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鄧小平反右運動必要論

（上海）朱長超


    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反右派運動一晃過去了半個世紀，當年最年輕的右派份子也
已經變成了垂垂老人。大多數右派份子在經受了20多年人間少有的煉獄後離開了這個世界。
這是一場中國歷史上少見的踐踏人權、踐踏知識、踐踏人才的運動。這場帶著血腥的運動席
捲了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衝擊了幾乎每一個正直知識份子的生活和心靈。這是一場由毛
澤東主席親自發動、由鄧小平具體領導的聲勢浩大的運動。對於將這個將中華民族最有才華、
最有氣質的精華打入地獄的運動，鄧小平的總體看法是，這場運動是必要的。鄧小平也承認
這次運動有缺點，缺點就是「擴大化了一點」。在鄧小平這個指導思想下，儘管一個一個右
派份子大都平了反，但是沒有作國家賠償，沒有作公開道歉，對這場運動沒有作否定和批判。


從反右運動的後果看它是否必要

    這場反右運動的必要性在哪裡呢？它對於發揚知識份子的愛國熱情、對於發揮知識份子
的作用是必要的嗎？看來不是。經過反右運動，中國的知識份子內心一片蕭瑟。他們處境艱
難，有的勞改，有的下放，有的充軍北大荒，有的落戶大沙漠。他們在絕境中苟延喘，完全
離開了自己的崗位。畫家不再作畫，作家不再著文，詩人不再做詩，科學家不再研究，政治
家離開了政治舞台。

    這場反右運動，對於改善中國的政治氣候和社會氛圍有意義嗎？看來也不是。反右運動，
助長的知識份子的沉默，助長了中國人民的盲從。在中國，反右運動之後，很難聽到真話。

    這場反右運動，對於中華民族的道德品格、對於社會風尚的優化是必要的嗎？看來不是。
因為從此以後，中國成了無聲的中國，到處活躍著鑽營的小人，到處是說著假話的違心場面，
到處是沒有頭腦的盲從。中國人成了歷史上最麻木、最迷信的一群。各種各樣無恥的小人靠
著階級鬥爭表現著自己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作為向上爬的資本。

    這場運動對於中國開創光明的未來是必要的嗎？完全不是。反右運動已經是一場大悲劇，
它擴展成了更大的悲劇。中國巨輪在此後的20年間，在錯誤的航道上橫衝直撞。５７年反右
運動後，５８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放衛星等太平天國式的空想社會主義運動如癡如狂，
幾乎無人敢啃一聲反對，毛澤東聽到的都是一片擁護之聲。中國幾乎所有說真話的人都被打
成了右派，都在北大荒、在大西北勞改，中國具有理性的大腦再也發不出一絲真理的聲音了。
從此，毛澤東的一切天方夜潭的神話都暢通無阻，毛澤東一次又一次製造的具有中國特色的
大鬧劇、大災難盛行不衰。大躍進、農村食堂、人民公社就這樣搞了起來。浮誇風風行全國，
煉鋼鐵鐵化爐渣，全國餓死了４０００萬真心信仰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真誠地把毛澤東看作
偉大救星的老百姓。大躍進取得偉大勝利後，毛澤東又宜將剩勇追窮寇，親自發動了史無前
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成了10年浩劫。

    一個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運動，居然還說是必要的。這是因為說必要論的人對於
反右運動深有感情。事實上有人確實反右反出了癮頭。鄧小平在文革初期又用起了反右運動
的老經驗，使出了抓右派份子的殺手鑭。在他的領導和指揮下，北大、清華、北航等高等院
校派出了工作組，揪出了好幾萬反動學生和反動教師。在粉碎四人邦後，有些人搞起了清除
精神污染、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新反右運動。這些運動在本質上與反右運動是一樣的，是
反右運動的繼續和重演。直到今天，有些詩人和藝術家、思想家還以言獲罪。反右運動必要
論其危害之烈，不可不察。


從右派份子的平反比例看它是否必要

    一個運動是不是必要，可以看看它處理的對象是不是基本正確。如果絕大多數搞錯了，
則不能認為是必要的。如果一個機構在嚴打中狠狠打擊了１００００個人，把他們送進監牢。
最後經過拯別，祇有１個人證明是有罪的，其餘的９９９９人全部是錯捕的，能夠因為有萬
分之一的要的正確而認為運動是必要的嗎？而反右運動必要論，也是建立在萬分之一的正確
率上的。這個連小學生也能理解的數學題，我們的總設計師卻沒有搞清楚。

