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成了名詞遊戲 （浙江）傅國湧 一、民主「適合」與「不適合」中國 烏托邦時代的中國官方會不斷地提出一些激動人心、充滿政治想像力的口號，誘騙人們 為美好未來而奮鬥，眼前忍受怎樣的貧困、痛苦都可以當作是奉獻，毫不在乎。以「趕英超 美」為目標的「大躍進」付出幾千萬人餓死的代價，這樣的歷史災難恐怕也祇能發生在那樣 的時代。烏托邦時代隨著毛澤東的死亡而悄悄結束，中國進入了一個沒有高調理想、沒有宏 大目標的後烏托邦時代。 想像力的喪失是後烏托邦時代最大的特徵之一，這個時代不再以遙遠的未來打動人，而 是靠眼前的實際利益，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好處迫使人們放棄任何其他的幻想和追求，把 人降低到一般動物的水準，美其名為務實。比如鼓勵人們買房、買車，激起各種各樣的消費 慾望，30年的後烏托邦時代，特別是1989年以來的18年，在官方處心積慮的引導下，中國確 實變成了一個令全世界垂涎欲滴的超級大市場，龐大的人流變成了購物者、消費者，抽空了 其他的內涵。但是，泱泱大國，廣土眾民，總有些人會提出物質生存之外的要求，對於未來， 總愛有人懷有期待，透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願望。與過去不同的是，失去了政治想像的當 權者至少在表面上承認了人類的普世價值，以往被驕橫地拒之門外的民主、自由、人權這些 詞也開始出現在官樣文字和官樣講話中，但是，千萬不要被這個後烏托邦時代的假象所迷惑， 以為他們真的要接受這些價值了。 權威的《求是》雜誌發表一篇文章《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 在「民主政治」前面加上「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兩個限制詞，這樣的「民主政治」到 底是什麼東西？此文執筆者、位居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所長的房寧在回答記者提 問時說得非常清楚。他並不拒絕民主，不講民主的壞處，而是指出有不同的「民主」，「有 的主張這個民主，有的主張那個民主」。他說，對於中國民主政治的未來發展大致上有兩種 看法，第一種是擴大民主的競爭性，體現為制度安排就是選舉，從村到鄉，從鄉到縣甚至更 高。這種競爭性的民主在他看來不適合中國當下的國情，理由是目前中國正處於一個各方面 都在發生變化的轉型期，在社會結構急劇變動、社會矛盾大量增加的時候，大家的認識很不 一樣。因此，如果在本階段發展「競爭性的民主」，會擴大社會矛盾，不利於社會穩定和矛 盾的緩和。言下之意就是「競爭性的民主」祇有在社會沒有矛盾、大家的認識都很一致時才 可以實行。換言之，在一個社會矛盾大量增加的時代，我們才能祇能接受「非競爭性」的 「非民主」狀態，否則就是天下大亂。第二種是採取「擴大參與，推進協商、加強監督」的 方式，其理由是這種方式——「比較適合我們當前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是合適的，合適的就 是好」。又是「參與」，又是「協商」、又是「監督」，聽上去真是動聽，由此可 以想見 漢語詞彙的豐富，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美麗的表述。 說白了，「擴大參與，推進協商、加強監督」的方式與民主毫無關係，如果楞要說有關， 那也是中國特色的。後烏托邦時代鼓勵人們惟利是圖，鼓勵人們一切向錢看，權也是因為可 以與錢交易而身價百倍的，它與烏托邦時代最大的區別之一就是，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 而烏托邦時代倡導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做婊子就做婊子，毫不以為羞恥，也不尋求貞 潔牌坊。這一點，我們祇要翻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就可以知道。房寧現在提出一套民主 的適合論，就類似於一個貞潔牌坊，意思是我們不是不搞民主，祇是競爭性的民主不適合現 階段的中國國情，這其實早已是不值一駁的老調，並沒有什麼新花樣。我有時候會想，後烏 托邦時代的朝廷為什麼不敢堂堂正正地向全世界宣佈，我們就是不要民主，我們就是不承認 民主的價值，我們就是要實行專制，因為專制適合中國的國情，「是合適的，合適的就是好 的。」而是一方面承認民主是要的，中國也不是不能搞競選，一方面又要要扭扭捏捏、懷抱 琵琶地玩名詞遊戲，將民主分成幾種，再來挑選最適合的一種。 民主政治到底是什麼，在世界上其實是有公認的標準的，並不是這也一民主、那也一民 主，好像存在著多種多樣、截然不同的民主。在拒絕擴大民主的競爭性之後，還會有真實的 民主嗎？這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沒有選舉、沒有競爭、一家獨吞的民主，祇能是為民作主 的「民主」，不是公民自主的民主。所謂「擴大參與」，如果真的有所「擴大」，那也不過 是朝廷對草民的有選擇的一種恩賜。所謂「推進協商」，是推進還是不推進？與誰協商？怎 樣協商？協商什麼？協商過後怎麼做？這一切都操控在朝廷手裡，伸縮自如，富有彈性，充 其量不過是舉舉手、拍拍手、握握手之類的玩意兒。所謂「加強監督」，如何加強？如何監 督？誰來監督？怎麼監督？在剝離了競爭性之後，還有真實有效的監督可言嗎？ 所謂「適合」還是「不適合」，是由誰來判定的？經過什麼樣的方式來判定的？中國現 階段的社會情況真的不適合擴大民主的競爭性嗎？不搞競爭性民主，社會就一定能穩定、矛 盾一定能緩和嗎？搞沒有競爭性的「民主」就一定適合中國嗎？回答這些問題並不需要高深 的政治學知識，祇要生活常識就足夠了。適合還是不適合，應該由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普通 公民來回答。 二、「大多數中國人不接受」民主嗎？ 