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隻眼睛看中國》節選 【編者按】《第三隻眼睛看中國》一書，九四年三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 書分為六章：一、不要干預中國；二：八億農民——中國的活火山；三、中國青年 知識分子——孤獨的民主鬥士；四、中國的幹部問題；五、中國未來幾年可預見的 社會治理方案；六、中國與國際社會。這裡選登的，是「出版說明」、第三章關於 八九民運和知識分子、第五章關於毛澤東、鄧小平及政治經濟改革的部分論述。 出版說明 L.洛伊寧格爾博士(1953·8— )是當代歐洲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自八十 年代起，洛氏陸續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中國國情和國家政治結構的專著。他的觀點和 對中國政治問題的評述，對西歐各派政治力量的對華政策都產生了很大影響，被認 為是歐共體東方政策的最主要的理論依據之一。 《第三隻眼睛看中國》是作者關於中國問題研究的最重要著述。書中力圖從研究 中國人民革命的歷史和中國社會自然發展過程出發，找出中國當代社會生活和政治 結構的合理性，並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走向和矛盾的具體演變形式作出描述。以「第 三隻眼睛」相標榜，意味著作者既不願重複中國人自己的立場，又竭力與西方仇視 中國的傳統觀點有所區別，從而客觀地提出對中國現實問題的帶有規律性的總結。 書中以相當大的篇幅探討了中國革命歷史中的重大問題，特別是對中國反右派運動 、廬山會議和反右傾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和發動者的善良動機作出了不 同於我們的結論，但是仍表現出作者力求公正的立場以及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 書中對中國社會一再發生的青年風潮也作出了獨特的見解。 書中的一些觀點是我們不能苟同的，如對中國的農民問題和目前的經濟發展形勢 ，作者的觀點都帶有悲觀傾向。好在洛氏在他以後的一些著作中對這些問題作出了 部分更正，我們將陸續把這些著作介紹給我國讀者。 王山 一九九三年十月 …… 第三章 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孤獨的民主鬥士 …… 四、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事件——舊式民主運動的終結 由於對中國社會的無知或知之不多，西方社會在對中國問題的判斷上曾一再發生 錯誤。最近的例子就是一九八九年春季因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去世而發生的北京 學生風潮。西方政治家們曾對這次風潮寄予了很大期望，並且認為這是整個社會主 義陣營國家連鎖性崩潰的一個自然的組成部分。 這種判斷出現了重大偏差。事實上，如果沒有西方各民主國家的積極參與和支持 ，這種學生風潮只不過是中國社會不間歇的騷動過程中的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件， 它的唯一功用是社會某種鬱結的情緒的集體性釋放。在一九七九年以後的十年中， 類似的風潮已發生過多起，並有逐步過渡到社會正常秩序所需要的脈動式風潮的可 能。如果這種風潮的針對標能夠擺脫偏激而趨向具體，而政府在處理時亦不偏重政 治性判定，那麼無損大局的請願活動或示威遊行應是暴露矛盾解釋分歧的一種正常 而健康的社會方式。 習慣於思想統一秩序平靜的中國政府很難寬容大度地接受這種公開的抗議式行為 ，這是容易理解的。社會成份複雜、矛盾趨向衝突尖銳以及公眾普遍缺乏法制觀念 ，這些社會不穩定現象的大量存在使得任何一次小的風潮都有釀成規模巨大的社會 動亂的可能，即使是美國這樣的社會也發生了洛杉磯事件。中國政府在這次風潮初 起時的緊張、僵硬以及因為急於平定風潮而發生的應對失誤應看作是情有可原的。 事實上它從未有過更好的不遺留問題的處理遊行示威活動的經驗，即使如此，事情 總是能夠平息。 但是西方的參與卻使事情發生了重大變化。時間延續較長、規模和影響擴大以及 對抗形式的爆炸性是這種變化的一個方面，但遠不是最重要的方面。