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是中國民運的出路 ——布魯塞爾民運大會感想 （德國）田牧 一、中國民運的國際合作是時代必然 近年來，民主中國陣線全方位加強與國際民主力量合作，從2005年澳大利亞悉尼大會開 始，經2006年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柏林大會，逐年擴大，拾級而上。2007年全球支持 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布魯塞爾大會更是一次廣泛合作的範例，是中國民運各個組織之間，中國 民運與亞洲專制國家的民運團體之間，中國民運與西方民主國家政治力量之間的合作。在歐 盟總部舉行的這次大會，影響播及遐邇。 中國民運走向國際合作是時代的必然。現代化社會不能拒絕開放，拒絕交流，拒絕合作。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德經濟論壇，中歐經貿關係高層對話，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歐洲聯盟 等均是一些對話、交流、合作、共同體等關係和組織，體現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惠、 互利關係，體現了現代人類社會進步的主題思想——社會多元，和平共處，共同發展。 中國能從經濟發展建設中領略中外合作互補的好處，為什麼在政治體制變革上不能搭起 幾個中外合作的平台呢？思想多元、政治多元、文化多元，是民主制度的性質所決定的，這 種社會制度的多元特性合作成了社會的主旋律，祇有合作才能創建和諧與安定。因此，建立 中西方合作的國際民主化論壇是時代的產物，中國的民主運動要學會與人合作，要走合作道 路。 民主化道路沒有固定模式。走西方民主的道路，學習西方的民主思想，與西方民主力量 結合，並不是放棄自我，放棄原則，放棄國格。而是一種思想的互補，方法的借鑒，信息的 流通，人類共存互助意識的提升。祇有合作，才能走出新路，才能開創新的局面。 二、不拘一格與西方民主力量合作 與西方民主力量合作不拘格式。在歐盟大廈舉行「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運化論壇」的 會議是海外民運的一次嘗試。 5月14日「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在歐盟總部會場舉行，這天的會議議程是 民陣與歐盟共同協商制定，由歐盟議員、歐洲自由民主聯盟主席、歐盟法治和內政委員會主 席沃森先生牽頭，不少歐盟議員積極支持大會。參加大會有歐盟副議長、歐盟外交委員會副 主席昂斯柯威茲先生（Janusz Onyszkiewicz），歐洲自由民主聯盟主席、歐盟法治和內政 委員會主席沃森先生（Graham Watson），歐盟議員、歐盟對中亞代表團主席尤克訥維希內 （Ona Jukneviciene），歐盟議員、歐盟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席特呂裴爾博士（Dr. Helga Truepel），歐盟議員、歐盟對朝鮮半島關係代表團副主席塞森特-伊萬伊（Istvan Syent-Ivanyi），歐盟議員，歐盟安全和防務小組委員會成員巴籐（Gerard Batten）等十 幾位歐盟議員。他們有的參加大會專題討論，有的與會聆聽演講，瞭解中國和亞洲民主化道 路上的問題。 與歐盟合作舉行2007年的大會，最初動機很簡單：搞大動作，期盼產生良好效果。因為 我們面對的是強大的共產專制政權，海外民運力量非常弱小，力量對比懸殊。民運組織每一 次行動都要追求投入產出的整體效應，動作越大，效果越好。歐盟是擁有27個會員國的世界 上最有力的國際組織，能與他們合作舉行一次盛會，會產生良好的國際影響和社會效果。我 們的目標是聯合更多的國際人士，包括專家、學者等加入支持中國的民運大業；聯合亞洲專 制制度奴役下的反對派、民運團體建立廣泛的民主聯盟，敦促中共政權、亞洲其它專制政權 早日還政於民。 三、中國政府破壞海外民運的國際合作 布魯塞爾大會點燃了一團火，令中共政權燙手、燒心、憋氣…… 籌備之初，大會給國內的一些民主人士發邀請信，但是遭到大陸「網警」百般阻撓，使 得我們的努力幾乎落空。不是對方收不到邀請信，就是被監視居住，不能赴會。所幸這期間 一直得到焦國標先生的全力幫助。前中共宣傳部長朱厚澤老先生給大會來信說：「悉聞布魯 塞爾民運大會即將召開，我作為關注我國的政治經濟的發展，支持中國民主化的一份子，異 常興奮」，但因為種種原因不能赴會，但他指出：「當今阻礙中國社會政治、民主的發展的 根源在於中共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朱先生向大會遞交了論文《關於近現代中國路徑選擇 的思考》。