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本法和基本不法 ——寫在香港回歸十週年之際 （北京）劉自立 一、關於中共「一國兩制」的思維 「一國兩制」思維的由來是什麼？發展方向又是什麼？人們很少考慮這個問題。 按照普通邏輯，人們說，既然你覺得社會主義就是好，何以又要說資本主義也好？不是 違反矛盾律嗎？在常識判斷的層面是這樣；在有限現實和歷史層面亦如此。但是，辨證邏輯 可就不是這樣天真地看問題了。比如說農民起義，打倒皇上，剝奪地主，那些農民領袖們不 是要反對封建嗎？可是「一國兩制」了！在比如朱元璋，洪秀全那裡，他們就是昨天的奴隸， 今天的皇上，就是時間順序上的「一國兩制」。 在空間層面，在主張革命和造反的人們的「國家」裡，政權裡，「一國兩制」又是如何 操演的呢？這一點也很明確。在革命時期的邊區或者革命根據地，等級森嚴的黨文化地界， 一個小小延安就是「一國兩制」；已經呈現所謂德熱拉斯的「新階級」說的序奏。這個「新 階級」說就是對黨的權貴實行資產階級化；對於炮灰和小卒實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中共 建政後這種制度更加明顯。毛是新中國唯一之「百萬富翁」——有文章計算，他已經是億萬 富翁。這個毛氏究竟是無還是資？6億人民卻生活在人民公社集中營。 我們言說特權意在考證無產階級革命的真正訴求，並不是要建立真正的無產階級國家， 而是要建立領袖們特權的、「祇有一個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就是說，要建設 對無產階級（包含對於農民和所謂地富反壞右資）施行專政的政權。 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嚮往資產階級特權，不自今日始。打倒所謂資產階級的革命道德，使 得他們的是非觀，產生了和康德道德律令完全相反的「反道德律令」。康德的實踐意志被毛 主席改造了一下。毛的「實踐論」指涉革命實踐，不存在上帝——毛主席就是上帝——這樣， 道德律令這件事情就完蛋了。毛主席是上帝，檢驗真理！毛主席說，那些道德和民主是資產 階級的，人民就說是！康德說的手段之人不是人；目的之人才是人——這個偉大的標準被毛 主席取締了。他說一切可以是目的，也可是手段。一個等級森嚴的新階級出現了；也就是說， 無產階級作為革命者達到政治手段的工具，其人類和公民的一切尊嚴、權利，盡被褫奪。 這個政治策略，不單涵蓋了整個革命論的手段和目的，而且涵蓋了不單無產階級可以被 利用，資產階級何嘗不可以被利用的問題。所謂統戰理論就涵蓋對於資查階級的利用——他 們發明了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這個概念——到了1956年、甚至更早，這個民族資產階級 就被消滅了——但是，這並不影響他們要保持香港這個資本主義殖民地。不唯如此，深圳打 過去，幾天時間香港就「解放」了。不是鄧不想改變香港制度，毛、周，也不想改變。他們 歷來從香港得到超過消滅之的更多好處。 文革後，這個現象開始發展。鄧說，「讓」他們的子弟先富起來——於是，他們開始逐 漸脫離無轉而向資，開始一種全面化資本主義進程。官商勾結之官倒，就是在「雙軌制」的 引導下實行所謂第一捅金的攫取。高幹子弟們早就雲集北京飯店實行經濟「起飛」，他們可 以踩定官商勾結的起跑線，而人民不可以——一國兩制。這個事實，直接導致六四。 為什麼他們要踩定那個起跑線呢？因為文革喪失的經濟實惠，完全沒有讓他們坐江山， 他們那些父輩沒有坐定財產的江山——江青所謂「財產和權力再分配」，其實沒有什麼財產 的含義，祇有權力的含意——所以，現在他們要財產了。於是，第一捅攫金主義開始在幹部 子弟中大行其道。他們搖身一變全部經商。權錢交易開始了他們的歷史進程。 