西方各民主國 家直接插手中國社會的民主風潮，給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是與西方社會的願望正相 背離的，最大限度地釋放情緒和能，最勇敢地行動以及在行動中發現自己的盲目、 無目的、無助益，加之政府在經過痛苦抉擇之後終於選定更現代的解決方式——武 力驅散方法以平息無明確意義的情緒騷動(比之思想恐怖政治歧視方法，武裝驅散是 文明程度較高的專政措施)。當這一切終於結束之後，包括官方和民眾在內的社會整 體迅速進入了一個厭惡政治怯於對抗的高度冷靜狀態。這種冷靜狀態將持續一個相 當長的時期，從而形成一段社會情緒鬆弛、對抗和緩的空白期。如果中共政權在這 個空白期內採取更寬鬆的政治措施，並且在經濟指導方針上不發生重大失誤，那麼 空白期將無限止的延長，可能使中國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都不再把政治衝突作 為社會的主題。 因此，一九八九年北京事件可能成為中國過去一段時期內不斷發生的舊式民主運 動的最後終結。 西方現代社會學和東方的列寧主義學說都相信革命是迅速解決社會矛盾的唯一方 式，但是它們同時又都強調革命的客觀條件的重要性，革命必須是社會的一種迫切 需要，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種自然的非如此即不合理的社會運動形式。人為製造 的革命不僅顯得不自然、缺乏底氣，而且常常是既對社會又對革命力量自身造成破 壞。 東歐和前蘇聯的共產黨政權的瓦解或許具有革命的某些特點，在中國，社會從來 沒有也不可能提出類似的政治要求。截至目前為止，中國的社會對共產黨政權的基 本要求仍然是經濟管制的逐步放鬆和政治管制的適度加強。這個社會強烈要求安全 與穩定，為此它寧可犧牲一些顯而易見的革命目標。如對共產黨官吏中的腐敗行為 ，社會表現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寬容和原諒。因此，以為一場推翻共產黨政權的革 命正在到來，這肯定是判斷上的重大失誤；而支持一場貌似革命的騷動並使之擴展 成為一場規模和聲勢都很大的社會動盪，則是一個低級魯莽的錯誤。這就如同在一 個處女的肚子破腹取胎一樣，這是現代檢驗技術和全體醫生的羞辱。 關於西方失敗，德國記者貝克·布勞采恩認為：「只是在事件過去一年以後，西 方人才驚異地發現那些持不同政見的青年人正在設法利用西方。他們不在乎運動的 終結目的而只關注運動本身，因而當他們描繪中國社會的激烈衝突的虛幻情景時， 他們實際是在極力鼓動西方的捲入，以壯大他們孤立弱小反抗的陣營。這是一些較 少尊嚴感更乏政治經驗的青年的反叛，但更富經驗的西方各國卻幾乎同時被他們拖 入了一場錯誤。」 布勞采恩的意見代表了事件過後西方的公眾的一般情緒。他們有一種受騙的感覺 ，似乎在一場中世紀式的拉攏盟友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遊戲中，他們僅僅充當了被利 用者的角色。 舊式民主運動的基本特徵是它以爭取實現政治民主為口號為目的，但是因為不具 備相應的條件，所以絕對不會通過運動達到民主政治的結果。它甚至不是漸變過程 中的一次有成效的努力，而純粹是社會潛伏的情緒的一次無奈的釋放和爆發。之所 以把這種間歇的民主搏動稱為舊式的運動，還不在於它的組織形式散亂和領導核心 是否健全，而在於它在反對掉舊模式以後無意或根本不能建立起一個有別於舊模式 的新模式。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尚未提出過對新政治模式的要求，因而這個模式 的框架及邊界都無法確定。因此，即使一個政權在社會風潮中倒台，像許多第三世 界國家曾經有過的類似革命一樣(這類革命常輔之以兵變；否則極少可能成功)，新 政權仍要在舊模式規定的格局中建立秩序。「革命」中可以獲得滿足，但絕不會獲 得發展。 中國自共產黨執政以來，幾乎成了舊式民主運動發生最頻繁的國家。當一九五七 年知識分子集團向共產黨的官僚主義作風展開攻擊時，這種運動就已經開始了。一 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一九七六年北京的清明節事件及全國各大城市的反「 四人幫」示威，都是這種運動激烈爆發的表現。而一九七八年西單牆事件之後，北 京和上海的學潮幾乎每兩年就爆發一次。 這些民主運動的規模、影響和組織都遠遠超過了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事件。