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教授徐璋本在邯鄲流放地 （北京）嚴昌 徐璋本不是「死於勞改營」 今年是2007年。距1957年50年整。 朋友用電子郵件送來金鐘先生的文章《中國右派的英勇起義——試論一九五七年反右運 動的歷史地位》，並將其中一段文字摘錄出來，放在文章的前面，示意為應重點閱讀的內容。 這段文字是：「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建議取消馬列主義作指導思想，公開呼籲結束共產黨一 黨專政提議成立勞動黨，走尼赫魯中間路線（他死於勞改營）。」我知道朋友讓我看的其實 就是最後6個字「他死於勞改營」。 我和徐璋本老先生是1970年2月在邯鄲地區的獄中相遇的。那時，徐老先生已經在獄中 渡過了12個年頭。劫波渡盡的1979年3月，我們先後從流放地返回北京。那年我27歲，老先 生已68歲。回到北京後的第一年曾有過一些通信。後來就斷了聯繫。 20多年後的2001年5月，我因在清華大學參加一個專題學術系列講座而住在清華園內。 一日突然想起了徐璋本老先生。拖人問到老先生的家址，便曲徑尋去。徐家正在裝修，一年 齡比我略長者告之，他的父親前些年已經故去，骨灰放在八寶山。聽此消息，心中黯然。 徐璋本老先生確實不是「死於勞改營」。但是，我也確實有必要將徐璋本先生在獄中的 生活點滴寫下來。記憶是否有誤，請讀者自辨。 1957年7月：徐璋本逆流而上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向各級組織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 示》。該指示要求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和各級黨報都要積極準備反擊右派份子的進攻， 其中認定：「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 成的。」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向全社會釋放了整肅的信 號。 7月8日。全國的已是風聲鶴唳。右派們已經開始反戈一擊或寫認罪書。可是，徐璋本先 生卻似乎全然不知抑或是全然不顧，公然逆流而上，在清華園公開提出他的政治綱領，宣佈 成立「勞動黨」，並公開徵集黨員。 1957年12月25日，徐璋本在清華園被逮捕，同日被抓的還有孫寶琮，曹垂訓兩位教師。 中共任命的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當天在校園有線廣播站發表講話，重複毛澤東在《論十大關 系》中講過的對思想異議者的政策仍然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但今天抓的這幾個人不 是右派，而是現行反革命份子。 其後，徐璋本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執行地在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園附近的北京市第一監 獄。椐他在第一監獄的獄友講，1966年文革爆發之前，徐璋本先生曾享有一種任何犯人不可 能享有的特權：每週可以回清華園與家人共渡週末。週一上午或週六晚上返回第一監獄服刑。 徐璋本先生每週享有回家過週末的特權一直延續到文革爆發後被取締。 更糟糕的事情發生在1969年。那年春天，爭奪珍寶島的戰爭爆發，中蘇交惡升級。全面 戰爭似乎不可避免。9月11日，中蘇總理周恩來和柯西金在胡志明葬禮之後在北京機場短暫 會晤後，達成就邊界問題舉行中蘇部長級會談的協議。中方代表是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喬冠 華；蘇方代表是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庫滋涅佐夫。 然而，中共軍方對戰爭前景做了最壞和最具體的估斷：戰爭將在10月18日蘇聯談判代表 團乘坐的飛機到達北京的那個時刻爆發。