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遺忘 沈 彤 真正熱愛和追求自由的中國人正在面臨著一個巨大的障礙——近半個世紀共產極 權所造成的文化心理特性，這一障礙的深刻程度遠遠超出政體的、經濟制度的、社 會組織結構的變革所能帶來的影響，其本身也制約著這些潛在的和正在發生的變革 。 專制統治的勝利不僅僅在於把獨立的，同時又是社群的人變成為與形而上世界， 周圍世界甚至自身世界發生任何有實質意義關聯的孤立個體，從而使這些個體在精 神、理性和物質存在等意義上實際成為最徹底的奴隸，更重要的是，它使絕大多數 這樣的奴隸——如果不是全部——產生自由和幸福的幻覺。形成這種統治奇跡的原 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專制極權制度下的遺忘機制。極權制度通過種種 方式——如篡改歷史，消除自由傳播信息的大眾媒體，消滅獨立司法體系，恐怖統 治，摧毀人際間的誠信等——達到使人忘記，或是索性對社會的、他人的、自身的 歷史渾然不知，從而幾乎是隨心所欲地來控制人們對歷史記憶的取捨。 與專制極權制度的抗爭因此不僅僅是對現有體制的改變，而更重要的是對正常記 憶的恢復，對正常理性的恢復，對有價值意義的精神的重建，以及在這一過程中所 必需的戰勝惰性、怯懦、羞恥、幼稚、功利的艱苦努力。這種努力的過程是自由主 義者所嚮往的新制度穩固存在的條件，其成功也是建立該制度最重要的目的。在這 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對專制的抗爭是記憶與遺忘的對抗，是對知情與不遺忘的人 的基本健康存在狀態的自我關懷與保護。 在中國現在後極權社會的條件下，很多的社會群體——新興的中產階級，市場經 濟影響下的勞工階層，各種利益集團等等——都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制度的改變 ，並且成為新體制的有機部分。與制度的改變相比，對記憶和理性重建的使命則相 對集中地落在自由派知識分子和對宏觀制度改革先知先覺的反對派身上，中國知識 分子和異議份子在這一方面的素質將根本地影響中國在自身的後共產極權的轉型期 ，以及之後很長一個時期的命運。 由於「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所造成的重大與潛在深遠的歷史影響，對過去 五年中中國知識分子與異議份子在記憶與遺忘問題上作為的回顧，將有助於我們理 解這一群體的基本理性素質。遺憾的是，在一片強調「不能遺忘」的辭藻背後，隱 藏著各種各樣不同形式的遺忘。 對很多事情的不遺忘需要相當的勇氣，特別是這種不遺忘不僅是消極的，同時也 是積極的時候。如在各種場合反覆不斷地提醒自己和他人邪惡確曾發生過，這種記 憶和提醒往往會在邪惡面前招致麻煩甚至惹禍上身，因此，怯懦為遺忘提供了充足 的理由。消極的不遺忘在極權制度下已是難能可貴。一方面，我們可以對此發生的 邪惡進行回憶，理解與反省；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在墨寫的謊言面前保持沉默。在 「六四」屠殺之後的恐怖中，我們不幸地看到，怯懦的力量遠遠超出了勇氣的力量 ：表面的懺悔伴隨著內心真實的懊惱，所謂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積極的悔過不但 背叛了當初自由說話的權利，也出賣了現在不說話的權利——極權制度的受害者同 時成為專制的幫兇。已經斷了脊樑骨的人們相互撫慰，一切背叛於是都成了順理成 章、自然而然的事情。每想起當年天安門廣場上成千上萬的絕食學生，就不禁百感 交集。曾有那麼多人為此發誓將生死置之度外，而今他們的大多數卻在步出監房的 牢籠的同時，自願或不自願地步入自己築起的理性和心靈的牢籠，在怯懦的遺忘中 真正地慢慢死去。 與這種因怯懦而遺忘相關聯的是一種因羞恥而造成的遺忘。劫後餘生的人們不能 面對真實的歷史和自己曾經遺忘真實歷史的選擇之雙重負，因此都紛紛加入所謂「 不堪回首，不要回首，不需要回首」的合唱中，在主張不提及「六四」、不打「六 四」牌的聲浪中，不乏此種羞恥的遺忘。 在解脫了牢獄之苦的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之中，至今很少有在面對「六四」的罪 惡本身的回憶中背過臉去，佯裝不知的。但在面對歷史評價，面對未來時，一種功 利性的遺忘就會顯現，這種遺忘往往以一種熱血沸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所謂 愛國心、責任感為幌子。這裡所說的功利性是指無論從中國經濟發展的角度，還是 從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的那種所謂為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原則。江澤民說， 如果沒有五年前的斷然措施，也就沒有今天的繁榮和穩定。這在很多知識分子和異 議人士中竟能聽到熱情萬丈的同響。人類文明和反文明的歷史已經多次證明這種功 利性原則的實施在價值與精神意義上的危害遠遠超出其短期和局部的「成就」，也 與對人本的理解，個人基本權利的尊重背道而馳——古代有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的 死刑，當代有納粹德國的人種理論和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事例不勝枚舉。