    ５７年的反右運動取得的偉大勝利之一，是把一大批中華民族的精英打成了右派份子。
這些人中間，有些是中共與國民黨爭天下時的盟友，有些是學術上卓有成就的學者，有些是
共產黨員，更多的是各個專業和各個崗位上的知識份子。嚴格意義上，這場運動一共製造了
５５萬５千個頂右派份子的帽子，這些帽子戴在了５５。５萬個不幸的人的頭上。

    實際打成右派份子、或者獲得右派份子待遇的數字遠遠大於此數。因為中國有中國的特
色，中國的數字都是有權者可以自由創造的，是可以根據客觀形勢隨意增減的。為了證明大
好形勢，人們可以創造畝產萬斤糧的奇跡般的數字，可以創造一個又一個ＧＤＰ高增長的數
字，就如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將該市的ＧＤＰ將２４萬報成２４０萬一樣。到了八十年代，
反右派運動在人民心中已經不再那麼偉大了，當局自然縮小了反右運動的規模和聲勢，右派
份子的數字就縮水了不少。其實，除了這些官方公佈的「名正言順」的右派份子之外，中國
還有大量的所謂的內定的右派份子，中右分子，不帶右派份子帽子的極右分子。還有一些是
檔案中沒有右派檔案、但一直享受右派份子待遇的假冒的右派份子，他們每次運動一來，都
被當成右派份子。但是當右派摘帽糾錯時一查，卻沒有發現定為右派的文件手續，不屬糾錯
摘帽的範圍，白白地當了二十多年右派份子。此類具有中國特色的右派份子的人數，其數字
遠遠大於真正的右派份子。還有更多的人與右派份子有某種牽連，例如是右派份子妻子、丈
夫、父母、兄弟、親屬、學生、老師、信仰者等等，他們雖然沒有右派份子的帽子，但是，
在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中，他們成了准右派份子。這種似是而非的右派份子，其數量更加驚
人。估計全國的右派份子和准右派份子不下三百萬。因為右派份子的親屬、朋友、同事而受
到影響的人數，更是多得驚人。

    即使照官方的５５。５萬的數字，最後真正沒有平反的祇有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
等５個右派份子。這５個是不是貨真價實的右派份子，還是因為政治需要而不得不充當右派
份子的角色？官方似乎也言辭矛盾，閃爍其詞。因為官方一方面肯定他們是真正的右派份子，
不予平反；另一方面，又向家屬賠禮道歉，補開了追悼會，還將有的不能平反的大右派份子
的骨灰移進了八寶山，讓這些大右派的骨灰與當年將他們打成右派份子的革命左派的骨灰葬
在一起，似乎有點不倫不類。既然鄧小平堅持認為他是右派份子，而他認為右派份子是反黨
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派，何必放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呢？如果他們是革命者，至少是無罪者，
又何必一定要讓他們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呢？如果這５個大右派確實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
派份子，你又何必裝模作樣地給他們說好話呢？如果真是反動的右派份子，理應如毛澤東所
說的，「將他們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又何必再幫助他們出書、
遷墓、恢復名譽呢？

    退一萬步講，如果這５個右派份子確實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那麼，他們所佔
的比例也祇是全部右派份子的十萬分之一。一場運動所整的對象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是錯的，
祇有十萬分之一的是整對的，這個運動能算是正確的嗎？這個運動能算是必要的嗎？不能，
絕對不能。看來鄧小平的數學沒有學好。我們可以得出許多荒謬的推論。例如如果日軍在南
京大屠殺中殺了３０萬人，如果這30萬人中找出了3個人是找得出該殺的理由的，按照必要
論的邏輯，日本人不就可以大言不慚地宣稱「南京大屠殺還是必要的」，缺點就是擴大化。
按照鄧小平必要論的邏輯，如果文革中批鬥的幾百萬人中有萬分之一的人確實有點問題，也
能因此證明文革是必要的。如果斯大林的大清洗運動也堅持留下萬分之一的清洗對像不予平
反，不也可以堅持說斯大林的大清洗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

    看一個運動是不是正確的，是不是必要的，祇能看主流方向。以５個人的不平反來證明
反右運動的必要性和正確性，真是愚不可及，是一種權力暴瘧，是一種可恥的私心，歷史的
笑料。


從沒平反的５個右派份子看反右運動是否必要

    反右運動是不是真的必要呢？看看將他們定為右派的所謂有罪的證據是否是實，看看他
們的所言、所行是否真的有罪。歷史已經有力地證明，這5個沒有平反的右派份子犯的也是
言論罪。其實這些言論並不是錯誤的，更不是有罪的，而恰恰是時代的聲音，是當世的警鐘。
將他們的這些利國利民的真話好話當作有罪之言，將他們打成右派份子，是是非顛倒，黑白
不分，是歷史的大冤案。