其中， 文化革命是中共主席毛澤東親自發動、組織和領導的，在運動的初始階段毛就揮動 權力把國家各級政權和官僚體系統統擊垮了，從而毫不含糊地向世界表明了他發動 這場運動的目的是摧毀舊式官僚政權模式而建立起一種臆想的民主政治(或許是巴黎 公社式的委員平等投票制)。但是結果是可悲的，毛在打倒舊政府以後根本看不清新 政權的影子。中國社會並沒有在這場亂糟糟的民主鼓噪中獲得絲毫發展。相反，極 端鼓吹民主的文化人幫團一旦控制了政權立即就變了臉，成為一群絕不給民眾任何 民主權力的獨裁者。人民在一場民主革命中感受最多的是無序、無理和壓迫。 ……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事件以胡耀邦的去世為發端，是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細節，這個 細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這個事件所包含的大部分社會內容。在胡的身上，至少集 中了這樣四種社會情結： 1、胡是文化大革命以後大規模平反歷史積壓的冤假錯案的力倡者和主要實施者。 被解救者中有一些共產黨老戰士，但更多的是大批長期受壓制的知識分子。在這些 人心目中，胡不僅是一個清正廉明的官吏，而且是以毛澤東時代的對立物形象出現 的。 2、胡在擔任黨的總書記職務以後，力倡思想解放，疾呼要為文化和思想的活躍創 造一個寬鬆的政治環境，並且對青年知識分子中產生的自由化傾向採取了前所未有 的寬容態度。這雖然使他在老幹部中樹立了政敵，但在自由奔放的大中學生心目中 ，他卻成了一個思想解放和開明政治的保障者。 3、胡在擔任中共紀律委員會書記期間及以後，曾熱情地呼籲堅決清除共產黨內的 腐敗現象。他極其嚴厲地對其中一兩起惡劣的案件進行了公開查處。在社會中造成 轟動影響的是發生在杭州的「兩熊案件」和發生在上海的「兩公子案件」。這兩起 案件的共同之處是高幹子弟利用父母的權勢欺凌和姦淫普通民家少女。胡耀邦和社 會公眾一樣對此怒不可遏。他命令黨的報紙對此類案件公開披露並予以追蹤報道， 以顯示黨的清除腐敗的決心和能力。這樣做的結果是使文革後重新復出並執掌重權 的老幹部們的威信受到很大損害，但卻得到了社會公眾的熱烈支持。 當然，胡的這種作法無異於把社會現實的階層矛盾，即幹部和權力與普通民眾之 間的深刻矛盾揭示於眾。這樣做的結果是誘發了民眾對政權的不信任情緒(另一說法 是損害了黨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得罪了老幹部。但是在這種現實的社會矛盾面前， 胡旗幟鮮明地站在了民眾的一邊。 4、胡耀邦的有偏激之嫌的行為和思想明顯有悖於鄧小平竭力要維持的團結穩定大 局(但是並不悖於鄧的改革路線)，許多老幹部將自己被逼迫退休並交出權力後的憤 怒發洩到胡的身上。充斥著激憤情緒和罵人字句的告狀信，不斷飛到鄧小平的辦公 桌上。胡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無意放縱既損害了黨的領導作用又危害到社 會統治思想的純潔和統一。胡自請免去黨的總書記職務的內幕尚不為人知，但是肯 定與一九八七年前後的自由思潮有關。胡的免職，在政治缺乏透明度的情況下，使 他成了一位被冤屈的英雄，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他則成了鄧小平及其改革路線的 反對者。 一九八九年的中國社會正處在新舊交替的混亂時期，經濟改革與舊經濟體制發生 衝突形成市場和計劃雙軌並存的混亂；政治改革又與原有的利益集團發生摩擦和對 抗。多種矛盾混交疊存，本來是推行逐步改革戰略過程中一種長期存在的社會現象 ，符合以小亂釋放大亂的鄧小平的工作原則。它的危險性在於有可能在同一時間內 使社會各階層各利益集團都成為改革的不滿者和受害者(意識上的和感覺上的)。這 種戰略的勝機其實也是很大的，能夠小步前進必須也能夠小步退縮，不至於陷入生 產率只能進不能退的絕境；更主要的是，社會各階層又幾乎都是改革的受益者。(真 正受到損害的是軍隊集團，為了發展經濟而不得不大幅度削減軍費。但是在危急時 刻軍隊又毫不猶豫地站在了鄧的一邊，這是令人費解的。) 鄧及其同事們所沒有預料到的是社會道德體系會發生嚴重危機。無孔不入的商品 行為不僅對社會原有的經濟秩序而且對它的道德體系形成了強大的衝擊。已經習慣 於按舊秩序生活和思考的社會公眾面對這種衝擊產生了極大的危機意識和不安全感 ；而權力的大面積交接更替又使得權力被濫用以及用權力謀取利益現象普遍發生， 機會因為權力而不均等的社會現實突然顯現在人們的眼前，這又極大地誘發了民眾 對權力的不信任和忌恨，對社會前途的沮喪、憂慮和恐慌。 