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第三隻眼睛看中國》 劉賓雁 中國似乎進入了一個喜劇時代。在鄧小平時代的開端，一九七九年劇作家沙葉新 先生曾有一部諷刺喜劇《假如我是真的》(或《騙子》)問世，寫的是一個普通人名 份的青年被誤認為某一高級幹部的兒子，他便將計就計，從地方官員那裡得到了許 多好處，最後被識破真面目。公演了沒有幾場便遭禁，一些地方便在「內部」上演 ，不久也被禁止了。這部喜劇的遭遇本身就帶有喜劇性：作者為使它得以生存，曾 幾次按權威人士意見做了修改，「正面」的東西越加越多，已經不大象喜劇了。一 九七九年底，好心的胡耀邦也曾企圖使該劇在進一步修改後允許它公演，但幾天以 後他又在保守派的壓力下改變了主意。對於沙葉新和那部劇本，這也許是件幸事， 因為倘若再改下去，那騙子就要變成先進人物，而作者卻哭笑不得，變成喜劇人物 了。 沙葉新絕想不到他的作品變成了對十幾年後中國現實的一個預言。欺騙已經成了 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生活的正規。就我所知，至少在四個省份裡已經出現四個靠騙人 實現「經濟起飛」的城鎮。不僅任何貨物都有以假充真的冒牌，連人也不例外。假 警察，假復員軍人，假張學良——至於緝私隊走私，海軍兼職做海盜，銀行職員依 法沒收偽幣，卻又私自把偽幣投入市場，你就說不清究竟哪個角色是真、哪個是假 了。 中國人真是智慧無窮，最近在生活喜劇化事業上又有了新創造。 一本叫做《第三隻眼睛看中國》的書今年三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 注意，受到歡迎，聽說北京幾近人手一冊了。作者是德國學者洛伊寧格爾，據譯者 王山介紹，此人是位了不起的學者，不但出了一系列關於中國的書，他的許多論點 還成了歐洲共同體制訂對華政策的依據呢。可是德國漢學界卻不知其人，用電腦去 查也查不到。書的內容也有點怪：這個外國人怎麼那麼熱心地替中共說話和出主意 呢？他對中國人的事、中共內部的事何以會那麼熟悉呢？書的真實的作者費了不少 心機說洋話，但裝洋腔的中間也露出另一些馬腳，例如寫到馬克思的十幾處，都稱 做「馬克思先生」，以為這才夠洋味，豈不知外國人對於一個死去一百多年的人是 不會稱做先生女士的。 香港的《亞洲週刊》對這本書的作者是誰的問題發生了興趣。幸而譯者王山還真 有其人，便開始了電話訪問。下面是該刊公佈的對話錄音記錄(摘要)： 問：你是《第三隻眼睛看中國》一書的譯者嗎？ 答：是的。 問：你有沒有這本書原著呢？ 答：我現在手裡沒有。 問：它是不是德文版？(問了四遍，對方方作答。) 答：不，是英文版，作者洛伊寧格爾是在美國的德國漢學家，他是用英文寫的。 問：能不能把英文書名告訴我們？ 答：(吱唔了好一陣)「Look at China」。(瞧，這就是翻譯家王山的英語水平！— —筆者) 問：那原作者的英文名字呢？ 答：我也搞不清楚，作者名字字母上有好多點，我也讀不出，是代理人幫我查的。 問：出版此書是美國哪家出版社？ 答：是美國一家大學出版社。 問：能再具體些嗎？ 答：我不能講。 問：這位德國漢學家還寫過什麼書嗎？ 答：他寫了一些遊記，在中國跑了好多地方，接觸工人、農民，是「中國通」，對 中國問題有獨到見解。 問：你和他見過面嗎？ 答：不，通過話。 問：有他地址嗎？ 答：我沒有他地址，我靠我的代理人和他聯繫的。請你原諒，我不便進一步再講了 ，有些話不好說，作為朋友，我不好對你講假情況。 問：你認識何新嗎？ 答：不認識，沒聽說過他，他是哪兒的？(按：這又是扯謊。他怎能不知大名鼎鼎的 何新，況且，據何新說，那本書借用了他好幾本書中闡述的思想。) 問：有人說此書是他假托德國人而作？ 答：根本沒有這回事，肯定不準確，百分之百是謠傳。其實，這本書你不要說是中 國人寫還是德國人寫，還是英國人寫，這都不重要，你我應拋開形式，只求內容。 假如真的沒有英文寫的原著呢，你說怎麼辦？ 問：事實真相總應該搞清楚，對讀者有個交代，你和這位德國漢學家有沒有簽版權 合同呢？ 答：無可奉告，這麼回答你，處於無奈，我也有難言之隱，最近傳聞很多，不少人 來電話或上門找我，我都拒絕回答問題。我會和代理人商量，該採取什麼行為，是 否找一家比較可信賴的報紙，披露真相。或者說，什麼也不去理睬，讓外面去鬧哄 哄地議論吧。出於安全上的考慮，我不知道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更好。 問：究竟有什麼難言之隱呢？有這麼嚴重嗎？ 答：我主要考慮我以後還要寫東西，你理解在中國要出版一本書有多難。這事搞得 不好，我將來就可能什麼也不能寫了。為保留我繼續發表作品的權利，你們要理解 我的態度。說到底，只要我和代理人守口如瓶，在任何情況下不說，誰也不會知道 事情真相。 問：聽說中共高層對這本書評價不錯？ 答：是的，江澤民向中央警衛局推薦，排級以上幹部每人一本，最近，中國戰略管 理學會，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單位準備為該書舉辦研討會，上海有人來告訴我，上海 有人如此評論，說「這本書是鄧小平的政治遺囑。」