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五到六四：為憲政民主而奮鬥的知識群體 ——評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復所和「改造與建設」網站開通 （北京）高瑜 從57年反右到89年民主運動，中國一代接一代的知識份子走上政治舞台，雖然有主動和 被動之分，結果都被中共一黨專制政權殘酷鎮壓，但其作用都是推進中國的民主和憲政。 2004年1月，在「六四」之後被當局打散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簡稱社經所）復所。 當時鑒於該所創始人原所長陳子明還處於「剝奪政治權利」期間，恢復後的「社經所」實行 學術委員領導制，主任是81歲的何家棟，陳子明擔任秘書。2月1日，「社經所」信息中心網 站「改造與建設」（經濟學週報電子版）開通，網址WWW.BJSJS.NET.該網站很快成為中國知 識界思想表達的主要平台，主辦者理性、寬容的思想凝聚力產生了相當影響，因此被中共查 封。2006年10月何家棟先生病逝，陳子明完全恢復公民權，今年4月，陳子明擔任主任，借 國外服務器恢復了「改造與建設」網站。今年是反右50週年和六四18週年，這個特殊的年份 更激起我們對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思考，「社經所」代表的團隊，正好是57和89兩代之間承 上啟下的一代，是中國憲政民主的重要力量。 「反右」與「四五」 為紀念六四18週年，我今年寫了《從反右到六四——89是57的兒子》的紀念文字，四五 一代與這兩代人同樣有說不盡的話題。 何家棟先生為陳子明（喻希來）2001年出版的中國問題專著《世紀之交的戰略性思考— —中國歷史、文化及現代化論綱》所作的序文中把1919－1989年間登上中國思想政治舞台的 佼佼者分為四代：「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紀末一代（也可以稱 「八九」一代）。十分湊巧，這四代人都是以天安門廣場作為自己登台亮相的地點。（陳子 明語）本來在「一二九」和「四五」一代之間，應該再插入一代人，也就是30年代和40年代 前期出生的人，但是他們在50年代沒有獲得過天安門廣場獨立表達政治見解的機會，更由於 「反右派」、「大躍進」和「文革」摧毀了這一代人的思想創造力。其中有獨立思想的寥寥 者，何家棟把他們或者上並到「一二九」一代，或下並到「四五」一代何家棟提出人們往往 習慣於從孫中山（或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這個「政統」角度解析20世 紀的中國，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增補有思想家所構成的「道統」。何家棟確認的——20世 紀中國思想史上承前啟後的新道統的主鏈是梁啟超——胡適——顧准——李慎之。他們共同 的理論框架是自由主義，他們的現代化目標是憲政民主。因此，從現代化的意義上說，20世 紀中國的新道統重要性還在政統之上。 孫中山之後，中國的新道統一直遭遇政統殘酷無情地打擊。57年被確立的「章羅聯盟」 所代表的中國大知識份子群體，是中國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經歷民族革命，民主革命， 屬於「五四」一代的自由民主主義碩果群。這批反對蔣介石獨裁專制，有著完整的現代化建 國理念的大知識份子們，解放後雖然被拋棄了新民主主義的毛澤東作為貴賓封官加爵，納入 中共專制體制內，但是他們把毛澤東全盤蘇化的共產體制與當年蔣介石的「法東斯主義」作 比較，更多拋棄了他們思想理論框架中的「社會」成份，更多增加了「自由」成份。他們中 了毛澤東的「陽謀」，真誠幫助共產黨「整風」，參加大鳴大放，事實上掀起了中共建國後， 知識份子第一次要求憲政民主的高潮。目前對「反右」的歷史研究，對右派言論的思想價值 肯定不夠。 「反右」結果，使中國一黨專制政體更加鞏固，中國政壇從此再沒有真正意義的民主黨 派。第二年毛澤東便宣稱自己是「馬克思＋秦始皇」。 「反右」之後的十年直到「文革」初期，又從肉體上結束了章羅等一代大知識份子的生 命，使他們像秋後的枯葉一樣飄零。中國一時失去了一批大思想家兼為政治家、學問家（何 家棟認為思想家能一身三任，政治家則不能。）中共政權下的新道統，從西方引入民主傳統 表現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面臨斷鏈。 