如果這時社會經濟運轉情況正常，上述危機也許會悄悄地渡過去。但是，由於對 經濟超速增長的追求引發了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昇的速度在一九八八年 秋和冬季達到了頂點(一般估計單位貨幣購買力下降了20％以上)，不安和憤怒情緒 隨著物價飛昇而成倍增長。 不滿和埋怨是社會普遍情緒。小步推進改革的戰略在這時暴露出了它的弱點，經 濟成果顯著時，所有人都是它的擁護者和受益者；經濟發展一旦梗阻，改革政策就 不再擁有它的強大的固定的社會支持力量。幾乎所有的社會階層都表現出反叛意向 。 胡耀邦的去世為這種反叛找到了一個恰當的道德上的借口。因為各階層都有理由 把胡視為自己的知己和偶像，並為他的去世共同感到哀傷。於是，悼念活動迅速演 變成政治性示威，利益截然對立的不同階層組成了共同的反政府陣線，要求加快改 革步伐的青年學生與要求恢復舊有秩序的普通市民排成了一支遊行隊伍。所以，狂 躁和少理性必然成為這場騷動的顯明特徵。 較之歷次民眾參與的騷動事件，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事件顯得更雜亂無章，更少理 性目標和更多情緒渲洩，它距離一個民族成熟的進步運動更遙遠。各類陰謀家和政 治不成熟者的五花八門的主意和策略雖然使運動增添了較多的政治色彩，但是情緒 的主流始終沒有淡化。 這次事件仍然是中國傳統的民眾運動的一次重複性演出，因為它沒脫離開這類運 動的一般性框架：對權威的盲目支持或盲目憤怒，對社會正常進程的自傷性破壞以 及它的結果的反動性和完全無效用。 必須著重描述的是這次騷動事件中的一些戲劇性情節。在天安門廣場的上幾千名 青年學生進行脅迫性絕食的舉動顯得既悲涼又輕率。這種東方式的抗議方式在這時 使用尤其顯得不當。犧牲自己以剖明心志是信奉儒教的貞義士慣用的取名法術，而 當眾屠殺自己以造成威脅是表明自己有存在價值。中國的大學生們則一方面以這種 自殺式向政府表明自己被政府誤解的委屈；另一方面又企圖以自斃的悲壯喚起全國 性的反政府情緒。這種自相矛盾的策略使單純性抗議活動染上了某種難以理喻的陰 謀色彩。 在廣場上最受歡迎的消息是西方政界人士對抗議活動的支持和向政府施加壓力。 這使人相當不舒服地意識到，學生們在堅持抗議行動的意圖是喚起國際社會的同情 甚至干預，於是這次民主運動也就更遠離了民主精神。人格完整和人格獨立是民主 意識成長的標識。企盼外援或試圖借助外力以壓迫或鞭撻本民族走向進步，這是奴 性知識分子的典型性格。中國的青年們本不應褻瀆自己。 綜觀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共執政以後發起和積極投入的歷次以爭取政治民主化為目 的的運動的一般情況，我們發現中國社會及社會的最進步階層目前均不具備自覺的 、完整的民主意識，而且對民主概念的使用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因此中國社會民 主政治的實現仍是一個不可見的相當遙遠的未來目標。 必須對中國知識分子提出的告誡是：社會的真正民主是內容與形式的鍥合一致協 調發展的產物。它的外形式是一種適體性組織，有著多樣性和差別性特點，而它的 內在的精神發展則是人類共同的進步原則。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識的培育養成是爭取 民主化運動的基本內容和唯一目標。 中國知識分子的民主意識由於其特殊的發展過程而形成了嚴重缺陷，主要表現症 候為： 1、缺乏人格的獨立性。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在心理學特徵和行為學特徵上都表現出 明確的趨俗傾向。沒有獨立抉擇和獨立思考的習慣與勇氣，因此較易於被偏激情緒 和外來宣傳驅動，渴望權威的指導並熱衷於維護或再造權威。由於這種偏狹和局限 ，中國知識分子從未成為過運動的獨立的或主體的力量。因而所有的民眾民主運動 均不具有民主性質。 2、缺乏自律精神。道德修養和自主意識的欠缺使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群體行為呈現 低道德水準和天然違法性。一九五七年在向共產黨提意見過程中的違憲言論，文化 革命中的造反運動以及文革後歷次風潮中的過激言行，都是嚴重的自傷行為，使運 動在一開始就偏離了目標並改變了它的性質。此外，思維的單線式和固執性造成中 國社會極少出現有進步意義的公正辯論氣氛。