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必須建立在公正基礎上 （武漢）喬新生 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必須修正方向，必須盡快降低市場准入門檻，尊重普通民眾的參與 權和獲利權。在金融法律體系沒有徹底修改之前，政府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必須一視同仁，絕 對不能對那些所謂的知名經濟學家網開一面，讓他們在蠱惑人心、擾亂金融市場秩序的同時， 謀取不當利益。 中國的改革正在從行政主導模式向全民參與模式轉變，在這個過程中，新聞媒體扮演不 可或缺的角色。如果新聞寡頭被少數金融寡頭代言人牽著鼻子走，那麼，中國的這項改革注 定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加強金融監管與加強新聞監管二者不可偏廢，如果沒有良好的新聞環 境，那麼，中國的金融改革也不會取得成功。 最近一段時間，全國各地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非法經營的案件不斷增多。犯罪嫌疑人因 為在自己的「網絡日誌」上發表分析股票漲跌的言論、收取部分咨詢費用，而被偵查機關定 為非法經營罪。可與此同時，一些所謂的知名經濟學家在全國各地的論壇上對股票市場高談 闊論，並且出任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公開鼓吹上市公司的業績，進而拉抬上市公司的股票 價格，收取高額的出場費，卻不需要承擔任何法律責任。一些企業在融資困難的情況下，向 鄉親們籌措資金，被法院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可是某個所謂著名的經濟學家卻在中 國的邊遠山區搞小額貸款融資經營，除自己和朋友投入資金發放高利貸之外，還大量吸收當 地村民存款，卻不受當地政府和司法機關的追究。 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法律制度，將中國公民一分為二，一部分成為不受法律約束的社 會精英；另一部分卻成為動輒得咎的犯罪份子？ 在任何國家，對金融市場的監管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監管必須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基礎上。如果經濟學家可以在新聞媒體上高談闊論，對中國的股票市場發展指指點點， 不需要承擔任何法律責任，那麼，普通老百姓參與討論中國的股票市場，不應該受到法律的 追究。但令人遺憾的是，中國是一個官本位國家，行政機關在推動金融市場改革時，制定了 嚴格的行政審批制度，凡是從事金融經營的，都必須參加證券監管機構舉辦的各種考試，經 考試合格後方可取得證券分析師資格。且不說這項制度讓那些與證券機構保持密切聯繫的教 育部門獲得多大的收益，僅就證券監管機構自身而言，每年就可以從資格審批中獲得無窮無 盡的尋租機會。這樣的制度只適用於那些無權無勢的普通老百姓，但不適用於那些在全國各 地開壇布道的所謂經濟學家，儘管他們也從股票分析中獲取巨額的收益。少數經濟學家依靠 自己的知名度，打著改革的幌子，在貧困山區實施所謂的小額貸款試驗，在短短的幾年時間 裡籌集了數百萬元的資金。這些比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更為惡劣的行為，不但沒有受到司法機 關的查處，作奸犯科的所謂經濟學家反而成了當地政府的座上客。 究竟是我們的制度出了問題，還是我們制度執行中出了問題？如果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 下，每個人對股票市場的走向發表意見，都必須事先經過監管機構的審查，或者必須先參加 監管機構組織的考試方能取得發言的資格，那麼，這個社會還是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所以，證券監管機構可以對證券違法行為予以查處，但決不能通過准入制度將公民分為三六 九等，並且強迫普通公民參加所謂資格考試之後，方能取得發言的資格。在言論自由面前， 證券監管機構應該謹小慎微，決不能打著監管的旗幟，損害公民的言論自由。如果證券監管 機構沒有看到公民憲法上的權利，而是濫用權力，實行所謂的資格考試制度，那麼這樣的制 度就是一種專橫，就是一種蔑視憲法的不良制度。很不幸的是，我們國家目前在金融市場監 管方面有太多這樣的制度。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同樣是建立在嚴格的市場准入基礎之上的法律制度。這項制度的基本 假定是，從事金融業務經營必須辦理合法的市場准入手續，經營主體必須具備金融經營的條 件，未經國家有關部門批准從事存貸款業務經營的，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但問題就在 於，普通公民申請開辦金融機構，能否得到金融監管部門的批准？為什麼某些經濟學家在貧 困山區搞所謂小額貸款業務，並且在新聞媒體上廣為宣傳，卻不受金融監管部門的查處？高 高的門檻將普通老百姓排除在金融市場之外，而少數所謂的精英份子卻可以輕而易舉地越過 法律門檻，向貧苦兄弟發放高利貸。 有些學者不明就裡，為某些經濟學家的高利貸百般辯護，認為這有利於當地經濟的發展。 