正應了白居易《古原草送別》「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毛澤東在政治上打倒章羅這一批民主黨派的大知識份子的同時，「反右」還重創了中共黨內 一批最優秀的知識份子，隨之毛又搞大躍進，廬山會議繼續倒行逆施，使得「一二九」一代 發生分裂，一批最優秀的人物如顧准、田家英、李銳、李慎之陸續離毛而去。這批人「文革」 中均經歷了殘酷的磨難，有的死於非命。但劫後餘生的「一二九知識份子群」一進入改革開 放年代，便和以胡喬木為代表的已經官化的「延安知識份子群」思想政治上的分歧有了更深 刻的發展，幾乎在他們曾經追求的所有目標上都分道揚鑣。特別是對待自由主義的態度上： 是和自由主義結盟，還是當做主要敵人，構成了20世紀最後20年思想政治鬥爭的豐富內容。 鬥爭結果是「延安知識份子群」理論枯竭，影響消失：「一二九知識份子群理論思維不斷更 新，充滿活力」（何家棟語），「文化大革命」還成長起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 －「四五」一代，他們自發領導了「四五」這場社會基礎特別廣闊和深厚的國民運動，在天 安門廣場公開表達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四五」運動這場被中共政權鎮壓兩年後又獲得平反 的國民運動，是中共主政後，中國人的憲政民主運動第二波。 「四五」一代 「四五」運動發生已經超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但是對這場運動，對這代人的研究方興未 艾。「四五」一代的中間份子一般都具有三段經歷：1，「老三屆」——1966至1968屆高、 初中畢業生，或者再延伸1969－1970兩屆初中畢業生（實際是小學畢業）。「文革」中斷學 業，當了紅衛兵。2，「上山下鄉」——插隊知青、兵團戰士、農村教師、赤腳醫生，以及 做工、當兵。3，「新六級」——「文革」結束後1977至1982級大學本科生或研究生（有些 人直接讀研，有些人1982年本科畢業接著讀研。）他們之中多數人的思想轉折，發生在無所 依傍，祇能偷學自學的上山下鄉階段。極個別人是在上山下鄉之前，也有一些人是在上山下 鄉之後。 「四五」一代被稱為「懷疑」的一代和「獨立思考的一代」。陳子明和胡平兩人撰寫的 回憶文章裡，不約而同認為一個是「文革」中慘無人道的現象引起他們內心深處極度厭惡和 強烈懷疑；一個是中國社會的現實引起他們對當時強迫全中國人唯一接受的理性知識——毛 澤東思想的懷疑。在「破四舊」中，陳子明親眼目睹北京八中「老紅衛兵」用木槍捅死「地 主婆」，已使他懷疑毛澤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造反有理」這些文革最高指示。下鄉 插隊之後，農村貧困的現實，使他感到「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完全不符合中 國社會現實。當陳子明按照毛澤東的要求讀「六本書」——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他說他已 是帶著批判毛澤東思想的明確目的從中尋找理論武器的。他否定了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 繼續革命的理論。林彪「折戟沉沙」和據說是毛澤東致江青一封信的發表，使陳子明和一大 批青年人徹底喪失了對毛的信仰。陳子明很快發現了新的思想資源，在遠離其他人家的蒙古 包裡，兩三個知青可以不受妨礙地收聽「敵台」廣播。基辛格、尼克松訪華，使他讀到了 《選擇的必要》與《六次危機》，此後他開始有意識地尋找各種「內部發行」的「灰皮書」、 「黃皮書」。從當代政治家的著作引致現代理論家的著作，又從後者引至世界文明主流的思 想源頭，一直從當代、現代回溯到近代、古代，逐步確立了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和政治立場。 陳子明說：「1970年代末，我開始從期刊文章接觸到波普思想，波普的《試錯論》讓我放棄 了對科學真理的尋覓，以更加開放的胸懷來擁抱各種各樣有助於解決中國問題的主義和學 說。」 胡適和毛澤東都承認，他們的思想曾深受梁啟超等上一代的影響。「一二九」一代思想 更是長期被「五四」一代思想籠罩，胡喬木、艾思奇、胡繩等人的創造力祇是用來詮釋毛澤 東思想，而「四五」一代卻是沒有直接師承的一代。