雖然10月18日那天降落在北京機場的運載蘇聯談判 代表的飛機上並沒有像預想的那樣衝出一支特種兵衝鋒隊，而是走來了幾個文質彬彬的蘇聯 外交官員。但是，戰爭準備卻已經全面鋪開。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人員的疏散。關於1969年 秋季發生在北京的大規模人員疏散的文字記載，迄今為止，祇涉及到黨政軍要員的去向。當 時的北京祇有總理周恩來留守。毛去了湖南，林彪去了蘇州，被打倒的劉少奇被送往河南， 鄧小平被送往江西，幾個元帥分別去了廣東、四川和河北。而一個被疏散和轉移的特殊人群 卻從來沒有被關於文革的回憶文字記錄下來。這就是當時被關押在北京各個監獄的正在服刑 的犯人和被關押在北京公安局所下轄的各個拘留所的政治和刑事的未判決人員。 1969年：押往邯鄲南場 北京市在押人員的大規模轉押行動是在10月底的一個週末的夜晚進行的。作為人員集散 的火車站即不是北京火車站，也不是永定門車站和西直門車站。而是西便門貨車站。西便門 車站內五步一崗、十步一哨、軍警林立。但是，北京市的居民對這次大規模轉押行動全然不 知。被轉移人員的家屬都是後來在收到從流放地寄來的信後才知道親人已經被轉移出北京。 由北京開出的轉押犯人的若干列列車分別在石家莊，邢台和邯鄲附近的車站停靠。被轉 移人員被關入這些城市的監獄中。徐璋本先生和部分原北京市第一監獄的犯人是在邯鄲北部 的永年縣附近的臨洺關小站下車。然後乘卡車被送往邯鄲市南磚場。在臨洺關下車也是為了 將這次轉移行動的影響降到最低限。 邯鄲市內有兩座監獄。都是磚場。因為地處市區的一南一北，被當地人稱作「南場」、 「北場」。當時南場的磚窯已經熄火。到達邯鄲的北京市第一監獄的犯人，凡年富力強者均 被送往北場。平均年齡50歲以上的犯人被送往南場，徐璋本先生那年58歲也被送往南場暫住。 之所以叫做暫住是因為在邯鄲東部的曲周縣和大名縣正在緊急建造兩座勞改農場，以關押從 北京轉押出來的犯人。一但農場建成。暫住南場的犯人就將被轉押到那裡。 從1969年的深秋到1970年的3月中旬，大約四個月的時間，被關押在南場的犯人每天不 做任何體力勞動，除去吃飯和睡覺就是進行政治學習。學習材料主要是當天的人民日報和毛 主席著作。毛主席著作是有選擇的學習，主要是《論人民民主專政》、《敦促杜律明投降 書》、《別了，司徒雷登》等文。結合閱讀內容每個犯人要談學習體會。所謂學習體會就是 要談出認罪服法的心得。南場的生活比犯人預想的要好一些。當被押上開出北京的火車的那 個時刻，很多人的心裡是很絕望的，都以為要去新疆了，或者是甘肅。西出陽關無故人，大 漠荒原，自古就是囚犯的流放地。 關押在邯鄲南場的絕大多數犯人是政治犯。分為歷史犯和現行犯兩大類。歷史犯主要是 一些國民黨執政時期的軍官和行政官員；現行犯統稱「現行反革命」，但是細分起來還可以 將其分為四類：一類是國民黨的派遣和潛伏人員。在「現行」時被抓捕獲刑；一類就是像徐 璋本這樣的「升級右派」，雖然也是「現行反革命」，但是絕對沒有前一類「現行反革命」 從事過的殺人、投毒、爆炸等「現行」活動。被獄中警察和犯人叫做「右派反革命」或「反 革命右派」。第三類是文革中觸犯天條獲罪入獄的。第四類人員是一些特殊案情犯。例如： 有一個叫黃理文的老先生，捕前是總工會的負責人，幹部級8級，曾參加過中共六大。因 1956年與蘇聯大使羅申喝酒的時候將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報告中對蘇共不恭敬的內容講 給羅申聽，羅申密報蘇共，引發蘇共的強反饋。黃遂因洩密罪被判刑15年。1971年出獄。 1979年回到上海，還曾參與過一些搶救中共黨史記錄的回憶工作。關於黃理文在邯鄲流放地 的點滴回憶還可以另外成文。 獄中一直有一種傳言：周恩來總理曾在徐璋本被判刑後說過，祇要徐放棄政治立場和政 治主張立即釋放，恢復教職。是否確有其事無法證實。但是無論這種傳說是否屬實，都說明 徐璋本雖然身在勞營，確實和一般犯人有所不同。有多少右派在被逮捕判刑之前就已經在各 種場合明確放棄了自己的「鳴放」立場和觀點。可是並沒有得到執政者的寬恕。無一例外被 投入監獄和勞動教養。和徐璋本先生一道從北京第一監獄押出北京，關在邯鄲南場的另一個 知名右派鄒震先生的遭遇就是例證。 