經濟報道涉及農業，工業，手工業等。具體觀念， 都是在尋找中國經濟、中國政治之出路。他對於1938年宜昌的「中國實業界敦刻爾克大撤退」 （晏陽初語）一則報道，尤其知名。 對於民族資本及其人物，如盧作孚、李燭塵、范旭東、候德榜等人，徐情有獨鍾，做出 采寫。他親自編撰了《中國實業人物誌》，在30年代，說明了他的一點傾向性。（而盧作孚， 康心如等企業家在1956年前後，又是如何之命運呢？徐老自然不及補白。） 我們說，在毛澤東提出要草，不要苗以後，中國經濟活動已經變成「沒有活動」了。不 管是徐盈、還是其他人，已經沒有絲毫權利論及經濟問題。 徐被打成右派，又是出於何因？徐東告訴我，……她父親本無任何言論。無言論，何以 成言罪？這就是奇觀了。沒有言罪，也可以「何患無詞」！因為，徐盈是雜家，除去經濟報 道，旁系文學寫作，政治寫作，新聞寫作……；雜家本身就成了罪名。二是，不管你是不是 表態，僅僅因為你的身份、歷史和名聲，也可以定罪。三是，你本人是不是贊成成為右派， 這個考量，無意義。這樣，徐盈先生就榮登右派之榜了！ 彭子岡成為右派的原因 彭子岡也是巾幗不讓鬚眉。她的名氣一點不讓夫君徐盈。據傳1940年秋在一次集會上， 孔祥熙大談營養運動，說不用擔心中國糧食不足，祇是人們吃得太多太浪費了，建議大家多 吃糙米，說那是含有維他命ABC多種營養的食品。 《大公報》記者彭子岡聽不下去了，馬上站起來提問：「這幾年，前方將士浴血奮戰， 後方老百姓節衣縮食，都是為了爭取抗戰勝利。孔院長，你可以看一看，在座的新聞界同業 都面有菜色，唯有你心寬體胖，臉色紅潤，深得養生之道，可否請你繼續談一下養生之道？」 孔祥熙被這麼一問，祇好打哈哈：「哈哈，哈哈，散會。」「哈哈孔」因此得名。 有趣的的是，彭子剛和很多欣賞共黨者一般，也寫過毛氏。她寫——「『很感謝』，他 （指毛——筆者）幾乎是用陝北口音說這三個字，當記者與他握手時，他仍在重複這三個字， 他的手指被香煙燒得焦黃。當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時候，我看到他的鞋底還是新的。無疑這 是他的新裝。」 「張部長（張治中）在汽車旁邊勸：」蔣主席已經預備好黃山及山洞兩處住所招待毛先 生，很涼快的。『結果決定毛先生還是暫住化龍橋十八集團軍辦事處，改日去黃山與山洞歇 涼。 「毛、張、赫（美國大使赫爾利）、周（周恩來）四人坐了美大使2819號汽車去張公館 小憩，蔣主席特別撥出2823號的篷車給毛先生使用，也隨著開回曾家巖50號了。侍從組組長 陳希曾忙得滿頭大汗。」 「記者像追著看新嫁娘似的追進了張公館，郭沫若夫婦也到了。毛先生敞了外衣，又露 出裡面的簇新的白綢襯衫。他打碎了一隻蓋碗茶杯，廣漆地板的客廳裡的一切，顯然對他很 生疏。他完全像一位來自鄉野的書生。」（《毛澤東先生到重慶》） 貶孔（貶蔣）褒毛，一時間蔚為風氣。彭也不能免俗。沒有人知道，毛代替蔣會帶來什 麼！ 子岡成為右派原因何在？原來她反對在懷仁堂開會時記者要從旁門而入之規定。記者不 能和人民公僕一道門而入之，是何道理！這個說法，就是反對了「公僕」了。 再有，她反對搞政治運動。也成為一個罪過。 故事都是連鎖進行的。早在《北京日報》社批判子岡的乃是楊剛。楊剛乃大名鼎鼎的左 派，早年主持蕭干管事的《大公報》副刊，據說是極為不同於此報正刊之小罵大幫忙的革命 副刊。以後周恩來很賞識之，就命她為秘書了。「我還記得她批判的題目是彭子岡怎樣從資 產階級婦女墮落成為資產階級右派婦女的。」吳永良說。 她的右派言論，卻是一則抱怨北京不讓菜農進城賣菜的報道！ 她寫道，「事情是明擺著的，蔬菜是嬌嫩貨，經不起折騰，時間上也經不起拖延，壞了 沒救。能不能不要什麼公司層層集中又層層下放呢？能否讓郊區的蔬菜合作社裡的菜農或是 自留地裡的菜農自己來賣呢？不說別的，北京胡同裡賣菜的清脆悅耳的吆喝聲，也儘夠叫人 惦記！一吆喚一連串，充滿了自豪的感情，可惜如今祇能從相聲『改行』裡聽到了。