也有人說這本書允許出版是個 大謎團。我不能再多說了，只想今後能夠繼續寫我的東西。希望我們能保持聯繫。 這是第一個回合。儘管漏洞百出，王山仍不肯吐露實情。到第二個回合，王山開 始後退了，說他並不是從英譯本轉譯的。那本書是他根據洛伊寧格爾在北師大講學 時的講義(或記錄)「演繹」而成的。 但這時又傳出了一個消息，說這本書雖不是地道的德國人寫的，但是同德國人有 一點關係：它是由一位加入了德國籍的研究中國問題的中國學人寫的，來歷還很清 楚，是中國知名外交家章漢夫的侄子或養子。此人從北京外交學院畢業後赴德。去 年和今年還到京、津、滬同一些高層理論工作者進行探討。此人在德國成了家，並 取了洋名，洛伊寧格爾是他的筆名。 這樣說來，應該說「第三隻眼睛」的作者來歷已經清楚，那本書也並非偽托之作 了。這個消息，也只能是從王山或他那一夥人中放出來的。事情應就此了結了。 奇怪的是事情又並未了結。很可能幕後緊張活動中一筆交易未能作成，那章漢夫 的侄子或養子不肯接受這一榮譽，王山不得不站出來了。於是在八月下旬的一天， 他便和他的著作出版代理人徐兵在北京雙雙出現，向《亞洲週刊》公開了「第三隻 眼睛」出籠的經過，承認此書是王山假冒德國學者所寫。徐兵說：「我和王山常常 在一起討論政治時局和社會問題，他有一股強烈寫書表達的慾望。我們的想法是： 書要出版，而所寫的內容和觀點又不能羞羞答答。王山是中共黨員，寫這本書就要 走出黨員這一特定的身份，尋找一個獨特的角度來思考和敘述。王山懂英語、日語 、德語，到底以哪一國人的「眼睛」來看呢？我們反覆討論了好幾次，最後選定了 德國。」你能想像到這一回又是說謊嗎？ 還在早些時候，身在紐約神通廣大的何頻也來調查，結果是：王山是此書的主要 執筆人，但並非這一事件的主要人物。《中國青年報》前副總編輯潘岳才是策劃者 (至少是迄今所知)和出思想的人物。而潘岳早在一九九零年便曾是一個神秘文件的 製造者之一。他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的女婿，這一點同北 京有軍方背景的中國戰略與管理學會正在(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一道)籌劃舉辦「 第三隻眼睛」一書的研討會一事聯繫起來，頗值得思索。 老天爺！「第三隻眼睛」究竟長在誰的頭上，到此總應告一段落了吧。是的，可 以說告一段落，但同時還必須說，僅僅是告一段落而已。這本書的作者究竟是由幾 個人和何許人組成的班子，依然是一個謎。 我們之所以要在一本書的作者問題上耗費這麼多筆墨，乃是由於這本書實在非同 尋常，而它的寫作目的、它在今天中國發生的影響即它的意義，是同它產生的背景 絕對分不開的。我敢保證讀者花費的耐心必定會得到酬報。況且，您在閱讀上述文 字時，難道不曾享受到觀賞一場喜劇的樂趣嗎？ 這點史料還具有另一種價值。假如把這本書比喻為一部關於半個世紀來中國歷史 的嚴肅的正劇的話，那麼這部劇本的作者和導演卻是同劇情很不般配，卑劣而委瑣 。 不過話說回來，「第三隻眼睛」的作者也不是沒有令人同情的一面。不論它是本 壞書或好書，只要不是誨淫或宣揚暴力的書籍，依照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作者就 有權出版。但中國沒有這種自由，卻有一條不成文法，即國家出版社出版的書，字 字句句都必須絕對「正確」，也就是必須符合中共的意識形態和不同時期的宣傳方 針。「第三隻眼睛」偽托外國人，也未嘗不是一個創造，使作者有了更多的自由。 這本書之所以在國內走紅，這也是一個原因。由一個外國人說話，哪怕是個假洋鬼 子，一是說話可以自由隨便一些而不至犯禁；再者，中國人也會相信外國人的話比 較客觀。「第三隻眼睛」是藍的，就比黑的吃香了。 那些中國人不准說，出版社也不敢印的話，經「洛伊寧格爾」一說，就沒問題了 ，雖是「大實話」，也顯得有些驚世駭俗，諸如：「一黨長期專政造成了社會矛盾 的尖銳化。」(97頁)「官僚主義和關門主義，是政權變質腐敗的前期徵兆。」(77頁 )「強調黨的領導在執政以前是成功的理論；但在執政以後，當用黨的領導取代一切 管理時，就是一場自毀性災難。」(176頁)作者還揭示了諸如階層分化、權力異化、 貪污腐敗、道德墮落等等現象，甚至指出中共領導人面臨的必然是一個危機四伏險 象環生的社會環境。這樣一來，讀者就覺得(借用《北京青年報》上楊平寫的書評) 「作者立意與判斷新穎獨特……中國人讀來真有切中肯綮，振聾發聵之感」了。 中共中央恨不得從中國人的頭腦中把民主兩個字給洗掉。而假如連中國知識分子 都不配搞民主，中國還有什麼人有資格來談民主呢？於是由王山扮演的洛伊寧格爾 就來為主子效勞了：「我們把中國民主化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這個階層(指知識階層 )的身上。」(75頁)但「明確地說，中國知識分子的鬥爭並未推動社會的民主化進程 。」(73-74頁)不僅此也，「知識分子的民主運動往往具有反動性。」(74頁)既然如 此，「中國尚不具備進一步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131頁)就不言而喻了。 