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情蹤」（四） （新西蘭）周素子 王流秋 王流秋從50年代初開始，就是原國立杭州藝專後改名為「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的教 師，但他與當時藝專教授如黃賓虹、潘天壽等完全不同，後者都是出身舊家，有國學傳統的 畫家，而王流秋是泰國華僑，而且是從「革命聖地」延安來的。 40年代，王流秋尚屬少年，身在泰國，而思效忠祖國，受當時潮流影響，歷盡千辛萬苦， 隻身抵達延安，一方面接受共產主義的洗禮，一方面進「魯迅藝術學院」研習油畫。精湛的 畫技，使他在50年代後有機會榮任藝專教師。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大多在「白區」、「舊 社會」成長，出身非工農兵家庭，算是「先天缺陷」，是歷次政治運動檢查的對象。而王流 秋在延安革命熔爐中錘練出來，真是百中挑一，鳳毛鱗角。他屬於「又紅又專」的大學教師。 國立藝專（現稱中國美術學院）有教師宿舍在西湖北山嶽墳附近棲霞嶺108號，57年整 風反右階段，我哥哥周昌谷在美院任教，與王流秋都住在該處，我父母與哥哥同住，我在寒 暑假由學校返家能時時見到王流秋，我們算是芳鄰。 王流秋也被打成右派，同樣受到孤立。他深居簡出，臉上表情甚為冷峻。一反當時常情， 身為右派份子的王流秋此時竟向「革命」的妻子提出離婚！他在延安時結婚，與妻子是「革 命伴侶」，同來杭州後，妻子在浙江醫學院任職，也是共產黨員。在很長時間內，他的妻子 不願離婚，雖然分居（女方住醫院宿舍），但常為他送日常用品來，她自己站在棲霞嶺宿舍 門外，由孩子送東西給爸爸。每當這種時候，我的老母親若看到此，就私下為他妻子抱不平。 但最後他倆還是離婚了。 文化革命一開始，受磨難的知識份子就面臨更大的災難。當時的浙江美術學院是造反派 的司令部，一時抄家、批鬥、隔離，來勢兇猛。王流秋等一概不能倖免。幾年以來，運動常 處於一張一弛中，故王流秋有時被監督洗廁所，有時又被關押，有時亦有人見他在風景點為 人畫肖像賺錢。但在某一次關押中，他竟不可思議的鋸斷鐵窗的兩根鐵條，逃走了。王流秋 拒絕改造，自絕於人民的消息，一時震撼了人心。直到王流秋於中緬邊境偷渡被抓獲押回後， 人們才知道他的去向。 原來王流秋是想回泰國去。當時不允許私人出國，祇有偷越邊境一個辦法，但偷渡屬叛 國，抓獲是要判重刑的，何況是身為政治犯。他為越境做了許多準備工作。他預先設法向泰 國寄出兩張名家國畫，以便在抵達泰國後變賣可作日用，又購了一隻汽車內胎，好在漂流時 節省體力，然後備足可供若干日消耗的乾糧。在中緬邊境選擇好一條河流，為了安全，他祇 能於夜間漂流。這類終年不通航的河流急湍，肯定驚險萬狀。日間他則伏於叢草岩石中，如 此夜行晝伏，過了若干天。他計算日程以為已經安全出境，但一經上岸，誰知尚在境內。有 人說，他若再堅持半日一日，就可出境了。他被邊防民兵押送公安機關，再被押解回校。見 到他的人說，他消瘦、黝黑、長髮，形容狼狽。此案由法院裁決，被判處20年徒刑！ 美術學院的「造反組織」為王流秋成立專案小組，深入調查，追隨足跡。滿含諷刺意味 的是，這個專案小組都是年輕學子組成的，他們在調查後，竟發表申明「王流秋不是罪犯」。 理由是：王流秋當年既為實現理想，從泰國到延安，今日，現實粉碎了他的理想，他想回到 泰國去，算什麼罪？！調查組自稱為「5牛戰鬥隊」，因為調查組成員為5人。