這也許 祇是我不足為訓的小資產階級舊情調，真正受到實惠的是萬萬千千、每條胡同裡短不了的家 庭婦女們，她們一轉身子，菜到手了。」（見莊永誌《彭子岡——新聞界「三劍客」》） 三、左傾記者也是毛的打擊對像 楊剛死難之謎 楊剛批判子岡為「右派婦女」以後不幾天，就莫名其妙地自殺了。這個自殺之謎迄今無 人解之。說是她丟失了一個筆記本。 《大公報》也有一個關於楊剛事件發生前後的故事。講述者是老《大公報》編輯，年旬 80高秩的吳秉真先生。她在最新一期《燕京通訊》上撰文，有此一題。她說，當時《大公報》 開會批判朱啟平（我父親劉克林主持此會）後，忽然有人給劉克林遞上一個條子。劉看過後， 宣佈會議馬上結束。後知，那條子上寫著，《人民日報》楊剛自殺了！吳秉真寫道，劉克林 見此條子面色鐵青！ 楊剛之死究竟為了什麼？ 王芝琛先生（他是王芸生的公子，《大公報》研究專家，已經去世）寫道，「1957年夏 天，楊剛以飽滿的政治熱情投入了反右運動。她義正辭嚴，痛下辣手，對好友蕭干、同事子 岡都毫無顧惜。充分展示了一個黨員領導幹部鮮明的階級立場和旺盛的鬥爭意志。不料僅僅 3個月後，楊剛突然自殺身亡。棄世前一天，她還參加了批判丁玲等人的大會。丁玲是上個 世紀中國惟一一個先後得到魯迅贈詩、毛澤東贈詞的女性。名氣、風頭都在楊剛之上。當時 已是落魄的鳳凰不如雞。有舊友估計，楊剛也許在精神上蒙受了極大刺激，甚至感到幻滅， 以至以死尋求解脫。 楊剛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她的真正死因，至今還是一個謎「。 因為向黨交心成右派 夏衍在談「二流堂」的時候，提到高汾這個名字。這是社會上高汾名聲在外的證明；高 汾和她丈夫高集，都是報界聞人。高汾57年成為右派，高集倖免。二人政治上沒有一樣的身 份，卻依然連理。這也許說明毛式政治並不能毀壞一切。 「二流堂」是什麼？夏衍說，「一九四三年七月，我的妻子帶了子女到重慶來」，在其 居『依廬』旁又造了一間可以住十多個人的大房子，呼朋引類，讓當時沒有房子住的朋友都 住了進去，這就是『文革』中喧鬧過一陣的所謂『二流堂』……當時住在『二流堂』的，有 吳祖光、高汾、呂恩、盛家倫、方菁、沈求我，他們之中，除高汾是新聞記者之外，其他都 是沒有固定職業的文藝界的個體戶。「（見夏衍《懶尋舊夢錄》） 吳永良說，當時報社三樓貼出一個告示，「宣佈高汾在中央黨校被劃為右派份子。」 高汾何因被打成右派呢？筆者問過高伯母。她說，「當時我在黨校，一些老報人像徐盈 啊、錢辛波（老《新民報》編輯）啊，也在。當時看見爭鳴了，很高興。我們提了一點意見。 就是說，今不如昔了。報紙，現在不如以前辦得好了，千篇一律；現在不如老《大公報》辦 得好了。就說了這些嘛！」。 於是這個並不反黨的言論，把高汾打成了右派。 這裡，查出錢興波先生的文章，可以作為佐證。 「1956年秋天，我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組工作，接到去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的通知…… 隨著運動的發展，報紙上揭露出的一批『右派份子』中有我熟悉的朋友，……新聞班領導小 組成員何偉（任駐越南大使，後任教育部長）找我談話。他開門見山就說：」你的問題我們 考慮過，你有許多熟人都是右派，你以前又在資產階級報紙《新民報》工作過。如今要把你 劃為『右派』，你認為怎樣？『聽他的口氣似乎是徵求意見，實際上一切都已經決定。我想 了一想，回答說：「我確實並不比我熟悉的人高明，把我劃為』右派『，我也沒啥說的，由 組織上決定吧。』就這樣三言兩語，我被劃為『右派』了。」（見錢辛波《交心成右派》） 偉大的平凡和偉大的渺小 朱啟平，是名聲大過高汾和許多《大公報》人的著名記者。稍有報史知識者都知道，他 是《落日》的作者——當年在美國密蘇里戰艦上採訪日軍受降儀式的中國記者。落日中著名 的段落人們還依稀可讀。