    還是讓我們來看看鄧小平有意留下的五位所謂的右派份子究竟有些什麼罪行。

    １，發起反右派運動的一個導火線是章羅聯盟，這個聯盟是否真的存在呢？

    當年羅隆基從國外回來，一下飛機聽說在批判他與章伯鈞的章羅聯盟，馬上發表聲明：
「我同章伯鈞的合作，絕對沒有什麼私人的勾結，秘密的陰謀。」此後，他多次聲明，「兩
年來我同章伯鈞絕對沒有兩人單獨地聚談過一次，更沒有兩單獨地商談過盟事務或其他政治
問題。」「我堅決不承認有所謂的章羅聯盟，我是根據事實和我的良心說的，我絕對不是企
圖推卸責任……」事實上，沒有誰提供過章羅聯盟的根據。

    反右運動的一個重要觸發點是所謂章羅結成聯盟向黨進攻，章羅聯盟不存在，向黨進攻
之說自然也就不存在。根據不存在的事實發起的運動，難道是必要的嗎？

    再退一步，毛澤東曾經說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即使章羅有政
治聯盟，就如毛澤東曾經與林彪有政治聯盟一樣，也不能說有聯盟就是反黨，就是右派份子。
我們能不能因為有毛林聯盟而將毛林打成右派份子呢？

    ２，大右派們的所謂反黨言論究竟有沒有罪？

    可以說，右派們的言論有的是真言，有的是諍言。真言是真心話，沒有惡意，不捏造。
諍言是難聽但有益的話，對國家有好處。這兩種言論，都不應成為定罪的根據。錢傳長認為
大學應該讓教授充分發揮作用，被上綱為主張教授治校、反對黨的領導而當了右派；龍雲對
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提出不同看法和批評蘇聯在東北的惡行而打成右派，但是，幾年後中蘇
交惡，對蘇共的批判比當年龍雲的批評要厲害十萬倍，但是龍雲還是右派，中共對蘇共的批
判卻是馬列主義對修正主義的偉大鬥爭。

    反右運動中批判得最多的理論是政治設計院論，平反委員會論和黨天下論。這三種理論
是正確的，積極的，至少是無罪的。

    章伯鈞的罪狀是提出政治設計院。1957年5月2１日章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說，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他認為政協、
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
他們討論。他還提出，國務院開會常常是拿出成品要我們表示意見，這樣形式主義的會可以
少開。」第一，這段話一點也沒有錯，形式主義是有的，反對是應該的。四個政治設計院的
提法並無不當，這四個政治設施今天仍然存在，仍然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機構。第二，政治
設計並不可怕，政治建設要研究，要討論，要協商，要設計。李鵬盛讚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
總設計師，鄧小平心安理得。可見他對總設計師的名稱是很滿意的。你願意當總政治設計師，
他章伯鈞提出要政治設計院又有什麼錯呢？總設計師祇有一人，自然還可能有分設計師，有
設計員，有助理設計員，實習設計員，大大小小的設計師、設計員合在一起，不就成了政治
設計院了嗎？你當總設計師滿臉堆笑，別人說政治設計院你就將人打入18層地獄，這是祇許
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羅隆基的右派的主要根據是他主張設立一個平反委員會，主張對於處理不當的冤案，要
注意糾正。接受公民的申訴，這是基本的人權，這樣做也有利於避免和減少冤案，對國家並
無壞處。事實上，到了６０年代，中國的平反成了一個艱苦的政治任務。羅隆基的建議完全
得到了證明，也被中共所實踐。可是鄧小平卻讓羅隆基把右派份子的帽子一直帶到地下。

    儲安平也是一個沒有平反糾正的右派份子。他的右派罪行是什麼呢？毛澤東有一次對他
說，現在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些意見，希望他對大和尚提些意見。儲安平畢竟是儲安平，他不
懂得什麼叫陰謀，什麼是陽謀，一點也沒有想到這是毛澤東在誘敵深入，不知不覺之間中計。
陽謀之計在孫子兵法的三十六計中是沒有的，這是毛澤東的偉大創造。它極大地豐富了中國
古代兵法和世界兵法的寶庫。儲對毛說，１９４９年的中央政府副主席中有3人是黨外人士，
4個副總理中有兩個是黨外人士，有點像是聯合政府。現在副總理１２人全是中共的，沒有
一個非黨人士，從團結全國的角度看，這樣安排是否可以研究？話說得完全正確，也非常婉
轉，但是毛澤東立刻拉下臉來，說台灣和香港的反動派對儲安平的黨天下理論是很擁護的，
儲也就成了大右派。今天看來，儲安平在半個世紀前就看到中國政治格局的大毛病，善意地
提出了改革政治格局、擴大民主的要求。他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設計師呢！

