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斷想 仲維光 一、去國還鄉憂思 六九年，到千里之外的吉林插隊，一共只有三年多，中間卻有兩年冬天在北京各 住了四、五個月。作為獨子，這次出國，開始時和母親說的是出來一年，最多兩年 。我怎麼也沒有料到，從八八年夏季別鄉，竟然是一去將近六年。 六九年插隊時，還年幼，去家雖然千里，但是隨時可回，有錢可以買火車票，沒 錢還可以扒車。但是不知為何，那時第一次心頭詠起曹植的「白馬篇」和陶潛的「 荊軻」，「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蕭蕭哀風逝 ，淡淡寒波咽，心知去不還，且有後世名。」也許只是為賦新詩強說愁，少年時的 慷慨而已。八八年第二次別家離京，看著老母的白髮，心底頻添悲哀，卻無慷慨之 感，只想這一站人生快快過去，只想早日還家，母親平安。因為，我深知，我多年 的追求，我的理想在母親居住的那片土地，需要我的人生活在那片土地。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我去國的第二年，八九年，多少像我母親一樣的母親失去 了兒子，多少人被坦克和槍彈射殺出這個世界。母親雖然希望我能回到她的身邊， 但也覺得幸運，她還有遠在天邊的兒子。而我雖然由於偶然而沒有經歷那場翻天覆 地的事件，並且由於死者的鮮血能夠得以繼續在這個陌生的國度滯留，但是那野蠻 蔑視世界輿論和正義的槍彈，卻使我的心永遠不能平靜，也不可能平靜地在異國他 鄉生活。 我原計劃九三年初回國探親，如果找到工作就留在那片土地。但由於手頭的工作 ，使這個計劃一拖再拖。直到今年初，決定無論怎樣，也要回去一次。三月底，恰 好台北有一個有關孫中山 思想的會議邀請我去參加，於是決定利用這次機會，轉道 香港回國。 二月上旬開始從報紙上陸續看到的新聞是，政治形勢在日趨緊張。先是與我通信 密切的我讀研究生時的導師許良英先生，及包遵信先生被軟禁在家，王丹等人被迫 離開北京。繼而是逮捕了一些民運人士。在我離開台北的前兩天，又傳來魏京生再 度被捕的消息。報界的幾位朋友勸我推遲一年半年再回去。但是我決心已下，早已 經為我自己的一再推遲而心感不安，因此此時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都不再考慮了 ，只想早一天踏上那一片土地。 飛機從香港起飛後，我搜尋自己的感受，但是我忽然發現什麼都沒有，一片空白 ，既沒有喜悅和激動，也沒有憂慮。畢竟將近六年了，在一個人的生命中這是一段 很長的時間，什麼變化都可能發生。什麼在等待著我，我希望什麼，我卻無法靜心 思索。 二、北京舊貌新顏 四月初的北京，從飛機上看仍然和以前一樣是一片干黃。北京機場基本上還是老 樣子，由於到過其它國家的一些機場，因此這次才突然感到，北京機場又小又陳舊 ，甚至遠不能和香港、曼谷、孟買和台北的機場相比。從機場到二環路由於九零年 亞運會修了一條高速公路，但是一上高速公路那個仿古牌樓收費站卻顯得單薄，粗 俗。沿高速公路、二環路高層建築鱗次櫛比，直到月壇北街的東段，和六年前完全 不同了，以致我不知到底走到了什麼地方。只有靠近釣魚台國賓館的月壇西段沒有 變化。 接下來的幾天，我在北京的老城內外沿街穿巷尋找舊日的記憶，比較今天的變化 。到處是幾十層的高層樓房，但新建的樓房多數顯得十分單薄簡陋，平房也比以前 更為破舊。過去我經常從木樨地沿長安街走向復興門，十里長街以它的開闊使你感 到舒適。然而，現在十里長街兩旁的高樓卻使它像一條胡同了。在復興門外燕京飯 店一帶，你感到天變窄了，路向你壓了過來。我感到愕然，長安街已經不復兒時的 長安街了。 我騎自行車穿豐盛、靈境胡同，府右街到琉璃廠，又從琉璃廠穿胡同到宣武門。 大部分平房都明顯地顯出敗落的氣象。府右街旁(中南海旁)的一片片老房已經拆成 了廢墟。據說這裡規定不許建築高層，但是那些新建四五層樓房和二層簡易樓房使 市容顯得十分零亂。府右街旁邊應該說是北京內城的中心，從這裡的情況可以看出 內城已經不復是以往的老城。混亂在北京的各處蔓延，在有的地方是蘆葦叢一樣的 高層，有的地方則是如荊棘一樣的低矮建築。復古的琉璃廠雖然是文化的集中地， 然而建築用的卻是「豪華」的顏色，「豪華」的顏色如果沒有敦厚和富麗，那麼剩 下的只有小家子氣了。從琉璃廠到宣武門一帶的平房正在拆，還可以看到人們在搬 家，這裡又要是一片高樓了。 