房寧將民主分成競爭性的和沒有競爭性，認為我們之所以不能發展競爭性的民主，不是 這種民主不好，而是因為「不適合」，適合的就是好的。其上司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 所所長王一程則將民主分成「社會主義民主」和以多黨競爭和、自由主義憲政為特徵的西方 民主兩種，他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性質和不可動搖的原則》中有這樣一段結論性的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在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不斷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是有目共睹 的客觀事實。但是，國內外有些人，包括我們黨內也有極少數個別人，對此完全無視而不見， 總是指責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甚至根本『還沒有起步』。一言以蔽之，這是因為他 們所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到位』的標準，是要我們廢除四項基本原則、在中國實行多黨競 爭和自由主義憲政的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我們有必要對他們的政治理論和主張的影響和危害 保持足夠的警惕，同時告訴他們，因為大多數中國人不接受他們的理論主張，因為他們那一 套理論和主張不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國發展和進步的需要，因為東歐劇變、蘇聯解 體的前車之鑒已經給我們提供必須汲取的深刻教訓，他們的那種期待是注定要落空的。」 在這番政治的而不是政治學的論斷中，他清楚地指出中國之所以不能走西方式民主的路， 主要原因是「大多數中國人不接受」，「那一套理論和主張不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 國發展和進步的需要」。我不知道，「大多數中國人」在什麼時間、什麼場合、通過什麼方 式告訴過他，他們不接受多黨競爭和自由主義憲政的理論主張？我不知道，這套理論和主張 「不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國發展和進步的需要」是通過什麼辦法論證出來的？他的 結論又是建立什麼之上的？「大多數中國人」的概念畢竟不同於抽像的「人民」概念，是具 體的，那就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個人，不是個可以模糊處理的數字，不是個可以任意拿捏的面 團，要瞭解他們的真實意願，必須有一個可靠的、透明的程序、方式，實實在在地在全民當 中進行民意調查，或者全民投票選擇，不能靠想當然式的想像，不能憑書齋、辦公室裡的臆 斷，不能掩耳盜鈴似地自欺欺人。換言之，「大多數中國人」是不能被任何其他力量代表的， 在這裡每個人都祇能代表自己，除非每個人都真的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志，否則不能斷言他 們接受什麼或「不接受」什麼。王一程所長犯的是一個低級錯誤，一看就是皇帝的新衣那種 玩意兒，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祇有弱智和既得利益者才有可能相信。 最高政治學研究機構的所長、副所長紛紛站出來，就民主問題表態，兩人的表述雖有不 同，但有一點是相通的，當前我們已經在搞「民主」了，祇不過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民 主」，走的是「擴大參與，推進協商、加強監督」的路，你們有你們的「民主」，我們也有 我們的「民主」，祇是我們選擇的「民主」不同罷了。這種名詞遊戲，我們已經很熟悉了， 長期以來我們都被告知，資本主義民主（或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或無產階級民 主）有不同的民主。這個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那裡老早就得到了解決，他在 1940年一針見血地指出：「『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 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 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如果說無級民主與資級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瞭解民主之基本內容（法院外無捕人 殺人權，政府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權利等），無級和資級是 一樣的。……不幸十月以來，輕率的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 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祇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 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 被掏空了民主內容的「無產階級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既不能保障集會、結 社、言論、出版、罷工的自由，更不容許反對黨派的存在，拒絕競爭性的選舉，這樣的「民 主」充其量祇是一個騙人的名詞，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意義。