公正的辯論是一個民族獲得認識上的 進跳的唯一可行途徑。一九八九年北京事件發生後參與風潮的大學生曾獲得了與政 府代表公開對話的極好機會，但是缺乏自律意識的大學生們由於無法本能地自主地 判斷是非以及無法約束自體行為使其與法律自覺吻合，他們輕易放棄了這一對全民 族都大有裨益的機會。 3、缺乏政治平等意識。平等是民主的靈魂。在平等觀念的制約下，知識分子的主 體意識才不至於蛻變為極端個人主義，中國知識分子在歷次運動中提出的民主性目 標之所以缺乏合理性，就是因為它們不符合全社會政治平等的原則。一九五七年的 要求共產黨放棄領導，西單牆的要求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一九八九年的要求言論徹 底開放，這些民主要求無非是民主外殼的設計，雖然漂亮華麗但卻與中國社會的發 育狀況不相吻合。它只是少數知識精英的利益所在，並不是社會全體成員包括幾億 半文盲狀態的農民的共同利益和普遍福利。所以這種知識份子群體利益與民族社會 的公共利益的衝突或差距，表現了知識群體尚未具備真正的政治平等精神。他們努 力從中共和政府手中爭取的平等權力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體成員的政治需要 。 …… 第五章 中國未來幾年可預見的社會治理方案 …… 人們對毛澤東的誤解是多方面的。毛在晚年重提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絕不僅僅是 夢囈般對共產主義理想的感歎，他決定對這個「資產階級的權利」進行妥協，肯定 考慮到了公平與效率的尖銳矛盾。毛不懼怕任何人，但他懼怕他的國家永遠貧困， 他必須向效率妥協。 沒有人理解他。張春橋奮起對這個資產階級權利進行口誅筆伐，已經違反了毛的 初衷；文革結束後人們對毛的批評，又誤解了他的本意。 在中國，維持社會穩定、緩和階級矛盾、解決人民溫飽需要依靠帶有平均主義色 彩的社會公平；而刺激生產積極性和加快國家經濟建設速度，則必須借助「資產階 級法權」以提高效率。公平是對效率的損害，而效率也會打破公平。 毛在兩難選擇中肯定沒有忘記效率問題。因為他讚揚了列寧而批評了斯大林。他 說：「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 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 毛說，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毛在這裡有發牢騷 和自我解嘲的意思，表達出對國家狀況的不滿意，但更主要的是表明了他無法在公 平與效率這對矛盾中做出兩全選擇的無奈，他的晚年經歷表明，他試圖用革命的辦 法打破怪圈，既維護公平又用革命熱情和思想覺悟提高效率，但是他失敗了。毛的 偉大和令人尊敬，就在於他明智地承認這種失敗的結局。 毛澤東失敗了，毛以後的中國領導人呢？毛的失敗是說明在中國絕不能將公平與 效率截然分開呢，還是說明可以反毛澤東之道而行，放棄公平而追求效率？ 能否正確地總結毛澤東，決定著以後的中國領導者和這個社會的命運。 一些激進的經濟理論家向中央政府提出一個新思路，暫時犧牲公平，以高效率實 現財富迅速增長，從而實現新的高檔次的公平。這是一個誘人的然而卻是有害的建 議。且不說由效率產生的收益根本無法成為國家政府的財富從而成為新公平的物質 基礎，效率由於起點的不同而不均等，這種不均等將不斷放大不公平；即使這條建 議完全合理，那麼也是一個時間延續很長的過程。在最終達到新的公平之前，社會 現有的公平將嚴重瓦解，社會能夠承受如此沉重的犧牲嗎？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事件說明，這個社會的公眾難以容忍對公平準則的放棄，即使 是暫時的局部的。 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之後反覆告誡他的繼任者，社會穩定是第一位。這是又一道 難題，穩定的基礎是要保持大部分社會既有的公平制度，而這樣做要對效率作出限 制，例如限制國有企業的自由競爭能力。這樣做能夠不招致地方和企業的抱怨嗎？ 在研究中國問題時，我們常常能夠深切地感覺到中國政府在做出政策決定時的艱 難，也深刻地理解了這個政府的人民性。人民的分層分化，政府絕不能走在社會進 步的前方去領導或開闢進步的道路，它常常只能也必須站在落後的那一部分「人民 」的一邊，對社會的進步作出限制。 英國記者達爾文·史特寫道：「這個政府不會產生出永恆的英雄，它只是不斷制 造出悲劇中的人物。」