那時凡是歷史、 政治上有問題的人被蔑稱為「牛、鬼、蛇、神」，關押處稱「牛棚」。此5人準備坐牢，故 自稱「5牛」。真勇士也。 70年代末落實右派政策，王流秋回來得較晚，已在80年代初了。是由他學生，當時已在 美院任教的徐永祥到監獄將他接回的。徐永祥和我說起，別人在10年中都荒疏了畫藝，而王 流秋卻有機會在勞改場所繼續繪畫，他的藝術更為長進了。王流秋還帶回大批油畫習作。落 實政策後的王流秋，仍任美院教授。至於那位離婚的妻子，仍然在等他，他倆為大團圓結局， 復婚了。 朱金樓 朱金樓先生是浙江美院老教授，美術評論家。 1957年反右派鬥爭之前，他曾有過幾年短暫的美好日子，其時學院還未遷院，坐落在西 湖中的孤山南麓，近側即是西湖十景之一「平湖秋月」，連接著孤山是桃紅柳綠的蘇、白二 堤。孤山上有許多古文化舊址，有清朝藏四庫全書的所在文瀾閣。後來的省博物館和省圖書 館即建於近處。尚有聲聞遐邇的西冷印社，陳列有東漢三老碑諸古石刻。人們蘊涵在古今文 化氣氛中。 50年代初的朱金樓，30歲左右的壯年，教學、著文，習畫並雕塑。他擬塑一尊曹雪芹筆 下《紅樓夢》中第一俏麗人物晴雯像，要在人間找一個活晴雯作為模特兒，於是物色到了浙 江省越劇名旦張茵小姐，在若干個年月朝夕相處中，朱金樓對張茵，眼觀手摹，等到塑像告 成，他倆也成為佳偶了。蘇白二堤及孤山處處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 一個春日，我和哥哥昌谷在平湖秋月旁的湖船上，見朱金樓和張茵時時隱現於白堤的怡 紅快綠中，張茵身穿淡綠色旗袍，白鞋，打一頂藕合色遮陽綢傘，粉裝玉琢，體態輕盈，襯 托著朱金樓的樸實倜儻風調，好一對神仙眷屬！這一印象給我的深刻，竟歷經半個世紀尚在！ 自朱金樓被打成右派後，這一對神仙眷屬，究竟經不起政治風浪的考驗，成了怨偶，不 久也就離婚了。佳人歸了沙吒利——張茵與當時的浙江省文化廳副廳長張某結了婚，並且還 帶走了與朱金樓所生之子，小名叫做毛毛的。張茵仍然活躍在藝壇上，而且榮任省越劇團團 長。她與張某生了一個小公主，取名巧鴻，巧鴻雖沒有母親那般俏麗，但她比母親有學問。 成年後的巧鴻，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江南》雜誌編輯。上世紀90年代初，巧鴻 成了我的朋友。 相比之下，朱金樓的遭際與張茵可謂天差地別。右派本來就受孤立，加以別無家庭成員， 他越顯得形單影隻，且不能再從事教育工作，所有的研究、著述工作也都被逼停頓了，祇能 做一些與本職毫不相干的半體力勞動。「文革」開始，他所在的浙江美術學院發生很大的變 化，當時已遷在城內南山路，這裡成了省的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早經停課，鬥爭比別處尤 為激烈、殘酷。院內如潘天壽、吳茀之等教授也均被關入「牛棚」。學院且成了全國群眾串 連時的臨時旅館、食堂，牛棚中的「反動份子」隨時待命，被拉出來示眾。他們有特別的帽 子，在帽子上書明姓名、反動身份（如「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特務」等等，不 一而足）。在進餐中，將這批「牛、鬼、蛇、神」集中一處，讓革命群眾圍觀，向他們丟擲 骨頭、菜皮以取樂，像耍猴一樣。我哥哥周昌谷的英年早逝，與這一折磨和摧殘有關。朱金 樓在遭受這些非人待遇中，變得更沉默寡言了，身體也更為衰弱了。 浙江美院的革命熱潮，發展到扎根農村，徹底遷移到桐廬分水縣，算是達到高峰。