他寫道——「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10分，我在日本東京灣內美國 超級戰艦『密蘇里』號上，離開日本簽降代表約兩三丈的地方，目睹他們代表日本簽字，向 聯合國投降。 這簽字，洗淨了中華民族70年來的奇恥大辱。這一幕，簡單、莊嚴、肅穆，永誌忘。 「…… 是的，日本人給中國人造成的奇恥大辱，對於1945年的中國人好像是洗刷乾淨了；但是， 時過20年，中國人又被自己的皇帝打成萬劫不復之徒！這個教訓，使得朱啟平先生作何敢想 呢？他的感想是如此而發的，「以他獨特的角度，呼籲一種『偉大的平凡』之精神——也就 是他在謁見戴高樂墓以後撰寫的膾炙人口的文章《偉大的平凡》」他寫道：「教堂周圍是一 個個小小的墓地，埋葬著本村的人……戴高樂將軍的墓地，就在小徑盡頭，也是石頭砌的， 高出地面不到半尺。」 「父女二人的遺體，在這教堂的墳場上，真正是祇佔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裡…… 墓石是普通的石頭……墳場中，有好幾個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將軍父女之墓，講究多了。」 「我默默站在墓前，低頭看那樸素、簡單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祇覺得面前是 一個新的境界：原來一個人的尊嚴，一個人的品德，是可以用這樣簡樸、平凡的安排來表現 的！」 朱先生後來說，「當記者，最要緊的，是盡心為讀者提供最好、最真誠的服務，不說話 不炫耀自己，始終不渝。要做到這一點，極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的。」 王芸生也說過，「鋼刀一舉，哢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得住， 才算得是一條好漢子，一個好記者」！ 這個精神，也許，就是朱啟平的反右言論之精神吧！ 可惜，這個精神已經被現在的喉舌閹割大半以至全部了，漢子、好記者為數寥寥，就像 北京沒有星星的夜空了！ 朱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是因對新聞業務問題提了幾條意見。人們都不記得他究竟 有何「業務問題」，有何「政治問題」？怕多是毛詩人浪漫主義的妄想狂吧！ 左中右都是敵人 蕭干何以被打成右派，已成軼事。這裡不妨再說一遍。1948年，郭沫若抨擊《大公報》 和蕭干為黑色文人、「黑色鴉片」，定下他不被紅色系列看好的因素。 文傑若說，蕭曾經對郭沫若50大慶發表批評，稱之為「大張壽筵」與「稱公稱老」—— 那其實是針對田漢——郭以為是影射。他以後嚴辭指責《大公報》和蕭干。說蕭干是「鑽進 《《大公報》》反動堡壘裡的鴉片！第三個還是鴉片！」 此為一。 再有，是不是蕭干和楊剛沆瀣一氣，成為黨之幫辦——王芝琛說，「在《《大公報》》 所謂的『右派記者』中首推蕭干。……蕭干一再講，他與楊剛具有深厚的友誼。……但蕭干 可能並不會想到，將他劃為《《大公報》》內『右派記者』的始作俑者竟是楊剛。我們並不 應責怪楊剛，在那樣的思想時代，從另一個側面說，不但證明楊剛的活學活用，也足以證明 楊剛『不徇私情』，包公式的『鐵面無私』。將蕭干劃定為『右派記者』」。（以上均見文 傑若《蕭干與〈大公報〉》） 我們來說句公道話。王芸生的《大公報》和張季鸞不同。芸老明裡暗裡是容納共產黨員 的。很多黨員存活於茲，像李純青、季崇威、楊剛等。芸老還赫然驅逐了一些國民黨的小特 務。至於他在40年代末之北上，也是共黨所為，主要是楊剛所為。蕭干和當時的胡風和郭沫 若比較，當然還是中間靠右。胡風那篇把一切罵倒的檄文，和文痞郭沫諾說《大公報》這樣 那樣的謾罵文字，和老蕭之西學文風，還是不太一樣。蕭幹這個人的定位不同於共黨《大公 報》人。他是寫過關於《大公報》自由主義文章社評者。這個社評是46年發表的。