至於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那是「西方各民主國家的積極參與和支持」的結 果。(135頁)有什麼證據嗎？沒有。但也許人家洛伊寧格爾確有真憑實據呢，人家生 活在西方，信息來源多著呢。不然，一個那麼大的學者怎麼會胡說八道呢？——夠 了，只要中國人這麼一想，他離黨中央的結論就不太遠了。至於說天安門運動「對 社會正常進程的自傷性破壞以及它的結果的反動性和完全無效用」，那正好證實了 國內某些「精英」的論點，家裡沒人在北京流血或在外地被槍決的中國人，近幾年 日子又過得挺美的，大約也能信以為真。 發明之一：中國人害了中國共產黨 迄今看到的評《第三隻眼睛看中國》的文章，多認為此書最大的壞處是它褒毛貶 鄧，反對改革開放。我卻不這樣想。毛澤東的長處和貢獻也不是不可以談；鄧小平 改革路線的錯處，不是寫得太多而是太少了。問題是作者無論是吹捧毛澤東或批評 鄧小平，都不過是手段，他們的最終目的不在這裡。北京有的年青人說：「看完《 第三隻眼睛看中國》你得到一個總的印象是：中國今後還是離不開共產黨。」我覺 得這本書的要害是在這裡。 這隻眼睛很奇怪，它看到的中國這四十多年來的歷史和今天的現實同中國多數人 從經驗和反思中認識到、甚至已成為常識的東西正好相反。不是毛澤東和中共自五 十年代以來屢犯錯誤，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災難直至一次又一次把中國人逼入絕境 ，而是中國人太不爭氣，一次又一次錯過大好歷史時機，使用心良苦的毛澤東的希 望和設計落空，並把中國共產黨推向失敗。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給中國提供了一個走向民主的機會，允許大鳴大放，批評共 產黨的缺點。無奈中國知識分子太「賤」，那「賤」還「表現得極其充分」，「男 人對你露出笑臉時，你就撒嬌翹尾巴，甚至抽男人的嘴巴子」(88頁)那「男人」(黨 的領導)還能不惱嗎？知識分子又在「團結、讓步、尊重工農幹部的領導方面做得稍 有不足」，因而「觸怒政權，傷及自身」，造成「對國家的損害和對民族進步的犯 罪。」「違背歷史似乎已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遺傳性疾患。」毛澤東本來無意「引 蛇出洞」，發動反右派運動，無奈「不識時務、不顧大局的中國知識分子自己屠殺 了自己。全部問題的初始原因只能從這個不成熟的群體自身去尋描述了。」(89頁) 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毛澤東有沒有責任呢？沒有。不是他頭腦發熱，而是 「毛澤東似乎被他的熱情的下屬們的工作激情所迷惑，迅速墮入一種奇跡即將發生 的神奇預感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初始設計」也是很好的，不幸也是毛澤東 以外的原因使那些設計「發生了預料之外的偏移。」(38頁) 文化大革命怎麼樣？毛的本意也是好的，他是要「對舊的政權進行改造以解決由 這種政權性質必然引發的政治危機。」(106頁)「公允地說，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 一個本質動機是想在中國建立一種有群眾參與的民主的政治機制。」(52頁)但是「 中國社會並沒有在這場亂糟糟的民主鼓噪中獲得絲毫發展。相反，極端鼓吹民主的 文化人幫團一旦控制了政權，立即就變了臉，成為一群絕不給民眾任何民主權力的 獨裁者。人民在一場民主革命中感受最多的是無序、無理和壓迫」。(138頁) 總之，中國人不行，知識分子尤其不行，他們「缺乏自律精神」：「道德修養和 自主意識欠缺使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群體行為呈現低道德水準和天然違法性。一九五 七年在向共產黨提意見過程中的違憲言論，文化革命中的造反行動以及文革後歷次 風潮中的過激言行，都是嚴重的自傷行為，使運動在一開始就偏離了目標並改變了 它的性質。此外，思維的單線式和固執性造成中國社會極少出現有進步意義的公正 辯論氣氛。公正的辯論是一個民族獲得認識上的進步的唯一可行途徑。」(147頁) 公正辯論氣氛！是在說中國的事嗎？辯論，需要說話，還必須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黨什麼時候允許過呢？在另一處，「第三隻眼睛」還看出中國人的一個問題：「 民主運動並沒有造就一支真正代表某一社會階層利益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74頁 )天啊！那不就得成立地地道道的政黨嗎？中國人不是沒有嘗試過，還不是成立政黨 ，不過是成立個類似讀書會的馬列主義研究小組什麼的，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倒是 有過不少。有幾個人活下來了呢？結論：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九年，「中國知識 分子的鬥爭並未推動社會的民主化進程。