「陳子明、胡平、楊小凱、秦輝的思想 探索與顧准、李慎之的思想探索是同步和並行的。」何家棟有這樣一個發人深省的判斷。 「四五」一代吸取的精神營養的範圍遠遠超過了「一二九」一代，他們的覺醒意味著歷 史的轉折。扭轉了20世紀以來幾代中國人越來越左傾化的歷史。中國20世紀前75年基本是一 個日益激進化、左傾化的歷史，先是「以日為師」，然後是「以俄為師」，最後是「世界革 命的中心轉移到中國」。與威爾遜十四點計劃，羅斯福「四大自由」所代表的20世紀世界文 明主流愈行愈遠。「四五」運動是中國體制內外兩股力量自覺配合，共同推動的。一支是體 制內包括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主張「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 化）的力量，一支是體制外主張「五個現代化」（增加政治民主化）的力量。而且自由民主 主義者是「四五」運動中最積極最勇敢的先鋒力量，他們代表性口號是「秦始皇的封建社會 已一去不返了」。當四月五日這天陳子明、劉迪、孫慶祝幾個「小平頭」領導群眾衝破軍隊 封鎖線，向紀念碑獻上新的花圈時，一個新時代已經在母腹中躁動。1976年的「四五」運動 和毛澤東離開政治舞台，是帶有根本性的轉折，中共此後的歷史進程，本質上是一種撥亂反 正、一種向主流文明的回歸。 民主牆、民刊和高校競選運動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1978年開始的。這一年恢復高考，使得「文革」成長中的一大批人， 通過平等競爭升入高等院校。另外胡耀邦力主平反中共歷史上的各種冤假錯案，使得被毛專 制主義冰凍多年的中國社會進入瞭解凍時期，像春風吹皺一池春水，中國社會開始泛起活力， 正是這一時期，中國社會還自發的出現了兩個來自民間的試驗：一個是在窮困的安徽小崗村， 18戶農民簽字畫押創造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另一個是在北京和全國各地掀起的民主牆， 民刊和高校競選運動。前者被胡趙體制肯定和支持，通過1981年第一個「一號文件」推廣到 全國，掀起了全國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後者先有鄧小平支持、利用，後又鎮壓中止，至今 不得平反。後者是「四五一代」進行的公民政治試驗，也是中共建國後民主運動的第三波。 早在1977年1月初，李盛平、嚴江征、鄭曉龍、李冬民等人就在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貼 出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平反的大標語和大字報，中旬，陳子明在天安門廣場的木板牆 上貼出《四五運動親歷記》長篇小字報。後來他們把大字報的揭露批判矛頭直指仍在台上的 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和公安局長劉傳新。1978年11月16日呂林以真名和聯繫地址貼出《致 宗福先和於光聲<於無聲處>劇組公開信》，使得民主牆運動進入高潮。深夜匿名貼大字報的 作者們得以取得聯繫，開始結社。就在11月，中共政權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鄧小平早期 的支持者，使得這場公民政治試驗推向廣度和深度。1978年11月26日，鄧小平接見日本社會 黨委員長佐佐木良時說：「寫大字報是正常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我們沒有 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寫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 法貿易協定簽字儀式上又說：「大字報運動會繼續，因為那是件好事。」鄧小平接見一個外 國記者團時，還公開點到「西單民主牆」，他說：「你們要瞭解中國的民主嗎？你們到西單 去，那裡有一個民主牆。」鄧小平的這些肯定，掀起更高的政治參與熱潮，北京發生了兩萬 人的政治集會，上海政治集會規模最多時達到15萬。筆者曾親耳聽王軍濤講述那晚在西單民 主牆的經歷。被鄧小平接見的外國記者結束了和鄧的訪談，隨即來到西單民主牆，他們是把 鄧小平上述話講給人群最外一層，站在自行車上的人聽的，就由這層人牆一層一層向裡傳遞， 一直傳到最裡層，頓時一片歡呼，隨後自發組織起遊行，外國記者也參加了，經過天安門廣 場，到達正義路。