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藝復興話題的硬傷 （四川）周倫佐 1 2006年12月7日，自由主義學者劉軍寧在《南方週末》和「新浪博客」上發表了一篇文 章《中國，你需要一場文藝復興！》，詩人葉匡政跟著發表了一篇《中國文藝復興宣言》給 予呼應。此聲一出，爭議四起，頗有鑼響鼓隨之狀。我認為在爭論「新文藝復興」是否到來 和是否必要之時，首先應該審視這兩篇文章存在的硬傷，以確定這個話題在多大程度上成立。 劉軍寧是一位非常活躍的自由派學者。也許正是這種活躍性，使得他在「自由主義與新 左派之爭」偃旗息鼓之際，及時發出這種切換話題的聲音。他這篇文章，一反自由派學者學 理嚴謹、言必有據、溫文爾雅的文風，讓人有些意外。祇不過，其中確實包含了某種難得的 理論直覺，說不定活躍的思維使他真正預感到了什麼。遺憾的是，他也和某些公共知識份子 一樣，一旦離開專業學科領域和自由主義範式，便難免顯露出綜合學養的不足。 他大談中國「文藝復興」，居然不知道這類文化運動需要特殊的歷史時機，並非任何時 候都能發生。每個國家的歷史進程都有不少轉折關頭，我把那些凸顯個人價值的轉折關頭稱 為轉變時代。又可將其分為三種類型：社會形態變革——大尺度轉變時代、社會制度更新— —中尺度轉變時代、社會體制改良——小尺度轉變時代。「文藝復興」祇發生在凸顯個人價 值的大尺度轉變時代；照樣凸顯個人價值的中尺度轉變時代和小尺度轉變時代雖有相同的指 向，但深度和廣度又要相差很多。中國確實面臨一個新的轉變時代和一場新的文化運動，但 尺度要比社會形態變革的「五四時代」小，又比社會體制改良的「80年代」大，大概屬於社 會制度更新的中尺度類型，並不具有「文藝復興」那樣的深度和廣度。劉軍寧硬說中國現在 發生「文藝復興」的條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成熟」。當他荒唐地把「文化大革命」那樣 的反文化事件列入這類文化運動，又將80年代「新文化啟蒙」那樣的小尺度轉變排除在外， 更顯出對所談話題的隨意。 對於文藝作為文化潮流先鋒浪頭的特徵，對於文藝家作為文化人群中最激進、最敏感、 最活躍個體的特質，似乎渾然不覺。 他論說中國「文藝復興」的條件，竟然忽視中國目前尚缺乏的兩個最重要的條件：統治 權力放鬆或失控所造成的個人自由空間，大批文藝巨匠和思想大家所構成的人才支撐。雖然， 他想用互聯網自由平台來彌補這兩個條件的欠缺，但其論據完全經不住拷問。第一，他祇看 見「自由主義」、「新左派」、「新儒學」的言論在互聯網上暢行無阻，卻無視中國網路世 界的一道道防火牆和層出不窮的遮罩事件，例如僅涉及「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評價」這 類中性字樣的網頁，人們也經常難以打開。自由平台何在？第二，新文藝復興有賴潛心、堅 實、宏大、具有永久價值的發現與創造。網路上那些隨風飄舞的小手絹文章和漫天飛灑的小 雨點感言，根本不具備這種品質，那片天空怎能升起「文藝復興」的璀璨星斗？ 如果說跳出學院派規範的理論直覺和自由文風，是這篇文章的最大亮點，那麼從標題到 內容的浮躁便是其中的最大毛病。例如作者在論說意大利「文藝復興」的經濟原因時，貿然 將「發達的商業」等同於「市場經濟的萌芽」就顯得過於草率。「商業」不就是「市場經濟」 嗎？既然「發達」又怎麼祇是「萌芽」？也許，這是作者試圖從經濟條件方面把今日中國與 昨日意大利進行對比而產生疑惑時，不得不玩的文字障眼法。 「文藝復興」之名，祇在近代歐洲才具有復興古典文化的含義，在世界其他國家早已演 變為近代新文化運動的代稱。比如近代中國深受其影響而且被稱為「文藝復興」的「五四新 文化運動」，就不曾包含任何復興古典文化的意向。作者似乎忘記了這個名稱的歷史演變， 硬要在「復興」二字上大費腦筋。 「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新人文運動」、「新文化運動」……，本為可以互相 等同的概念，指的都是歷史大尺度轉變時代個體思想的大解放和文化景象的大繁榮。名稱的 差異，僅僅代表了這個運動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代的不同側重。作者卻將「文藝復興」和 「啟蒙運動」誤認為兩個階段，並引出「先復興還是先啟蒙」的偽命題。 