    總之，所謂三大右派言論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黨天下，對於中國的民主進程是正
確的，是合理的，至少是無罪的。退一萬步來講，就是講錯了，也應該是無罪的。因為毛澤
東有言在先，言者無罪，是你請別人提意見，別人提了意見，怎麼又要拿起屠刀呢？

    還有兩個上海的右派陳仁炳和彭文應也至死沒有平反。其實他們的言論更加平和，完全
是因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幫助黨整風而提了一些溫和的意見。

    順便說一句，對彭文應和陳仁炳這兩個上海右派，張春橋當年在上海擔任宣傳部長時和
總編輯時對這兩個右派份子曾經作過嚴厲的批判。在這一點上，鄧小平和張春橋是英雄所見
略同，合作得非常和諧。

    從反右運動領導者態度的比較看，反右運動是必要的嗎？對於反右運動，有些中國領導
人在當時就意識到錯了。例如胡耀邦。當時他正在蘇聯訪問，一回國發現團中央中將許多同
志打成了右派，他心裡非常明白，指示團中央裡盡快把這些同志摘掉帽子，盡量地保護他們。

    就是當年也曾經賣力地領導反右運動、將不少人打成右派份子的領導同時，許多年後，
也深深地為當年的錯誤而悔恨。周揚當年在中宣部和文化部的領導，在他主持下把不少同志
打成了右派。但是他在晚年真誠地向一切被他錯整的同志認錯，賠禮，道歉。雖然他的道歉
和賠禮無法改變當年的事實，但是真誠的悔意的歉意畢竟表現了人性的高貴。晚年的周揚，
是全盤否定當年的反右運動的。

    李維漢是當年的統戰部長，是反右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他所領導的統戰圈，在民主
黨內，右派非常集中，非常眾多。他主持打倒的右派數量不小。不過李維漢與鄧小平相比，
顯得光明磊落，沒有文過飾非。李維漢在粉碎四人幫後就反右運動指出：「我當時擔任中央
統戰部部長，對反右是積極的，錯誤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責任。對於一切被誤傷的同志和
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李維漢又說：「這場反右派鬥爭的後果很嚴重，把一
大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的幹部錯劃為右派份子，使他們和家屬長期遭受委屈和打
擊，……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不幸，也是國家、民族的不幸。」

    對於反右運動，李維漢與鄧小平相比，顯示出一種美麗的人性和黨性。他為反右運動對
數百萬無辜者告害怕的苦難而痛心，也為國家的損失而痛心。而鄧小平面對被他打下去的50
多萬右派份子，面對他們妻離子散、家敗人亡的悲慘命運，心如鐵石，沒有絲毫內疚，毫無
半點自責之意。

    鄧小平對待人民的這種態度，延續了他的後半生。５７年反右手上已經鮮血淋淋。他在
文革初期主持文革工作，下令在高校派了工作組，清查反動學生，開展批判和鬥爭，將幾萬
優秀青年和知識份子打成反動分子，對他們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文革初期，毛澤東在南方，鄧小平領導著北京和全國的文革。他的女兒所在學校的高干
子弟們，在北京街頭成群結隊地毆打所謂地富反壞右分子的打人、殺人的事件層出不窮，鄧
採取了姑息的態度，並沒有及時加以制止。１９７５年，他對雲南沙甸回族同胞採取了殘酷
鎮壓的態度。再後來，他對天安門廣場愛國學生的態度和所謂１％的寬容都不能有的講話，
這些態度是非常一致的。這就是鄧小平。他的潛意識中，把後來的這些鎮壓措施，都看成是
反右運動的繼續。

    幾乎所有的當年領導和主持各個部門反右運動的高層領導們，全都否定了當年的反右運
動，並且從內心表示了懺悔，祇有鄧小平堅持著反右運動必要論的大旗。當年領導和主持各
個部門反右運動的領導們對自身的堅定而發自內心的否定，它從另一個方面證明，這場運動
是毫無必要的，非常有害的。