如何給黨文化加入資本家合法，紅色資本家更合法之內涵呢？很容易。翻開《列寧全 集》，一下子就看到了列寧同志和美國資本家哈默之勾結。列寧之「新經濟政策」不就是變 無為資嘛！有關材料稱：「1921年8月初，哈默隨一個代表團到烏拉爾地區考察。為使年輕 的蘇維埃得到休養生息，列寧當時正實行新經濟政策，因此對哈默的提議格外重視。列寧從 辦公桌邊站起來歡迎哈默，並用英語與他親切交談。當列寧代表蘇聯政府向哈默表示誠摯的 感謝時，這位偉大的革命家竟激動地流下了熱淚。」 半個世紀後，鄧和哈默也取得聯繫；那還是在他訪問美國的時候。哈默此人專會趁人之 危；一個是俄國革命和饑荒時代；一個是中國「國民經濟到了即將崩潰的邊緣」之文革後期。 哈同志都是雪中送炭之輩。這個哈默的故事說明，意識形態「一國兩制」或「雙軌制」，都 會使得打倒資本主義的列寧和鄧小平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資本家就變成可以打倒也可以 不打倒，而且還可以成為朋友之黨文化原則之一。這乃是列寧主義的一個策略層面，鄧的一 種政治伎倆，或者叫做「貓論」吧。「兩制」是共產黨頭目的慣用的技術手段，循此邏輯給 出一個香港「一國兩制」，就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了。 70年代末他們派出訪問團考察南斯拉夫。回來說，《資本論》被「南人」活學活用了， 他們施行了人民股份化之人民資本主義——馬克思，其實是人民資本主義。既要老馬革命專 政，又要老馬資本商品。他們半個世紀跟隨老馬鬥爭、革命、屠戮，變成了股票和商品。鄧 的模式，其實就是鐵托和丘吉爾模式；列寧和哈默。毛澤東也可以和基辛格、尼克松互相理 解。這個模式的真諦就是利用資本主義造就社會主義經濟。現在有和諧社會和山西黑窯經濟。 一個偉大的思維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腦袋裡盤旋——最終完成在鄧小平那裡：順勢應變， 趁機美國化，完成「一國兩制」構思。按照這個辨證法思維，香港回歸，就是不資不社；或 者說，是一國之下兩制；而不是兩制之下之一國。其實無論在早先的莫斯科，今天的北京， 還是在朝鮮金家小巢，早就「資本主義」了。朝廷小國是資產階級，人民是無產階級——現 在更是變成奴工、童工、黑窯。 二、民族獨立和民族民主課題 大陸化香港、還是香港化大陸──提出這個課題很重要。中國政權在收回香港主權方面 遵循一個原始的真理：殖民地應該歸還主權國。於是這裡出現判斷的幾個盲點：主權國家的 定義是什麼？殖民地的定義又是什麼？人們會說，主權國家的定義，就是統治者的國家政權 受到國內外認可。國內認可又是什麼？是武裝奪取政權後的現實統治、還是真正民意歸屬。 中國屬於前者。國際認可是什麼？是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和國際約規的認可。比如，1964年法 國認可中共國，以後美、日認可。 這裡的「現實的就是合理的」──這個判斷，也許可以簡單陳述中共國的存在現狀── 但是，法理上民主含義的缺失是顯而易見的。國際法權威格勞秀斯認為，「正確的理性和社 會本質並不阻止所有的暴力行為，阻止的祇是反社會的暴力行為。」又說，「那些依靠百姓 的達官顯貴們──無論他們最初就這樣，還是像斯巴達一樣通過協議對君主權利這樣規定的 ──如果不顧國家利益，違背法律，國民可以用武力去反抗他們，如果有必要可以處死他 們。」 共黨的暴力，是不是針對「達官顯貴」和「君主權利」的？如果是這樣，武裝暴動是可 以接受，並且實際上被國人接受了。共黨現在的舉止是不是重複一種「反社會的暴力行為」 ──如山西和很多地區的奴役制度和奴隸剝奪，是不是反社會？反社會，應該不應該具備格 勞秀斯對於「不顧國家利益，違背法律」的、可以接受的那種方式？