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當今中國的變革 ·耶 人· 來美國這半年，我從朋友處找來《北京之春》等民運刊物，又去圖書館翻閱《人 民日報》等中共官方的報刊，整個的感覺是，海外中文報刊上所顯示的中國的圖景 ，和中國實際的圖景對不上號。所以，我覺得，趁著出來的時間還不長，我有責任 把自己對中國現狀的一些看法寫出來，與長年流亡在外的同胞溝通。 一、改革的機制：從傳媒說起 有人說，共產黨起家乃至維持其統治，主要靠「兩桿子」——槍桿子和筆桿子。 中共對傳播媒介控制之嚴，幾乎可以和它對軍隊的控制相比。從這個意義上說，八 九以後中國傳播媒介的變化，是最為驚人的。 這種變化，在北京街頭走走就可感覺出來：各種報攤、書攤，在繁華地區幾乎到 了「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地步，大量蠶食著國營新華書店和郵局系統的控制網 絡。舉目四望，民宅中的衛星接收天線隨處可見，對能聽懂些英語的人來說，實在 不必再勞神聽什麼「美國之音」。廣播電台雖然表面上還像過去那樣戒備森嚴，但 其「午夜熱線直播」卻一度風靡北京。聽眾可以一個電話打到演播室，對社會發牢 騷，電台對此完全是現場直播。有時人們很難想像，在「六四」後的政治高壓下， 一位跑到中國做生意的海外華人(其實他剛從大陸出來幾年)竟能在共產黨控制的電 台中大侃美國社會的優越性。一位明顯是因「六四」而入過監獄的人也一個電話打 到了演播室，試圖就他的經歷發發牢騷，雖然他的話一下子就被來自香港的特邀主 持人機警地岔開，但也足以讓許多聽眾心領神會。「共產黨怎麼了？」一位幸災樂 禍的朋友開玩笑地對我說，「怎麼不控制？這不亂了套了？難道準備下台了嗎？」 其實，中共並不糊塗，它已作出了一系列的反應：它公佈了繁雜的衛星天線管理 條例，控制衛星天線的生產與安裝，制定了嚴密的安裝衛星天線的申請制度，同時 發展有線電視，把觀眾從國外的頻道中吸引過來，等等。對大肆風行的電台中的「 熱線直播」，也嚴加控制。目前真正名副其實的「熱線直播」據說已不存在。但是 ，已經裝上的衛星天線已相當之多，有些是老百姓自己裝的，有些是單位作為一種 福利統一為職工裝的，要把這些拆掉幾乎不可能。各廠家已生產了那麼多天線，自 然不願全囤在手裡，都在想辦法把東西出手，有些單位也正在想各種名目申請安裝 。而乾脆不管那一套，私自安裝的，更是大有人在。「熱線直播」雖名存實亡，但 這種播音形式還是保留下來，討論的內容相對於過去電台的節目而言，還是自由多 了。總之，進兩步，退一步，大陸的傳媒還是在走向開放。 所有這一切，顯然不符合中共的願望。但是這一切畢竟還是發生了，而且是在政 治高壓下發生的。大陸的傳媒，在某些層面比八九年以前還自由，這究竟是怎麼回 事呢？ 問題還是個「錢」字。中共手裡沒那麼多錢，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傳媒。以報紙為 例，報紙是中共意識形態宣傳系統的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其設制完全是按其官僚系 統的結構設制：從中央一級，到省、各部委，以及市等等。不同級別的官僚機構， 有不同級別的報紙。顯然，這種結構，完全是為了貫徹其官僚集團的意志而設制的 ，與市場需求毫無關係。改革以後，政府(或黨)手中控制的資源在比例上越來越少 ，能夠給各報社的錢也越來越少，而各單位自主權越來越大，過去必訂的一些黨報 現在不訂了。報紙的訂戶銳減，地方黨報能賣幾萬份已相當不錯了。而同時，與人 口和官僚機構的膨脹同步，報社內的人員嚴重超編，這些人要工資、獎金、住房、 醫療等等，各報社早已不堪重負。中共要想在這種情況下維持報紙這一意識形態的 宣傳網絡，必須大量追加投資，但這是它無力負擔的。而取消這個宣傳網絡，肯定 傷了中共的元氣，它決不甘心。兩難之間，它默認第三種選擇，放鬆控制，讓各報 自謀生路，所謂「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報吃報」，而「靠報吃報」的最好辦法 ，就是辦「週末版」。 所謂「週末版」，是各報在完成其意識形態的宣傳任務之餘，在週末出一期號外 ，以娛樂性的內容為主，以吸引讀者，擴大銷量，賺回的錢，可以補充報社日見萎 縮的經費來源，解決職工的福利。這表面看起來，是個皆大歡喜的萬全之策，但一 施行起來，就不是那麼回事了。眾所周知，在中國，政府完全壟斷著報業，在沒有 競爭的情況下，官方報紙要賺錢盈利並不困難。