史特的話是耐人尋味的，它或許能夠使人們增加對中國領導 人的理解，增加對他們的尊敬。 中國在進入了改革進程以後，社會發生了急劇、複雜、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不 僅是本質性的，而且方向不一，難以把握。許多關係因此不得不作出調整，個人與 社會的關係，個人與組織的關係以及人際關係等都在重組之中。 人們在變化面前突然失去了可作為行為規範的一系列準則，感到迷茫、焦慮、無 所措。社會心理表現得極為敏感和脆弱。無定向的局部變態失衡心理成為又一種主 要心理特徵。這種變態心理不僅進一步惡化了社會生存環境，造成人格自我污損， 而且作為改革的伴生物，它間接或直接地調節著社會變化烈度。 局部變化失衡心理在中國社會的突出表現是信仰危機，原始利己主義情緒，破壞 性抗議行為和行為非職業化傾向。 一九八九年北京事件期間，一位因參加絕食抗議而體衰被送進醫院的大學男生對 前來探視的李鵬總理陳述了他所以要參加抗議活動的心理原因。他說，大學校園裡 存在著嚴重的信仰危機，學生們沉迷於出國留學、搞女人和賭博性娛樂，他和他的 同學們為此而感到深深的憂慮。 這位大學生的話感動了全世界的人。 中國沒有宗教生活。人們的信仰來自於某種思想體系或偉人的教導，這本是無可 厚非的，替代宗教的形式在世界的其它地區也在發生著。問題是人們信仰所寄托的 這些思想太道德化和政治化，既不能超脫世俗之外，又無法適應變化了的大千世界 ，所以始終未能成為人們可以作為精神寄托的宗教信仰。 社會需要某種共同的信仰以保持它的基本穩定和發展的連續性，中國為社會提供 的是具體化為毛澤東語錄的共產主義信仰，而毛澤東的話由於其階級性、政治性和 實踐性特點而不具備成為一種宗教的條件，所以，在毛澤東之後，特別是在社會生 活發生重大變化之後，中國會發生信仰危機是預料之中的。 一個沒有信仰的社會是危險的。鄧小平曾極力使中國避免這種危險局面。一九七 七年他在重新掌權之前，立即著手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提出重塑毛澤東的形象。 四月鄧給華國鋒寫信呼籲「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 全國人民。」在稍後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他再次要求全黨要以毛澤東思想 作為信仰：「要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教育我們的黨，來引導我們前進。」 鄧是否在那時就預見到了以後將發生信仰危機，我們無法確認。但是鄧顯然在第 三次崛起以後遇到了一個相當大難題，即他必須做的一系列工作都將產生一個副產 品，即嚴重損傷毛澤東的形象迷信和崇拜，從而動搖三十幾年來所形成的社會共同 信仰。兩難，投鼠忌器，鄧在苦苦思索如何把這兩項工作有說服力又合邏輯地聯結 在一起，既要做工作又不傷害毛澤東。 這些工作件件都與毛有直接關聯：否定「兩個凡是」觀點，從政治上搞垮文革的 既得利益集團、文革的最後捍衛者——華國鋒派別，這樣做將否定毛澤東是一尊神 ，毛的話並不是句句都是真理，這個觀點播入了全國民眾和黨的意識中。信仰的政 治化在這時就暴露了它的致命缺陷，政治上的一種必然行為就不得不傷及信仰本身 。如果人們再把信仰偶像化，認定毛澤東個人就是信仰的具體代表，那麼華國鋒就 是護法神，而鄧小平卻成了信仰的背棄者。這是一種不健全信仰的合邏輯的結果。 鄧的第一個政治行動是絕對必要的，這是在以後的中國發展中被證明了的事實，但 是鄧本人是絕對不想動搖毛澤東的威信的。 接著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進行這項工作的必要前提條件和它的必然結果都確 認毛澤東本人對國家、黨和全國人民犯下了嚴重錯誤，而不僅僅是個別言詞有誤。 鄧小平和中國公眾都曾試圖在對文革進行批判否定的同時盡可能地為毛澤東開脫， 把他描繪成「偉人犯錯誤」，而把更多的血腥罪行推給「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陰 謀集團」負責。但是這樣做既不符合歷史真實又說服不了他們自己。毛澤東發動了 文化革命並將領導文革的工作托付給了兩個集團，毛難辭其咎。鄧小平、陳雲和彭 真這些老一代革命者決定尊重歷史和事實，「為子孫後代負責」，在對「兩個集團 」的十名主犯的公開審判中，並沒有把發動文化革命的主要責任推給他們。 