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八、九十年代的異議知識分子 馬漢茂 【編者按】本文是德國著名漢學家馬漢茂為他與齊墨主編的《中國公民社會的開 創者 ——大陸當代文化名人評傳》寫的序言，由筱藍翻譯。該書共計收入了包遵信 、王若水、劉曉波、李澤厚、嚴家其、胡平、劉再復、張賢亮、蘇曉康、蘇紹智、 方勵之、許良英、金觀濤、何新(作為附錄)十四人的評傳，即將由台灣的正中書局 出版。 「中國的現代化： 轉型中的文化和經濟」是由大眾(福斯)汽車公司基金會自一九 九零以來資助的一項大規模歐洲研究計劃。從一開始，我們就將分析中國大陸異議 知識分子及其社會作用列為本計劃的一個重點。在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年代裡，一 個開社會風氣之先的知識分子群體形成了，他們在整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階層中 具有領導群倫的地位，對於一九八九之前十年的中國民主化進程亦起到了重要的推 進作用。我們曾經相信，依據他們在八十年代不斷增長的影響力，這一群體的著名 代表人物在九十年代也將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發揮開路先鋒的作用。從今天的情況來 看，我們當時對這些知識分子過高的估價似乎是值得懷疑的。收入我們這本集子的 一些人，曾經象慧星一樣在中國上空閃現過，現在又暫時消失了。甚至被稱為「中 國的薩哈羅夫」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先生，在他拒絕扮演國內外民主力量認為他 應擔當的反對派運動領袖的角色之後，也被視為已從政治舞台上隱退了。 其他的知識分子，如影響巨大的記者和作家劉賓雁、中國共產主義問題專家蘇紹 智、直率坦誠的政論家和作家王若望，由於年齡的原因，已經難於對九十年代中國 社會的變遷起到更重要的推動作用。王若望先生在一九九二年出國後，在一九九三 年一月的民主中國陣線和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的聯合代表大會上，受到海外民運中一 些道德低劣、善於玩弄陰謀從事內鬥者的欺騙。他們先是推舉他出來競選這兩個組 織合併後的主席，但最後又將他排擠到一邊。 另外一些人，如嚴家其，似乎承受不了流亡生活的壓力。他雄心勃勃地原想以政 治顧問的身份在中國未來改革政府的權力架構中佔有一席地位。但在流亡期間，種 種跡象顯示，嚴家其顯然不具備一個領導者、組織家和先驅思想家的能力。 我曾經聽到中國一些在美國、日本和歐洲受過教育的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對這些著 名知識分子的評價。他們對嚴家其、方勵之，甚至正直的文化評論家兼作家劉再復 ，都不屑一顧，認為這些人都是過渡性的人物。在這些年輕人看來，那一代人的學 術和政治活動可以給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一些有限的推動力，像金觀濤、包遵信主持 的《走向未來》叢書，通過翻譯西方的著作給中國思想界一些理論上的新刺激。至 於有自由化傾向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專家王若水—一個僅僅具有國內影響的原中共 高級新聞幹部一類的知識分子，年輕一代不願再置一詞。這些年輕人確信，只要鄧 小平時代過去，他們自己這一代人中所擁有的一些優秀思想家的時代就會到來，他 們具有國際水平，能夠並且願意創造性地採取「地球村」的通用的語言表達思想， 參預交流。 玩弄陰謀和自相殘殺是中國民主運動中的主要惡習。這一惡習使一九八九年之後 的中國民主運動受到嚴重挫折，遂了中共掌權者的意。海外民運在一九八九年到一 九九四年的五個年頭之間，由於受到這些惡習的影響和在基本原則上的失誤，沒有 能為未來在組織上創造一種可以作為反對黨基礎的可能性前提。作為道德批評者， 海外民運亦沒有起到作用，因為它沒有真誠地反思和檢討中國的現實狀況。流亡中 的海外民運從理論上講本來能夠承擔這樣一種任務，即在海外站在合法的反對派立 場，於適當的時機發出自己的聲音。