主張統制 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但是，據唐振常先生說法，《大公報》「起義」說，是蕭干發明的。 《大公報》是不是起義了？不好說。王芝琛以為是八抬大轎來抬的——就是毛親自函邀 王芸生北上。……但是，王芸生晚年承認是他親自埋葬了《大公報》！ 當然，芸老和蕭老已作古。王芝琛說過，因為老蕭做浪漫狀，撇開洋老婆，被他爸一通 罵！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老毛可是不管你左中右，如果你要稍稍獨立於他，對不起，就一 概沒收飯票，打入冷宮，成為流人！ 於是剩下一個郭老，其餘者都入地獄了。 我們的看法是，就像老毛要把魯迅關起來一樣，如果張季鸞活著，《大公報》屬於消滅 之列是沒有問題的。張季鸞的不黨傾向，沒有妨礙他繼續成為蔣介石公館裡的常客和布衣； 固然，王芸生不會因為季鸞公的張蔣交情而不罵國民黨。這是兩件事情。 說到反右，什麼是右成為一問。我們說，王芸生逃脫了右派命運，跑到北京和延安的一 些人士沒有逃脫。說明毛是要把你這個左傾選擇者也打成右派份子的——他連劉少奇也打倒 了，還有誰不可以打倒？ 這裡其實無關乎左右，祇關乎你是不是毛氏草民和御用文人；這些人是沒有人權的，即 便他們是很左或者很右，都是一鍋端的。 四、合法的呼籲之意味 抨擊毛以外的最強音 右派諸君今何在？除鶴去者，多數右派與時俱進，都在反右運動50週年大祭時期發出了 他們的心聲。這個心聲和50年前比，筆者以為有了很大變化。 其中非《大公報》人、作家柳萌赫然發出一個強音，說是「鄧小平是反右運動的特大劊 子手！」 他的看法，還包括了指責和還原被人們倍加讚揚之趙紫陽的反右態度。他說，「在該長 篇訪問中，趙紫陽談到毛澤東，談到反右運動。趙為毛澤東以及反右運動辯護。他說：毛主 席對國家發展是有想法的，他想建設一個比蘇聯更好的社會主義。……解放以後他搞三反五 反，1956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是真心希望建設一個光明的中國。他說急風暴雨的 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了，以後要和風細雨了，我想這都是他當時的真實想法。」（見柳萌《鄧 小平是反右運動的特大劊子手！》） 這也許是老右們除去抨擊毛以外的最強音。 高汾等右派們在2007年做的事情，就是和許多右君聯署了給上面的公開信。那個信就是 《為紀念反右運動五十週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此信上，高汾、 吳永良、徐梅芬等老《大公報》人的名字赫然在目。 筆者最為關注這信的一句話是——「我們深信，真心信奉『三個代表』，倡導『以人為 本』和『科學發展觀』的黨和國家領導機關，所有正直的有識之士，都會贊同我們以上合法、 合情、合理的呼籲。」 這究竟是一種諷刺還是一種幽默呢？ 這到底是社會主義、還是民主社會主義抑或社會主義民主之訴求呢？ 我們得知，許多沒有簽名者或者不乏反思，或者關注此事。 歷史同樣記載了這些或前或後，原為《大公報》人的遭遇。這裡既包含反右以前政治運 動中的受迫害者，如著名出版家戴文葆先生（原《大公報》人）；也含以後被鎮壓者，如 《大公報》原駐印度記者譚秉文先生。 曾敏之先生的義舉 而香港《文匯報》代理總編輯曾敏之先生，則是六四運動期香港文匯報「開天窗」事件 之主持者。 曾伯何以被打成右派？有南都報對他的採訪——「曾敏之：等到1957年，朱光市長喜歡 作詩，常常跟我商量他作的詩哪一句好不好，形成詩友關係。有一天打電話給我：」敏之兄， 現在我們市委想聽取大家對改進工作的意見，請你來開會。『我去參加座談會，就把岑荔丹 這件事情講出來，批評他們官僚主義，不懂得新聞自由，阻撓採訪。 南方都市報：沒想到緊接著就「反右」了？ 曾敏之：「反右」來了，說我是資產階級的新聞觀點，內定為右派，下放到白雲山勞動。 