共黨的暴力在格勞秀斯 的有限含義上權且當作歷史被接受下來；歷史和現實就是這樣，認可蔣介石和毛的某種「合 理」暴力，甚至孫文主義的暴力。況且中國政治形式上從未出現和平轉化的可能性，暴力問 題是接受或者反思的現實。 之所以要引出這個較大的前提，是為規定中國奪回香港做一個鋪墊。我們權且接受中國 這個政權在國際法意義上的「正當性」──那麼，香港回歸也就取得了正當性。反之，從另 一個層面講，香港這個不正當的殖民地存在，其不正當性，源自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不正當性， 所以要被改變，成為取消殖民統治回到中國。但是，如果不考慮中國的統治之正當性與否， 就不能解釋，何以一個不正當性可以改變到另一個不正當性──從一個民主國家之殖民地， 歸還到一個專制國家之獨裁統治。這裡的最大變數就是如何考量中國政權的合法性。這是問 題的根本。當然，殖民地屬性的存在之後殖民地時代化，是西方語系的一個基本命名。所謂 主權在民的宗主國家的民主，不附帶殖民地地區的民主，這個西方的老落後，已經不能適應 時代潮流。 所以，就像很多西方學人指出的，殖民主義本身，是主權國家切割其殖民地的一種政治 需要，也是當下的現實。 但是我們不能祇看問題的這個方面，而忽視了另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的問題就是我們 前此提到的，民族解放運動如果並不含帶民族「民主」運動，反帝反殖運動就會呈現一種我 們叫做周恩來主義的東西──這個東西就是一面反帝反殖，一面擁毛反民，來一個並不比殖 民地狀況好到哪裡去的極權主義反殖運動。毛叫做第三世界運動。毛派游擊隊、格瓦拉的反 帝反殖運動，就是以反帝為藉口，實行家奴統治代替殖民統治的、那種後殖民時代的、後極 權主義國家統治。這些統治，並不是殖民地人民獲得什麼國家獨立、人民解放，而完全恰恰 相反，他們的人民，在吃人皇帝和昏聵無道的、無法無天的極權統治下，呈現比起老殖民統 治者嚴酷百倍的統治。於是民族解放運動出現了一個絕大的政治幽默──反對殖民地統治的 後果就是認可盧旺達和達爾富爾地區這樣的種族絕殺。於是反對殖民主義的含義，必將隨著 殖民地本土皇上的殘暴，呈現一種前殖民宗主國以聯合國或者其他國際組織名義回來干預這 些解放了的殖民後地區之野蠻殺戮的現實。 三、大陸化香港還是香港化大陸 香港問題的癥結，恰好是如何定義香港的殖民地政治形式；回歸中國後如何定義其中國 化政治形式的課題。在所謂一國兩制思維的框定下，香港究竟是接受前英國統治之政治形式， 還是接受中國政治屬性的統治——現在並不清楚。於是，在框定香港的政治現實和前途的時 候，如何參照香港歸還前的英國政治形式（含內容），抑或採用中國政治的不民主形式，是 一個理論提問。現實香港的法制，市場和輿論等，都還是英國人恩典的政治慣性在起作用。 我們看到的、哪怕是越來越自律的報紙電台等，依舊在英國式的操作規程裡延續。 雖然像《蘋果日報》等這樣毫無中資背景的傳媒幾乎成為其絕無僅有的存在，但是很多 批評性的傳媒，還是不乏存在，像《前哨》、《爭鳴》、《開放》等。輿論自由如是，結社 自由也還是存在。像法輪功這樣的結社，香港並無取締。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燭光晚會等18 年一直堅持。這些香港特色之來源，讀者一目瞭然：這當然不是中國特色，而是英國特色。 中國特色也已經大面積滲透。這首先表現在普選的不可能性。800人選舉團，完全操控 了特首和立法院官員的選舉和選票。而且此800人據說還可以一人多持一張以上的選票，可 以反覆投票。很多民主派議員除去做一些精神層面、價值層面的呼籲，幾乎無法抵禦任何來 自北京意志的控制。草根階層的日益貧困化，和大資本與北京資本的合謀同構，正在成為一 種紅、白兼容的北京——香港特色。