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民運的批評要恰如其分 ——與「民運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文商榷 劉國凱 6月4日，薛偉先生在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說：「我今天演講 的主題是：民運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民運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其表現有二，一是如何對待 難民運動，二是如何面對中共的挑戰。」薛偉指責：「不少人對難民運動和難民組織抱著排 斥和歧視的態度，抱怨說不少福建難民來到海外成了一支親共的隊伍……」。民運隊伍中有 沒有左派幼稚病？有！早在1998年我就寫了一篇文章，題為「論海外民運的左派幼稚病」 ， 發表在《北京之春》上。但是對於薛偉的上述指責我卻難以苟同。 親共人士以難民身份進入美國 1996年，我還在某貿易公司做卡車司機。公司由於業務擴張增雇了一名司機，是一個年 約30歲的福州人。言談之中獲知他坐船偷渡來美，現已搞定身份，獲得了政治庇護。（已忘 其姓名，姑稱為「搞定」）我問是怎麼搞定的？「搞定」炫耀說，他的一個表兄是福州市某 公安分局的局長，給他弄了個參加八九民運的通緝令。我說那你還真要感謝八九民運的學生 和市民了。不料他突然翻臉，說：「感謝什麼？什麼學生運動？根本就是暴徒！」我大驚、 愕然。半響才責問他說：「你怎麼能說和平集會請願的學生是暴徒？你又怎麼解釋你要以參 加八九民運來申請政治庇護？」他說：「搞政庇歸搞政庇，對事情的看法歸看法。」 接下來我就與「搞定」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執和衝突。本來在就職場所我是不談政治的。 因為我不知道那些經理和同事的政治傾向。為了不節外生枝，影響職業穩定，我一向在就職 場所隱性埋名。填表和領工資簽名用英文。實在有人問到中文姓名就說是柳果開。有同事笑 道：「你父母給你起的名字真特別，柳樹也有開花結果的嗎？」然而這次在大是大非面前我 不能再「韜晦」 了。我對「搞定」的觀點進行了駁斥，他則氣勢洶洶地說解放軍開槍鎮壓 暴徒就是有理，當時的情況不開槍鎮壓局勢就穩定不下來。爭執到後來雙方幾乎有肢體衝突 的跡象。當時恰好經理不在，秘書小姐前來勸開。兩個月後，「搞定」因工作態度散漫被公 司解雇。如有人說這是個案，不足說明全局。那好，我們就來談談全局。 這全局薛偉本應最清楚。1989、1990兩個中共的國慶節紐約中領館過得是何等慘淡1989 年它根本不敢照慣例到唐人街酒樓去舉辦國慶節酒會。1990年它硬著頭皮去銀宮酒樓舉行， 應邀前往者寥寥。薛偉和一班民運朋友在銀宮酒樓外舉行抗議活動。高叫：「有良心的中國 人不要進去。」由於賓客數量遠遠不足，中領館祇好拚命拉人充數。我父親一介平民不知怎 麼接到邀請信。父親欲前往，我弟劉國旋極力阻攔。父子倆在酒店附近大聲爭執，被《世界 日報》記者目擊寫到報道中。我深知父親以一舊知識份子身份受中共歧視打擊30年，對中共 絕無好感。我勸弟弟：「老父親年屆古稀，歲月有限，喜歡湊點熱鬧而已，哪裡會是支持中 共？就讓他去吧。」事後我問父親怎麼會收到邀請函？父親說中領館到老人會拉人，願去報 個名就行。我聞之大笑。笑中共之日暮途窮。然而我笑得太早。1991、92年紐約唐人街政治 生態悄悄漸變。至90年代中期情況已大相逕庭。中共國慶日紐約中領館非但再也不愁賓客來 源，而且由於獻媚取寵者劇增，中領館既要增加餐席，還要篩選賓客。