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架而不勸架 吳逸夫 民運內部的吵架、內鬥使許多嚮往民主的朋友大失所望。但是一位最近出國來的 朋友告訴我，他到美國後第一感興趣的事情就是看民運刊物上民運人士互相吵架的 文章：罵共產黨的東西已經聽得看得太多了，很少再有新鮮感的東西，而民運內部 的吵架文章，實在因為是非曲直的難以判斷而如偵探小說般引人入勝，而且討論之 深入也令他大大加強了對民主的理性認識。 中國人是喜歡看熱鬧、看吵架的。從前還喜歡看殺頭，如今畢竟社會進步文明多 了，喜歡看殺頭的人大概已經不多，但愛看吵架的心理恐怕短期內難以改變。 兄弟當初對民運的吵架也深感失望，但因為看得多了，漸漸地悟出個道理：這些 吵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是正常的；我們該做的不是去無謂地勸架，而是盡量從觀 架中引出一些積極的東西來，從而使吵架的水平有所提高。 一、如何評價伯夷、叔齊 看曹長青罵回國民運人士的文章感到很有道理，看那些被罵民運人士自辯和反罵 的文章也感到很有道理。最後覺得還是馬悲鳴先生的「一隊夷齊下首陽」最為公允 而得要領。 但馬先生的文章也只是指出回國的民運人士是走出首陽山的伯夷、叔齊，並沒有 牽涉到究竟如何評價這倆兄弟的問題。事實上，中國人對這兩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幾 千年來一直是有分歧的：有人推崇他們為堅貞守節的典範，也有人嘲笑他們為頑固 迂腐的象徵。 可見迂腐和守節之間並沒有絕對的界線。其實判斷迂腐和守節還牽涉到兩個變數 ：「何所守」（舊政權）和「何所歸」（新政權）的性質。俗話說罵狗還得看看主 人，這裡起決定作用的是新、舊政權的性質。 最簡單的情況當然是舊政權為暴政而新政權為仁政，那麼歸順新政權當然是「棄 無道而就有道」的「起義」；或者舊政權是仁政而新政權是暴政，那麼守節的必要 性才會明顯。但如果新、舊政權皆為暴政或仁政，那麼問題就複雜了。也許暴和仁 的程度還有區別，那多少還有一點標準可循。為難的是兩者暴、仁的程度相差不明 顯時。 作為老百姓，其實倒還簡單，反正誰上台他都得照樣納稅吃飯，這是基本人權， 那麼老老實實在新政權下作順民就是了。但面子上總還應該好看些，於是「勝者王 敗者寇」的歷史觀就大行其道。這種歷史觀實在是小民心理上的自慰器。 但對於涉足政治的人就不同了。在難分是非的情況下，還是以肯定守節為好，因 為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那是不難做到的，而守節多少需要一點犧牲精神，需要鼓 勵鼓勵。如果人人都「見勝兆而紛紛聚集，察敗象而惶惶逃散」，那麼，這個世界 也太單調了。現代的伯夷、叔齊們至少為這「鹹與維新」的大格局增加了一點多元 的色彩。 因此，我的意見大致和馬悲鳴先生相同：歸順是老百姓的權利，而守節是政客和 作為「准政客」的「士人」（不完全等於知識分子）的義務。 伯夷、叔齊不幸出身在宮廷，欲為小民而不得為，只有守節去保持心理平衡。商 紂為暴君而周文王武王為仁君，大概基本上已經是歷史的定論，雖然毛澤東和郭沫 若對此大不以為然。但是在伯夷、叔齊的時代，問題並不是那麼清楚和簡單。因此 他們也只有守節一個出路。 二、測不准原理和多元化 曹長青和回國民運人士的分歧，在於怎樣才能最有效地推進中國的民主化：是接 觸合作呢還是批判抵制。而這裡面牽涉到太多的不定因素，包括一些沒有說出的切 身利益問題，而且這些因素環環相扣，互相糾纏。例如飯碗問題，可以說是個切身 利益問題，但又不完全是，因為有了飯吃才能，或至少是才能更好為民主奮鬥。 根據測不准原理，同被觀察對像接觸越少，判斷結果越正確。那麼，也許只有置 身於這場是非之外的人才能旁觀者清。如果站得高一點，那麼可以說這種吵架本身 是一個多元化積極因素。 即使「在共產黨領導下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真的成功了（這個可能性是很大的） ，這也不足以判定「抵制派」是全然錯誤的。首先，抵制派可將失敗的責任推給對 方的牽制和「助紂為虐」。