報紙傳媒的北京化正在奪走香港自由之聲發出的各種聲 音。香港人越來越習慣於輿論控制和輿論自律。那些上街遊行的人群和北京化的各界人士， 正在組成一種香港群體意識的對峙和演變。正是因為香港那些習慣於英國自由主義的人們， 他們在英國時期本無自由憂患意識；甚至沒有考量香港民主之急迫和需求，而是北京化的到 來，讓他們做出了政治性訴求的選擇——他們的嚴重分化，帶來了是英國還是北京——這樣 一種香港之哈姆雷特之問。 香港大陸化是不是僅僅回到毛主義那個大陸？完全不是。這裡的分野很清楚。前提是， 大陸已經不是毛主義那個統治局面，而是鄧式統治局面。這個模式在「一國兩制」思維裡已 經表現得十分清楚。這個思維的特點既非毛之思維，也非英國思維，是極權主義經濟發展之 思維。這個思維的北京經濟特色是極權主義之私有制經濟。這個經濟模式並不需要多少英國 機制和英國文化。比如英國的憲政主義文化，對於這個經濟模式完全是一種雞肋。 故而，強調經濟模式中的人權主義思維恰恰是北京最為厭惡的。這個經濟模式帶來的高 速度和高積累，乃至高順差（貿易），援之起因，極其簡單，就是他們實行了一種壓制人性 的經濟模式。這個模式的典型窗口，就是山西洪洞縣的，也許還不及封建時期「蘇三起解」 之故事中相應存在的公正訴求。可以說，香港或者英國殖民時代，被英國作家吉普林和康拉 德狀寫的、被西方左派作家抨擊的「黑暗的心」那類故事，正在北京統治下屢屢發生。在他 們和西方人爭辯誰是「小偷（指中國人盜版），誰是強盜（指西方列強侵略）」的時候，遮 蔽了一個最為顯赫的常識——人是應該得到法律保護的——這個保護就是工會或者農會，且 應該是獨立工會和獨立農會。 抗衡在北京和香港之間繼續存在。是北京朝香港的前英國習慣模式發展，還是香港向北 京和中共模式發展，成為一個問題。交叉進行的政治對峙正在進行。一方面，是香港每年的 七一遊行；另一方面是北京緘默港人之口；一方面是香港努力爭取2012年的普選，另一方面 是北京施壓的「唯生產力論」；一方面是《蘋果日報》和《前哨》、《爭鳴》、《開放》雜 志繼續存在，另一方面是北京基本收買了所有媒體，迫其施行自律主義等等。加上北京給予 香港的大力經濟扶持，使得很多港人取得了一致看法——不僅北京是穩定壓倒一切，香港也 是穩定壓倒一切。 這個博弈前景如何筆者不甚其詳。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如劍懸於港人頭上——經濟發展之 北京和經濟發展之香港，究竟在怎樣一種模式中找到共識，已經成為一頭霧水之問題——而 且這個問題，已經在討論台灣經濟是不是被邊緣化的時候登台亮相——似乎一切取決於北京 的經濟壓力；並且在這個壓力下，民主自由之選項似乎正在被邊緣化。北京的政客和香港的 大款，正在組合成為一種似乎並不雷同於香港昔日的英國模式。這個模式更像北京政權貧富 不均和弱肉強食之中國特色。不然，撒切爾夫人也不會感歎香港回歸之誤！中國特色之經濟、 政治模式，正在模糊世界範圍的普世價值的詮釋和權威。 很多國際問題學人也正在迎合與炮製中國獨特論，好處論和前途論——這些論點的基準 就是他們描繪的——把香港作為大陸的明天——把大陸作為香港的明天這個結果。我們認為 如果香港和國際民主人士或民主政客，不急迫地對香港民主派給予思想和實際上的支持，香 港之大陸化近在咫尺；如果北京政權不受到來自美國、歐洲和日本關於中國民主化的壓力， 政治改革之壓力，北京成為今日之無民主之香港也不是沒有可能。在此意義上，鄧式香港之 變成北京，抑或北京變成明日之中國特色而非英國特色之香港，都是可以實現的。那時，香 港回歸的全部意義，就會被凸現出來。 四、基本法和基本不法 憲政主義其實是解決香港和大陸民主問題的關鍵。 中國法制與香港基本法關係如何，要從解析法制的基本概念、基本含義出發。有人說， 香港民主自由模式可以影響大陸——也有人說大陸經濟發展帶動香港繁榮，民主與否不成為 當務之急。