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權的鬆動 （山東）楊寬興 公安部發言人武和平先生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的文章之所以引起關注，不是因為文 章的觀點有多獨到和精闢，而是由於武和平的身份特殊，這就像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個好 東西》引起廣泛討論，是因俞可平所謂第四代領導核心的文膽角色所致，而不是俞可平作為 專家的觀點鶴立雞群。公安工作對於中共政權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對此，周恩來曾經說 過一句話：國家安危，公安繫於一半。武和平作為公安部發言人，雖官位不過司局級，但作 為全國公安的首席喉舌，公開談論事涉言論自由的輿論監督，說明中共高層被迫開始正視這 一問題，當然值得密切關注。 不過，武和平有關媒體監督的觀點不是在公安部的新聞發佈會上所講，也就是說他並非 正式代表公安部表達對於媒體監督的肯定與鼓勵；但是我們又不能說這篇文章的觀點祇是武 和平的純粹私人看法，作為中共黨員和公安部的現職高幹，武和平不可能被允許隨便表達個 人獨立觀點，中共的家法歷來是個人服從集體、人性服從黨性、下級服從上級。私下聊天是 一回事，公開發表文章是另一回事，根據一般慣例，武和平的文章即使沒有得到高層（至少 是公安部高層）的鼓勵，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被默許的，至少作為私下談論的話題，這樣的觀 點在武和平所處的那個圈子裡已不是什麼大逆不道之言。 對於武和平的文章，民間有兩種態度：一是叫好；二是認定為中共再次忽悠民眾，仍不 過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我傾向於認為武和平的文章是有誠意的，其具體論述也比較到位。 民間對官方的不信任是中共長期的所作所為所致，責任不在民間，但在積極的意義上，信任 是走向和解的第一步，民間對官方的徹底懷疑，與官方對異議者杯弓蛇影的防範與打擊一樣， 基於長期積累的情緒對立，一方面，這種不信任使我們可以識破中共頑固派的種種謊言和騙 局，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我們忽視一些積極的信號。 武和平的「讓媒體說話天塌不下來」，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李毅中的「不能 要求媒體每句話都說得對。祇要有事實依據，就要高度重視」，乃至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 部副主任董德剛的「反對將科學發展觀等理論寫入黨章」，都說明在巨大的現實壓力之下， 中共內部的理性力量開始反思六四之後的一系列政策的效果，這些現象並不是偶然的，它說 明中共曾經鐵板一塊的官權開始產生某些鬆動（或已具備了鬆動的現實可能），表面繁榮背 後掩蓋的尖銳矛盾已經使意識形態和權力體系都出現前所未有的茫然，在中共內部，除了那 些毫無社會責任感、一門心思陞官發財的人之外，越來越多的官員開始以現代意識思考當代 問題，開始懂得民主是個好東西，這種認識既非西方國家強加的結果，也非異議人士的觀點 突然被接受，而是中共官員在現實操作中逐漸意識到沒有民主的政治體制，沒有寬鬆自由的 言論環境，他們的工作就會越來越沒有效率，就會越來越沒有意義。這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 自由、民主的普適價值。 如同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武和平的文章也持一種四平八穩的文風，其立論的 基礎是執政為民的假設性前提，結論則依賴「讓媒體說話會幫助我們改進我工作」這樣的實 用性因果關係。因此，他們所談論的民主、輿論監督和我們所說的不同，這使他們無法將自 由、民主上升到一種價值觀層面上去認識。但無論如何，這種務實和理性的聲音，可以使面 對複雜矛盾衝突的中國在變革來臨之前，在輿論上形成一種和平過渡的可能。對此我們應加 以肯定，不管其本意究竟是什麼（哪怕僅僅是為了給奧運的召開減少國際壓力），祇要他們 肯定民主、人權、言論自由等理念，哪怕僅僅是口頭上的，我們也要高聲喝彩，對專制勢力 來說，他們最怕的不是槍炮，而是每個人都出聲說話，俞可平和武和平這些官員講民主和輿 論監督雖然不可能達到自由主義者的層次，但作為現職官員，卻比異議人士的自由民主呼籲 更容易被民間效仿，跟在異議者的身後喊民主、喊言論自由可能被抓起來，但跟在俞可平和 武和平之後風險會小得多吧！