但遺憾的是，海外民運中表現出來的是沒有底 線的、殘酷的「窩裡鬥」。這種現象看起來不免十分滑稽，因為這些爭奪圍繞著的 目標——在未來政府中或政黨中獲得一個顯要位置——僅僅是虛無的幻想而已。 我們研究計劃中關於大陸改革派知識分子的這種設想在其廣泛的意義上來說，也 是其他一些中國問題研究團體和個人的題目。許多中文出版社對此一專題也有興趣 。一個最直接的例子是陳曉林先生在台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主編的令人矚目的《風 雲思潮》叢書。在香港的牛津大學出版社中文部，由林道群先生在一九九三年主編 了一套三卷本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歷程》。哈佛大學的谷梅女士幾十年來在很多的 出版物中對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作了論述。 但除了上面提到的這些情況外，目前研究者對持不同政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 和行動的興趣已經減低。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將研究的焦點轉移到對中國農村工業化 發展的分析(如研究計劃中的何夢筆教授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出版設計者)，因 為他們相信，比之一般地研究知識分子的經歷，在鄉鎮企業的研究中可以更多地揭 示那些對中國未來具有潛在性影響的相關因素。 中國正處在走向公民社會的路上。 「公民社會」的概念在中國特別容易被人誤解、擴大和時髦地濫用。在我們的研 究小組中也有人對在本書的標題中使用此一概念表示了反對的意見。筆者在此不想 對「公民社會」一詞的內涵做一理論上的探討，也不想辨別這一概念通過怎樣錯綜 複雜的渠道進入了中國人的意識之中。我的出發點是，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由於掌 權階層的權欲而導致了對下列必不可少的制度建設的忽略：首先，中國社會缺乏一 種政治意願，因而不能逐步建立一個運轉有效的法治體系，以解決因缺乏法律保障 、社會上的專橫霸道和臭名昭著的官僚腐敗問題；其次是開創一個獨立的公眾意見 空間的過程接連地被打斷了，因此，知識階層的作用範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 我們書中的傳記所描述的人，許多都是中國知識階層中的佼佼者，他們就是在這樣 困難的背景下展開他們的活動的。 本傳記集定名為《中國公民社會的開創者》，這個書名並非要說明，在中國已經 存在一個公民社會，或者說存在一個介於沉默的大眾和中共政府代言人之間的政治 上積極有為的團體。在我看來似乎沒有爭議的是，在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為爭 取一個批評性的公眾空間作出了努力並開啟了一個在「八九中國民運」之後被遏制 的民主化發展趨勢。記述這些努力和這種發展趨勢，是我們這本書的目的。 現在有一種廉價而輕率的觀點，認為俄國最近的發展僅僅是因為知識分子在那裡 擁有太多的言論自由，他們是將俄國引向混亂的罪魁禍首。這種觀點也同樣為北京 中共政權爭取重建已經喪失的統治合法性進行辯護。持此觀點的人還主張，中國必 須實行「過渡性獨裁」的新權威主義，以便掌權者駕馭中國的全局。這種針對知識 分子所發出的官方告誡只能是來自於腐化的中國共產黨。中共像所有氣數已盡的政 治勢力一樣，它也許已拋棄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外衣，但仍用盡最後的力量試圖 確保其江山「永不變色」。 我們研究計劃的最初打算，對這些知識分子的研究工作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記 錄他們的傳記性資料，追蹤他們的思想發展軌跡和心路歷程。這一階段的工作在現 在呈獻給讀者的這本書中已經基本完成了。