我在北京的第一周，電視上的東方之子節目正在播放採訪著名建築家貝聿明，貝 聿明說，他堅決不在內城十里內建香山飯店，是因為怕破壞整個老城的面貌。他反 對急功近利地用劣質的建築材料急速地建築。過去，我對這一切沒有體會，出國幾 年，現在突然發現，這個世界沒有一個國家這樣修建擁有如此古老傳統的文化古城 。德國每一個城市，內城都完好地保持著舊有的面貌，那些房屋很多不過百年左右 。而北京，城牆沒了，護城河沒了，四合院越來越少，整齊的內城混亂了。我突然 感到，人們心裡的北京城已經不復存在了。保存下來的北海、天壇、故宮，不過是 這個混亂地走向「現代化」的城市的點綴而已。 三、繁榮與問題 市場的確是很繁榮，什麼商品都有。過去很少見的山珍海味現在在市場上都能買 到。基本生活品也很充裕。在商店我甚至看到在德國那些辦公用品，夾子、打孔機 、活字戳。當然價格也是驚人，幾乎和德國的不相上下，例如泰國大米。有些甚至 比德國的還要貴，而質量卻要差。例如，我想買一個帶洗碗槽的櫃和一個碗櫃，居 然每件都要一千五百元，兩件就要六百馬克。雖然標明是合資單位生產，但是質量 卻遠不如德國的同類產品，而在德國化二百馬克就可以把兩件都買到手。衣服也只 有在小商店和個體戶還有便宜的，但是質量極其不保險。當然國營商店的產品也是 如此，我買了個箱子，裝好箱子，剛想立起來看一看，輪子就碎了，我哭笑不得， 第二天只好提著這個壞箱子上路。而這只箱子合八十多馬克，在德國也能買到。我 發現，同樣的價格在德國的選擇性小一些，但是質量可靠些，這就是目前大陸市場 的行情。想便宜去地攤，就此來說現在大陸和台灣一樣了。 公共汽車的票價仍然是一角兩角，「小面的」則一上車十元，十公里以上每公里 一元六。不知汽車公司怎麼生存。我家的房租從過去的七元漲到現在的二十八元， 但是像我這樣的人過去每月工資是五十元，現在都是五百元左右，如此一算住房反 而便宜了。水電費則幾乎沒漲。我實在不明白這樣物價改革的結果，但是一般掙八 九百元的人家，錢基本上都用來吃了，這樣的價格下只有電器是比以前便宜了。 我問朋友的基本工資多少，他們大都三百元左右，但是其它的錢是怎麼來的，他 們自己說也不明白，反正每個月還有別的進項，但是內心卻總是惶惶，不知明天怎 樣。如果國家控制的這種不合理的物價真的崩潰了，例如水電、房租及公共交通， 國家若不堪負擔，誰都害怕這一結果。 國營工廠則大多數開不出工資來，由於根本沒有法律制度保證，很多工廠只是廠 長某天說，你們明天不必來上班了，開不出錢來了，工人們便只有自謀出路。我的 某位熟人的兒子就是如此。他居家後也自有辦法，到處收購彭斯化妝品舊包裝瓶， 然後自己在家配製化裝品裝入舊瓶，冒充彭斯化妝品，不是零售，而是向外作批發 生意，一幹就是近兩年。朋友告訴我，就在我到京前，逮捕了一個個體戶，他從臭 溝的污水上面撇出浮油，然後每天用它炸油餅賣，在京期間我從來不敢出門亂買東 西吃。這個社會的人，現在除了政治上有很大的束縛外，根本沒有任何其它的道德 束縛。 據那些政府的精英們討論說，現在有三個問題是怎麼也解決不了，一是中央權力 和地方權力無法有效協調控制，二是國營企業虧損問題無法解決，三是腐化越反越 嚴重。我想這個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為維護政權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完全把道德倫 理打亂的政權是無法解決這三個問題的。以後，接任它的人首先接下的就是這些問 題。就像今天的東歐社會，經濟難以好起來，昨天的問題留下來的太多了。由此我 也想到那些緩變論，緩變只會帶來更多的問題，如果六十年代變，或七十年代，八 十年代初期變都不會有今天這樣多的問題。 四、媚俗的藝術界和實用的學界 剛剛到北京的十幾天，我雖然告訴自己要看電視，這樣可以很快瞭解社會的狀況 ，但是我卻是怎麼也不能看下去。新聞當然不必說了，電影和電視劇也是看不下去 。看一會兒就被那種裝腔作勢的誇張表演倒了胃口。我到京的時候電視上正在播放 《京都紀事》和《過把癮》。主演《過把癮》的男演員是時下走紅的王志平，但是 我覺得他的臉上一點兒戲也沒有，影界的朋友告訴我，這是最有潛力的演員。至於 電視劇和電影那種拖沓的節奏我更是不適應。但是，這次我又經歷了一次人的適應 能力的測驗和人的可塑造性的實驗。一個半月後，當我離京時，我就適應了這一切 ，感到了王志平確實是「大陸」「最好」的演員。