當時集會群眾強烈要求肅清極左路線流毒，大力推進民主改革，隨後自發 結社和民辦刊物大量湧現，最多時全國有60多份。影響最大的有任畹町最早建立的人權組織 ——《中國人權同盟》主辦的《中國人權》；魏京生主辦的提出中國民主化是「第五個現代 化」和反對「鄧小平獨裁」而聞名的《探索》；還有第一個張貼到西單民主牆上的民刊徐文 立、劉青、呂樸的《四五論壇》；還有善洪、胡平的《沃土》；周眉英的《今天》和四五英 雄為主體的《北京之春》。《北京之春》有選擇地支持改革派發表《破除「現代迷信」的勇 士——胡耀邦》，揭批凡是派，與中共理論務虛會議上的黨內民主派內呼外應。陳子明、王 軍濤後期起了主要作用。 1979年1月6日，鄧小平的態度發生轉變，他說：「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從來沒有起過積極作用。」要求司法部門從重處理。魏京生、劉青、任畹町、徐文立、王希 哲被判刑，成為民主牆和大部分民刊終結的標誌。憲法取消「四大權利」。 鄧小平1980年「818講話」仍然表達了政治改革的意向，80年是縣區級人大代表換屆選 舉年，鄧小平的這個講話鼓舞高校競選運動接踵而起。絕大部分已經成為高校學生的《北京 之春》、《沃土》等民刊編輯部成員立即投入這一運動。胡平、王軍濤兩位北京大學的競選 人是北京高校競選活動最耀眼的兩顆明星，而陳子明則是這次民主演練的主要倡議人和策劃 者。高校競選成為建國後第一個以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為目標的知識份子的政治運動。一部 分參與者以胡平為代表，始終將目標直指政治民主化，尤其時民主化的首要環節——言論自 由。一部分運動參加者以王軍濤為代表提出了包括政治民主化和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在內的全 面改革綱領。20多年後再回顧，王軍濤當年提出的與企業法人相伴隨的市場經濟、股份制等 經濟改革綱領已經基本完成，某些方面甚至超額完成，但是他提出的政治改革目標甚至還沒 有離開起跑線。 早在1978年為「四五」運動平反後，團中央從被捕者中挑選了四名團中央委員和候補委 員——周為民、韓志雄、賀延光、王軍濤。還選擇幾百名「四五英雄」參加群英會師大會， 想把這些人組織成幾個宣講團，到全國各地演講。會師大會自發地演變成要求公審「四人幫」 的動員大會，議決下個星期日到天安門廣場集合，集體遊行到最高人民法院遞交請願書。當 局立即取消了擬議的宣講活動，並中止對「四五英雄」的宣傳。「四五」一代不再是中共能 按照既定的模子可塑造的一代人，這就是鄧小平利用之後終要拋棄他們的原因。 高校競選的結局與「民主牆」一樣，官方刻意阻撓陳子明當選為海澱區人大常委會委員。 胡平一批當選的學生代表反而成為專政機關監控的對象，被視為「不安定因素」、「新三種 人」，畢業後長期不分配工作，有的還被開除學籍。 民主牆、民刊、高校競選被統稱為「北京之春」運動，它積極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 推動人大制度建設，從思想和經驗上再一次鍛煉了「四五」一代，使他們的中堅份子成長為 中國的一批民主政治新秀，它的意義超過「四五」運動，它是以「四五」一代與中共分手為 結局的。這使得「北京之春」運動成為另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歷史事件。 「四五」英雄沒有一人被中共政權吸納。「沒有政治上和思想上新生力的注入，無可避 免地導致中共從興盛走向衰敗，從一個革新的政黨轉變成一個保守政黨。」（陳子明語）。 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 1981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9號文件下發，該文件稱：「處理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的總 方針是：決不允許其以任何方式活動……在單位之間、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串聯，在組織上、 行動上實現任何形式的聯合。」這意味中共體制外的民運團體無法繼續生存。新的民主運動 祇能在體制邊緣地帶孕育和產生。 1983年以前有3個掛靠國家機構，由「四五」一代（成員當時都是國家幹部編製）發起 成立的經濟、政治、文化組織，相當出。