在《開放》雜誌編輯蔡詠梅女士的幫助下，國內異議作家朱建國先生準時到會， 但他的家屬遭到當權者刁難。 民陣主席費良勇5月11日提前駕車到達布魯塞爾，但出師不利。他們到達布魯塞爾後， 車子停在賓館一側，就匆匆與已經到達的前日本法務次長牧野聖修、前日本國會議員五十嵐 文彥先生會談。一小時光景，他的車子後座玻璃被砸，一台筆記本電腦被竊，其它值錢之物， 錢包內的錢分文未取。大家氣憤填膺，各種說法都有，在布魯塞爾警察局報案後，至今杳無 音訊。 瑞典國會議員、歐洲理事會成員林登巴特（Goeran Lindblad）先生赴會前，中國駐斯 德哥爾摩大使館曾打電話叫他不要與會，他們還問：「是不是你參與組織了這次大會？」林 登巴特回答說：「如果我不能前往的話我將舉辦一次類似的會議。」林登巴特毅然出席了在 歐盟總部內舉行的中國和亞洲的民運大會。第二天瑞典國家電視台等40餘家媒體轉載報道了 這則消息。這樣的勸阻電話不祇是林登巴特先生接到，還有其他人也接到勸阻電話，大部分 西方政治家注重禮儀，摀住了中共醜態曝光。 民陣向來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堅持協商、對話、合作的方針，在大會 籌備初期就向中共主席胡錦濤先生和總理溫家寶先生發出了邀請函，希望他們本人或特派觀 察員前來參加布魯塞爾會議，傾聽海外民主力量和國際民主友人的聲音。同時還給中國駐德 國大使馬燦榮先生、駐比利時大使章啟月女士、駐法國大使趙進軍先生、駐荷蘭大使薛捍勤 女士發了邀請信，遺憾的是我們的誠意非但沒有得到回音，卻遭到中國政府百般阻撓、抵制、 破壞。 四、海外民運要把合作之路走寬 民主政治呈現多元化，政治合作又保障民主制度的實現。 在德國，代表左翼的社民黨和代表右翼的基民盟，半個世紀角逐於執政舞台，互有勝負， 但在2005年的競選中卻難分伯仲，陷入了複雜的由誰組閣困境。兩黨合作是柳暗花明絕處逢 生，贏得了德國空前的大聯合盛事。幾十年互為反對黨的冤家，照樣能合作、擁抱，這就是 政治合作，這就是民主制度。 每年的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始終敞開大門，歡迎更多的朋友積極參與。我們 對民運前輩感佩和敬重，任何時候不會改變。他們為中國民運做出過重要貢獻，十數年的囹 圄磨難和苦鬥生涯在人們心中積澱了深深的印記，今天他們一如既往地積極參與和發揮作用。 在西方人眼裡，也有不少中國民運旗幟，譬如魏京生、王炳章、王丹、徐文立、楊建利、高 智晟、熱比婭等。但民主運動不能再搞一桿旗幟，一種思想，更不能為了維護某一旗幟，擁 護某一領袖，不惜攻擊其他民運朋友，造成新的人權傷害。 談民運合作，還應該包括與台灣民主基金會和台灣政府。台灣政府是民主選舉產生的， 台灣政權是民主政治，這些都是國際公認的事實。我們既然能夠與西方民主國家合作，能夠 與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合作，為什麼不能與台灣合作呢？所以海外民運要把合作之路走寬， 走得更踏實。 五、國際合作給中國民運帶來新的生機 合作給中國民運提供了新的思維，帶來新的生機，注入新的力量，提升了國際影響力。 德國議會在5月10日以壓倒多數通過一項決議，譴責中國當局的勞改政策，要求歐洲聯 盟全面檢查和抵制中國的勞改產品。布魯塞爾大會立刻通過臨時動議，起草了一封公開信， 盛讚德國議會的正義之舉，並要求歐洲議會和歐盟成員國的其它26個國家採取類似的行動。 大會通過的第二個決議是要求中共當局無條件釋放王炳章的呼籲書；第三個決議是關於 譴責國際信息企業和北京的不當合作，為北京提供信息技術，為其達到監控、封鎖網絡的目 的服務；第四個決議是呼籲歐盟與中國的人權、司法對話要透明，讓非政府組織參與，讓媒 體公開報道。大會還通過了致國際奧林匹克運動委員會的公開信，敦促北京奧運承諾對2001 年以來中國人權依然沒有取得進步給予答覆，以及北京奧運必須非政治化，承諾言論自由、 改善人權等。這些決議和公開信均呈遞或者抄送給歐盟總部。 德國前國防部副部長、前歐盟議員羅澤博士（Dr. Klaus Rose）在接受「德國之聲」采 訪時談到：「這次大會就如同一次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大會表達的是官方治世意見，而我們 的會議是表達了各國政界人士、人權和民運人士的聲音，是官方和非官方治世看法的溝通和 交換。」這就是建立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的現實作用和意義，也是中國海外民運 工作在國際合作中得到成長的標誌。 （2007-06-08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