在一部比一部庸俗，並且粗製濫 造的電視劇中，我也居然在《過把癮》重播時，從頭到尾看了好幾集，到上飛機時 還惦記沒看的最後兩集說的是什麼。 按說，中國近年來在國際影壇一再得獎，中國的影視應該有所進步才是。對比日 本的文學藝術在黑澤明的電影《羅生門》得獎後的逐年進步，對中國的情況就會有 更多的期待。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和一位電影學院的教授談起來，他也認為時 下的情況令人痛心。影視界的兩種傾向十分嚴重，甚至可以說壓倒了一切，一個是 媚俗，一個是商業化。這兩種傾向是藝術的大敵。前者可以說是第五代導演帶來的 副產品，而後者則是時下社會的產物。對第五代的某些導演，越來越多的人有了清 醒的認識。 學術界的情況歷來比藝術界情況更差，現在依然如此。我的一些朋友積極從事的 都是一些社會效應好的工作，很少有人坐下來認真讀書研究。我當然理解他們，要 提職稱，要養家，還想要在社會中獲取名譽地位。很多人還在認真論述這種轉型期 中的各種混亂是如何有道理。這時我才更深刻地感到，學術風氣的敗壞從兩個方面 促進了社會道德的敗壞。知識分子總是在悲歎社會風氣每況日下，實際上他們自己 就在參與敗壞社會風氣。這半個世紀形成的知識分子為現實政治服務的特點仍然如 江河日下。 我在北京時，有一本書正非常流行，很多知識分子奉之為精闢的著作，書名是《 第三隻眼睛看中國》，作者據說是一位德國博士，叫洛伊寧格爾，王山翻譯，山西 出版社出版。一位與我同齡的人大社會學教授把它推薦給學生，請他們看西方的觀 點。一位權貴子弟把此書每人一本送給政治局常委，認為不可不讀。很多朋友非常 敬佩地向我打聽洛伊寧格爾的情況。我從未聽說過此人，既然他們說此書如此好， 於是我請社會學教授鄭也夫兄把書借我一讀。書拿來，我看了十幾頁，直覺告訴我 ，這絕非德國人寫的書，西方學界行文和使用概念都不是這樣，這一切是典型的大 陸學界文風。我的這種判斷使他們感到離奇，說不出話來。但是我也耽心自己判斷 萬一有誤，因此加了一句，如果是漢學家也是非常糟糕的聲名狼籍的漢學家。但是 就我的經驗，國外漢學界最劣質的作品也不是這樣行文。回到德國打聽洛伊寧格爾 ，至今無人知曉。如果這本書真如我的判斷，我覺得是很值得學界反思的事情。 五、迷離的未來 「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從六九年走向這條不 歸路，早知這是一條寂寞、貧窮而充滿荊棘之路；早知這是誇父逐日，因此從來沒 有那種「既自以為行役，奚惆悵而獨悲？」的感傷，也沒有「舉世皆醉而我獨醒， 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的悲歎。倒是報國之心和個人的權利——人權、和對生命及對 人的愛結合起來，從來也沒有空的感覺了。 這次回國很重要的就是想看一看是否能回去工作，但結果由於政治原因，原單位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沒有人敢於決定要我，其它單位也是如此。反而是我在國 內期間製造了幾個工作位置，出門有人盯著，信件有人檢查。 關於回國工作問題，熟識和不熟識的人都勸我，說鄧小平身後誰也不知道會發生 什麼，雖然也許只有一兩年的混亂，但是你既然對現實政治沒有興趣，何必趕這個 熱鬧。這話雖然有理，對權力鬥爭的政治問題我沒有興趣，但是關心社會問題我認 為是自己的責任。我自己是已經準備好早回去的，只要有工作，有口飯吃，我就會 回到那片土地，回到母親身旁。 回國，對大多數在海外的中國學人則是另一回事，他們大部分是學習技術的，這 樣一大批技術人才是在安定時期國家建設的財富。這一批財富如何保存、發展，如 何使用最好，即何時回國，的確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我想，即使最樂觀的人， 也不敢擔保鄧小平身後中國不會發生什麼事情。鄧小平已經為中國種下了災難，除 了環境資源，經濟秩序和道德倫理的破壞積重難返外，八九年的事件更是在人們心 中埋下了仇恨，至今北京市民提起八九年的大屠殺，無不咬牙切齒。在幾乎所有的 共產黨國家都已經倒台的九十年代，誰敢說，中國大陸一定不會步蘇聯之路呢。有 一句蘇聯的諺語對中國也是適用的，那就是：「誰來的太晚，誰就要受到生活的懲 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