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中國自治農會的現實需要 王 軍 當前中國的發展伴隨著急劇的城市化過程，結果農民成為最大受害群體。騰地遷移使得 農民顛沛流離、無家可歸。廣大地區土地荒蕪，青壯農民紛紛流落城市，老弱病殘留守耕地。 堅持上訪的農民屢遭不幸，已經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農民團結起來成立屬於自己的農會自 治組織，已經是當務之急。 一、武漢四新農場的案例 武漢四新農場是一家國營大型農場，1983年開始農場通過報紙、電視招聘外來農民到農 場種地。到1994年，各地來場的農民已有2000多人、500多戶，他們把農場當成自己的家。 2001年7月，武漢市的26號文件將四新農場劃歸武漢新區，準備進行經濟開發。到2003年底， 四新農場正式職工獲得經濟補償和安置，而對1983年以後來到的農民，四新地區管委會卻認 為不能對他們進行安置和補償。為了逼走這些農民，從2004年5月10日起，農場管委會就對 他們停水停電，並搗毀水利設施，大雨過後，農田里大量積水，農場管委會卻不許電泵站排 澇。2004年7月，在40多度的高溫下，走投無路的2000多農民被迫接受開發區的協議，在領 取了一點可憐的青苗費、搬家費、遷移費和房屋賠償款後，離開了四新農場。 這些農民被迫回到原籍，但由於他們長年在外，農村土地承包卻是30年不變，他們回鄉 後也就無地可種，原來的房子更是早已不在了。在這種情況下，許多農民又返回武漢，在四 新農場外圍的一些農村裡高價租田、高價租房。 2004年7月起，四新農場就等待開發，不再允許種植農作物，可是到2006年初，四新農 場的大片良田依然荒蕪，沒有任何開發項目。被攆走的農民弟兄看到後，又返回農場，搭起 塑料棚，準備在此種地。但是第二天，派出所、城管隊以及黑社會就派出打手5、60人，來 到剛搭建的現場，他們拎著長鎬，對農民大打出手，兩位農民當場被打成重傷，與此同時， 一把大火將50多個棚子一燒而光。面對這樣的暴行，農民兄弟決定團結起來組織農會，保障 自己的基本權益。 二、中國歷史上的兩類農會 說起農會，需要從性質和功能上考察中國歷史上的農會。清末和民初的農會是一種社會 經濟的自助組織，主旨是推進農業的發展；國民黨時代的農會是以鄉紳為主的政治組織，主 旨是維護社會穩定；共產黨時代的農會，則是按階級鬥爭原則組織起來的准政權組織，是破 壞傳統鄉村秩序的工具。 北伐時期的農會組織，就是由共產黨領導的農會組織，不顧國家危亡，一心製造暴力革 命，不斷發動農村的動亂和暴亂，與舊時農會的積極建設性質有著根本的區別。毛澤東的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在這方面起了十分惡劣的示範作用。他所謂打翻地主，不過 是在製造翻身運動、社會大亂的藉口。共產黨的農會表面上「攻擊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 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其實是要推翻整個中國社 會的基礎，而完全不管在這場莫名其妙的革命中，廣大人民要付出怎樣慘痛的代價。 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農字第九號通告更加明確指出：「農民協會已經不是 一種職業組織，而是以窮苦農民為主幹的鄉村的政治聯盟。……是農村政權的一個正確形 式。」也就是說，在「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下，對中國鄉村社會的基礎進行了全面的破 壞，徹底推翻了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和人倫道德。 1928年7月國民政府公佈施行了《農民協會組織條例》，但是在湖南這些重災區農會無 法開展重建工作。1930年1月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制定的《農民運動方案》中指出：農民 運動不在打倒某土劣就算完事，尤在訓練農民幫同國家作種種建設，這是農民運動的一個重 要信條。 三、中國農會應走世界農會的共同發展方向 由於共產黨曾將農會作為動員農民參加革命的工具，所以農會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僅 是一個社會革命組織或階級鬥爭的工具。事實上，在世界多數國家中，農會的作用主要是保 障農民利益、提高農民技能、改善農民生活、促進農業現代化。其政治功能主要是農民利益 的整合和表達，是與政府溝通協商的政治參與。農會可以代表農民的利益，向政府施加壓力， 但絕不是旨在對抗政府的革命組織，更不是一級政權機關。 中國農會應走世界農會的共同發展方向，那就是促進中國農村的現代化。上述四新農場 的農民為武漢市的發展做出了歷史性貢獻，武漢市將他們一腳踢開是傷天害理的行為。因此， 我們支持他們從2004年就開始的上訪維權；我們同情他們四次到北京的艱苦歷程；我們憤慨 武漢東湖開發區的警察、保安以阻礙公務為由對他們施放毒氣；我們聲討中共政權對他們之 中的田德平、楊輔武進行拘留的政治流氓行為！ 中國現代化的主線索就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轉型，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 是農民從傳統的宗族組織中出來，成為農村社會政治經濟關係的個體。在這個歷史過程中， 農會作為超越宗族關係的現代社會組織，具有重要意義。但由於受到中共專制主義政治的制 約，農會一貫淪為政黨的政治工具，沒有發展成為真正的現代社會組織。 四、未來的中國農會需要獨立自治 平心而論，1930年代國民黨進行農會重建，和共產黨現在提倡的和諧社會，有異曲同工 之處：「一方面提高其社會道德，增進其智識技能，促進其生產與生產額，以達到改善生計 之目的；一方面健全其組織，對內則使其協助政府，並以全力肅清共產土匪，以求社會安寧， 而促進地方自治；對外則提高其民族意識，啟發其自衛能力，共救國家民族之危亡。……」 （見《農會法》）只要把「共產土匪」換成「民運分子」，就差不多了。二者都以排除異己、 維護現狀、保證既得利益為先。不同的是共產土匪是暴力革命者，而民運分子不使用暴力。 1950年以後在暴力革命方針的錯誤指引下，農會的發展和整個中國一樣陷入了悲劇狀態。 土改時期農會作為謀財害命的機關；合作化時期農會又成了階級鬥爭的工具。最後農會淪為 共產黨的基層政權，本身趨於消滅。國家權力對鄉村社會的這種主導作用，使之不能成為一 股獨立於國家行政控制之外的政治力量。 從歷史教訓看，在中國建立農會問題上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第一，未來的農會需 要獨立，要堅持民間性、自治性；第二，未來的農會需要拒絕階級鬥爭的暴力，要與國家政 權分開；第三、農會要成為農民自己的組織，要堅持農會自治、獨立處理自己的事務；最後 要保證農民加入農會的自願性——加入農會不是義務的強制而是權利的自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