在叢 山中的分水縣建立校舍，全體師生都搬到新址，且親自動手蓋房，雕塑系的師生，個個上屋， 成為「稱職」的泥瓦匠。但在文革後期，又絡續返回杭州，就這樣被折騰著。至於這批新老 「反動份子」，尤其是右派，是最先下鄉，也是最後才允許回城的。其中朱金樓，要到80年 代初期才最後返城。他早早被人遺忘了。 我再見到朱金樓時，是80年代末，在孤山文瀾閣的偶然相遇。他對我發表在《徽學通訊》 上的幾篇考證文章表示讚賞。「徽學」是一門近年來才興起的學術研究，較偏而專，地方色 彩較濃，不像《紅樓夢》「紅學」那樣普遍受人注目，因此我對朱金樓的閱讀之廣之微，甚 為驚訝、欽佩。 90年代前後，朱金樓已到了古稀之年，大約深感老境淒涼吧，他與蘇州大學一位女教師 結了婚，女方祇有40多歲，過去的婚姻情況我不清楚，但據說人很漂亮，而且學有專長。朱 金樓這次的婚姻並不幸福，他幾乎沒有家庭生活，女教師仍居蘇州，很少到杭州，朱金樓也 沒有離開自己已久居之地到蘇州與她同住。連朱金樓的緊鄰金冶先生也祇見過女方一面。據 張巧鴻告訴我說，女方對朱金樓沒有感情，她祇是為了到美國去，恐怕單身女性容易遭到使 館拒簽，找個老者結婚是她的策略，作為幌子。女教師到美國以後，與朱金樓就幾乎沒有關 系，音訊隔絕！大約在1992年，朱金樓重病住院，在醫院照看他的，是他唯一的親子毛毛。 垂危之際，巧鴻奉母命，到醫院看朱先生，送了一束鮮花。朱先生見到這位面龐略肖當年張 茵的女兒，老淚縱橫，微弱地說了一聲「謝謝」。據巧鴻說，那位在美國的女教師，在朱金 樓病逝後，曾回國處理遺物，取走了朱金樓所有的書籍、繪畫及全部遺產。巧鴻對朱金樓沒 有給侍奉病榻之旁的親兒子一點遺產，一件紀念品，表示不解和不平。我想，朱金樓也許沒 有想到自己一下子會死，他還憧憬來日的家庭生活吧？ 李家楨 李家楨是50年代初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的首任院長，他從延安過來，是老共產黨員， 受過紅色的革命洗禮，故有此榮任。 到我認識他時，他已身為右派，年過60，白髮飄蕭，垂垂老矣！70年代中期，我尚在杭 州郊區一個農村小店謀食，而安家在杭州城內武林路一間小閣樓裡。閣樓木結構，在3層頂 部，為原先房主人堆置雜物之所，大多地方身體不能直立，從木梯盤旋而上。閣樓分東西兩 間，我住在西邊一間，也是過路通道間，東邊一間住著王紹舜先生，他早年習美術，後寫劇 本，但於50年代末即被省文化局勒令退職，屬於「隊級異己份子」。他的生活來源是一個當 褓姆的妹妹供給，身患肺病，常咯血，窮愁潦倒，他之能夠在毫無醫療、半饑半飽中存活下 來，因為他有精神寄托——醉心於彈奏古琴。每當夜闌人靜，陋室焚香，七絃琴音量微弱， 餘音僅縈繞閣樓之門閭，並不驚動四鄰。因為他早早離開了工作單位，倒倖免於抄家，保存 了古琴，有一方與外界迥異的天地。我做了他10年鄰居，聽了10年的《高山流水》、《平沙 落雁》，我是唯一的「知音」。冬夜雪濃，鄰翁琴韻飄然入於臥榻，「一曲『胡笳』聲欲裂， 始知人世有知音」，這是在那殘酷歲月中的唯一也是最高的精神享受了。李家楨到閣樓是來 向王紹舜學習古琴的。他學習古琴是為紀念他的亡妻學鳩女士。學鳩是他在延安時的革命伴 侶，他倆共同生活了20多年，尤其是在他劃為右派的孤立歲月中，學鳩與他同舟共濟，為人 溫文爾雅，逆來順受，可是沒有等到李家楨「落實」政策的一天，即死於癌症。她與李家楨 留有一女，名喚李其容，其容從童年開始，就在右派家庭的陰影中長大，在文革中被牽連沖 擊，並下放到黑龍江北大荒勞動。