其次，在旁觀的立場上，也可說「承認派」的成功正是 因為有抵制派給他們當出頭鳥、做惡人，當承擔閘門的苦力，因此中共當局才能容 忍「承認派」民運人士，使有空隙可鑽，有好人可做。假如沒有海外激烈抨擊中共 的掩護槍響，戴晴的「狂妄」反黨言論不被當做首要打擊對像才怪，哪能像現在這 麼自在地拿著外國的「自由金筆獎」、「自由論壇獎」在北京寫作呢。 從這個角度來說，各派民運人士是在合唱一台戲，一個紅臉，一個白臉。退而言 之，明爭總比暗鬥好，互相罵罵是不妨的，可以活躍空氣、活躍思想。但千萬別太 上火了，別太進入角色，不要讓中共成了導演。別忘了主要對手應該是中共頑固派 。我們可做的，應做的，是提高改善吵架的水平、層面，使之健康化，而不可能， 也不必，去根本取消這種爭論。 三、群眾也要反思 周舵、戴晴會說，「在海外罵共產黨，算不得好漢，有種的回國來罵」。問題是 中共能夠提供這個方便嗎？所以這話來指責海外罵家，是沒有多少道理的。應該轉 身對共產黨說，「有理的不要怕人罵，你們有種放曹長青之輩回國罵嗎」才是。 馬悲鳴先生提出民運人士應該爭著回去坐牢，其實這也不是一廂情願的事情，韓 東方要回去準備坐牢，中共就不讓。 我對周舵、戴晴還是甚為佩服的，他們畢竟還不同於一般的體制內改革派。他們 對中共的批判是嚴厲的，有深度有新意的，那還是需要有一定道義勇氣的。更重要 的，是兩位的溫和而執著的政治態度是始終如一的。西方論人很講究「一致性、完 整性」（integrity）。其實這就包含了堅守初衷（守節）在內。 至於在廣場上號召別人不怕犧牲，後來自己卻利索外逃的廣場英雄，確實有言行 不一和「船長逃生」的道德欠缺。但這一點也是指出就好了，實不必牽住不放、口 殊筆伐、冷嘲熱諷。我更看不慣那些聲討者道貌岸然的神氣。失望是可以理解的， 但不必深加指責。她（他）們畢竟都是二十來歲的孩子嘛，如果你們在他們的年齡 ，在他們的處境，又會如何呢？ 當然，如「船長不能逃生」一文所說，她（他）們作為學生領袖的信用算是完了 。以後還是好好讀書打工吧，小狗子最好還是不要再養了吧，有時間去腳踏實地地 作些民運的打雜工作，才對得起廣場上犧牲的同學們。或者乾脆要求回去坐牢。中 共革命時期許多在路線鬥爭中蒙受不白之冤面臨槍斃的黨員就要求去白區或前線工 作，以表心跡，如無可能，則表示願接受其他形式處死以便省下子彈去打蔣匪、日 寇。「文革」中一些鬥輸而想不通的紅衛兵就去越南打美帝以顯忠心。這種寧願去 同敵人搏鬥，不願受同志窩囊鳥氣，寧願清清白白死於敵人槍口，不願糊里糊塗死 於同志之手的悲壯舉動，不失為一種減少內耗轉移矛盾的方式。好在如今犧牲是不 大可能的了。 說到方勵之的逃進美國大使館，兄弟很替他不平。他是中國著名學者中第一個公 然離經判道的，當年吶喊的勇氣確實不凡。而八九民運之時，大概是長期孤軍吶喊 已經有些疲勞了，或者敏感到群眾一旦起來時更需要的冷靜和節制，總之是已經不 那麼慷慨激昂了。他沒有以領袖自居，也沒有號召學生堅守廣場或不惜犧牲，所以 自沒有以身殉職、殉諾的義務。他一直把自己定位為首先是一個科學工作者，這種 始終如一的敬業精神是可貴的。 有人指責他是平時吶喊人民起來爭取民主，群眾一旦起來卻不敢出來承當領導角 色的葉公好龍。其實，在一個「見勝兆則紛紛聚集，察敗象而惶惶逃散」陋習盛行 的國家，高潮中保持低姿態和低潮中保持高姿態才是難能可貴的。這也就是我們在 「一隊夷齊下首陽」的形勢下讚賞留守首陽的抵制派的原因。 馬悲鳴指出名人不好當的道理。但總還是需要有人出頭露面、赤膊上陣。所以對 名人太苛求也不好。「文化革命」時揪斗老幹部時我的一個感覺是反正革命稍犯錯 誤就是反革命，稍有動搖就是叛徒，而從來不革命的永遠是「革命群眾」。現在清 算民運名人的傾向也不要氾濫才好。因為失敗，就指責不斷，這種勢力眼思想方法 也不健康。至於有一些人物在民運高潮時默默無聞，低潮時卻出來指三道四，或批 判中共時悶屁不放一個，民運反思時卻姿態特高，對此也要具體分析。當然就別提 那些「手拿綠卡罵漢奸」的賤民、奸民了。 民運名人要反思，民運群眾也同樣要反思。本來嘛，名人有錯誤，下來輪換就是 了，「皇帝輪流當，明年到我家」，名人最好也不要終身制。可惜的是敢於拋頭露 面的人太少。自己不願意承擔風險責任，又妒忌別人拋頭露面出臭汗爭來的名氣； 既希望人家貢獻一輩子，又眼紅人家的出名一輩子，這也不是健康的心態。高潮時 領袖、名人的狂熱，不也是狂熱的群眾捧出來的麼？