除了這本中文版的集子外，我們的研究 計劃還同時出版一本德文版的傳記集，將在我主編的《中國論文集》(Chinathemen )叢書中刊出。用中文和德文出版此一傳記集，是因為這兩種語言是我們研究計劃的 主要語言。 在德文版中收入的研究對像除了方勵之、李澤厚、嚴家其、許良英、劉曉波之外 ，還有王若望、劉賓雁、戴晴和柏楊。這本由許多位青年學者參預撰寫的德文集子 也收入了齊墨關於劉曉波的評傳和本人討論劉曉波的《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分 子》一書的論文(台北，一九九零年，唐山出版社)。 以作家、記者、散文家和歷史學家兼任一身的柏楊，對大陸和台灣社會所引起的 各方面激盪，由於影響廣被，我們似乎現在還不能作出全面的估價。帶著年輕人的 活力，柏楊邁過了七十歲大關。他將《資治通鑒》譯成七十二本白話文本的浩大工 程，於一九九二年結束，實在功不可沒。通過此一「寶鑒」，他要鞭撻中國民族的 劣根性。和日本人剛好相反，這種國民性一直在中國通往向現代化的路途上起著阻 礙的作用，使中國無法變成一個能享有平等國際權利和具有發展潛力的大國。 對於劉賓雁來說，再寫一個中文的評傳是多餘的，因為他通過自己的中文的和翻 譯成英文的作品，特別是通過他自己富有教益的自傳，已經使人們能夠很好地瞭解 他的經歷和思路。相比較之下，嚴家其的《我的思想自傳》一書就沒有能夠達到這 樣的效果，因為嚴家其在該書中沒有顯示出坦蕩的胸襟和自我反省的態度，因此他 的自我描述給人一種空洞和華而不實的感覺。 在研究計劃的第二階段，我們的研究工作應該離開個人傳記的隨機性和特殊性， 進而探討八十年代中國思想發展的一些總的特徵。這部分工作我們可以提出個別的 研究成果，像顧昕先生在我們研究計劃中出版的兩本書，分別分析了哲學家李澤厚 和文學批評家及通俗哲學家劉曉波的理論。這兩本書可以作為我們研究計劃第二階 段的成果。從這兩本書可以看出，以傳記性的資料為基礎，亦可發展成從「思想 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角度提出的自成體系的、具有普遍意義的論證。 顧昕在《黑格爾主義的幽靈與中國知識分子 ——李澤厚研究》(台北，一九九四 年，風雲時代出版公司)一書中，通過詳細的論證向人們揭示，李澤厚雖然高揚康德 ，貶抑黑格爾，但黑格爾的思想已經在李澤厚那裡成為一種「思想預設」。在他的 著述中，到處可以發現黑格爾理論的痕跡。西方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經常想當然 地認為象李澤厚這樣的學者在內心裡已經拋棄了馬列主義，只是由於環境的壓力而 不得不披上一件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外衣。但顧昕的研究表明，李澤厚並非由於環 境的壓力，而是真心地信仰馬克思主義。他對與官方意識形態的公開決裂顧慮重重 。 在《中國反傳統主義的貧困 ——劉曉波與偶像破壞的烏托邦》(台北，一九九三 年，風雲時代出版公司)一書中，顧昕以蘇格蘭學派的自由主義學說批判了大陸當代 以劉曉波為代表的的非理性主義。劉曉波的著述雖然沒有學術上的價值，他對西方 哲學一知半解，但卻憑借自己的印象將西方與中國的文化作了一番比較。在德語中 有一個諺語：「獨眼龍在盲人中是國王」，意思是矮子裡面拔將軍。只有在這個意 義上才能理解劉曉波造成的轟動效應。此外劉曉波善於攻訐的文風在中國知識分子 中得到很多暗中的贊同者。這些多年來在極權制度之下倍受壓抑的知識分子在劉曉 波的大膽的反叛性言辭中發現了自己想說的話。當然，也有一些讀書人，在這種環 境下被訓練成了官方的御用學者，如何新。何新的傳記作為附錄也收入了該書，以 提供一幅準備在任何權勢者面前拍馬溜須的讀書人的漫畫。劉曉波對中國文化的批 判，對西方思想史的誤讀，對尼采式的超人性格的喜愛，都是顧昕研究的對象，因 為這些現象在當代中國具有普遍的意義。 這就是我們向讀者提供的一本中國大陸文化名人傳記。由於各種原因，在選取研 究對像方面會有不盡得當之處。我們期望，我們研究計劃的這些有限的研究成果， 在中國向二十一世紀過渡的關鍵年代裡能夠受到讀者的接納。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