但是，由於官家的報紙只宣傳中共 那套意識形態，千篇一律，形同政府文件，自然沒人願買，這是虧損的最根本原因 。現在讓各報推出「週末版」之類的東西來賺錢，本身就是對原來報紙那種正統意 識形態功能的一個否定。「週末版」要賺錢，就必須賣出一定的份數。而要達到這 種賺錢的發行量，就必須登老百姓想看的東西，而不是政府想說的東西。在這個意 義上，「週末版」幾乎可以說是四九年中共執政以來第一次出現的商業性報紙。更 重要的是，如果想用這種商業性報紙的利潤來養黨報，那麼這種商業性報紙的發行 量和社會影響力一定要大大超過黨報的發行量和影響力。這等於給中共意識形態的 宣傳機器架空了。而事實上，由於商業報紙必須面臨市場的嚴酷競爭，且有大量的 利潤，而黨報印一份賠一份，只要政治上交得了差即可，於是各報主要的精力都集 中在「週末版」的商業競爭之中，把好的編輯、記者調到週末版去，週末版的稿費 也隨行看漲，吸引了不少知名的作家、學者。在週末版中，最具影響的《南方週末 》，一年半以前以每月一千元的起薪在全國公開招聘記者。而像王蒙、劉心武、周 國平、何懷宏等等這些不同年齡的學者、作家的名字，也紛紛出現在《南方週末》 這類報紙上。據筆者所知，一家娛樂性報紙付給一位名作家的稿費，標準達到了千 字五百元，而這是一年多以前的價格。 報紙若靠週末版「發」了，那麼，週末版，即商業性報紙就成了黨報的衣食父母 。週末版登點黨不願看的東西，黨就不能想管就管，因為這涉及到許多人的飯碗， 和黨報本身的資金來源。停一家週末版，一家黨報就難以為繼。實在是不好下手。 當然，若走得太遠，中共也完全有能力「殺雞給猴看」。但問題是，猴子們越學越 乖巧，他知道你殺的是雞，不是猴子，你至少不敢對我們猴子普遍地大動干戈。以 《南方週末》為例，它連續刊登關於文革、毛澤東、陳伯達等的回憶文章，不斷揭 黑幕，報道社會的各種陰暗面，其影響力在全國的報紙中是數得著的。在北京「皇 帝眼皮底下」也是最搶手的。就是這麼一家不甘心於打情罵俏的娛樂身份，試圖成 為一家有獨立聲音的嚴肅報紙的「週末版」，至少現在仍然存活著，這本身就頗能 說明問題。 這兩年，報刊的「週末版大戰」，已成了社會上最為熱門話題之一。中央電視台 和北京電視台對此在黃金時間都作了專題報道。在北京，市民熱衷的是《南方週末 》、《北京青年報》、《工商時報》以及各種各樣的週末版。除了最不正統的正統 報紙《北京晚報》外，正統的黨報已開始退出市民的生活。而這些，在美國最好的 圖書館中的中文閱覽室，也全然感受不到。半年前，在我還在國內時，就有消息稱 ，除《人民日報》等幾家有特殊地位的大報外，國家將取消對報紙的財政補貼。若 此政策一旦實施，報紙的商業化傾向將愈演愈烈。黨性，將被淹沒在鈔票之中。 電台的情況也十分類似。面對財政危機，大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電台， 把自己的播出時間分段承包。比如，把八點到九點的節目包給文藝部，把九點到十 點的節目包給專題部。然後，一分錢不給！各部利用現有設備，自己製作節目，提 高收視率，拉廣告。因為收視率和廣告直接相關，各部成員收入的好壞，以後是否 還買得起什麼設備，都要看廣告收入。而廣告商是只認錢不問政治。一家廣告公司 的經營人員公開在電視中說，在發行量相同的情況下，他們願把廣告給象《南方周 末》、《北京青年報》這類報紙。因為這些報是個人花錢買的。不像公費訂的「大 報」，發行量雖高，真正看的人少。 從表面上看，「八九民運」期間，大陸傳播媒介是最自由的。當時新聞界的那種 大反叛，當然是新聞界人士長期奮鬥的一個結果，但更多的原因，還是因為黨內鬥 爭所導致的中央對傳媒的失控，體制上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所以，「六四」 之後，政治風向一變，傳媒的局面很快就被中共重新收拾，復原如初。而近年來商 業報紙的出現，則是傳媒體制變化的開始。這種變化的不可逆轉性，甚至能抗住政 治的高壓。現在的新聞自由雖然在表面上遠比不上「八九民運」期間的新聞自由， 但基礎卻比那時深厚。打「擦邊球」的「邊」有時還變得寬了。隨著這個「邊」越 變越寬，新聞自由也將在不知不覺中向前推進。而這種局面，不是誰想收拾就收拾 得了的。 認真考查傳媒的這種變化，對理解中國的改革以及當前中國社會的轉型，也是很 有幫助的。我個人以為，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知識分子在探索改革之路時，國家意 識太強，社會意識太弱，即過多地寄希望於統治者認識的轉變。