鄒震先生畢業於燕京大學新聞系。後做過南京《益世報》總編輯。被捕前是新華社國際 部的記者。1957年5月16日，第一次新聞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鄒震先生在會上鳴放： 「新聞工作的鳴放問題，就是徹底實現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問題。」等等。 《這是為什麼？》之後，6月24日，北京舉行的第二次新聞工作座談會，氣候已經大變。事 隔不過30多天，鄒震先生不得不在會上檢討說，他的思想原來就是非常反動的。所謂民主辦 報、民主辦社，就是想要黨讓出新聞陣地，由右派份子來佔領等等；並表示願意悔改。但是， 仍然被開除公職，判刑15年。 第一次見到徐璋本先生是在南場的犯人醫務室。5、6個犯人醫生圍著一個老人。老人個 子不高，但氣色比一般的犯人要好的多。他用一種很頑皮的腔調和醫生開著玩笑。談話間， 他們的談話中夾雜著一些英語，顯然是一些觸及了敏感話題。獄中禁用同志相稱，祇聽到醫 生們叫他徐先生。其中一個醫生問老人，你的這副眼鏡很貴吧，老人從鼻樑上摘下眼鏡，拿 眼鏡的手臂在空中不停地晃動著，很誇張地說：「這副眼鏡，30塊美金。」我很吃驚，因為 這種口吻與所處的環境是那麼的格格不入，還略帶一些挑釁的味道，而挑釁的對象已經超越 了談話內容和對象，指向監獄中無所不在的話語禁忌。當時，我不知道這位被稱為徐先生的 老人是誰。但是，從犯人醫生對他的態度，能夠明確地感覺到這不是一個普通的犯人。 1970年：押解到曲周縣勞改農場 1970年3月中旬，南場的近千名犯人被押解到新建成的曲周縣勞改農場。勞改農場在曲 周縣的一個叫馬□的地方，馬□一帶都是鹽鹼地。冬春季節，白茫茫一片，地面上全是鹽鹼。 農場監獄建立之前，當地的農民是不在這片鹽鹼地上種莊稼的。 即將開始的勞動改造生活對於犯人們來說悲喜不同。對身體尚好的犯人而言，參加勞動 比關在屋子裡讀報紙有意思，一則可以呼吸新鮮空氣；一則伙食定量可以由每天的1斤增加 到1斤2兩。犯人的伙食很差，主食是窩頭，稀粥。正趕上春荒，青黃不接，沒有蔬菜吃，祇 能吃一種叫跟頭菜的野菜。跟頭菜生長在鹽鹼地裡，當地農民度荒都吃這種野菜。曲周勞改 農場開張的第一年，犯人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對於年老體弱的犯人，伙食不好又要從事體力 勞動，加速了走向死亡。從南場剛到曲周的那些日子裡，差不多每天都有死人的事情。一開 始死去的犯人被葬在監獄大牆西側的農田里。由於墳地靠近公路，不到半年時間，墳頭已經 曾加到一百多座，不斷增加的墳頭影響很壞，與革命的人道主義不相符，所以，曾有過一次 遷墳行動。將路邊的墳穴刨開，把裡面的屍骨移到勞改農場幾千畝農田的中心地塊中，遠離 公路。被葬埋的犯人從來不用棺木，生前的被褥一裹了事，所以鹽鹼地的強腐蝕性很快將入 土的屍體腐蝕成爛泥形狀。遷墳的那幾天正是盛夏，難聞的屍臭在方圓十幾里的上空飄蕩， 揮之不去。 到達曲周農場的第一個勞動項目是沿著新建的監獄高牆外面挖掘防止犯人逃跑的壕溝。 我見到徐璋本先生的勞動形象，就是在這個時候。徐璋本先生的勞動形象是很糟糕的。稍有 體力的犯人都隨著溝壕的加深，也越站越低於低平面，用力用鐵鍬將土甩上地面；地面上的 人再將這些土移至由溝壕中的土堆成的隴坡。徐璋本先生由於年近60歲，被安排在地面。但 是他仍然是難於應付。很快就被溝下甩上的土所包圍。他拿鐵鍬的樣子很滑稽，甩土的姿勢 也很誇張。他也不會躲閃從溝裡甩上來的土。滿身滿臉都是土。所以，雖然勞動效率是最低 的，但給人的印象是肯於吃苦耐勞的。勞動兩個小時後，有犯人從大牆內挑開水來，這時會 有一個15分鐘的休息。每到這時，徐璋本先生就大聲高喊：「Coffeebreak！Teabreak！」 其實，確切的講，應該叫做「waterbreak」。休息期間，徐璋本幾乎每每成為聊天的中心。 他很幽默，經常說些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的話。記得他曾說過：「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 人——實在是很反動的啊」。