一個反右運動必要論者的思想脈絡

    鄧小平堅持反右運動必要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的內心是怎麼想的呢？他的思想脈
絡是怎樣的呢？他說，「當時不反擊這種思想是不行的，問題出在哪裡呢？問題是隨著運動
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面寬了，打擊的份量也太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１９５
７年不存在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潮，或者對這種思潮不應該反擊。總之，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本
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鄧小平的這段話的核心是反右沒有錯，是必要的。問題祇是
擴大化。發動反右運動的毛澤東沒有錯，領導反右運動的鄧小平自然也沒有錯。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９日，鄧小平才羞羞答答地說，「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
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我不知道他說的「我們」是指他和別的什
麼人，他的責任祇是總書記的責任嗎？總書記有什麼責任呢？如果毛澤東說文革麼，反修防
修沒有錯，祇是擴大化了一點。鄧小平會不會同意呢？如果江青也學著這種邏輯說，文化革
命麼，我們是積極分子，搞文革擴大化我就有責任。誰叫我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呀。祇是
搞文革還是必要的，不反修正主義行嗎？不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行嗎？缺點祇是擴大化了
一點。江青如果這樣說，行不行呢？

    １９８７年，方勵之等寫信給當年曾是右派份子的錢偉長，建議召開反右運動30週年討
論會，吸取當年反右運動的歷史教訓。錢偉長經過反右運動後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將方
勵之給他的信轉輾匯報給了鄧小平。鄧小平大悅又大怒，大大地表揚了錢偉長，下令將當年
的右派份子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開除出黨。


鄧小平的反右運動必要論在於他是反右運動的領導者

    打開天窗說亮話，鄧小平所謂的反右運動的「必要性」在於，鄧小平是反右運動領導小
組實際上的最高負責人。反右運動的動員令是毛澤東下的，但是切切實實地把一大批優秀的
中國知識份子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卻是鄧小平親自領導和組織的。對鄧小平來說，
要否定他領導的反右運動，正如毛澤東要否定他一生中兩件大事之一的文化革命一樣困難。
毛澤東為了證明文革的正確，不惜掀起批水滸，批投降派，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為了證
明領導反右運動的正確，也把反右運動當成是一次必要的運動，始終不讓給反右派運動平反，
在１９８７年阻止了當年的右派們紀念反右運動30週年的集會。在鄧小平的眼中，這些右派
仍然是右派。他當年將他們打成右派是必要的，正確的。鄧小平的反右運動的必要性理論的
關鍵點，就在於他是反右運動的領導者，否定了反右運動，也就否定了他。

    鄧小平對反右運動評價的非理偏執，是與他一貫的思想風格一致的。鄧小平是個白貓黑
貓論者，對事物的評價標準主觀性很強。他認為的好貓或者壞貓，不僅要看是否會捉老鼠，
更要看對他是否有利。他對同一人和同一事的態度，今天可以說成是好貓，明天又說成是壞
貓。１９７１年，他作為所謂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號人物受到批判，被毛澤東派到江
西拖拉機廠鍛煉，他寫信給毛澤東，口口聲聲揭發和批判劉少奇，把劉少奇說成是壞貓。並
信誓旦旦保證永不翻案，祇要管管檔案的工作就心滿意足。其實他內心並沒有想永不翻案。
粉碎四人幫後一段時期，中國仍然錯批判著鄧小平右傾翻案風，此時鄧小平表態支持西單民
主墻，認為它對解放思想起著積極的作用。但是他一上台馬上取締西單民主墻。華國鋒為首
的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鄧小平在尚未上台將要上台之際，喊著華主席萬歲的口號，寫信給
華國鋒，口口聲聲稱他為英明領袖華主席，而一旦上了台，有了權，就說華國鋒這個人很壞，
把他說成是壞貓。他支持胡耀邦和趙紫陽當上了總書記，又揮手將他們趕下台，甚至還把趙
紫陽隔離了十幾年。這些事實表明，鄧小平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說，今天這樣做，明天那
樣做，常常不是以事實為標準，也不以真理為標準，而是以是否有利於他自己為標準。這種
機會主義的思想特徵是決定他堅持反右運動必要論的思想基礎。從歷史事實看，反右運動必
須否定；從反右運動對民族造成的創傷看，反右運動必須否定；從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未來的
發展看，反右運動也必須否定。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始終沒有從國家、民族的大局出發。
他的必要論所顯示的，是局限於一己得失的農民領袖。

    細細分析鄧小平晚年的思想脈絡，他所走過的就是這樣一條明知錯了還要不惜代價證明
自己正確的可笑道路。歷史已經嚴峻地證明了鄧小平的反右運動必要論是強詞奪理，是不顧
歷史基本事實的胡言亂語，顯示了缺乏人性良知的粗魯和頑固。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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