……知識分子的民主運動往往具有反動性 ，是他們自己一次次地搬磚運石加固了禁錮自己的院牆。」(74頁) 總之，毛澤東是「希望有一個合理的公正的政治秩序」的。然而「毛澤東在中國 根本無法做到這一切。」既然「以毛澤東的威信、權力和政治經驗都無法做到，這 大約說明在中國尚不具備建立這種政治體制的自然條件。」文革的悲劇，就是「沒 有條件而又要強行去做，美好的理想與殘酷的現實去碰撞，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 的悲劇，也是他個人的不幸。」(53-54頁) 發明之二：農民是大禍害，殃及全國也害了黨 但是在中國多個階層中，最對不起中國共產黨的還是農民。農民把偉大領袖也害 苦了。那一章的標題就是：「農民——中國的活火山」。你大約覺得這種說法有悖 於你和你周圍中國人歷來的感覺，因為中國最苦的莫過於農民了，那人民公社化把 農民整得……且慢，偉大領袖對中國農民恩重如山，除了土地改革，就是公社化了 。咱們藉著第三隻眼睛的銳利目光看一看吧。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理論的積極實踐者，毛澤東把小康農家的範圍擴 大為一個生產隊。這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效果，不僅使庸俗狹隘的農民理想具有了 社會主義的光環，而且這個『大家庭』還起到多方面的作用，諸如淨化靈魂、提高 農民、由窮變富等等。……學大寨最大的客觀效果是：賦予農民以理想和希望，使 他們甘心情願地被牢牢禁錮在土地上。」(42頁) 你若是由於上述文字同一九五八年以來農民的實際遭遇全然相反，而不能接受這 個觀點，那就是因為你尚未理解作者在農民問題上的一個重大發現：中國農民確是 在幫共產黨打江山時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中共就面臨一 個選擇：是不是應該拋棄農民？後來三十年一直面對的，又是對農民是把他們禁錮 起來呢？還是釋放出來？(36頁)為什麼農民會使共產黨這樣頭痛呢？因為中國農民 的力量是「強大與可怕」的。(34頁)「不瞭解中國的農民，你根本無法理解中國共 產黨的政策和苦衷」，「農民決定了中國現代政黨的成敗」(27頁)，而中國共產黨 和毛澤東就正是栽在中國農民這個龐大怪物上的。 毛主席創造公社制度當時的目的，是「以提高農民的方法消滅農民」(38頁)，這 絕不是說他老人家當時就計劃在一、二年之內把四千萬農民活活餓死，而是說把農 民改造為非農民。不料在人民公社大失敗(「第三隻眼睛」這時又不靈了，它沒有看 見這個失敗是誰造成的)以後，農民中的「資本主義勢力抬頭」，貪財忘義(「第三 只眼睛」也未能洞察這同農民的飢腸轆轆有無關係)，結果農民的這種不良表現自然 使毛主席傷心之至，直至使他思想上發生一個「重大轉折」，「不再對他們心存幻 想，而且開始產生了潛在恐懼心理。」(39頁)這時，作者顯然是為了鼓勵我們獨立 思考，提出一個問題卻並不回答：「農民與毛澤東，究竟是誰背棄了誰？」(58頁) 文化大革命來了。農民在文革中的表現是「可笑、可恥、愚昧、罪惡以及破壞等 行為」，「實在太黑暗太醜惡」(51頁)。有何為證呢？作者列舉了農民在三處—— 湖南、內蒙和北京郊區犯下的滔天罪行。筆者不能不插幾句話了。湖南，指的想必 是道縣，那裡的人不僅殺光了當地的地富反壞右，還想出一個毒招，以各種偽造理 由把這些五類份子的子女，早已在外省工作的幹部，一一引誘回來，也殺個精光。 但我猜想這未必是農民的創造，因為既是全縣統一行動，那些誘騙信有些又需蓋縣 和公社的公章，必是至少經上級准許方行。至於內蒙，說的當然是所謂的「內蒙人 民黨」那起特大規模的慘案了。發起者已查明是內蒙一個叫做烏蘭什麼的作家。逮 捕、酷刑、殘殺遍及內蒙全境，這能是農民自發行動完成得了的嗎？北京郊區，必 是大興縣了，可是據我所知，那裡對五類份子的屠殺是北京的紅衛兵干的。一個女 紅衛兵親自掌鍘刀，鍘了十幾顆人頭後，人性發作，瘋了。 但是，這還都是在農民「禁錮在土地上」的時期發生的事，因而他們的罪惡本性 尚遠未暴露出來。待到鄧小平實行改革，「釋放」了農民，魔鬼爬出瓶子，大災大 難就到來了。首先，「土地承包改革使政府迅速喪失了低成本基本建設的條件。」 向農民征地，他們已「坐在了談判桌上，伸手向你索取天文數字的地價。」(60頁) 不僅此也，「一切可被利用的資源都被用來向社會討索財富。這些資源包括：農田 、勞力、由愚昧和不屬於法律而形成的膽大妄為、人口以及女人的身體。」(61頁) 這最後一個用以「討索財富」的手段，有點費解。中國農民真的會自願地讓自己的 女兒和妻子去賣淫，又能任意「向社會討索財富」嗎？據我所知，農村婦女賣淫， 早已有之，最晚也是文革時期吧。例如大同煤礦週遭村莊的婦女，每逢礦工發工資 的日子，就成群結伙地去了。十天半月又回來了。須知那是毛主席為使農民「淨化 靈魂」和「由貧變富」而創辦了公社的時代，農民一個勞動日的收入常在幾分到幾 毛錢之間，如果幸而不是「倒貼」(即年終結算，生產隊負債纍纍，便把債務按社員 勞動日的多少分攤，「多勞多賠」)的話。農民為了不叫一家老小餓死，忍痛讓自己 的親人去用肉體換幾個錢買口糧，這難道也能算作他們對不起毛主席和共產黨嗎？ 