長成後的其容，有大家閨秀風範，文采菁華，成為一名作 家，那是後話。學鳩生前善書法，精琴藝，現今人逝琴存。李家楨思念亡妻，不願廣陵絕響， 於暮秋之年，拜師研習。我和王紹舜既是緊鄰又有鄉誼，李家楨是閣樓常客，同是天涯淪落 人，何況我早聞其大名，真是相見恨晚了。李家楨性格於詼諧中寓剛毅，比如右派定性必須 於「認罪」書上簽字，但即使再施加壓力，橫加威逼，他就是不簽字，不認罪，以致在79年 落實政策要為他摘帽改正時，他也不屑，他說：「不是右派，哪來改正？不戴帽子，哪來摘 帽？」這樣無畏的右派，在那個帽子橫飛的歲月中恐怕僅此一名。 在落實右派政策前夕，大約是1978年，一日，李家楨到閣樓來，一反往昔詼諧、輕鬆之 態，嚴肅的與我們商量他的一件婚姻大事：他想與前妻淑貞女士復婚！李家楨是湖北應城人， 出身舊家，在不到20歲的時候，即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與長他一歲的淑貞女士結婚，並 育有一女。早先革命浪潮席捲各個山村時，李家楨受到鼓舞，拋妻別女遠赴延安根據地。在 延安期間，自然的要掙脫封建婚姻的枷鎖了，他與淑貞協議離婚，與志同道合的學鳩結了婚。 淑貞是舊式女子，矢志不再嫁人，她在那個大家庭裡，侍奉公婆，撫育幼女兒，她的感情生 活，沒有人關懷，然教女有方，此位長女後來是個有成就的醫生。至於在經濟方面，李家楨 總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接濟她們。 李家楨經歷了反右鬥爭，愛妻仙逝，弱女下鄉，算得上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隨著年齡 的增長，又得了心臟病，他想有一個人生的避風港。他常常回應城老家，那邊還有髮妻與長 女，還有一些親戚故舊。回過幾次家鄉，淑貞均親自下廚，殷殷款待，家鄉口味與愧疚之心 感化著他的身心，他萌生歸隱黃葉村的念頭，加之親戚故舊的勸說撮合，於是他想與淑貞復 婚。他將這一大事相商於王紹舜和我，問是否妥當。正因為是患難朋友，用不著按常理奉勸 相合，王紹舜的觀點正好和我一致，我們都認為不必多此一舉。我的看法是：30多年的感情 隔閡，和知識水平的懸殊，倒不如像眼下一樣，保持介乎親屬、友朋之間的關係，可以每年 回一趟湖北老家，願多住些日子也無妨，嘗嘗可口的家鄉風味，逢年過節，或是對方需要時 寄些錢回去，她會感激，會覺得安慰，若將兩人關係再繩之以法律，未免會產生種種複雜的 糾葛而怨懟……。。過了幾個月，李家楨心臟病發作，三思之後，覺得互相照顧非常重要， 何況他一直想償付他的感情債。當時他女兒其容早從黑龍江返回，在美術學院圖書館工作。 李家楨為了避免與女兒間的矛盾，托我在杭郊為他倆租一處住房。一切安頓就緒，我終於見 到了被遺棄數10年之久終獲破鏡重圓的淑貞女士。她是標準的鄉鎮婦女，依稀可見年輕時的 眉清目秀，說著地道的應城方言。李家楨極力想使夫人滿意，據他說，走在泥濘的田間小路 上，淑貞的假扮大腳鞋數次陷入泥中，都是李家楨為她拾鞋的。但不久，這種《浮生六記》 式的「閨房記樂」就被清官也難斷的家事糾紛所替代，大母、繼母、親爹、繼爹、長孫、次 孫，種種紛繁，兩年之間，淑貞賭氣回應城老家多次。李家楨最聽不得那些對其亡妻學鳩的 怨言惡語。他歎息說「不讀書真是太可怕了」！淑貞終於回老家，不再到杭州，李家楨也不 願再回應城。他避免與她相見，他們的夫妻關係，到這時，真正是「名存實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