很多變革，是許多 複雜的歷史機緣相互湊合、作用而成的。對這些現存機緣的深入瞭解，有助於我們 有意識地利用這些機緣，促成一些更積極的變化。反之，若總是埋頭作方案，希望 政府採納，一舉解決社會的大部分問題，這事實上常常是於世無補的。比如，傳媒 的最新近的變化就是如此，並沒有哪個領導人採納了誰的改革方案，也並沒有多少 人是為了新聞自由的緣故去辦週末版，只是國家負擔不起支付給各報的龐大的財政 補貼，於是沒路找路，有了「週末版」，於是「新聞走向市場」成了官方默認的改 革的口號。這種局面，至少為新聞自由提供了機會。這種變革的模式，也可以解釋 許多中國的改革，即：傳統的社會主義的統治模式，造成了社會各個領域的低效率 和生產力下降。而這種低下的生產力，甚至無法維持一個現代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更談不上應付自然災害、人口壓力等外部的挑戰，於是，在窮途末路之中，統治 者默認了一些社會中自發的、應付危機的權宜之計。這種權宜之計一旦奏效，就可 能被統治者接過來，作為自己的旗幟，創造「改革者」的神話。比如農村改革，最 初的起源，是一些活不下去的農民，在「反正也是死」的絕境中，冒死訂下契約， 搞起承包，此招奏效，便成了「改革」。這不過證明了一個在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機 制：儘管一個人信仰某種東西，並認定了一個遠方的目標，但是，當他對眼前的利 益的考慮重於未來的目標時，他就可能為了馬上能夠得到的好處而做出違背自己信 仰的選擇。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許多改革，實際上都違背了中共意識形態上的信 仰。這些改革之所以能夠推行，未必取決於某位開明領導人是否接受改革的思想， 而是因為這種改革，雖然可能違背了他的思想，卻可以解決他的一些燃眉之急。 二、腐敗：「非正當的私有化」？ 腐敗，是當今中國社會最為醜惡、民憤最大的現象，也是國內外人士譴責最多的 現象。不過，譴責腐敗是很容易的，困難的地方在於，如何認識腐敗在這個社會中 的功能。 當今中國的腐敗，不僅僅是官僚的腐敗、黨內的腐敗，而是全社會的腐敗。貪官 污吏不用說，不行賄送禮，你就可能裝不上電話，找不到好醫生給你看病，孩子在 學校裡甚至也可能受刁難。很少有人不身受腐敗的折磨，但也很少有人不從腐敗中 受益。一方面，你的生活被腐敗團團圍住，使你蒙受羞辱、挫折，活得人不像人； 但另一方面，腐敗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滲透得如此之深，一切都在被腐敗所驅動， 乃至你覺得，腐敗簡直已變成了社會的動力，離開腐敗，社會彷彿馬上會停止運轉 。 那麼，拋開道德層面的問題，讓我們考查一下，這種腐敗，是怎樣參與當今社會 的運作的，其可能的後果又是什麼。 首先，腐敗改變了社會財富的分配形式。在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財富的 分配形式是統一的、完全被中央所控制的，如二十二級幹部制，八級工制等等。社 會財富嚴格按這套制度進行分配，很少有人能例外。過去的大學畢業生，五十六元 的月薪，訂得死死的，甚至二三十年不變，掙外快的機會幾乎沒有。在這個統一而 又嚴格的等級分配製度中，個人完全是被動的。改革，就是要改變這種僵化的社會 財富的分配形式，使個人有機會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中進行競爭，刺激個人的創造力 ，進而為整個社會注入活力。但是，這種改革，是在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母體中 進行的，社會資源仍為國家控制，如原材料、工廠、服務系統等等，個人經營的空 間是很少的。當年北京前門的大碗茶買賣，固然靠幾個失業的知青，若干茶葉和白 開水就可開張，但若再往前走幾步，擴大若干經營項目，馬上面臨缺乏足夠的資源 的問題。國家控制著從糧食供應、原材料交易及日用品銷售等系統所有環節，個人 到哪裡去進貨？到哪裡以公道的價格進貨？這些都是問題。而中國的改革，一開始 就是在意識形態(如「四個堅持」)的嚴重束縛中展開的，從來不存在象「私有化」 這種明確的目標，以及向這種目標過渡的一系列理性的程序。或者說，這種改革， 是由一系列應付具體危機的權宜之計組成的。這種權宜之計，一言以蔽之，就是「 搞活」。