既然如此，為什麼那些長期實行小額貸款經營的地區，還有多數群眾沒有脫貧致富呢？其實 原因非常簡單，小額貸款業務的推廣，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地民眾的金融需求。但由 於經營者實行了高利貸政策，貸款農民近半數收入都落入了經濟學家的所謂貸款基金之中。 所以，申請貸款的當地農民僅能解決溫飽問題，不可能走上致富的道路。相反地，部分經濟 學家打著推廣小額貸款業務的幌子，在全世界範圍內募集資金，並且爭取各種有償咨詢服務， 從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可以說不良的法律制度為某些社會精英份子牟取巨額暴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而執法機 關的選擇性執法，則使那些膽大妄為之徒肆無忌憚地剝削窮人。有些年輕的評論者只看表面 現象，他們從某些經濟學家的個人表白之中，尋找讚美的詞句，被某些經營者華麗的包裝蒙 蔽了眼睛，沒有看到中國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現象，沒有看到法律制度實施中存在的歧 視行為，他們把西方國家自由主義的桂冠，毫無節制地戴在這些違法亂紀的經濟學家頭上， 順便給自己和自己的新聞媒體贈送一頂同樣顏色的帽子，他們不僅把自由主義徹底變成了專 制主義，變成了少數人的話語壟斷，而且無視中國社會分化嚴重的現狀，毫不吝惜地為所謂 的成功人士提供新聞版面。這些新聞媒體同樣關注弱勢群體，但是他們只不過把弱勢群體作 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利用某些聳人聽聞的新聞擴大自己的發行量，增加自己的所謂影響力。 他們可以閉門造車，在編輯部中設想各種方案，讓那些受害者飛蛾撲燈，處境更為悲慘。他 們不惜暗中推動新聞事件向前發展，從而使那些本來應該得到社會同情和救助的受害人成為 行為乖張、報復社會的犯罪份子。 不良的制度賦予了行政機關太大的自由裁量權，而某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利用這樣的制度， 不斷地牟取暴利。新聞媒體跟著所謂成功人士的感覺走，在自由主義的旗幟下，不斷地助紂 為虐，割裂社會，製造熱點新聞。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中國的改革如何修正方向？ 市場經濟離不開金融，但是，金融的發展必須尊重公民憲法上的基本權利，如果無視憲 法上的共識，通過金融監管制度限制甚至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通過市場准入剝奪公民的金 融經營資格，那麼，這樣的市場經濟就是不公正的市場經濟，或者直截了當地說，就是一種 特權經濟。 早在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的著作中，就已經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經濟發展進行了精 彩的描述。在他看來，中國這個東方古老的帝國經濟十分繁榮，但由於在保護富人的同時， 沒有為窮人提供平等的機會，整個社會的發展必將走到盡頭。很不幸的是，在本世紀中國的 經濟出現了「亞當斯密悲劇」，特權經濟的氾濫正在侵蝕著中國的金融體制。如果中央政府 不採取斷然措施，將那些道貌岸然，鼓吹自由主義，打著為窮人服務的幌子，為富人和自己 謀取不義之財的人繩之以法，那麼，中國的經濟必然會變成兩極分化的權貴資本主義。 人們注意到，在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中，金融寡頭、新聞寡頭具有合流的趨勢，少數經 濟學家在金融寡頭、新聞寡頭的融合中，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他們在新聞媒體上開設專欄， 為中國的金融改革大聲鼓噪，而新聞寡頭則通過這些所謂的專欄作家，獲得了金融寡頭的廣 告訂單。少數長期盤踞在新聞媒體的評論者，自認為充滿憂患意識，具有平民視角，可是在 利益驅動之下，他們不斷地接受某些金融寡頭代言人的觀點，為他們損害普通人利益的改革 政策搖旗吶喊。如果不盡快改變這種局面，那麼，貧困山區的農民失去的將不僅僅是金錢， 他們還將徹底失去自己的話語權。 總而言之，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必須修正方向，必須盡快降低市場准入門檻，尊重普通 民眾的參與權和獲利權。在金融法律體系沒有徹底修改之前，政府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必須一 視同仁，絕對不能對那些所謂的知名經濟學家網開一面，讓他們在蠱惑人心、擾亂金融市場 秩序的同時，謀取不當利益。 中國的改革正在從行政主導模式向全民參與模式轉變，在這個過程中，新聞媒體扮演不 可或缺的角色。如果新聞寡頭被少數金融寡頭代言人牽著鼻子走，那麼，中國的這項改革注 定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加強金融監管與加強新聞監管二者不可偏廢，如果沒有良好的新聞環 境，那麼，中國的金融改革也不會取得成功。 （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