，這就是陳一諮、何維凌領導的「農村組」，包遵 信、金觀濤任主編的《走向未來》編委會，和善洪、陳子明發起的「就業組」（後改稱「國 情組」）。1984年之後，這三個團體便呈現出不同的發展道路。「農村組」演變為中共決策 層的「智囊團」——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正式成為黨政編制內的機構，它對現行體制 起著潛移默化的和平演變作用，對經濟改革的決策和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的設計發揮了重要 影響。另一個是《走向未來》編委會和甘陽主持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走了一條改 造文化之路，他們從國家出版社獲得經費，編好的圖書再到到出版社印刷發行。他們編輯的 多種叢書、叢刊與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一起成為知識界的主流和公共輿論的領袖。第三個 是陳子明領導的「就業組」，後擴大為「國情組」，所選擇的是區別於前兩者的第三條路， 用陳子明的話概括：「在民間社會扎根，促進某些社會階層成長。」某些社會階層，主要指 獨立的知識份子階層、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階層，和民間企業家階層。帶有公民社會成長點的 性質，向著民間思想庫的目標發展。「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提出清除」精神污 染「，上級掛靠單位中國社科院青少年所在強大壓力下，解除了」國情組「的掛靠，發展勢 頭正旺的」國情組「祇得結束。 1984年城市改革興起，陳子明與朋友多方努力無果，最後祇能動員妻子王之虹放棄仕途 下海辦公司。王之虹當時是北京市鐘錶公司的團委書記，已接到北京市市團市委的任命通知， 上調擔任團市委的政策研究室主任。經當時的團市委副書記孟學農批准王之虹成立了北京市 第一家團辦企業——北京自強實業有限公司。後又成立北方書刊發行公司，該公司與官方學 會，研究機構合辦北京財貿金融函授學院和中國行政函授大學，聘請何家棟擔任校長，陳子 明擔任常務副校長，在全國各省市設立30餘所分校，第一屆招生23萬。一舉成為全國最大的 民辦函授學院，積累了可觀的資金。可惜祇辦一年，就被勒令停辦。 1986年被稱為政治體制改革年。早在鄧小平6月10日提出要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日程之 前，年初陳子明掛靠在中國行政函授大學下面成立了《中國政治與行政發展中心》，隨後掛 靠國家科委人才開發中心，又成立《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鑒於以往的教訓，陳子 明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調動到國家科委下面的人才交流中心擔任副主任，以鞏固掛靠關 系。研究所在陳子明妻子王之虹和妹妹陳子華之後，閔琦又為團體的發展犧牲「鐵飯碗」， 成為專職人員。中心和研究所為政治體制改革造勢，於年初策劃了《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 5月10日舉行。成為80年代以來第一次由民間發起的以政治改革為主題的討論會，成為該年 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熱點的起點。會後，中共中央辦公廳辦公室將與會者嚴家祺、郭道輝，蘇 紹智、龔瑞祥、梁治平請去座談，徵詢意見：今年改革從何入手。5月16日—17日，陳子明、 閔琦、王志剛運作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發展第二次座談會。5月28日中辦秘書局派人取走 了會議綜述，中宣部理論局據此發出第18期《理論工作動態》，題目是《北京青年理論工作 者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在鄧小平6月10日發表講話之後，研究所不到半年時間裡又舉行了 涉及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國際外交、軍事、政黨十多個學術討論會，出席者多則上百人， 少則幾十人。經傳媒報道，影響頗大。