緊接著是為一九五七年以後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被誣陷打擊的人徹底翻 案、平反昭雪，包括三十萬「右派份子」平反。這項舉動當然是公正的，但它也使 人們清楚地意識到毛澤東的錯誤不僅僅是文化大革命一次失誤，建國以後毛在政治 指導原則上、對社會矛盾的分析判斷上以及經濟指導上都犯了一系列看似非常愚昧 的錯誤。平反的材料完全一邊倒，給人的印象是所有的正人君子都在這個「新社會 」受迫害和打擊，而毛不僅是認識上陷入了錯誤，甚至在道德上、精神上都存在著 嚴重的缺陷，毛的形象受到損傷，毛與共產黨人所創建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決策 原則也受到普遍的懷疑。 許多內幕材料被披露出來。要命的是這些材料往往是「受迫害」一方的一面之詞 ，他們把自己塗抹得無辜又無邪，忠貞而又善良，但他們卻受到了毛本人或共產黨 的打擊。這種宣傳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遺憾的是沒有人出來講清真實，作出合乎 邏輯的解釋。輿論已經悄悄地發生變化，在八十年代的最初幾年，任何試圖為歷史 作辯護的言論都受到輿論的抨擊，青年知識分子更是拿著一頂頂「保守派」的帽子 給人亂扣。從一種不公正中拔出腳來又踩入另一種不公正的泥潭，中國知識界的不 成熟又一次得到驗證。 毛澤東個人形象受到不公正的污損本不應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這個形象本 身也欠真實，沾染有過多的塗抹色彩。但是「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在這個 形象上具體地寄托了社會的理想和信仰，寄托著一種人民已經接受了的社會生活方 式，對它的任何損傷都是對社會信仰的瓦解和動搖。 …… 改善吏治，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合理的良性的政治體制將使官員不敢或不 能任意行事。中國現在的難題是不能輕言政治體制改革，因為這方面的改革動作幾 乎成了社會不安定的一個因緣。 鄧小平在七十年代重掌重權以後，曾疾呼要改善黨的領導制度，大力加強民主建 設，但社會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反響是非常奇特的，他們端出了一整套西方國家的民 主制度要求共產黨接受，甚至提出了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制。鄧小平理所當然地予以 回擊。 中共以後在全國進行了幾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其目的除了要穩定社會 ，制止不斷發生的學潮之外，更主要的是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作準備。在一九八七 年鄧與總書記趙紫陽已達成這樣的共識：如果沒有必要的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 的改革不可能健康、順利、深入地進行；而政治體制改革又必須與資產階級自由化 堅決劃清界限。 無論從什麼時間和從什麼角度去看鄧與趙的這種認識，都是絕對正確的。 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是中國黨和輿論界大呼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期 ，這比蘇聯的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要早一些時間。而且，中共在同一時間並沒有 忘記強化反自由化的宣傳，這又是與戈氏做法完全不同的。這種周密的安排準備理 應使計劃中的改革順利進行了。 中國的社會公眾又一次作出了非常奇特的反應。不知是由於錯覺，還是計劃步驟 本身出了問題，公眾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初始反應是恐懼。他們隱隱地感到自己的生 活安全和職業穩定受到了巨大威脅。的確，包括「優化組合」在內的用工制度改革 意在砸碎人們早已習慣了的「鐵飯碗」。公眾的第二個反應就是對「改革」的憤怒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事件中，公眾的這種憤怒已充分表現了出來。 