我老爸之被邀請完全 是歷史長河中一個小小滑稽浪頭。 情況的巨變絕不限於中共國慶酒會。接踵而來的是紐約不斷出現題目繁多的擁共的遊行。 從國慶升五星旗儀式到慶祝香港回歸；從歡迎江澤民等中共巨頭訪美到慶祝北京申奧成功。 紐約的親共份子、親共僑團都迫不及待、不遺餘力地表忠邀功。為爭得中共青睞而使出渾身 解數乃至鉤心鬥角。有人嘲笑民運組織山頭林立。殊不知民運山頭不及擁共僑團的百分之一。 目前整個海外民運成型的民運組織祇有幾個，而紐約一市就有百多個僑團。為了成為中共酒 會的座上賓，數百名有僑領頭銜者爭寵不休，以至中領館都為之厭煩。親共份子在擁共遊行 中因邀功心切曾打出「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標語口號。一個已入美籍的某僑領頓覺不安。說 我們生活在紐約何以叫這樣的口號？力勸將此標語口號收起。 紐約親共份子的甚囂塵上，還表現於他們敢於對民運志士、法輪功人士使用暴力。1996 年10月1日紐約的親共份子遊行，民運人士則舉行小型集會表達另一種理念。不料親共份子 們竟衝過來將民運人士重重包圍，仗著人多勢眾對民運人士橫加辱罵。「反華」、「叛徒」、 「漢奸、賣國賊」、「美帝國主義走狗」等罵語如連珠炮，甚至還要動手毆打民運人士趙品 璐。幸得美國警察聞訊及時趕來，才把趙品璐等救出重圍。 2000年江澤民訪美。紐約親共 僑團在林肯劇院舉行盛大歡迎音樂會。8位購票入場的民運人士於中間休息時在自己的座位 上舉起預先製作的紙質分體標語「終結中共一黨專政」。親共份子發現後衝過來瘋狂謾罵並 出手毆打。坐在邊位的黃景賢被毆打得尤其嚴重。2003年中共國慶，紐約親共份子在唐人街 銀宮大酒樓舉行慶祝餐會。若干法輪功學員在附近街道上舉行抗議中共暴行的小型集會。親 共份子發現後竟衝出來毆打法輪功學員。 要問：紐約政治生態宏觀全局的如此大變從何而來，是因為紐約來了成千上萬的「搞定」 或類「搞定」。 對民運朋友的批評太苛刻 對紐約政治生態的巨變，薛偉有著與我迥然不同的見解。他義憤填膺地責問道：「我要 試問這些朋友，我們有關心過他們？我們有組織起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切身權益而奮鬥嗎？顯 然沒有。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對立面去。」 被薛偉責問的「朋友」 就是我們這些被判定患了左派幼稚病的人們。可是我想問問薛 偉，我們該怎樣去「關心」 那些偷渡者和各種各樣沒有合法身份的人們呢？除了極少數名 聲顯赫的、或偶有機緣的民運人士不必為基本生活憂慮外，我們大多數民運人士都掙扎在生 活線上，試問又有誰來「關心」 過我們？好，就算我們自己掙扎在生活線上也該去關心那 些偷渡者和各種各樣沒有合法身份的人們。那麼就須討論具體該怎麼做？或許我們可以在報 紙上登個大廣告：「沒有合法身份的人們，我們關心你們！」抑或我們還可以在唐人街用擴 音器高叫：「沒有合法身份的人們，我們關心你們！」但是，這樣有實際的關心作用嗎？顯 然沒有！他們需要工作；需要收入；需要住房。若要關心到實處，就要幫他們解決這些問題。 可是這我們有能力辦到嗎？如果我們民運朋友中有創業成功者，能給成千上萬的沒有合法身 份者提供工作機會（請注意這並不符合美國有關勞工法規）；或我們民運朋友中有腰纏萬貫 並肯仗義疏財者能給生活困難的無合法身份者以經濟接濟，這才是實質性的關心。可惜這一 切祇在想像之中。 薛偉認為民運應「組織起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切身權益而奮鬥」 ，我覺得是否搞錯了時 空。