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歲的信訪老人胡炳勳 （北京）曾金燕 4月初的一個早晨，我突然接到胡佳大伯父胡炳勳老人的電話。從不願麻煩別人以至親 人的大伯父在電話裡說「如果不影響你和胡佳，請幫我一個忙」。當天大伯父還給母親電話， 他感覺自己做了心臟搭橋手術後，剩下的時間不多。大伯父對母親一再地說，「此事得不到 一個說法，死不瞑目」。 大伯父今年83虛歲，安徽人士，是安徽省合肥市建設銀行的退休幹部。雖年事已高，除 了慈祥、儒雅、親切這些詞語，我還忍不住常常用俊秀瀟灑來形容老人。可誰又知這樣外表 平和親切的一位老人，曾經25年失去自由過著屈辱生活，至今申訴無門，內心不得安慰。 大伯父中學時由學校統一集體填表參加「三青團」，但並未繳團費、也未參加團學習和 活動、更未籌資購買槍支。因此歷史身份，1955年肅反運動中大伯父被整，不堪忍受折磨和 屈辱，服毒自殺，被救；1957年整風反右期間，大伯父由於歷史身份加上所謂的「造謠和散 布反動言論」、「抗拒交代」和「服毒自殺」等「罪行」，被合肥市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 判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刑滿釋放後，大伯父又被合肥市公安局無理無法強行管制、監 督勞動19年。直到1980年才得以恢復工作。大伯父被捕後的第一年，家中年幼女兒無人照顧， 夭折；逢饑荒年，政府又不准人口流動，弟弟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22年（當時大伯父的弟弟， 胡佳的父親在清華大學念三年級，因說了句「我們家鄉還有人吃不上飯」被打成右派）老父 親沒有支援，淒涼餓死在安徽老家；後來多重政治波折衝擊家庭，大伯父受共產黨教育的女 兒不能理解自己的父親，與家庭劃清界限至今不得和解，讓大伯父心寒。大伯父因學生時代 的所謂的「三青團」身份，可謂家破人亡。 大伯父至今還不服氣，屢屢寫信上訪，要求追究公檢法等政府部門違法行為以及責任， 給自己一個合情、合理、合法的說法。遺憾的是55年至今，多次信訪，要求當局在法律上對 他的迫害做出糾正，但去信石沉大海。大伯父生活節儉，衣服、襪子一補再補還再穿，生活 中事無鉅細，親躬親為，奉行不麻煩別人的原則。每日堅持鍛煉，注意保養身體，做到生活 自理。每日收聽中外廣播，關心社會民生和世界變化。儘管年輕時經歷了謊言中扭曲的中國， 大伯父至今仍舊剛正不阿，事事說實話、真話，不說曲迎之語，不做違心之事。默默地鼓勵 胡佳和我，不顧風險讓胡佳到他家裡「避險」以防警察抓捕，還教導我們做事「有理、有節、 有利」。 當聽大伯父說自己「死不瞑目」時，我心酸不已。在中國，有多少位像大伯父這樣的含 冤老人呢？當屆政府會替往屆政府犯的錯誤糾正並對當事人道歉嗎？至少在丈夫又一次被警 察非法軟禁的今天，我沒有任何信心。我所能做的，祇是把大伯父的故事告訴世人，我不知 道這樣做能不能給一位83歲的老人哪怕是一點點的安慰。 （2007年4月11日於北京BOBO自由城） 附錄：大伯父寫給當屆主席、總理的三封信 信一：2004年6月28日寄出，2007年5月1日略作修改。 尊敬的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閣下： 我因含冤受屈25年，申訴無門，才執筆向主席、總理閣下投訴鳴冤，祈請見諒。 我學生出身，祇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安徽宣城縣灣江鎮（今屬蕪湖縣）寧屬下縣聯立 中學（今為蕪湖縣一中），由校方集體填表參加了三青團。但我沒有繳過團費，沒有參加過 任何團活動，沒有任過任何職務，更沒有參加募捐買槍一事。高中畢業後，就讀於南京建國 法商學院；解放後學校遷台灣花蓮，我留南京未去。49年入南京二野軍大結業，後因我孩子 病危，我離校回蕪湖，小孩去世，我情緒低落，未回校。當時校政委鄧小平說過：來者歡迎， 去者歡送，並不違反軍紀。我的家庭成分工商兼地主。上述簡歷，解放後參加工作已填表。 我於1951年參加工作，由皖南行署分配到上海國立財經學院深造，學習統計、會計和預 算管理。52年被分配到安徽省交通銀行（行長劉子佩）；後交行改為建行，我即被分配到合 肥市建行。 1955年肅反開始，祇憑一些子虛烏有的片言碎語，在無理無據的情況下，將我列為肅反 對象，由單位限制我人身自由。除批鬥外，白天黑夜採取2人一組輪流對我進行疲勞審訊， 使我情緒紊亂、精神近於崩潰、痛不欲生，被迫服毒自殺，後被送醫院搶救脫險。單位顛倒 黑白，是非不分，逼死人不犯法，反說我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我身體還未康復，就被逮捕 關押於市看守所。公元1956年大約8、9月份，由單位派巫建華將我由看守所接回單位；後開 全行職工大會宣佈為我平反，說已調查清楚所有的所謂罪行，（當時行長姜壽延）並按當時 實行的「逮捕條例」規定錯捕錯判補發我一年工資，當時經手會計童靜敏可以為證。