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馬悲鳴的兩篇出格文章 一 凡 讀最近幾期《北京之春》，感覺一些文章很有特色和深度。不管是「激進派」的 立論，還是「漸進派」的論證，只要言之成理，以理服人就應提倡。然而，也有個 別文章缺少這樣的風範，其中最突出者，非馬悲鳴先生的文章莫屬。其發表在九四 年一月號上的《再說六四》和三月號上《和解要以報復和索賠為條件》兩文，特別 出格。 一、主觀臆斷與客觀事實 在關於《再說六四》一文中，馬悲鳴先生認為：「由絕食開始的私占公共場地運 動已經無法理喻。這時唯一能挽救學潮不遭徹底失敗的辦法只有方勵之出面勸學生 撤退。但方勵之卻不肯出頭。」這一結論，令人無法信服。什麼是私占？當一個政 府已喪失民意和人性，又不允許人民表達意願和願望時，人民自發行使法律和天賦 的權利，表達公意或民意，這怎麼能歸結為「私占」呢？至於方勵之出面勸阻學生 ，任何人當時若親臨廣場或北大、人大、師大校園內，就會發現這種想法十分可笑 。首先，廣場後期學生和市民的「群體無意識」日益增強，許多人在意識到中共內 部發生分裂的情況下，奮勇爭前，從眾心理的民族性使局面難於駕駛。其次，幾十 年來，共產黨既消滅了一切有組織的反抗，同時也致使反對派力量缺少運作實踐的 機會和訓練。一旦運動興起並達到高潮，內部的問題也隨之出現。運動進入高潮後 ，外地學生大量進京，組成了外高聯，大有後來者居上，壓倒北高聯之勢；學運領 導層內部對學運目標和手段的分歧，致使爭吵和激進勢力佔了上風。北京當地學生 即使後期撤出廣場，許多外地學生也不會響應，這也助長和增強了激進力量力主不 撤離廣場的理由。相反，從中共領導集團內部看，中共超級強人鄧小平老謀深算， 深具決斷力，在「統一」和壓服了各種內部意見後，以軍隊這種黨的專政機器為後 盾，形成了統一和深具組織力、戰鬥力的勢力，比之鬆散的，未具政黨領導力量的 民運組織更具速戰能力。第三，從運動的中堅力量看，這一代青年學生在改革開放 環境下成長起來，在父母、祖父母的嬌慣和呵護下長大，他們身上既有不信邪、任 性的特點，又有視上一代和老一代知識分子為軟弱、窩囊的逆反心理，這就決定了 他們在絕食開始後誰去勸也沒用。況且從學運初期為了證明自己的獨立、自主，就 聲言不受任何人的指使、利用。當時，許多勸阻的人，聲望也並不比方先生差多少 ，也被「奚落」了一番，知趣地退了出來，最後還是從眾參與進去。那種認為運動 繫於一個人是否出面才能免於失敗的想法，沒有任何意義。 二、冷靜分析與冷嘲熱諷 「六四」已五週年了，對於這場運動的是與非，成功與失敗的內容，人們應該客 觀、冷靜地分析、總結，而不是對當事者冷嘲熱諷，挖苦奚落。這種譏諷的做法， 既不能顯示事後的觀察者的英明、睿智，也不能證明發此高論者高瞻遠矚，洞若觀 火。而馬悲鳴先生卻不是這樣，在《再說六四》一文中又說：「廣場最後冒出來的 所謂『四君子』若非投機份子，至少也是不識時務之輩。」對「六四」學生領袖， 馬先生就更不包容了：「八九民運最差勁的地方就是領導者太左，輕狂浮躁；以至 於既不懂戰略策略，又無法指揮，還聽不進過來人的意見。一再叫嚷不被別人利用 ，而實際上只能被別人利用。」學運確有許多值得總結的東西，尤其是本應落在成 年人身上的重擔，卻由青年人稚嫩的肩膀擔起，這本身就是一大怪事；因而青年學 生不同程度犯有輕狂浮躁病也屬必然。有不輕狂浮躁者，像馬悲鳴先生這樣的人， 但你那時蹲在哪裡呢？至於談到既不懂戰略、策略，又無法指揮，這話就離譜了。 