聽者都知道他的這句話的潛台詞，心照不宣，就算有打小報告 者想揭發立功也無從下嘴，於是大家一笑了之。 沒有多久，由於徐璋本先生年紀偏大，且勞作實在不得要領，獄警方面不再安排他參加 高牆外的勞動。平時大隊人馬外出勞動，他就在獄內搞搞環境衛生。 我確切知道徐璋本先生的身份是1970年4月25日中國成功地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 那個晚上。衛星上天的消息在晚間8點的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節目的第一時間播出。獄中 的犯人從高音喇叭中也聽到了這個消息。半個小時的聯播節目還沒有結束，獄方負責人黃大 隊長帥20多名獄警進入高牆獄內，直奔徐璋本所在的第一中隊。第一中隊旋即集合。黃大隊 長將一摞宣傳衛星上天的海報遞給一中隊的犯人大組長，讓他分發到各個小組。黃大隊長手 中留下了一張海報，高聲喝道：「徐璋本！！」。徐璋本從坐著的人群中站了起來。黃大隊 長把海報遞到徐的面前，說：「念！」。徐璋本不敢不從命，認真地念了起來。念畢。徐雙 手下垂，等待下文。黃大隊長厲聲說道：「徐璋本，沒有你，中國的衛星照樣上天！你現在 有何感想？」。全場一片寂靜，等待徐璋本的答覆。片刻後，徐璋本淡淡的說：「慚愧，慚 愧」。後來，黃大隊長又發表了一頓演說，說了些什麼，時隔多年，已記不得了。 徐璋本和錢學森 在之後的若干天內，徐璋本和衛星上天成為犯人的談話中心，我也從各類人等的談話中 瞭解了徐璋本是怎樣一個人。其中最核心的信息是說徐璋本和錢學森都是從美國留洋回來的， 且都是學導彈的：錢是搞導彈致導，徐是搞反導彈的，兩人是珠聯璧合的一對。 後來出獄後瞭解到，徐璋本和錢學森是同齡人，都出生於1911年。3、40年代徐錢二人 同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錢學森在航空與數學系學習，1939年獲博士學位；徐 璋本1940年獲博士學位。徐璋本歸國較早，回國後在上海交通大學電信研究所任教。應該指 出的是，錢學森的大學也是在上海交通大學讀的。1955年院系調整後，徐璋本在請華大學物 理教研室工作，直至入獄。從徐璋本入獄前的經歷看，他歸國後基本上是從事教學工作，即 使他1957年不入獄，是否能夠介入以後的兩彈一星的工作也未可知。但是徐璋本和錢學森的 私交確實很好。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2005年6月刊載原錢學森秘書，現中國人民解放軍 將軍塗元季的文章《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錢學森》，其中寫到：「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黨 寫了長達8頁的交心材料，進一步談了他對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認識，尤其是對反右鬥爭的 認識。因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鬥爭中還去看望錢偉長，在經濟上接濟現行反革命份子，清華 大學教授徐璋本的家屬，政治立場不堅定，思想上劃不清界線。錢學森在」交心「材料中深 刻檢討了自己的錯誤。」。錢學森1958年6月16日在《中國青年報》撰文說，保證合理光照 可畝產40萬斤糧食。錢學森如此荒謬地為大躍進推波助瀾，是否與經濟上接濟徐璋本的家屬 而被迫檢討，感到的壓力太大，急於表白自己的不二衷心，以致慌不擇路，留下千古笑柄， 其中緣由就祇有錢學森本人自己最清楚了。 錢學森和徐璋本兩個人的求學生涯幾乎是一樣的，但人生的結局卻大相逕庭：一個是兩 彈元勳，名垂黨史；一個祇能作為平反右派被後人評說，徐璋本先生的20年囚徒生活注定了 他的歷史定位與科學無關。這就是命運。性格即命運。 「一打三反」運動 認罪服法活動是中國監獄獨有的東西。不管是什麼人，進了監獄的大門就要親口承認自 己有罪。這種活動開展之頻繁，到了強迫犯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程度。