「搞活」是什麼，這兩個字所傳達的信息，即使從純粹語言的角度上，也 是不清晰的。但是，這兩個字默認了許多已經發生的事實。比如，把國家控制的資 源，轉移給個人經營。因為沒有「私有化」等理性的目標和程序，這種轉移的過程 中，就產生了腐敗。即社會上上下下，每個人利用自己既有的地位和權力，共同瓜 分國家財產，把國家控制的資源，轉移到個人手中。一名掌握鋼材的官員，把鋼材 賣給私人企業，從中收取大量賄賂，私有企業有了運轉的可能，而這位官員把大量 國家財產轉入自己的名下。久而久之，大家都精熟此道。私人企業對於行賄、送禮 ，如納稅一般的熟悉。通過行賄，私人企業不僅得到了資源和庇護，甚至可以公開 偷稅漏稅。國家貫徹其政策、收取稅金的能力越來越低，中共對社會的控制能力， 受到了極大的腐蝕。 這種腐敗，即通過地下渠道，把國家財產轉移給個人，是在承認現有秩序但又不 遵守現有秩序的情況下發生的。我把它稱為「非正當的私有化過程」。這種「非正 當的私有化」，實際上是這個社會中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大分贓。所謂「太子黨」的 出現，就是這一大分贓的具體體現。中共元老，希望把自己的權力父子相傳，於是 政界出現了太子黨。但是，各元老大多不只一個孩子，中國又無「長子繼承權」的 傳統，政界安插不下，或不願擠在從政這條窄路上的「太子」們，紛紛「下海」， 通過出售老子的權力，瓜分國家財產。這個過程，打個比方，頗像漢高祖削藩。當 年漢高祖懼怕各諸侯坐大，又無力與諸侯發生激烈的正面衝突，於是規定各諸侯的 每個兒子而非一個兒子，都有權繼承父親的權力和財產。於是，每個諸侯一死，其 領地就被幾個兒子瓜分一次，幾代下來，過去龐大的諸侯國變為了一大堆四分五裂 的小領地，再也不具備當年的威力。如今中共對社會的控制，也以類似的方式被分 割。幾個「太子」共同世襲老子的權力，但老子一死，誰也不具有老子的權威。老 子在位時，政治、經濟大權獨攬，國家對社會全面控制。經過這樣一番瓜分，這種 全盤的控制開始瓦解。這種現象，不僅在上層、中層，下層也莫不如此。科長的兒 子，照樣可以沾老子的光而分得一杯羹。政治商業化了，權力可以公開拍賣了。當 社會中生成的財富，多到足以買下大部分權力時，權力的含義也開始變化了。 問題是，在這一「非正當的私有化」中產生的既得利益集團，是否有把自己的既 得利益「正當化」的意願呢？我想是可能有的。第一，雖然眾「太子」都仗老子的 權力分贓，但老子一死，局面便開始逆轉。老子消失的時間越長，「太子」們就越 少地能夠借助政治權力繼續分贓，越多地運用經濟手段經營自己的贓物；第二，政 治上風雲變幻，無論老子生前還是身後失勢，「太子們」的贓物就可能變成腐敗的 罪證，倒霉的「太子」就一下子變成了新權貴為平民憤而抓來「祭旗」的理想人選 ，就是鄧小平的兒女，也未必晚上睡覺不做惡夢。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好辦法，是這 些既得利益者，通過繳納較高的稅金等手段，換取國家的保護，使其既得利益合法 化。進而確立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以納稅換得對私有財產的承認，對國家 也未嘗不是件好事。因為國家的財政問題日益嚴重，對「權益之計」容易接受，即 使他不喜歡私有制。而更重要的是，這些既得利益集團與當權者有深厚、複雜的裙 帶關係，有足夠的渠道達成共識。其實不僅是幾個太子黨，所有私人企業，個體戶 等等，在確認私有財產的法律地位的問題上，都有著共同的利益，可以結成廣泛的 社會聯盟。 以上所描述的，不是什麼預測，也不是什麼改革方案的設計，只是一種我個人認 為存在的可能性。我提出這種可能性，是因為這是一個多方可都獲益的遊戲。而湊 合成這種可能性的各種機緣，在現實中也都存在。意識到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對於 我們充分利用歷史提供的機會，也許是有益的。從「太子黨」到個體戶，都屬於既 得利益者，他們通過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手段「發」了，但拿錢的手都在發抖，都有 一種「妾身未分明」的感覺，有可能願意通過納稅換來穩著感，以後踏踏實實地做 生意。這種把「非正當」的私有化給「正當化」的過程，可能是骯髒的。但對中國 ，卻可能是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