當足夠多的民眾開始說民主的時候，其實就是一種行動，現代 社會中，民主往往不是靠拳頭打出來的，而是靠嘴巴說出來的。 經濟全球化的格局之下，中國已不可能獨立於世界而孤立存在，同樣，一波又一波的民 主化浪潮之下，中國也不可能長期維持專制統治，民主社會是一定會來的，而我們將以何種 模式來完成這種轉變？我以為，任何可能都不應被否定，也就是說，在國際國內的壓力之下， 中共內部並非不可能產生健康、理性的力量，與民間一道來完成中國民主事業的偉大變革。 社會的整體文明程度在提高，必然會影響中共黨內的思想意識，我們不必寄希望於胡錦濤或 其他某一位高官，但完全可以預言：中共黨內（當然也包括中共高層）必將會有越來越多的 人認同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即使他們所使用的語言和思維邏輯與我們不同，但在大方向上， 祇要趨向於認同自由、民主思想，就會成為民主變革的組成力量。 當然這種變革的首要前提仍然是公民社會的發育以及由此形成的民間壓力，否則，即使 中共內部出現開明和理性的力量，仍無助於社會的根本變革，畢竟中共是一個有80多年專制 歷史的政黨，在其結構組成中，頑固抗拒民主潮流的力量不可低估，中共歷次政治鬥爭的結 果都說明，誰更具專制的決心和手段，誰就會在鬥爭中獲勝，而中共的權力結構更具有一種 特殊的病態，那就是，借助於這種結構做壞事易，做好事難。以武和平先生為例，身為公安 部發言人，他就很難在公安部的新聞發佈會上公開呼籲媒體加強對公安工作的監督，而祇能 在《中國青年報》發文章試探；作為負責公安宣傳工作的負責人，他可以泛泛地要求政務公 開，卻未必有能力揭露他所瞭解的某個省、某個地區的警察腐敗；當一個普通公民遭受警察 非法侵害時，他幾乎不可能指望武和平幫助伸冤（如果武和平有此興趣的話，我可以提供案 例），仍然需要通過公民個人的努力來維權。也就是說，當官員以半官方的身份認可或肯定 民主、人權、媒體監督的時候，他們並不比我們擁有更多的資源，面對專制政體的意識形態 慣性，他們必須小心翼翼、十分謹慎地把握語言尺度，而民眾的一次次的維權行動，卻從每 一個角落對專制政體的運作形成壓力，從根本上來說，它們才是最終吞噬專制力量的海潮。 公安是國家權力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作為最高公安機關的發言人，武和平先生本是輿 論監督的對象，如今作為一種開明之舉，武和平主動而且公開地肯定媒體監督並願意接受媒 體的善意批評，按一般情理來說，負責輿論監督的部門，應該可以放開手腳對公安工作加以 監督了，但事情絕不會如此簡單，除了武和平並非以正式官方身份發言的因素之外，我們必 須看到，宣傳系統才是掌握言論尺度的部門，而它們卻一再加大對媒體的控制力度。對於媒 體監督的空間來說，武和平的話是不算數的，在這一官權範圍內，宣傳部的一個處長的話可 能都比武和平更有權威，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即使公安部長出面苦求，宣傳部門也不會放開 手腳，對中共來說，公安的形象不僅僅是公安部的，更是這個黨的，放開了對公安的監督， 其它部門、其它系統怎麼辦？如果僅僅放開言論卻沒有其它領域的改革措施跟進，民眾的不 滿一定會讓天塌下來，這一點武和平沒有看準。 於是便會出現這樣一種荒誕的情形：掌握極大權力的公安部門贊同（至少不反對）媒體 監督，媒體卻自廢武功，不敢進行監督。中宣部仍然會繼續壓制言論自由，武和平的「讓媒 體說話天塌不下來」並不會真給媒體帶來說話的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利，仍然需要一個一個 的李大同、章怡和、李方、昝愛宗、焦國標去爭取，需要一個又一個獨立寫作者去爭取，需 要一次次的網絡發帖和跟帖來爭取。 言論自由的權利，最終表現為說出當政者不讓說的話（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胡平先生 就已經指出：說當權者喜歡聽的話，那不叫言論自由），其中也包括武和平不讓說的話—— 不在他所理解「善意批評」範圍之內的話。在爭取民主和言論自由的過程中，我們自然要比 俞可平、武和平們走出更遠。言論自由的權利如此，其它的公民權利也是如此。我們的聲音 可能沒有權威，卻有直指人心的真實與勇氣，這會確保我們走到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