我們說，如果香港不民主，大陸之高經濟增長也許真會帶來一個意料之中的結局 ——那就是香港淪落成為一個無民主之第二北京和第二上海——香港帶動民主的榜樣的模式 被湮滅。這個可能性是不是存在，要看人們是不是枉顧法治和拖累民主的發展道路。如果法 治不存在，香港北京，也許就同歸於所謂中國特色之經濟發展。 北京政權是不是憲政國家之法治統理，還要如何解釋？中國法制是依據何種法系制定的？ 還在未定之天。普世意義上的法制在中國法制之實際和文本中，也頗具爭議。中國法制中有 自由民主的權利和義務之規定嗎？有，也沒有。中國有言論、結社、出版之自由嗎？在憲法 文本中這些條目赫然可見，現實生活中言論、結社、出版之自由看不見。基本法第八條說， 「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本法相牴觸或經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問題是，香港原有法律，是不是要統歸 中國人大釋法——香港的普通法系，究竟如何應對中國的共黨「法系」？一國兩法如何相系 於一國兩制？中國的不法治如何對應香港的普通法？人們即便具備很高的智慧，也難以完成 這個謎解。換言之，人治之國對應法治之國（地區），難道可以有通權達變之魔術乎？ 英國憲政主義歷史，規定了源自12世紀的法治精神。這個法治條款之解釋權，在英國樞 秘院。中國人大常委會又是如何一種機構呢？香港法律解釋權回歸中國人大，中國並未具備 進行民主化之任何可能性——那麼非民主人大卻要來取代一個源自英國民主法治的那種政治 機構，道理何在？更何況人大中間，究竟哪些同志具備參與釋法之權利，抑或祇是一種陪襯 人？事實祇有少數人員可以過問此事。 我們縱觀英國歷史，可以看見，無論是英國大憲章制定之12世紀，或是英國革命的克倫 威爾時期，乃至今天英國的政治運作，其歷史、現實，承接之人民、議會、政府法律傳統…… 組織多位一體、三權分立之政治建構，是法治得以存在的前提。在此議會高於皇權的歷史傳 統之中，法治歸屬，絕無疏漏——而中國政治建構又是如何一種景況？從毛氏社、資國度， 到鄧式貓論主義，法大還是黨大，根本就未解決——黨魁彭真同志也無法回答此提問——那 麼，香港釋法主義的真諦何在？是要黨來釋法，還是要國家政權機構來釋法呢？ 「一國兩制」的理論條理是非常朦朧含糊不清的。歸其要旨，就是考量社會主義和資本 主義之兩種法制/治的合法性程度如何。如果人們有天大的本事，將二者合攏為一，世界歷 史上最為獨特的法系或許真的就要面世。這個法系的邏輯，沒有法治就等於法治；人治也等 於法治；人大橡皮物質也等於法治；香港和英國的百年憲政歷史，可以歸零。和毛主席的 「無法無天」有何區別？ 經濟發展，是不是唯一可以考量的人權指標，可以完全枉顧經濟發展的目的性？奴工和 童工，是不是就是香港未來中國化的一種法制榜樣？人們難道可以為此免去奴隸制度重演的 悲慘景況，而聽不見喪鐘之鳴嗎？話說回來，港商，難道不是和美、歐、日商一般，正在利 用我們屢次言及之跨國經濟南橘北枳效應，來完成連帶香港內地的、一統奴役經濟制度嗎？ 這個經濟繁榮，難道不是千百萬、我們前此言及之中國無產階級血汗勞動的付出嗎？ 秉持英國人法治觀念的香港知識界、民主界、草根界和貧苦人民，一直以來並不看好他 們那裡和北京紅色權貴連襟的經濟富翁。有報道說，香港中產階級的人數正在下降。下降到 草根階層的趨勢，正在發展，且日益嚴重——這個特色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無論是回 歸到英國法治，還是期望中國民主發展，糾其要旨，都是建立一個按照普通法系，保持社會 公道的社會。目前這個期待正在遭受嚴重的考驗——無論對於香港還是對於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