一九八九年以後，中共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極為慎重。在一些公開的宣傳材料 和顯然是有大人物撐腰的報刊「社論」文章中，竟慶幸中國沒有在經濟體制改革的 同時「同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否則將會向前蘇聯一樣陷入極度混亂中。外國的 一些評論家也持此種觀點。 中國人多少有點對蘇聯人的處境感到幸災樂禍，這幾乎是北京、上海和廣州街頭 每一個被問及的人的共同情緒。但是蘇聯人也在看中國人的熱鬧。俄國的報紙談及 中國時幾乎也是一個腔調：政治體制改革不徹底，中國人的麻煩在後面。 中國目前的狀況遠比前蘇聯各國為好，這個事實基本回答了兩種選擇的孰優孰劣 。戈爾巴喬夫沒有能夠提出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兩個最大的共產黨國 家在進行改革時的根本不同點。由於這一點的不同，這兩個國家將發生完全不同的 變化。 但是，中國是否不需要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更新呢？中國的社會生活現實和日益 敗壞的風氣也回答了這個問題。如果未能在這方面做出強有力的動作，中國人將真 的要在未來的某一天遇到很大的麻煩，甚至這個社會將無法駕馭。 一九八七年政治體制改革嘗試是一個很大的缺憾，也是一個謎。鄧領導的這場革命 的真正困難之處在於觸動民眾的利益時民眾將予以回擊，而民眾的利益是個彈性很 大的概念，它可以作出諸如物價、政治自由和住房困難等各方面的讓步，僅僅在兩 個基本點上要堅守陣地，即：社會主義國家已經給予了的在平均水平之上的終身保 障制度和心理上獲得的社會主人公地位。改革一旦碰及到這兩個基點，那將是改革 領袖們的滑鐵盧。妥協是必須的。 這兩個基點要求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用工制度改革 時只能在職工已獲得的利益基礎上作向上的調整，在守住既有平均的前提下拉開貧 富差別，而不是打破平均線作有上有下的調整。中國社會固有的複雜有力的權力輻 射效應使社會成員出現貧富差別的原因往往具有非經濟性質，民眾在自己基本利益 不被觸動的情況下，對這種不公正有很大的承受力。毛澤東已經給了民眾的東西， 鄧或其他人不能再拿走。中國在一九八七年以後突然出現一股強烈的「毛澤東熱」 ，準確地反映了社會的這種情緒。 一九八七年改革是同時向幹部的「鐵交椅」和一般職工的「鐵飯碗」下手的。作 為有資格的中國領導者，在作這種設計時本應預想到這種情況：由於幹部可獲得各 種保護，鐵交椅在短期內難以打破；一般職工缺乏保護而使針對他們的改革立即就 會成為事實。這種「時間差」實際上使這次改革蒙上了單向的對民眾基本利益進行 挑戰的色彩。 改革初始就先向一般民眾下手，是貴族精英意識還是單純的計劃不周？ 另一個謎則更令人費解。在此期間中共的宣傳機構卻在極不準確地宣傳「社會主 義精神文明」和社會主義優越性。小孩子得了白血病獲得了社會的同情和熱情捐助 。諸多此類事跡在報刊上被大力宣揚，這是明顯的誤導。改革的衝擊與人們心理上 承受力之間有著必然矛盾。正確的宣傳應該是打破人們對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不正確 的幻想，而不是以虛假的事實來嗤避矛盾或麻痺自己。要明確地沒有任何誤解地告 訴社會公眾：這個國家是貧困的，不僅無力解決許多兒童的醫療費用問題，而且也 無力解決其他的許多問題。你們必須接受這個現實，在關於個人生活和保障的許多 問題上，你們將不能依靠國家和社會，你們只能依靠自己的奮鬥。 承認這一點對中共是痛苦的，這個黨的老一代人，如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 他們畢生的願望是讓全體公眾都過上富足的無憂慮的有保障的生活。但是，如果這 不是烏托邦的幻想，那麼也只能是將來才會實現的理想。而現在，國家和社會絕沒 有這樣的能力。 要把真實告訴民眾，使他們的心理得到必要的鍛煉，積極推進社會心理機制的「 轉軌變型」，這是配合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正確的宣傳內容。 要做到這一點對中共來說又很難。他們必須不斷宣傳社會的「光明」，以維護社 會人心的安定。又是一個艱苦的兩難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