現在，大西北的婦女紛紛奔赴沿海幹這種營生，可能並非全是為貧困所逼，但恐怕 也不是農村的專利吧？ 更可怕的還是來自農村的流民。「流民潮幾乎就是社會的一個火藥筒。」(62頁) 根據一些法制報刊一個月之內的報道，全部犯罪案例中，「職業為農民者竟佔了全 部罪犯人數的70％以上」。(64頁)「以犯罪為進城活動的方式和目的。」「中國農 民犯罪中劫持人質，勒索財物的罪例明顯偏高。」(65頁)「搶劫鐵路貨運物資」， 公開洗劫列車。「在農民企業家群體中行賄、逃稅、貪污、走私及造售假貨……極 為普遍」。(66頁)「村民集體武裝對抗上級處罰的事件屢屢發生。」(68頁) 總之，「中國社會如果再一次發生大的動盪，無業的農民一定是積極參與者和主 要的破壞性力量。」(63頁)歸根結底，都是由於鄧小平給了農民以人身自由，一切 都從這個「倒退」開始。「農民一旦離開田土進入城市，離開他戶籍所在地，那麼 他一切行動都是失控了」(68頁)。作者捶胸頓足地說：「中國政府對農民的(失去) 有效管理是致命的！」(59頁) 這一切一切，已經夠驚心動魄了吧？對於城裡人，我想一定會喚起共鳴。這些流 民擾亂了城市的安寧，使本已人口稠密的城市更加擁擠，更髒更亂，而家家戶戶還 必須小心偷盜、搶劫。 然而「第三隻眼睛」的作者仍然覺得這些現象還不足以喚起農村以外的中國人的 警覺和敵視；不足以使中國人明白：農民不僅因他們的狂妄和威脅治安醞釀動亂而 成為中國的禍害；他們其實是中國的一大累贅，一大包袱，是掛在中國脖子上的一 塊石頭！ 「中國社會實際上分成了兩部分——具有相當文明程度的城市社會和閉塞、貧困 、半文盲的農民群體。如果拋開農民不計，僅從中國城市社會的經濟、教育、生活 質量和文化意識等幾方面考察，這個社會已初步具備了自然生成民主政治體制的條 件。」只須幾年，(城市)即可培訓出工業管理者如商人階層，而社會的開明程度便 可達到高層次，即「完全有理由有條件進行他(鄧小平)所熱衷的『制度』改革和建 設。」(71頁) 作者只差沒有說出：那時，城市中國距西方先進國家還能有多少路程呢！這種思 想，同上海、北京那些自詡「咱們吃的穿的用的，不是已經達到美國和日本水平了 嗎？」的人的心理很相近，焉能不引起共鳴。 接下去，是：「但是，中國社會畢竟是一個整體，比城市人口多出兩倍的龐大的 農民群體是一個活生生的存在，你無法拋開它不計，而這個群體一旦衝出閘門與城 市社會混同為一體時，這個整體社會的人群素質就比單獨的城市社會下降了幾個層 次，而這種低素質的人才是中國社會的真實內容。」(71頁) 看，這塊長在中國脖子上的贅肉有多麼可恨，多麼令人憎厭，你會恨不得一刀… …且慢，割掉它，糧食，豬肉，油料，棉花和蔬菜又從哪兒來呢？靠進口，一時還 沒那多外匯吧？ 可見，農民還拋棄不得。於是王山等人就只能哀歎和悔不當初了。 若是一九七九年不埋葬人民公社，「讓農民再飢餓幾年呢？」(60頁)既然這些「 精英」份子認為農民的肚子和他們的肚子不同，生命的價值自然也兩樣。因而，這 個念頭完全可以再往前走一步，變成「困難時期為什麼只餓死了四千萬農民，而沒 有餓死四個億呢？」 不過那筆帳，無論是功是過，也不能全記到鄧小平頭上。那時候，像一九五六年 在個別省份和一九六零年在更廣大的區域裡已經做過的那樣，農民已經自己幹起來 了。鄧小平不過是後來逐步接受了這個事實而已。 王山等人對於從一九五三年毛澤東實行統購統銷起到一九九四年中國農民的境況 不會無知到這種程度。是政治需要使他們故意閉上了第三隻眼睛。 他們需要的是什麼呢？需要找到借口，為江澤民一夥提供論據並在中國社會廣造 輿論，為下一次鎮壓——這一回不是對學生和市民而是對農民了——做準備。 奴隸覺醒了，便成了替罪羊 中國的城市和工業的發展，甚至它們的生存，幾十年來一直依靠對佔人口大多數 的農民的剝奪。當城市居民到現在才面臨納稅問題，並且絕大多數人仍然拒不繳稅 時，農民卻從這個共和國尚未胚胎時(二十年代以來的內戰和抗日戰爭期間)就為它 繳納公糧(即稅)了。戰爭中流血犧牲的主要是農民，大饑荒時餓死的幾千萬人也主 要是農民，而農民得到的是什麼呢？國家給予城市人的所有福利——住房，主、副 食補貼，公費醫療，交通等公用設施以及比農村優良許多倍的受教育條件等等，農 民一概無緣。我稱農村是中國的殖民地，應不算過份。 然而，幾十年來城裡人卻很少有機會見到衣食父母的農民，只有褓姆和到國營企 業當臨時工(正式工人便不再做重活兒和髒活兒，甚至成了監工了)的農民是例外。 近幾年，情況變了，農民進城來了，而且來勢驚人。全國有一億農民流動，擠滿了 交通線，擾亂了城市的安寧，使本已擁擠的城市更亂更髒。找不到工作的流民便成 了犯罪份子的後備軍，至於所謂「車匪路霸」，集體盜竊或搶劫國家資源、設備的 ，也大多是農民。 這種情形，使城裡人大為不悅。有些知識分子便乘機站出來指著農民說：有朝一 日這就是中國動亂之源！ 王山則更進一步，認為除非把農民死死地 捆在土地上不准他們亂動，這些泥腿子 就永遠是中國的禍害！因而毛澤東那三十來年的政策就絕頂高明了。他「用強制的 辦法把農民穩定了三十年，即使大饑荒餓死了許多人，即使文化革命殺了不少人， 農民畢竟始終被禁錮在中國的黃土地上，沒有對艱難成長的中國工業社會造成破壞 性衝擊。」