政改宣傳高潮時，研究所與中國科學院團委聯合發起 成立《青年政治研究會》。由知名青年政治學者組成的籌備會，推舉陳子明、余量為召集人， 閔琦為秘書長。 1986年底學潮發生，胡耀邦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1987年2月27日國家科委人才開發服 務中心發文，決定與《中國政治與行政研究所》「脫鉤」。該所被迫摘牌。 1987年掛靠國家科委人才中心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社經所）和李盛平主持 的《北京社會科學技術研究所》（社科所）開始運作。行政所全班人馬分流下來。陳子明也 辭去公職擔任社經所所長。他與王軍濤成為該所的靈魂，祇發展了一年多，社經所就成為國 內規模最大民辦社會科學研究機構，說它是民辦社會科學院的雛形也不為過。它有專職研究 人員和工作人員49人，兼職研究人員一百多人，它的宗旨是提倡知識份子的良知，客觀性、 公正性和歷史感，維護學術的尊嚴和信譽，它的目標是通過具有獨創性、超前性、批判性和 實證性的科研活動，推動中國學術走向世界。 該所共展開包括「人民代表政治認知和政治態度」、「中國公民政治心理」、「政黨體 制比較」在內的219項學術課題研究，舉辦了包括具有全國影響的《首屆現代化理論研討會》 等9個大中型學術討論會。社經所編輯出版了社科著作和譯作一百餘種。在國內外學術界、 輿論界贏得一定的好評。「社經所」下設兩個獨立的法人單位，「中國民意調查中心」、 「北京市人才評定考試中心」，前者經過嚴格抽樣和培訓調查員，擁有可用十年的全國性調 查網和最先進的技術設備。後者從事國內唯一從政策層而推進到操作層面和技術層面的國家 公務員考試研究，為國家勞動部、人事部和中國農村信託公司等多家企業承擔了人才評定和 人力資源開發服務「社經所」80年代出現其意義還不完全在該所本身，圍繞「社經所」形成 了的範圍廣泛的思想——文化——政治團體，其中《經濟學週報》是這個團體精彩的華章。 1988年3月，「社經所」接手社科院主管，於光遠、馮蘭瑞領導的《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 主辦的《經濟學週報》成立了由何家棟、陳子明、王軍濤組成的領導班子。這也是「一二九」 一代與「四五」一代合作的典範。不過幾個月，《經濟學週報》就變成輿論重鎮，與《世界 經濟導報》一南一北，成為自由派知識份子和改革派經濟學的兩面旗幟。 從「就業組」（國情組）到「社經所」團體經過了20年的艱難發展，其主要領導人陳子 明、王軍濤一直處於警察機關的嚴密監控之下，團體的演變，主要是因為官方的圍堵和封殺。 如果沒有陳子明百折不撓的意志和傑出的領導和組織才能，這樣一個團體在中共極權體制下 是無論如何也發展不起來的。陳子明20年裡扎根民間社會，致力於獨立知識份子階層，政治 中立的公務員階層和民營企業家階層的成長，其中他最心儀、認為最關鍵的是獨立知識份子 階層的形成。1987年3月，在社經所成立的會議上，陳子明將團體的性質概括為「我們是一 個以政治為靈魂，以文化為形態，以經營為後盾，有獨立意識和既定目標的自覺團體」。 「政治為靈魂」就是以在中國實現黨政民主為目標，以民間立場獨立的社會團體定位。陳子 明認為中國的民主化需要最廣泛社會基礎，需要有80年代後期那種從鮑彤、李銳到任畹町連 綿的陣線，形成一種改革社會合力，這種合力的形成最需要徹底拋棄「唯我獨左」，「以我 劃線」的共產文化。 「六四」偉大精神的代表 1989年「六四」是中共政權下爆發的一場規模最宏大，影響最深遠的愛國民主運動。是 中國憲政民主運動的第四波。「這場偉大的運動不是爭取個別社會階層利益的社會運動，而 是爭取公民的自由民主權利這種公共物品，即使由於農民的缺席而不能成為全民參加的運動， 至少也是全民利益為訴求的運動。」（陳子明語）。當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提出爭取新聞自由 和結社自由的政治要求後，立刻獲得廣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因為自由民主不是知識階層的 奢侈品，工人和普通市民同樣是它們的消費者和追求者，他們同樣期盼言論自由，創作自由 和新聞自由，以便充分表達自己的不滿和要求。知識份子以規模宏大的示威遊行直接介入， 與學生站在一起，是因為知識份子將言論自由，表達自由作為主要關注點，不是因為自身特 殊利益的驅使，而是因為認識到它是爭取其他自由民主的前提條件，是反腐敗，反特權，維 護社會弱勢群體權益，爭取社會公正的基礎手段。 