這幾方面的缺陷，無疑大大削減了這篇文章的說服力和感召性。 2 葉匡政的文章看似在呼應劉軍寧，其實思想向度完全不同。如果說劉文還體現了當下中 國人文主義思潮的理想情懷和崇高精神，那麼葉文便是當下中國後現代主義思潮、新儒學思 潮的混合體。 其荒謬之處至少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在所謂「經濟觀」中，作者竭力宣揚「消費主義」 的「邏輯力量」和「道德價值」，完全忽視氾濫成災的「消費主義」對於人生崇高動機和神 聖願望的消解。而這些被消解的精神存現，正是任何新文化運動所必需的人文基礎。 在所謂「文藝觀」中，作者大談「互動文本」事件，似乎把這些年包括詩歌界「下半身 寫作」、「垃圾派」、「廢話詩」、「裸體朗誦」、「梨花體」……在內的離奇現象，也視 為「身體、行為、生活、技藝、器物」的「行為藝術」而大加讚揚，對於這類墮落現像腐蝕 人心毒化精神並最終消解藝術的本質，好像毫無知覺。自古以來，藝術就是少數人的事業， 即使它可以形成流派並掀起浪潮，但多數參與者最終祇是少數傑出藝術家的培養基。如果這 個培養基已經墮落並含有腐蝕性和毒化性，那它湧現出的藝術家注定不會高大。「文藝復興」 從何談起？ 在所謂「人文觀」中，作者更對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普適性提出質疑，認為中國傳 統儒學可以成為現代民主思索的最好歸宿。中華傳統儒學，本是我們這個民族中古時代的社 會倫理體系，即使把它提純為普遍的倫理價值，它所標顯的也是社會對於個人的行為規範， 而非個人對於社會的權利訴求。中國當前最緊要的問題，究竟是爭取個人主體權利還是強化 個人社會約束？半個多世紀的個人苦難史告訴我們：首當其衝的是前者。可見傳統儒學並不 能滿足當前歷史轉變之必需。中國面臨的現代性最後之變至少涉及兩個層面：一是實現民主 政治制度和多元文化形態，二是創建價值理性的人學話語。如果將其視為相互銜接的兩步式 進程，那麼第一步的邁出尤其關鍵。西方文化無論有多少弊端，自由民主理念及其制度化體 現依然是其中最偉大的成就，對於中國面臨的現代性最後之變同樣具有普適性價值。而且， 人們期待中的新文化運動，也祇有在這種追求下或這個基礎上，才可能真正發生並形成氣勢。 一旦把兩步式進程還原為我所說的「解放人」和「拯救人」兩個方面，便可看到：傳統儒學 經過提純後的普適價值，祇會內化為「拯救人」方面的倫理基礎，它在「解放人」方面的思 想功能微乎其微。 受到作者同時推崇的「新儒學」和「後現代主義」，本是一對矛盾體。要張揚前者的 「倫理價值」，就需抑制後者的「消費主義」；要張揚後者的「消費主義」，就需抑制前者 的「倫理價值」。在同一場景中二者很難並存。葉文對二者的同時張揚，更暴露出自己思想 上的嚴重混亂。 作者對 「自由民主理念」的質疑，對互相矛盾的「新儒學」和「後現代主義」的推崇， 使他無形中喪失了「中國文藝復興」話題的發言權。當他宣稱「文學死了」，殊不知正是自 己想要用「新儒學」來平抑的「消費主義」和「娛樂主義」將文學置於垂死的境地。這種自 互矛盾的思想取向，險些把他這篇文章變成了《反中國文藝復興宣言》。 3 迄今為止，「文藝復興」這樣深度和廣度的新文化運動，祇在歐洲意大利和亞洲中國這 類國家的歷史上發生過兩次。例如：意大利從遠古社會向古代社會變革中的「古典文化運動」 和中古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革中的「文藝復興運動」，它們都以各自的名義展現了個性的大解 放和思想的大活躍；中國從古代社會向中古社會變革中的「百家爭鳴時代」和中古社會向現 代社會變革中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它們都以各自的特點彰顯著個體的大崛起和文化的大 繁榮。 中國目前面臨的歷史轉變，並不具有同樣的深度和廣度。從它將要改變專制政權的深度 看，肯定大於20世紀80年代的小尺度轉變。從一個東方大國將要改變與幾千年專制主義政治 傳統一脈相承的極權制度的廣度看，又接近於20世紀80-90年代「蘇東劇變」式的中尺度轉 變。與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標誌的大尺度轉變相比，它又大 為遜色——因為它本身就處在那個大轉變所劃出的現代性範圍。 