「右派反革 命」有一個共同點：絕大多數是高級知識份子，而且在獲刑前均有相應得社會地位。雖然以 身陷囹圄，在歷史反革命和刑事犯面前，他們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出一些優越感。這些 人天資聰慧，入獄十幾年把馬列斯毛的書讀了個通透，獄中召開的認罪服法的大會小會上， 凡這等人登台演講，無一例外，口若懸河、引證據典，捨我還誰的樣子。如果扣除時空背景 和認罪內容，單聽演說中的形勢分析和理論探討部分，一定會認為是一位中央黨校的職場教 員在宣講。筆者現在還記得聽這種演講時的感覺，那就是荒唐。在監獄中，警察和政治犯之 間話語系統的趨於空前的統一，這種話語系統的無差異性是一種創造，確實史無前例。而徐 璋本是這類人中的一個例外，在和他同獄的17個月中，從來沒有見到過老先生登台演講。徐 璋本先生在每晚必開上的小組會上，凡輪到他發言，總是山南海北、東拉西扯。有時覺得他 的發言缺少邏輯性，但時間一長，他的用意就顯而易見了，他的發言的最大邏輯性就是迴避 對自己「罪行」的認同。徐璋本是絕頂聰明的。他的自我保護意識是很強的，他從不在任何 場合從他自己的嘴裡涉及與自己案情有關的任何話題，因為一旦涉及「結社自由」、「言論 自由」這樣的話題，說深說淺都是很危險的。 1970年春夏。「一打三反」運動的到來。社會上捕殺之風盛行。徐璋本先生在獄中獨特 的生存方式面臨嚴峻的考驗。曲周勞改農場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曾經將一個在押犯人送到 邯鄲地區召開的公審大會上批鬥，最後被判處死刑，立即槍決。這個人的名字叫吳紀仁（音 同）。我記得吳紀仁先生也是1957年因為鳴放入獄，入獄前是北京外國語學院的老師，年齡 與徐璋本相仿。吳紀仁的殺身之禍就是起源於拒絕在小組會上承認自己有罪，在為自己辯護 的過程中，毫無顧及地談論與制度和意識形態有關的敏感問題。被槍斃之前曾多次在全場犯 人大會上被批判。我殘存的記憶中，吳紀仁先生的「反動言論」幾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 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調的。有些老犯人早就預言：吳紀仁活膩了。吳紀仁 被槍斃前已經瘋癲，他被關在單人禁閉室中，路過的人都能聽見他在不停地宣講，聲嘶力竭。 警方說他是裝瘋賣傻。吳紀仁被槍斃的那天上午（確切日期記不清了）曲周的犯人沒有上工， 下午午休後召開犯人大會，會上宣讀邯鄲地區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判決公告。那張公告 上判處了30多人的死刑，其中就有吳紀仁先生。估計公審大會是上午開的。向曲周的犯人宣 讀佈告時，吳紀仁先生已經魂歸黃泉。宣讀佈告後，獄方負責人黃大隊長講話，他警告不願 認罪服法的犯人，吳紀仁的下場就是榜樣。接著，黃大隊長開始點名，被點名者都是獄方認 定的反改造份子，凡被點名者都必須站到會場前面的空地上。被點名者有20多人，其中就有 徐璋本先生。平時的徐璋本先生由於比較開朗，所以年齡雖大，並沒有給人一種衰老的印象。 但這時的徐璋本先生站在那裡，雙目無神，嘴角下垂，另人陡然感到這是一個飽經滄桑垂垂 老者，他深受精神的折磨和和人格的屈辱，已經無法繼續承受下去了。 1971年7月我和其他一些人被調離曲周農場。但是，關於徐璋本先生的消息總不斷傳來。 1973年至1975年秋季，由於中美關係解凍，美國費城交響樂團和德國斯圖加特室內樂團先後 訪問北京。費城交響樂團演奏了貝多芬的命運第五交響曲；斯圖加特室內樂團演奏海頓的小 夜曲。在文革時期的中國，文藝活動向來是政治局面大走向的風向標，事到終極勢必反，政 治氣候的轉向祇是時間的問題了。監獄中政治犯的命運交響曲也進入最後一個樂章，漫漫長 夜之後，已見東方地平線露出一抹魚肚白。1975年秋季中共頒布了建國以來最後一道特赦令： 釋放全部在押的國民黨縣團級以上軍警憲特人員。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黃維將軍是這個人群 中最具聲望的人物。