市看守 所還要我交了100多元的一年伙食費。 回到建行後，我感到蒙冤受屈，人權無故受到侵犯，人格受到凌辱，身心健康受到嚴重 傷害，即向上級黨政部門申訴。公元1957年整風反右期間，當時行長倪金龍動員我幫助黨進 行整風，提意見，說不抓辮子，不打棍子，言者無罪，聞者作戒。於是我將根據憲法行使公 民權利的上訴材料，以《冤屈的上書，血淚的申訴》提出。可是到運動後期，我單位又將我 以前查清後否決掉的一些所謂的問題作為罪行，重新強扣在我頭上，對我進行第二次逮捕。 公檢法也不依法查證是否屬實，於1957年12月25日合肥市人民法院以《57》刑字第688號判 決書，判我5年徒刑，剝奪我政治權利2年。 根據我的歷史事實，按當時（50年代）「鎮反條例」和「中共中央10人小組關於反革命 分子和環分子的劃分界限（肅反條例）」規定，我都不沾邊，卻兩次被捕，最後還被判刑， 使我感到世道無法無天，人民無理可言。更有甚哉，我刑滿釋放後，安分守己，奉公守法， 沒有犯任何錯誤。市公安部門不依法辦事，竟強行管制我長達19年之久，此事合肥市北門街 道居民可以作證。並在文革時期，市公安部門將我強行押解至涇縣西陽公社（現改為西陽鄉） 石糧大隊第六生產強行管制監督勞動。此事在西陽鄉有案可查，石糧大隊全體農民可以為證。 這25年，是我充滿血和淚的25年；生和死鬥爭的25年；是在沒有人性的殘酷鬥爭無情折 磨下度過的25年；受盡凌辱、折磨和迫害的25年。可我僥倖地活了下來，87年退休於合肥。 時至今日，往日的恐怖經歷，常常出現在我睡夢中，把我驚醒；迫害弄得我家破人亡，讓我 的身心健康受到嚴重傷害。我淚已流乾，心已碎。如果人尚有良知、人性，政府就不應對我 申訴置之不理。 公元1979年安徽省高院以「刑監字（79）第163號判決書」宣判我無罪。80年我恢復工 作回到合肥市建行；遇到前50年負責對我案件內查外調的同事吳華群，他對我說：「你案件 中除參加三青團外，其餘都查無實據。」說這話當時在場的證明人有：曹振民、李德泉、周 仁福（已去世）。請查證。本案在朱鎔基總理任職期間，我曾分別於99年3月12日掛號編號 216號、2000年1月8日掛號編號1089號、2002年9月10日掛號編號0988號三次投訴，皆遇下級 推諉、踢皮球，加上朱總理離職後就不了了之。使我對這個副誠信的失望而感遺憾。 現您兩位繼任國家主席和總理，並提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 系，利為民所謀」。如果能貫徹實施，實乃國人之大幸。故特上書，盼能為民伸張正義，責 令下屬有關單位，依法做出合情、合理、公正的處理。是所至盼。 79歲老人胡炳勳申訴2004年6月28日寄出此信 信二：2004年10月14日寄出 胡主席、溫總理： 我04年6月28日以掛號信函第0573號向閣下投訴，後查詢被郵局送到了國家信訪局。郵 局不按寄信人書寫的地址投遞，使我感到遺憾和詫異。我投訴的根據是： （一）：根據50年代一系列政策規定：鎮反條例、肅反條例、中共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 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劃分規定、逮捕條例等。 （二）：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刑事訴訟不受期限的限制。歷史是不容分割 的。 （三）：人民應該守法，政府也應該依法辦事。如果政府不依法辦事，那麼人民不就成 了被人任意宰割的羔羊…… （四）：根據新一屆政府領導人向全國人民的政治承諾。造成錯捕、錯判我的有關單位， 理應必須承擔起錯捕、錯判我的法律責任。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處理問題推諉、踢皮 球是一些官員的慣例。我申訴信寄出至今已經4個月，如石沉大海。望中央政府加大政治承 諾、誠信執法力度，言出法隨，取信於民。使我申訴能得到公正、合情、合理和合法的處理， 則不勝感激。 信三：05年4月18日寄出 尊敬的胡主席、溫總理閣下： 我第一封申訴信掛號編號第0573號是04年6月28日寄出的，迄今已有10個月之久；第二 封掛號申訴信編號0204號系04年10月14日寄出，迄今已有6個月之久。以上信件，至今如泥 牛入海，杳無音訊。望從尊崇法律尊嚴的理念，及主席向全國人民所作的誠信政治承諾出發， 對是否受理我申訴有關部門理應做出答覆。 我是善良無辜的。我含冤受屈25年，個人九死一生，家庭也家破人亡。其責任全在合肥 市公檢法等單位。一個國家內任何個人、政治團體和機關單位都不應該超越於法律之上；公 檢法單位則更應依法辦事。因此沒有任何合法證據造成錯捕、錯判並造成嚴重後果之刑事責 任理應由合肥市公檢法等單位負全部責任。說得好，不如做得好。否則德治，法治皆成空話。 望能查復，並依法做出合情、合理、合法的公正處理。民為國之本，人民不可侮。 此致敬禮！ 皖合肥建行81歲退休老人胡炳勳申訴05年4月18日寄出此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