名人內鬥時語言過火、人身攻 擊，原因之一也是迎合民眾好看熱鬧、聽醜聞的心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魯迅 說中國的大眾，喜歡把名人捧得很高，然後狠狠地摔下來再踩上一腳。看來，有什 麼樣的群眾，就有什麼樣的領袖、名人。當初就不必期望過高，現在也不必失望過 深，指責過激。讓我們一起來沉痛地反思，別只是一味地互相指責。 旁觀者清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站得太遠也會看不清的， 沒有發言權的。 四、畫虎類犬的危險 曹長青對貝嶺的指責暗示貝嶺有出賣民運的幕後交易，而貝嶺的自辯又暗示自己 回國還作了一些地下聯繫工作。這裡的微妙是非外人甚難插嘴。 假如某些民運人士回國，在作了一些表面的妥協之後，回國後確實扎扎實實地作 了一些有益民主的工作，這當然很可貴。但這種大手筆是不容易做到的，不宜作為 一般人之師表而提倡。《後漢書·馬援傳》記載，馬援聽說他的兩個侄兒結交俠客 ，就寫信告誡他們說：「大俠客季良和大儒伯高，都是我所十分尊重的人物。但是 我只希望你們去學習伯高而不要去學季良，因為季良這種人太難學，不是一般人所 能做到的。學習季良不成功，就會成為天下人所嘲笑的輕薄子，成為違法亂紀的人 ，好比畫虎不成就會成為狗（畫虎類犬）；而學習伯高比較保險，即使不成功，還 不失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厚道人，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好比畫天鵝不成，多少還像 只鴨子（刻鵠類騖）。」 抗戰時期漢奸，不少也是出於「曲線救國」的本意，結果國是沒有救成，漢奸的 帽子卻歷史地落到了頭上。日本人不是傻瓜。地下工作者是那麼好當的嗎？你要利 用日本人給你的身份，日本人當然不會讓你白白利用。周總理大概也是走的曲線糾 毛的路線，但事實上成了毛的幫兇同謀。他要利用毛澤東給他保留的地位幹好事， 但毛澤東更會利用他，他為了保住地位必須先去服從毛一起犯罪。在這個互相利用 的關係中，通常是權力大的一方佔便宜。不能不擔心，如今「回國搞民運」的人， 恐怕有不少會自覺不自覺、被迫不被迫地成為中共的幫兇。 五、堅持首陽山民主宣傳根據地 如今，曾經參加過民運的留學生紛紛回國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一首發表在匿名 電腦網絡組的「綠卡歌」就生動地刻畫了這種揚揚自得的心態： 大家來美衝著卡， 人人都來搶綠卡。 綠卡血卡都是卡， 有了卡兒好回家。 三步並著兩步走， 兩步變成一步大， 綠卡在手脾氣大， 入關血管不挨扎。 搶不著的不要罵， 繼續在美多掙扎。 謀取綠卡竅門多， 遊說國會第一家。 老子當年遭迫害， 受盡欺壓和恐嚇。 共黨收刮百姓膏， 強送吾等到美加。 此番境地多尷尬， 如何讓俺再回家。 不肖兒女古今有， 敬請大家原諒他。 昨日高唱反共曲， 今宵情況不同啦， 賺錢還得靠國家， 叫聲共黨俺親媽。 奸猾之徒處處有， 都耍中共大傻瓜。 兄弟認為這未必就意味著整個海外民運的徹底輸光。對留學生回家找機會應持理 解態度，其中許多人在攢錢的同時，可能也會盡其所能作些有利於民主的工作。只 要不是懺悔著鑽狗洞回去，這種來往總還是進步的表現，對雙方都如此，這是一種 良性的互動。事實上也可以說這種比較寬鬆的關係是海外民運奮鬥爭取來的成果。 希望這的確能成為中國和平演變的一個正面因素，我們樂觀其成。 但是我們不能不警惕一面倒的危險傾向，總希望首陽山上人不要走空了才是。只 要國內的言論自由沒有實現，一個海外獨立的、尖銳的批評聲音，無論如何是絕對 需要的。否則又是象毛澤東時代那樣一片歌功頌德聲音，這正是最容易產生毛澤東 的社會條件。 郭沫若曾吹捧毛澤東「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可是當時中國只有一「極」， 八億人民都圍繞這一極，生存空間就極度地縮小了。現在抵制派、激進派能站出來 用激烈的言語批評中共，那就是為民立了另一極。唯有在多極的張力之下，中國人 民（自然包括溫和改革派）的生存空間才能有充分擴張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