我想這樣的話應該用於中國國內的維權鬥爭。居住美國者的各種切身權益，如接受低收 入醫療保險權、接受低收入住房津貼權、接受糧食券權、接受孩子托兒補貼權等等並不是海 外民運的工作項目和能力所及。若美國社會在這些方面有欠缺不足，那麼對此進行改革則是 美國各級民意代表和行政長官的責任。當然，如果海外民運中有人打入了美國主流社會，當 選了美國某級的民意代表或行政長官，那就可以對美國某些有缺陷的法規予以改革，使處於 社會下層的新移民的處境有所提高。可惜的是，目前還沒有哪位民運朋友能進入到那個社會 層面。而大多數的民運朋友在自食其力之後還要把工餘的精力和工薪積蓄投入民運工作，已 是如牛負重，十分難得，他們哪裡還分得出精力去競選美國的民意代表和行政長官呢？ 上海民運人士楊勤恆在美的境況很能說明問題。他興沖沖來美，原是躊躇滿志，想到海 外大幹一場，不料掉入討取基本生活的苦境之中。每天在餐館做得昏頭昏腦。一年後他拒絕 朋友們的勸阻堅決返回上海，說即使當局要他寫保證書才讓他入境，也要回去。因為他不能 再接受這種為了基本生活耗盡了時間和精力，根本難以從事民主事業的、毫無意義的生活。 當然楊勤恆是個個案，絕大多數民運人士還是留下來了。但是他們的處境並不寬裕則是事實。 海外民運主要還是由這些疲憊不堪的草根型者組成，那些風光富裕的民運人士畢竟是少數。 薛偉認為海外沒有「組織起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切身權益而奮鬥」 ，就是「為淵驅魚，為叢 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對立面去」 ，這罪名是否太大？上綱上線得是否太高？ 是否對那些艱難中堅守陣地的民運朋友要求得太苛刻、太失公允了？如果要責備的話，我想 應責備那些在八九學運中居領導地位，到國外後一頭扎進個人天地再也不關心中國民主事業， 甚至腰纏萬貫也吝於捐款辦六四燭光紀念會的人們。 另外薛偉還有一個極大的政治邏輯混亂。薛偉先生說民運把他們「都趕到對立面去」 了？我想問，這個「對立面」 是誰？如果是中共，則不合邏輯。因為薛偉所說組織起來去 爭取的是在美國的切身權益，跟中國社會無關。 如果「對立面」 系指美國政府，那就是一 個政治笑話。海外民運要把美國政府視為對立面嗎？ 「兩頭蛇」背後的政治邏輯 廣東民間諺語把變色龍稱之為兩頭蛇。「搞定」 之流就是典型的「兩頭蛇」。他們一 頭說遭到中共政治迫害，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另一頭大肆擁共。這種卑劣的兩頭蛇行徑是 怎麼產生的？薛偉說是民運「為淵驅魚，為叢驅雀」 所至。我說薛偉判斷錯了！這種卑劣 的兩頭蛇行逕取決其內在的政治邏輯。 薛偉另有一篇題為「中國民運的新課題：難民運動」。這篇文章從一開始就錯了，以至 後來的一切論述都建築在錯誤的基礎上，乏善可陳。錯在哪裡？錯在「難民」的概念上。按 照薛偉的定義去界定，「搞定」之流都屬難民。 曾在報章上看到一個估計數目，來自中國大陸的非法移民（包括偷渡客、非法入境者、 逾期居留者）已累計達50萬，其中三分之一在大紐約地區。這些人在薛偉筆下都是難民。 難民者，逃難民眾之謂也。逃天災、逃兵禍，古已有之；現代則有逃專制政權的政治迫 害。柏林牆見證了多少政治難民的悲壯與血淚。上述這50萬人中有難民嗎？當然有，現任中 國社會民主黨組織部長卞和祥、宣傳部林其乾等就是政治難民。最近在籌辦六四紀念會中見 到一位名叫王磊的朋友，也當屬政治難民。他們在國內曾與中共政權鬥爭過，遭受政治迫害， 設法來美後因其經歷獲得政治庇護，並繼續投入反對專制爭取民主的鬥爭中。