邯鄲地區的被特赦人員被集中到邯鄲西部的慈縣，後轉石家莊，生活待 遇有了很大的改善，月工資超過百元（相當於共產黨在職縣團級人員的工資）。這個被特赦 的人群絕大多數早已刑滿，但均未被釋放，都被強迫留在勞改場就業，俗稱二勞改。 獄方實際操作過程中，也許受到決策層的指示，被特赦人員並不局限在國民黨人員這個 範圍。邯鄲地區被集中的人員當中，我所知道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有原國民黨第三戰區潛送日 俘小組組長宋憶之先生。前文提到的鄒震先生也被集中，鄒震先生事後談起此事說，之所以 這樣做，可能與他49年以前曾做過南京《益世報》的總編有關，因為靠級評估的話，一個 《益世報》的總編總不會小於縣團級。至於鄒先生的入獄所謂何事，卻不聞不問。怪事還有， 前文提到的共產黨高級幹部黃理文也因這個釋放國民黨人員的特赦令，被集中了，因為黃先 生捕前享有共產黨幹部的級別無論如何是省軍級，兌換成國民黨的幹部級別遠遠大於縣團級。 按照這種思維推理，徐璋本先生入獄前是清華大學二級教授，同級兌換，也不會小於縣團級， 因而也屬於被集中人員。這次莫名的赦免來得儘管很滑稽，還是應該算作徐先生和所有被集 中人員的第一次被解放，雖然這一次被解放的最大前提設置是認定這些人曾經是有罪的。 「赦書一日行千里，罪從大辟皆除死，遷者追回流者還。」 （韓愈詩《八月十五夜贈 張功曹》） 1979年：徐璋本回到北京 到了1979年春季，中國才真正意義上開展了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數以千計的遷者與流 者從千里萬里之遙回到親人的身邊。我是其中最年輕的，27歲，還有重新開始的可能，一切 從頭再來。而像徐璋本先生那樣的老人，當第二次解放降臨的時候，20年的光陰已荒廢和丟 灑在北京監獄和邯鄲流放地。同那不堪回首的20年揮手告別的時候，人生留給他們的時間已 經不多了。 1979年，徐璋本與我回到北京。我們最後的來往書信，是為了一本書，商務出版社出版 的《我這一代的物理學》。作者是量子力學奠基人，德國科學家波恩。這本書在王府井大街 的內部書店出售。我買下了這本書。徐璋本先生通過某種渠道得知後，便寫信託我幫他買一 本。我再去內部書店為他購得並寄去此書。在收到我寄去的書後，徐璋本先生曾給我寫過一 封很長的英文回信。信中回顧量子力學誕生的過程和它對物理學的影響。其中談到哥本哈根 學派和愛因斯坦的爭論以及構建大統一理論的哲學意義。 徐璋本的青年時代正逢現代物理學涅磐與革命的時代。愛因斯坦、普朗克、波爾，狄拉 克、費米等一代物理學巨匠用智慧和天分開拓著物理學新天地。曾吸引了一批中國的青年智 者。費米在中子誘導核反應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獲得1938年物理學諾貝爾獎。1940年，徐 璋本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可以想像，29歲的徐璋本已經跨入科學殿堂，在當 時的中國人中，懂得相對論和量子理論的人祇能是以數十人計，絕對是鳳毛麟角。20世紀40 年代的中國，一個沒有民主和科學傳統的國度，多麼需要這樣的人啊。那時的徐璋本先生一 定有著飛揚的神采和遠大志向。他本可以為自己的祖國貢獻出自己的才華，也為自己建功立 業。但是1957年的突變改變了一切，命運讓他和多災多難祖國一道去承受苦難。而他對物理 學的迷戀和對科學的追求，祇能到夢幻中去尋覓了。 故人云散盡，我亦等輕塵（魯迅：《哀范君三章》）。徐璋本老先生已經作古。他不足 160公分的身高；話音的南腔北調；還有那臉上總是略帶著的微笑——這就是他留給我中的 印象。 行文至此，陡然想起詩人聶紺弩為香港報人羅孚先生題寫的畫像詩《贈羅孚》：「每三 句話駭天下，不七尺軀輕萬夫。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羅孚。」徐老先生無論從身高 和氣質上均與羅孚先生有很多的貌似和神似。故斗膽對聶詩略作編纂以獻給冥齡96歲的徐璋 本老先生： 曾經一言駭天下，不七尺身輕眾人。 光陰似金皆糞土，我行我素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