(54頁) 從這些話裡，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對農民的蔑視和敵視。作者把八億農民從憲法上 一筆勾掉，理由之一無非是農民愚昧，因而必須低人一等，充當中國的賤民和奴隸 。但是王山雖然比農民多讀了幾年書，在上述流露真情的話語中也透露了他們的愚 昧。中國知識分子在拋棄馬克思的時候，把黑格爾的辯證法也仍掉了。將近二百年 前黑格爾就說過：當我們說這個人是奴隸時，那意思是說一個人變成了奴隸，但盡 管他是個奴隸，他仍然是個人，因而從本質上說他是自由的，並且是反對他的苦境 的。王山之流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僅不懂得甚至是反對自啟蒙時代以來人類先進份子 不斷倡導並為之前撲後繼的那個簡單真理的，即人生來是平等的；人的本性之一是 自由，還有理性。無論是美國的黑奴，俄國的農奴或生活在中國二十世紀由毛澤東 創造出來的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半農奴，他們都不甘於被奴役。中國農民曾經以長達 二十年的怠工抗議那種奴役，這才迫使中共不得不實行改革，解散人民公社，給農 民以耕作和行動的自由。王山等人企圖把農民推回到「人民公社式保甲制」，理由 是「這種制度畢竟對近八億農民進行了有效的管理。」(68頁)為此，他們甚至主張 「工作隊再度接管鄉村政權」！(168頁) 毛澤東曾經做到卻最終還是失敗了的事，中國還會有什麼人能重新做到嗎？毛澤 東把農民推入絕境，從反面推動了他們的覺醒，當覺醒了的人民得不到自由，或有 了種田、做工、作生意等個人自由卻仍不被准許參加到改造社會同時改變自己的歷 史進程中去時，問題就出來了。這才是中國的禍根所在。王山之類的「精英」以為 只有他們會思考，而農民是懵懵懂懂、渾渾噩噩，只知吃飯幹活兒的動物，因而他 們不能理解農民對城市、對政權、對現行秩序的怨恨，不懂這種感情乃是人之常情 ，而且必然或遲或早地引向農民對城市、對官僚的報復行動，除非真正把農民當平 等的公民看待，請他們也來分享別人已經享有的自由和機會，然後大家一起來改造 中國社會。 為下一次大鎮壓提供理論依據 他們不想這樣做，那就只有鎮壓這一條路可走了。一九八九年以來，他們實際上 不就是一直這樣做到現在嗎？但鄧小平行將就木，農民和工人的騷動已經開始，中 國社會大解體的進程已經並將繼續加劇。下一步，當年的「北京風波」和「六四」 屠殺與之相比就是小打小鬧了。因而，現在需要一番理論建設。要把不遠的將來很 可能要進行的大規模屠殺和全國性逮捕說得令人信服，就不僅要說清非如此別無選 擇的道理，還要上升為理論，它不僅要清晰明確，還要使世人相信殺人不僅有理， 它還是於中國人的總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有利的。一句話，死者是一種有價值的犧牲 。 在完成這個使命上，你不能不承認「第三隻眼睛」的作者還真是發揮了一點創造 性，他們寫道：「需要採取非常強硬的領導措施」，(181頁)「革命時期的專制手段 」「是唯一可行的選擇」，(182頁)「如果沒有思想的權威，就只有動用物質的權威 去恢復秩序，這就是軍隊。」(216頁)為此，「要保持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格局。」( 218頁) 但是他們並不停止在這裡。需要從歷史上，從毛澤東和鄧小平那裡找到依據。「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建立起自己的經濟體系時，成功地運用了壓制與扶持並舉的政策 ，以強有力的權力管理和思想道德管理措施迫使社會為進步忍受了難以想像的犧牲 。……今天的中國仍需要毛澤東的天才、魄力和無與倫比的統治技巧。」(182-183 頁) 鄧小平在這方面的建樹也是寶貴財富。「政治與經濟的逆向發展，出現了在政治 上牢固控制和經濟上最大程度的自由這二者相互支撐與合作的局面。在今後相當一 個時期內，這種古怪結合將成為中國社會的基本格局，並且也將被證明是中國現代 化進程中的一種有效的組織管理方式。」(20頁) 這還不夠，理論上還要拔得再高一點！ 「在改革中政府的基本立場的確定是至關重要的。只有在這個基礎上的政策性妥 協和犧牲性打擊才是有意義的。政府不僅僅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它正確的立場是代 表並領導一種進步趨勢和潮流。這兩者之間在理論上應是一致的，而在過程中卻存 在著巨大的距離，而且人民這個概念幾乎是包羅萬象的，它的內容包含著許多利益 互相牴觸的階級。壓制與扶持並舉，是所有政權都在做的兩件事，它們也僅僅做這 兩件事。」(182頁) 明白不明白？中國過去理論上的一個漏洞被補起來了。他們已經發覺，「人民」 這個詞今後不宜說得太多了。毛澤東時代什麼都冠以「人民」二字(只有廁所尚未稱 為「人民廁所」，而人民也果然就幾十年至今為缺乏廁所而犯愁)，現在覺得不適宜 了。「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怎麼能殺人民呢？「北京風波」一鬧，聰明了 。