可是，像他們 這樣的人士，在那50萬中佔多少？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以至於有人說，生活在中國的人都 可算政治難民，因為都遭受共產黨的政治壓迫。這無疑是武斷、牽強附會的說法。 薛偉把非法移民與難民劃上等號是完全錯誤的。絕大多數福建偷渡客和各種逾期居留者 既不是政治難民也不是經濟難民。這是極為明顯的事實。他們冒險並花錢來美是要尋求更好 的生活。儘管這裡面隱含著他們對自己原先在中國生活狀態的否定，也不能因此把他們定為 難民。因為政治難民必須有遭受直接迫害的事實為判斷依據。經濟難民是基本生活無以為繼， 為活命流離失所、浪走他鄉。能花好幾萬美元偷渡來美者或持商務簽證來美者如何能解釋為 經濟難民？（政治難民則不因其進入美國的方式而失去其難民身份）事實是那50萬人中祇有 極少數是政治難民，而基本沒有經濟難民。極少數的政治難民在獲得政治庇護後，大都會自 然而然地於某一程度上參加民主運動，最起碼不會到擁共營壘裡去。而大量的非政治難民的 非法移民就大相逕庭了。 如果暫撇開偷渡方式的違法性不論的話，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而來美國當然無可厚非。 可是尋求更好的生活必須有個前提，就是不可損人利己、不可危害社會、不可妄顧公義。如 果一個人把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作為人生行為的首選而損人利己、妄顧公義的話，就會走上 邪路。中國那麼多貪官污吏，那麼多製造假酒、假藥、毒米、注水諸肉的民眾，你能說他不 是在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嗎？他們都在不擇手段地斂財賺錢，以過上更富裕的生活。但是他 們危害了社會、踐踏了正義與公理。 非法移民的大多數並不刻意擁共。他們在來美後大多都致力於自己的經濟生活，不問政 治，全力以赴建立自己新的家園。他們對中共和民運都避而遠之。在低潮期間，弱小的民運 無論怎麼做對他們沒有吸引力。而那些佔少數的、為了更有效率地「尋求更好的生活」 的 人們就會走上擁共的道路。他們為了給自己造就更富裕更寫意的生活而去踐踏了正義與公理。 依我對紐約華人社區的觀察體會。這少數人當占總體的十分之一。 即在紐約地區十幾萬非法移民中有一萬多人，被基本生活弄得身心疲憊的幾十個紐約民 運份子在萬多名擁共非法移民（其中許多漸為合法，並成長為「僑領）面前實在是弱小不堪。 擁共的非法移民之所以擁共絕非民運」驅趕「 所至，而是有其內在政治邏輯。有的人是在 大陸已具擁共思想。那種認為偷渡來美就意味著思想反共是一種把複雜社會生活平面化的極 為膚淺的見解。思想擁共完全不妨礙他羨慕別人偷渡後衣錦還鄉，或怕被鄉里譏諷不敢作為， 而走上偷渡之路。偷渡來美之後備嘗非法移民生活之艱辛，為怕被人譏笑而硬著頭皮留在美 國。但這艱辛的生活使之對美國有諸多不滿而強化其擁共情緒。與我共過事的」搞定「 就 屬這一群體。他告訴我他是武警排長退役，並常以此自豪，對美國的一切總要抨擊。我曾搶 白他，何不打道回府？另有些人主要是為了在美國投靠中共這個巨大的勢力以撈取個人利益 而走上擁共道路。中共政權完成了六四後的」內部裝修「工程便對海外華人社區下了極大工 夫。它以回國投資的經濟利益或回國觀光捧為上賓等作誘餌，收買大量僑界頭面人物。這些 頭面人物又以各種人事關係和經濟利益拉攏維繫了相當數量的普通群眾，向他們灌輸種種擁 共意識。偷渡客來到這遙遠的異國他鄉，生活上困難重重，在困境中求助於各個僑領在所難 免，不可避免地使他們之中一些人在親共僑領的率領下去參與親共行動。 