而在二 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中仍有用功利性原則去衡量「 六四」與「八九民運」意義，去決定如何審視「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的美好 與邪惡的人，在所謂愛國心和責任感的衝動和幻覺裡，有些異議人士常會對「六四 」的屠夫「同志」相稱，會一廂情願地發出什麼「社會和解」的呼籲。更有甚者， 一位著名「異議」女記者，在這種衝動和幻覺中，不敢面對屠夫，而對當年廣場上 學生的不成熟和不知趣破口大罵，把或許冒進但絕對正當的行動和在鍘刀下縮頭不 盡快捷的所謂「罪惡」與屠夫的暴行等量齊觀，又有「鄧小平是改革總設計師，救 國家於危亡之中，八九年採取斷然措施，使改革回到正軌」等等囈語。 這種功利性遺忘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奴性心態的延續。在為八九年的「斷然措 施」辯解的聲音中，總能聽到一種「進步說」，歸納起來無非是：狼最近在吃羊的 問題上有所節制，不再多有狂吃、濫吃之現象，比起以前是大有進步的。 我並不否定狼(不管因為什麼原因)在吃羊問題上的變化，客觀上改善了羊群的生 存條件，但有些人把這一改善看成是狼性的進步，就是邏輯上的荒唐。奴態的遺忘 就在於坐穩了奴隸的人們早已忘記了什麼是自由，也忘記了自己本應是自由人，常 常從前輩知識分子和異議份子那裡聽到關於過去狼如何凶狠，而今已近善良的說法 ，更有對現在不安分守己、但沒有遭到狼象從前那樣虐待的羊無名的憤怒。對後來 的造反羊群之冒進和對前輩的不尊重的怒氣裡，不乏對自身所曾經遭過的苦難已成 為歷史的事實而憤憤不平。 還有一種在認知範疇內的高級遺忘。因幼稚而遺忘。知性成熟的重要表現在於對 被審視事物的距離感，這種距離感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但絕不等同於時空和心態 上的距離，而主要是指批判地審視事物的姿態和能夠保持這種姿態的素質。這種歷 史哲學的角度不但要求我們對歷史事件本身有深刻的瞭解，而且要對這些事件深層 的價值意義，以及與我們的核心價值規範的關係進行不斷地探詢。這種知性的成熟 過程產生新的知識——批判的知識。所以，這裡所說的幼稚的遺忘是指獲得這種批 判知識能力的缺乏以及對自己或別人已獲得的新知識的遺忘。這種遺忘中的最極端 的亞種就是對批判的理性全然無知。 最近讀到一篇關於中國人權發展史的文章，結尾竟是這樣寫的：「……中國未來 的人權發展，可以把最嚴重的摧殘過人權的毛澤東說過的一句話改換一下來形容： 前途已現光明，道路還有曲折。」無論是無條件地接受，還是調侃地引用毛式語言 ，都是對批判的理性精神的基本背叛，是認識上的幼稚。我決不能想像任何一位猶 太作家在記述、分析納粹大屠殺時會引用希特勒語錄作結尾論證。事實上，就我所 認識的德奧等德語地區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無論猶太還是非猶太人)至今仍不能純粹 從音樂審美的角度聆聽瓦格納，甚至索性拒絕傾聽——只因為瓦格納音樂在德國納 粹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影響——更何況引用戰亂與屠殺的罪魁之語錄。 這種言論方式在中國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中時常出現，以上提到的不過是簡單的 一例。這說明這種批判知識的重要性和獲取這種知識所需的成熟。想想看，專制極 權一度曾多麼成功地把奴性、反文化、反人性、盲目偶像崇拜強化進我們的語言系 統，再符號化和同一化，使我們在渾渾噩噩中重複著專制的咒語，在麻痺的狀態下 成為極權病毒的媒體，同時，幻覺著美好。這種成熟是對信仰的熱情和堅韌所不能 取代的，但卻是在摒棄邪惡，重建美好的事業中至關重要的。 現在，讓我們回到我前面所批判的一些現象。 當我們建構了價值規範，戰勝了造成遺忘的怯懦、羞恥、功利、奴性、幼稚，並 且具備了由於對終極價值關懷而成的超然精神，我們會自然而然地回到一些第二性 的理性問題上，即用實證主義、經驗主義方法得到的工具性經驗——如民主化的最 佳途徑、發展的最優條件，在特別事件——如「六四」平反處理問題上的懲罰與寬 容的平衡等等。前述的一些關於發展、穩定、是否打「六四」牌的說法都只能是在 這種第二性的理性問題範疇中才可能具有意義。這些意義不能超越這一範疇，只能 從屬於我們建構的信仰價值核心，比如在遺忘的問題上，我們可以因為民主新政府 的穩定，發展的代價上的諸種考慮而採取快捷的方式和原諒的態度，但絕不能忘卻 邪惡曾經發生，決不能停止理性的反思。(具體的方式可以一方面迅速結束制裁和法 律懲罰，同時在公共媒體中展開道德層面的持久討論。) 對專制的抗爭就是戰勝遺忘，就是認識到在人的苦難中遺忘的罪惡，甚至超出了 罪惡本身，對自由的真愛應使我們有沉重的心，重壓在「六四」屠殺以其無數次中 國歷史上的劫難之下，這心的沉重已不能再繼續承受遺忘之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