王山等人這麼一說，人民就應該明白了：人民也不是不可以屠殺的，因為政府還 有更高的使命——「代表並領導一種進步趨勢和潮流」呢。一旦人民違背了這個潮 流，比如佔著廣場不撤，對不起，動手了。農民是不是人民？當然是，可是你若威 脅了城市，妨礙了穩定，你就別指望「政策性妥協」，那是政府運用「犧牲性打擊 」的時候到了。你也別指望人民政府會給你平反，世界上所有政府都在輪流做著這 兩件事嘛。 回到毛澤東？ 有一篇評論這本書的文章認為它的危險之處是論證鄧小平路線(尤其是南巡講話後 )正在帶領中國社會走上一條充滿災難和危機四伏的道路，而最終目的則是為毛澤東 思想回潮製造社會輿論，並公然美化毛澤東，為他過去所犯的錯誤辯護，提倡中國 走一條以毛澤東思想為理論基礎的改革道路。 全書的大量篇幅寫的確實是這一些東西，甚至公然叫囂「回到毛澤東」，沒有了 毛澤東也要「再造一個」！然而我的感覺是對這一點不必過於認真，作者的真實目 的似乎並不在這裡。王山這種年齡的人聰明得很，他們不會不知道把中國重新拉回 到毛澤東時代已經不可能，書裡已透露了這一點，例如：「毛是一個神，也許人們 要過許多年後才能理解他。令人擔心的問題是，當人們終於理解了毛澤東並又一次 真心地遵循毛的教導去行事時，已經積重難返，中國已不可阻遏地滑向了另一股軌 道。」(167頁)這幾句話用的是未來式，但在作者心裡則明明白白已是過去式。 但是毛澤東這個旗號卻絕不可少，且一定要舉得高高的。伴隨中國社會危機的加 深，中國人的生活受到的威脅愈益嚴重，對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懷舊情緒必定 也越來越重。哪一個野心家會笨拙到不舉毛的旗號呢？ 王山等人對於鄧小平改革帶來的弊端寫了很多，他們是不是就要全盤推翻這場改 革呢？也未必。不僅因為一切已不可逆轉，主要還是由於在鄧的改革中受益最大的 便是作者為之效勞的那個官僚集團和官僚資產階級。有意思的是這些作者寫了十七 萬字，幾乎什麼問題都寫了，唯獨一字不提十五年來中國社會現實的極為重大的一 個變化，那就是這個官僚集團所代表的那個官僚資產階級通過竊取國家資產而發展 強大這個事實。他們以「化物質為精神」的辦法把中國的許多社會矛盾都歸結為人 們的心理問題(「快速的經濟體制變革與滯後的社會心理意識之間形成巨大的落差， 構成社會的各個危機點」，「習慣了那個安全而又超穩定的社會……不斷製造出負 差感」(185頁)以及什麼「攀比心理」、「心理失衡」等等，卻閉口不談那「心理」 是城市和鄉村、城鄉暴富者同平民之間差距急劇加大的產物。 果真回到毛澤東時代，這本書的作者群及他們所代表的那種政治勢力首先會受到 損害。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和特權，還是不含糊的，雖然他本人最終也 被這個集團打敗了。王山們追逐的恰好是相反的目標。在這本書的結尾處，不小心 透露出來了，是作為「使國家社會發生健康性變革」的第三個「限制性條件」提出 來的：「不是迎合社會大眾的強烈呼聲和願望，而是社會優秀品級成員按照他們對 理想的理解對社會進行切實的改造。」(246頁) 明白了嗎？ 他們把中國知識分子、民運份子和佔人口75％的農民說得一無是處，固然是為了 證明中國不能實行民主，但也未嘗不是要證明今後執掌中國政權非他們這些豪門子 弟「精英份子」莫屬。既然六十年代出了個林立果，七十年代出了個毛遠新，九十 年代為什麼就不能再出幾個呢？毛澤東之後有鄧小平，鄧小平之後還有誰？非但機 會大增，新一代的林立果和毛遠新除軍隊和政權之外，還掌握著雄厚的財力。 中國一旦出事，不准外國插手！ 值得推敲的是這麼一本「看中國」的書，開頭和結尾寫的卻都是中國和外部世界 的關係。第一章批判西方國家(當然主要是美國)對中國的干預。「六四」屠殺已過 去將近五年，國際制裁已成為過去，何故出此一拳？ 顯然，著眼點不是過去或現在，而是未來，又不是很久以後的未來。這一章的題 目「不要干預中國」就帶有警告意味。一上來就談希特勒，說希特勒不是不可能重 現。這麼「一個血統卑賤、國籍可疑、瘋狂鼓吹社會主義的退伍傷殘下士，如果不 是憑借無數偶然和歷史錯誤怎麼有可能當上德國的最高統帥、國家元首和精神領袖 呢？」這種事「發生的概率……幾乎等於零」，但是，「人類的安全需要的是概率 為零的絕對可靠環境。」 作者的意思大約不是中國有可能出現一個希特勒。不過是為了使對方警覺：鬧得 不好，中國不是不可能發生點什麼事情，把全世界捲到戰爭裡來。作者不只一次地 提醒世界，別忘了中國可是核俱樂部的成員啊！ 那麼讓我們想一想，在不遠的將來中國會出什麼事可能引來外國干預呢？另一次 人民反政府的運動？權力鬥爭中爆發內戰？出兵「解放台灣」？從「第三隻眼睛」 這本書的側重點來看，則很可能是指中國對人民運動特大規模的鎮壓，以維持社會 安定剿滅農民騷動作為借口，作為引子。 這一章文字提醒我們在心頭上把這本二百四十多頁的書從頭到尾翻閱一遍。這時 ，更會豁然開朗：「第三隻眼睛」原來是一部應變之作，為的是在鄧公西去後給某 種政治勢力掃清接管政權的道路。 這才需要把中國知識分子、大學生積極份子和民主黨派領袖說得一文不值，因為 他們最可能在政局轉變關頭站出來呼喚民眾，因而必須讓中國人鄙棄他們，使之成 為孤家寡人！ 