假如在全體中國人當中進行一次 民意調查，我相信，大多數中國人絕對不會接受這樣的「民主」。 三、後烏托邦時代的名詞遊戲看其虛弱 後烏托邦時代貌似強大，骨子裡卻是虛弱的，所以它沒有力量傲慢地拒絕民主之類的普 世價值，為了應對國際輿論，它必須選擇相同的名詞、概念，但要改變這些名詞、概念的內 涵；它要對國人說，這個名詞、概念在我們這裡另有解釋，知識幕僚則挖空腦袋為這些解釋 提供出一套理論論證。這些論證哪怕他們說起來振振有辭，在他們內心恐怕還是言不由衷、 疲軟無力的。 後烏托邦時代不再是一個色彩鮮明的時代，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舊意識形態語言已經謝 幕，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色彩灰暗、難以辨認，甚至十分曖昧的新意識形態，這種新意識形態 不是進攻性的、咄咄逼人、到處挑釁的，而是防禦性的、小心翼翼的，常常王顧左右而言它 的。兩者對比，反差是非常明顯的。隨著烏托邦旗幟的褪色，那種不可一世的囂張氣焰也已 隨之消失，至少收斂了許多，這雖然不符合強權的本意，但形勢比人強，即便是要延續以往 那種統治方式，也不能沿用過去那套語言。為什麼要反覆解釋民主這個名詞，步履艱難地在 名詞上做文章，而不是傲慢地公開拒絕民主這個名詞，其中也就透露出幾分無奈。 看看這些年流行的一些新名詞，包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等，都已失去與 全社會為敵、凌駕在全社會之上的那種鋒芒，誠然這也不是壞事，它至少表明，中國處在逐 漸的演變過程中，儘管演變的速度很緩慢。德國有人寫過一本書《第三帝國的語言》，對納 粹時期的語言做過深入的研究，可惜沒有中譯本。從官方語言的變與不變來觀察中國社會的 演變軌跡，不失為一個很好的視角，透過這些語言，我們會更好地理解這個時代的真相。 我們發現，在很多舊語言逐漸淡出公眾的視線時，有些舊語言仍頑強地存在下來了，比 如高級別的當權者死了，官方文書還是在使用那些老套的語言，比如「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 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黨和國家卓越的領導人」之類，讓人恍然感受到這個時 代不過是毛澤東時代的延續。但這些舊語言本身已失去生命力，沒有多少人真把這些語言當 回事，從官方到民間都是如此。舊語言所具有的符咒般的功能已經喪失，官方現在也迫切需 要一套應付新的國內變化、新的國際架構的語言，由於統治的實質並未發生什麼變化，祇是 想在語言翻新，在名詞上面做文章，做起來難免常常左右不逢源，顯得力不從心。 有些新名詞的出現，則可以看出社會結構的更新，統治策略的調整，比如去年下半年， 中共中央頒發《關於黨的十七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要求十七大代表中，「新經濟組織、 新社會組織」（簡稱「雙新組織」）的要占「適當比例」。對於「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 織」，官方有標準化的解釋，「新經濟組織」是指私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港澳台商投資 企業、股份合作企業、民營科技企業、個體工商戶、混合所有制經濟組織等各類非國有集體 獨資的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是指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統稱。社會團體，指按 《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由中國公民自願組成，為實現會員共同意願、按照其章 程開展活動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包括學術性社團、行業性社團、專業性社團和聯合性社團 等。民辦非企業單位，指按《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的規定，由企業事業單位， 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力量以及公民個人利用非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活動 的社會組織。「新經濟組織」的成長有目共睹，在社會公共生活中將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由於官方對結社自由的嚴格限制，「新社會組織」的成長受到極大的制約，但在一些遠離政 治的領域，比如環境保護等方面，許多非政府組織已成為不可忽略的社會力量。 這個政權原來聲稱自己代表工人階級，並與農民結盟，其統治的基礎是建立在工農支持 上面的。雖然這祇是一個說法，工人、農民並沒有真正分享過什麼，但至少在語言上給予了 安慰。如今工人、農民已徹底邊緣化，即使表面上的社會地位也已一落千丈，寫在憲法的地 位是虛幻的，不切實際的，沒有人當真。這一點工人、農民自身是有清醒認識的。「新經濟 組織」的崛起是後烏托邦時代的一個重要標誌，它表明原來由掌握政治權力的人獨享社會資 源的格局結束了，在市場化浪潮中得到機會的人，在有了錢之後，要來分享更大份額的社會 資源，一個新的社會結構開始浮出水面，政治權力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陳舊的意識形態語言 已經難以適應這種變化，關於民主的名詞遊戲就是過渡時期產生的一種現象，它是被動的， 不是主動的，是為了回答國際輿論壓力和國內民心所向琢磨出來的應對之策，是一種拖延戰 術，它可能收效於一時，但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名詞遊戲終究祇是名詞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