中共政府屠城之後，對陳子明，王軍濤通緝逮捕，最後判以13年重刑，正是對這場偉大 的愛國民主運動鎮壓的一部分。要說運動的「黑手」，確實有，但絕不是陳子明和王軍濤， 而正是鄧小平，李鵬代表的中共政權中的強硬派。87年對胡耀邦不公正的處理和「反對資產 階級自由化運動」，是把學生引到天安門廣場的直接原因。鄧小平為運動定性的「四二六社 論」，一夜間就將幾百萬人驅向街頭。而李鵬一而再，再而三的醜惡表演終將學生逼到絕食 的境地。 鄧、李六四鎮壓，使中國再次發生大的轉折，改革派下台，「六四」中被學生反對的腐 敗的代表人物上台。祇不過10年，「市場經濟＋精英聯盟＋權威政治」的權貴資本主義已經 確立，「三個代表」應運出籠。其惡果是貪污腐敗成風，社會斷裂、貧富懸殊，工農階層失 去八十年代的改革成果，走向貧困化。而中國的知識份子階層也發生向左，向右的大分化， 自由民主派始終在進行自身艱苦卓絕的思想和隊伍整合。其中最具號召力的是李慎之於90年 代破門而出，高舉自由主義旗幟，為知識份子重新找回20世紀之初憲政民主的平台。 「社經所」六四之後人員被掃地出門，財產全部沒收。但團隊的精神依然，在陳子明、 王軍濤的帶領下發揚光大。自90年開始，該所的理論課題成果相繼面世。王軍濤被迫流放之 後，陳子明「劃地自獄」，在與社會完全封閉的情況下，全身心投入學術思想的建樹，他以 喻希來，王思睿為筆名，以變通方式，相繼有《今日中國思潮評析》《21世紀的世界和中國》 《世紀之交戰略性思考——中國歷史文化及現代化論綱》、《中國行政區劃改革研究——歷 史、現狀與改革模式》等重要著述問世。在思想理論界引起頗大反響。 「社經所」團體從來是中國知識階層堅持穩健、公允、平實、持久的思想路線和政治態 度的一個團體。早在1989年3月，當連續幾波知識份子「簽名運動」成為體制外民主運動重 新起步的標誌時，我對陳子明、王軍濤等5位核心人物進行訪談，以《將民主從街頭引向人 民大會堂》為題目，表達了他們「圓桌會議」的憲政理想。當時陳子明說：「西方民主程序 給予權威比政績給予的權威更具可靠性。」憲政民主是尋求國家長治久安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毛澤東、鄧小平作為獨裁者從專制的心理出發將推進憲政民主的知識份子作為無產階級專政 之敵進行鎮壓，相繼給國家發展進程帶來幾次大的逆轉，這個教訓是必須接受的。 陳子明近年著作《共同底線和憲政平台——兼評洗巖的「左中右」劃分》中，批判了將 中國言論界劃為「左」——「新左派」，「中」——權威主義，「右」——自由主義，三個 陣營的三分法。陳子明以五分法取代三分法，除去極左派和極右派之外，左派：普羅情結— —平等優先；中派：人權準則，程序正義；右派：精英主義，發展至上。陳子明將自己信奉 的自由民主主義歸為中派，將康曉光的「十年不變、市場經濟、精英聯盟、權威政治」作為 右派代表。陳子明認為以上三派都是80—90年代中期才浮出水面的「新思潮」不同於傳統的 極右的和極左的極權主義、全能主義。左派對於大部分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均不反對，他們 祇是對一部分經濟自由表示質疑。右派雖然對「鎮制力量」有所偏愛，但也知道是缺乏「政 治合法性」的，民主化是遲早要到來的。陳子明認為以公正和憲政的共同底線為基礎，形成 左、中、右的連線或聯盟則能達成三方都認可的大憲章。這需要中派承擔更大的責任，對左 右做出讓步。但中國社會還存在兩個極端的政治思想派別，極左派徹底否定合作經濟條件下 實現大眾民主的可能性，要的是底層翻身，無產階級專政。極右派徹底否定自由，人權的優 先性，眼裡祇有國家的主權，軍事實力和鎮制工具。這兩個極端的政治派別反民主、反自由， 因而不可能認同中間三派可能達成的大憲章。 黑奴工、社會各界維權、農民工以生命討血汗錢、礦難、江湖土地污染、計劃生育、食 品安全等一系列社會事件的頻繁發生，證明中國已進入一個社會結構和利益明顯分化的社會， 構造以權利為基礎的制度安排，容納各種利益的表達，是中國社會發展刻不容緩的需要，何 家棟、孫立平幾年前已提倡「憲政下的合作主義」和「合作的憲政體制」，可惜被拒絕政治 改革的中共當局不容納。 曾讀過美國朱學淵先生對章怡和女士第一本書《往事並不如煙》對她父輩朋友回憶的評 論：「如一群仙鶴飛過，驚起了健忘的人們的注目。」心緒久久不能平靜，我想這群早就在 西天淨水邊棲息的仙鶴飛回東方的故土，會看見一批年富力強、受盡磨難而不悔的晚輩，像 填海的精衛、奔日的誇父，為建設現代化的中國正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