這才需要把農民說成萬惡之源，洪水猛獸般猙獰可怕，為的是有朝一日城市人民 能和政權站到一起，同心協力剿滅「太平軍」。 這樣，這本書中提出的治國方案——加強思想管制和政治鎮壓，才會被城市人或 鄉鎮中有資產者所欣然接受。 有意思的是，它把毛澤東抬得老高老高，卻不提他們要從毛澤東那裡繼承些什麼 。對鄧小平有所懷疑和批評，卻也不提他們要把鄧的改革糾正成什麼樣子。沒有理 想(自身本來沒有，鄧小平也沒有，毛澤東倒是有，但他們無意接受)，沒有綱領， 也沒有他們「管理」社會的方案——他們在書中曾一再為中國始終缺乏這個東西而 表示遺憾。 這個東西他們不會沒有。現在還不是拿出來的時候。當前要務是為權力做輿論准 備。 什麼人看中了這本書？ 從《亞洲週刊》對王山的那個電話通話記錄看，這本書的作者們對於有人追究作 者的真假一事似乎一時尚無精神準備。但也看得出，他們對於這個騙案的敗露也並 不很在意。沒有一點靠山，能這樣鎮定嗎？後來似乎有點緊張，那是因為中共上層 對此書發生了爭議，江澤民也改了口。本來是十分欣賞，向京、滬、津的黨政幹部 推薦這本書時說：「這樣中肯，切中時弊的書，還是要組織宣講。」那是去年十一 月下旬的事，當時此書僅在內部發行。今年七月初，江澤民卻一改口風，說：這本 書只能做為參考，有些論點、提法，還是和我們有距離的，不宜宣講。 這麼一本觀點反動，史實顛倒的小書，竟能在北京高層受到那樣的重視，可以想 見，有影響的人物和單位(可能就是他們那一夥人中的一個說的：鬧不好會有幾個人 丟烏紗帽的帽主)一定做了很多「推薦」。這本來只是我們猜測。在本文定稿時，得 到了證實：「譯者」王山的出版經紀人徐兵向《亞洲週刊》的記者透露：「不瞞你 說，在這本書稿上簽字的各級官員真不少。」 是病急亂投醫，還是知道此書來頭不小，也投入一股呢？現在我們只見到鄧力群 的「左」派公開表示支持這本書。《中流》雜誌撰文說：「不能不承認，其中不少 看法不失其客觀和公正，有些看法更是一言中的，相當深刻。」它特別看中王山等 人對天安門運動的誣蔑和對於西方大國「直接插手、鼓動、操縱事件的險惡用心和 惡劣作用」的攻擊。 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隻眼睛」在社會上一些人中間「好評如潮」。《爭鳴》月 刊說：「不幸的是，書的論點在當今中國社會上還是有一定的市場。」這說明此書 的作者和支持他們的那種政治力量所打的算盤沒有落空。 對於支持民主改革的中國理論界人士和知識分子，這應該是一個警報。著名理論 家蘇紹智先生在評論這本書的文章中寫道：一旦鄧小平仙逝，一場理論鬥爭和一場 權力鬥爭一樣不可避免。鄧小平的「三年不爭論」的原則只束縛了民主改革派的手 腳，而「左」派卻可自行其是，這就必將使民主改革派陷入被動。民主改革派和其 他有識之士不應該只滿足於利用鄧小平的隻言片語寫寫反「左」文章，更不應明哲 保身，以遠離政治、空談學術為策略，而應該組織起來，研究當前改革中出現的種 種矛盾，提出有異於保守派的解決之道。 「第三隻眼睛」生動地、富有說服力地展示了中共理論的空虛、思想的貧乏和宣 傳機器的無能——因而才需要這本書來「小罵大幫忙」。但是有一點你不能不承認 ，像王山這幫人，不論出於什麼動機，他們還是關注中國現實、瞭解民情，並把自 己的觀點訴諸人民，力圖在社會大變動之時使中國人追隨他們行動的。在民主改革 派的知識分子中間，可惜還看不到這種動向。 不須「下回」，便已「分解」 十五年前沙葉新先生的那個騙子，不過是個虛構的劇中人物，從特權官僚那裡撈 到一點私人的好處而已，卻連在舞台上表演一番的機會都被剝奪了。現在我們面前 的這個王山及其同夥，卻是在大搖大擺地進行政治性詐騙，把中國第一號人物江澤 民都給玩了，不僅啥事沒有，似乎即將成為新貴。這不是「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嗎？ 這個王山，在承認自己假冒洋人騙了中共當局也騙了幾十萬名讀者(已正式發行十 萬冊，還有兩起盜版印行)以後，竟侃侃而談地向《亞洲週刊》的記者詳細介紹了他 行騙的始末，個人寫作的習慣，毫不掩飾他的自豪，其自我感覺之好，可從他介紹 自己行騙的經驗那段話中窺見一斑：「動筆前，我整整花了兩天時間，反反覆覆一 遍遍大聲朗讀獻給南斯拉夫(前總統)鐵托的悼詞。我什麼事也不做，就讀這篇悼詞 ，使自己進入洋腔洋文的氛圍……」不過在得意洋洋之餘，卻不小心又暴露了一個 騙局。倘若他真的既懂英語、日語又懂德語，學「洋腔洋文」又何至於花這大苦功 呢？ 王山還在計劃寫《第四隻眼睛看中國》呢！他說：「現在社會上多種勢力集團都 找我交換意見。『上面』有人為我設計了方案。……《第三隻眼睛看中國》一書是 擺出許多問題，而新書主要是為上層解決問題出謀劃策。」 哦，現在我們明白了。沙葉新的騙子雖屬無意，卻以他的經歷揭露了中國官僚特 權階層的醜惡。他因此而被驅逐，從此那醜惡便自由地發展壯大。十五年後這個階 層發覺事情不妙，思賢若渴，便看中了王山這類人物。王山若不冒充「洋鬼子」， 「第三隻眼睛」就不可能「好評如潮」，「上面」何須找他？中國雖已進入騙子便 是英雄的時代，但「上面」還是有選擇的，它絕不會歡迎沙葉新的那個騙子走上舞 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