從學運開始時，組織較嚴密、有效策略也對頭，口號和策略幾次隨著當局的對策而 變，應變及時，秩序井然，超出了當局的預料，即使當時老奸巨滑的袁木也得承認 學生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有帶鬍子的在後面」等等。當然，從整體上看，尤 其後期變成民運，規模擴大後出現了許多問題，最終招致了鎮壓。但不可否認，策 略上確有許多成功之處。例如利用趙紫陽講話和新聞媒體的放鬆控制的機會，幾次 「見好就收」(胡平先生對此作了很好的總結)，使得當局很被動，把共產黨幾十年 來自認為一貫正確，視知識分子與學生為草芥的嘴臉暴露無遺，在全國以至全世界 面前丟盡了臉。退一步講，若以軍隊的指揮標準或一個政黨的標準去要求十幾個或 二十幾個學生領袖，那未免太苛刻和脫離實際。這也使人想起一種怪現象，即在海 外民運團體和留學生中，個別人「隱士心態」十足，自認為自己比別人都高明，參 與意識分毫沒有，別人來做之前認為做此事肯定不行，但別人把事做了，「馬後炮 」準時響。你做也不是，不做就更不是，而他在旁指手劃腳比誰都高明，儼然一副 領袖和舵手的風度，但卻犯了站著說話不嫌腰痛的古訓。身體力行者，像劉曉波先 生，儘管有些做法過分，但也比專門站在一旁指責他人者更令人敬佩。周舵先生有 句話也許點到了這種人的疼處：「有本事回來練。」當然這是氣話，也不全對，但 至少可以作為一句「警世格言」，讓個別人冷靜一下。 同時，筆者在這裡也希望並奉勸海外搞民運的個別朋友，那種手持綠卡在海外罵 共產黨，並嘲笑國內人士怯懦的人，在中國這樣一個永遠需要道德感召力的國度， 是沒有市場的。 三、關於和解要以報復和索賠為條件 馬悲鳴先生在九四年三月號上更有高論，提出「和解要以報復和索賠為條件」。 筆者在這裡一點沒有為周舵先生的觀點辯護的意思，只是認為過分強調報復和索賠 太不現實。就拿兩德統一後的實例看，統一後，德國議會經過激烈辯論，決定公開 所有當時東德安全部的秘密檔案，並對幾名槍殺跳牆者的士兵進行了審判，這在德 國也引起了軒然大波，涉及一系列道德、倫理，連鎖責任、法律和制度的問題，而 對昂納克的審判也不了了之。在法律上人們提出了一個這樣的根本問題：以基於不 同社會制度、價值觀念所制定的不同法律，來審判這些人，是否公平。德國人現在 也希望盡快地走出那段歷史，糾纏在內幾乎什麼也得不到，只能把共產黨那套階級 報復的理論重演。原東德安全部的檔案顯示，至少有佔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六百萬 人涉嫌進去。這說明共產黨這種獨裁體製造成的惡果是：許多人既是受害者，同時 又是害人者。從中共的鎮反、反胡風、反右，到文革，略微瞭解歷史的人就會看到 ，昨天的整人者，今天也許就成了被整者。當最高獨裁者一蹬腿死後，其他人都成 了執行命令者，成了受害者，成了不明真相者。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去公平報復和 索賠呢？從目前東歐和原蘇聯共產黨政權垮台後的情況看，還沒有哪一個國家採納 馬先生這種「高論」。即使把浮在面上的敏感事件處理清楚，就很不易。而把中國 近一億人成為受害者、本身又是害人者的這筆舊帳翻起，既無法做到，也不足取。 說得誇張點，那樣做至少要打幾十年內戰，甚至出現幾個前南斯拉夫還不止。當然 ，馬先生若能找到一種辦法，把一切事實和責任能弄清楚並有公平的絕招，又令人 信服，筆者願洗耳恭聽。 總之，探討理論，總結經驗，應該以客觀和理性態度對待一切，而脫離了實際， 走向極端，就會變成言不成理，胡言亂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