很快就平反，領導想讓我回到聯合辦事處，我說：「原來我也是作家，我到作家協會去吧。 『就把我調到廣東省作家協會搞評論」。 敏之先生在老《大公報》時期，主持記者部，和李光詒先生等報社記者，一度被國民黨 特務抓捕。那是40年代末。 王芸老當時非常氣氛，告訴國民黨人士，「明天不放人，我就見報！」果然，他們第二 天就放人了。 這個事情說明什麼大家很清楚。 1966年，就不是王芸老要見報，做警告，而是有毛氏紅衛兵把整個《大公報》完全取締！ 曾敏之先生，是我文學事業的支持者，還有趙澤龍先生等。 80年代赴港，正值「反自由化」運動。我記得最清楚，敏之先生問我們一行人怎麼看…… 他是不以為然的！ 六四時期，我在台灣《中央日報》和香港《文匯報》皆有詩作發表，曾伯支持我。 那時他的一個震驚世界的正義舉動，就是在文匯報「開天窗」，反對戒嚴。記得報紙社 評位置，赫然寫著「痛心疾首」四個大字！ 有人說，那是金堯如先生所為——不對。那時，主持《文匯報》者是曾先生。 我見過羅孚先生，他肯定我的說法。（編者註：1993年7月曾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 的金堯如先生在接受亞衣採訪時說：五月二十日，北京宣佈軍事戒嚴令後，我參加了香港人 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抗議集會，聯名發表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和國務院的公開信，要求解 除戒嚴令，立即與學生和平對話，解決問題。六四暴力鎮壓學生和市民之後，我們在社論的 地方開了天窗，寫上「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原來的社論寫了以後，李社長和我以及另一位 副總編輯商量，決定「開天窗」。開天窗是無話可說，寫上「痛心疾首」更震動。這個事情 使北京很惱火。這是以前共產黨對付國民黨的辦法。新四軍皖南事變後，周恩來就在《新華 日報》上開天窗，寫上「千古奇冤，江南一葉。」。——見亞衣：《流亡者訪談錄》410頁， 2006年香港出版。） 57年前後、不是右派的右派 據記載，戴文葆先生在1954年就已「落馬」（見沈昌文《我初涉出版社》）。沈說， 「1957年的『反右』，搞得比1954年更凶了。曾彥修中箭落馬。戴文葆對1954年的處理不滿 意，發表了很多意見，於是就被當作最嚴重的右派言行，被送去勞改。『陳原，戴文葆代』 的模式，到那時候正式結束了。」沈說。 戴先生那時是三聯出版社的負責人。 文革後，戴先生和許多當代文人寫作、出版，成為文壇主將。我的閱讀目錄中，就必然 包含戴伯在內的那些筆桿子——如李慎之、唐振常、戴文葆、鯤西等人。他們和一些當時的 耄耋如張仲行、周汝昌等，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碩果僅存的文化風景線——那條 線過後，就成為文化瘠土了。 譚秉文先生和我熟絡。我們就他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之歷史全過程，作過採訪。他的第一 個罪名，據說是因為參加過「忠義救國軍」——那是一個抗日的隊伍，屬於國民黨中統藍衣 社——戴笠是抗日的。加入此軍時，譚不滿20歲。他在反右運動以後，1958年，以反革命罪 啷鐺入獄，就是因為一副漫畫的註釋。成為不是右派的右派。 2、30年的勞改生涯，使他轉遍了大半個勞改場，從河北到新疆。慶幸老人家鋼鑄鐵打， 迄今，身體還是十分硬朗，居然血壓比筆者還低，祇有120.他的所謂罪名，當然已經一風吹！ 這些耄耋之輩，雖然垂垂老矣，可是，他們有幸成為假共和國第一批准獨立思考者，正 好是自由民主道路上偉大的鋪路石。對於這些勇士的追記，無論如何也是非常必要，非常珍 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