以上這兩種擁共的內在政治邏輯都不是力量弱小的海外民運可以改變的。任人何可以站 在一旁，彷彿從來都不是民運中的一員去責備、去譏笑民運怎麼那麼弱小，無力改變這個政 治邏輯。但卻沒有道理責難是民運把「兩頭蛇」 和利益熏心者驅趕到共產黨的營壘中。 對紐約政治生態的巨變，我甚至推測其中有中共高層的慎密運作。我想紐約中領館中會 有高人在90年代初就預見到福州偷渡客將對改變紐約政治生態起巨大作用。他們向中央密報 此見解。中共高層遂密示福州當局對偷渡風潮睜一眼閉一眼。沒有當局暗中網開一面，福州 的偷渡風潮不會鼎盛到如此地步。我還推想，這一分析將在中共政權傾覆後的大解密中得到 證實。 四項原則與沙中淘金 要問，海外民運組織可不可以搞「政庇」？我的回答是可以，但必須遵循以下四項原則： 1、不能成為民運組織的主業。 2、辦「政庇」 過程中不能作假。一切證明材料都必須是真實的。 3、收費合理、財務透明。辦公室費用必須合乎正常指數。不可向申請辦「政庇」者收 過高費用。收費若有盈餘必須公開，不能入私人腰包，須用於民運工作。 4、辦「政庇」 成功者應繼續為中國民主事業出力。 我贊同民運組織搞「政庇」 首先是基於我們應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合條件者取得 身份。更重要的是我想從大量的沙子中淘出金子。記得卞和祥與我相識是在馮扈祥來紐約舉 辦的一次演講會上。一位坐在我旁邊的中年人對馮扈祥的親共言論小聲發出批評，引起我的 注意。林其干是參加1996年我舉辦的文革35週年演講會，並在會後與我聯絡的。我想，會議 並不常召開。我們是否應該有一個常設途徑讓有意參加民主運動的合法移民與非法移民找到 我們的組織呢？ 於是我也想到要去登廣告，要去法拉盛租一個辦公室。經向較瞭解情況的朋友打聽，方 知費用十分高昂。租一個房子連辦公室費用每月要2000多元。維持一個辦公室人員的生活津 貼（還不是工資）最低1000元。要看到有無成效起碼堅持一年。那就是要40000元左右的啟 動資金。這部淘金機造價太貴，是否負擔得起？而且幾萬元扔進去，究竟能淘出幾粒金子呢？ 還有朋友告訴我，現在紐約的「政庇」 市場已相當定型成熟。幾個打作民主黨招牌的 「政庇」 機構已把持市場。其他人已難以打入。千萬不要以為在報紙上登廣告就有人來。 眼下已有一些「政庇」 經紀人四處晃悠撈客介紹給各「政庇」 機構，並從中提取佣金…… 我聽了頓有井底蛙孤陋寡聞之慚。 我提出如果我們真正的民運組織來辦，收費會低很多。這樣是否能加大吸引力？朋友說 未必。辦「政庇」 的人還會因你收費低懷疑你辦事的認真性和成功率而走掉。何況一般的 非法居留者哪裡能判斷民運組織的真與假？聽如此之說，我頓有知難而退之感。但我還是想 將此事向社民黨的執委會提出，集體討論一下。我們是否可以一試？ 對民運的批評要恰如其分 薛偉先生上世紀80年代初隨王炳章先生舉義，20多年來一直站在民主營壘前列，令人欽 佩。又以堅持辦《北京之春》最為難得。為籌集糧草風塵僕僕、東奔西走，致使海外民運這 一思想理論大旗不倒。然而，也正由於薛偉把全副精力都投入民運工作，故對紐約華人社會 的深層缺乏真切瞭解。粵籍社區、閩籍社區、客籍社區和其他省籍社區的構成、氣質、生態、 境況、行為方式之異同是十分耐人尋味的。對這些若明若暗就會導致錯誤的判斷，開出錯誤 的藥方。 薛偉對民運的批評出發點想必良好！故我有不同意見亦作心平氣和的商榷。希望薛偉作 為20多年的民運中人，對民運的批評能恰如其分些。上綱上線太高會挫傷士氣，渙散軍心。 而相對準確的批評，建設性的建議則會有益於民主營壘的增強。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