無論像劉文所說我們正處在新文化運動到來的「前夜」，還是如葉文所言我們已置身新 文化運動到來的「今天」，人們所期待的新文化運動，似乎正在悄悄逼近。它那時遠時近的 腳步聲，值得所有關心社會改革和文化振興的人留意聆聽。 4 中國社會變革中的文化運動，往往發生於政治變動之後，例如西元前的「百家爭鳴」、 20世紀初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80年代的「新文化啟蒙」。可是當前人們期待中的新文 化運動，似乎可能在政治轉變發生之前啟動。怎樣解釋這種可能性？ 不否認存在另一種前景：由於後極權時代專制範圍的收縮而留下許多權力之眼難以監視 的地帶，加之海外華人知識者的有力推動和國際互聯網的無域覆蓋，這個文化運動可能在政 治變動之前發生，並逐漸向四周蔓延而波瀾壯闊。如果真是這樣，它就在東方大地上破天荒 第一次成為了社會變革的文化先聲。這個提前發生地帶，極可能還是言說相對自由和管制相 對薄弱的文學藝術。或許，國內9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新左派」、「新儒學」的爭論， 彷彿風雨醞釀；跨世紀的詩歌大騷動，如同奔雲造勢；2002年民間體制外刊物《非非》提出 的「體制外寫作」和「新人本主義」，近似閃閃電光；這些年涉入「六四」、「文革」、 「反右」題材的長篇小說創作，更像隱隱雷鳴。2006年以來，「文藝復興」和「文化復興」 的聲音忽然響起，不少人心中更悄然產生了崇高的衝動，使我有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 但願這個文化運動能夠打破緊跟在政治運動之後發生的慣例。 祇不過，任何歷史轉變的發生和文化運動的到來，往往隱藏在人們的預測或預言之外， 人們最多有些預感——體現在詩人敏銳的感覺中。它不會靠一聲呼喚或者一篇宣言就突然降 臨。我所說的另一種前景，也更多是一種願望。我們首先要正視所面臨的兩大現實：自由言 論空間狹窄和創新人才儲備缺乏，並用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改變這種現狀。堅持——是最好的 等待。 5 詩人給人的印象往往是輕狂、誇張、喧嘩。他們對歷史轉變的敏感從何而來？ 在喧囂的社會生活下面，歷史走動的腳步很輕。有時悄然走出很遠的路程，人們還沒有 意識到，依然在以原來的方式言說過時的話語。當突然發現文不對題才陷於錯亂和驚慌，並 努力調整自己的姿式，然而此時歷史又移動了位置。 歷史有時也會突變，在或大或小尺度範圍內兩種質態之間的轉變時期，如同一個人從前 半生到後半生轉變時的更年期階段。這時，悄然無聲的漸變呈現為轟然有聲的突變，在前後 碰擊的突然轉折處，往往會凸現閃電般眩目的標異性事件。人們震驚之餘，大多服從利益驅 動，或遠避、或近趨、或原地靜觀。思想者則睜大眼睛注意事態的變化，試圖捕捉到事變的 來蹤去影，以填充自己思想的先見、此見甚至後見。面對突兀的歷史轉變，中國的思想者大 多比較遲鈍。 真正敏感的不是思想家而是詩人。他們不是用笨重的頭腦去想，而是以獨具異稟的心靈 去感知。 詩人是人群中心靈最敏感和表現欲最強烈的個體。他們心中的白金片隨時感應著歷史變 動的隱秘資訊。當資訊刺激超出常規，情緒便會激動和亢奮，必以詩的方式表現出來方能平 息──直接或間接、正面或側面、原形或變形。於是，我們可以從個別時代性詩人的作品中， 或者在詩人群體的匆忙舉動和斑駁詩行構成的語境裡，看見歷史動變的影子。 是的，大尺度中尺度小尺度的歷史轉變時代，都會出現詩人大幅度中幅度小幅度的活躍。 在文學、藝術、哲學匯成波濤洶湧的文化新潮之前，詩人已經嗅到了漲潮的消息，魚兒般躍 出水面，濺起一串串浪花，劃出一條條波浪線。 因為這個道理，20002年我曾在《後極權鋒刃上的先鋒詩歌》一文中認為：中國跨世紀 的詩歌大騷動似乎預示著什麼。 6 新文化運動來臨之際，我們能做些什麼？ 那場大戲開幕之時，成為被動的觀眾還是主動的演員，完全看歷史的需要和個人的自覺。 2007年，國內一些民間刊物對80年代第二文化界文獻的收集和重新刊發，似乎體現了某種自 發的契合。是的，80年代的啟蒙精神、理性追求、陽剛氣質、獻身激情，可給我們面臨的新 文化運動提供最近的人文背景。 （2007年初秋於古邛都森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