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無聲的中國」 ——「中國聲音」的迴響 （北京）周冰心 「混亂時代」魯迅的兩次演講 1927年2月16日，整整80年前的這一天，並非要特殊加以紀念的時段，但因了一次講演 而讓我記住這個日子。彼時歲月政局風雨如晦，中國處在「混亂時代」，這是一個大一統王 朝崩潰後的「歷史重演」，東西南北大大小小的中國軍閥們都想在混戰中稱霸，繼而「大一 統」中國，這是一個老調子的「中國夢」在彈唱。 在那個亂世歲月中，中國第一個具有世界文化視野和民族回望意識、民族缺陷反省意識 偉大而冷靜的作家魯迅先生，已經在華南輾轉了許多地方。半年前他從北京出發，繞道上海， 遠赴廈門大學，任文學院國學系教授，但沒有呆滿5個月，就在1927年1月來到當時的革命中 心廣州，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這次時間更短促，祇兩個多月，就在4月底辭 職了，所為是國民黨清黨，逮捕了許多中山大學學生，他要求校方營救被捕學生無結果，即 向校方提出堅決辭職，時年47歲，這個年齡作出如此舉動在現今的庸人看來完全不可理喻。 魯迅就是這樣一個人，洞悉事象本質但又易怒易衝動，敏感多疑猜忌但又真誠樂於助人。那 一年的10月，魯迅終於離穗赴滬，對於離開廣州，魯迅說他是被血嚇得目瞪口呆而走的。自 後近10年，魯迅就一直在上海生活。 在魯迅還在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主任任上，他曾到香港青年會作了兩次演講，第一次是 上面提到的那個日子，還有一次，不知為何，僅僅在兩天之後（2月19日）的同一地點。也 許他還有意猶未盡之處被邀請者看了出來，索性再安排一次。我要談的就是他在「混亂時代」 的這兩次演講，分別是《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已經唱完》，都與聲音有關。 專制奴才與無聲中國 1927年2月16日，魯迅作了第一次香港演講，講題是《無聲的中國》，去了什麼人，有 多少人不得而知，總之，反對和搗亂、不喜歡的人很多，還有別有用心的反對者派人索取入 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到場去聽。搗亂者不僅在現場，還有掌握講稿登報的人。後來 幾經交涉，削去和改竄了許多才在香港見了報。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並不完全是《無聲的中 國》最真實的一面。 即使如此，他還是說：「其實，文言文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但中國 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 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 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 ——真，自然是不容易的。……祇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 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我們此後實在祇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 死掉，一是捨掉古文而生存。」（《無聲的中國》，《魯迅全集》第四卷14-15頁）。 無畏的魯迅看到了正是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的「無聲」：發不出聲音，不發出聲音，才 使得中國成為世界文明的落後國，「無聲」的使然是中國向文明世界、階級平等、國家昌盛 靠攏的最大障礙。在20世紀歷史變革的交匯點，白話文小說的首發者魯迅先生那裡，文言文 的「無聲」，是統治者「刻意」造成的：「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 了。」（《無聲的中國》），回想一下滿清皇帝帶給漢民族的「文字獄」禮物，你會不寒而 栗：康熙年間的「莊廷鑨之獄」、「戴名世之獄」，雍正年間的「呂留良曾靜之獄」，乾隆 年間的「胡中藻之獄」，等等，全部被誅滅九族，他們都曾通過文字試圖發出反抗民族壓迫 的聲音，但最後都歸於「無聲」和「消身」，因此魯迅先生有感而發的指明「無聲」後的又 一種表現形式是：「所謂讀書人，便祇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 毫無關係的文章。」（《無聲的中國》），這是魯迅說出來的。 還有很多，魯迅並沒有講出來的，但已經暗示和畫外音警告我們了。發出迂腐、消極、 麻木、油滑、入世、安於現狀的聲音，比「無聲」還要來得壞，還不如完全不發出聲音。完 全靜寂下來，中國祇是寂寞一點，但可以氤氳反抗的厚積爆發力量，成為鬱積的火山，總有 一天要噴薄火熱的岩漿衝上雲霄。封建皇帝視野裡的「中國聲音」，全化為利祿心和奴才心 的四書五經，還有那永遠屬於「貴族」的文字傳授特權。魯迅說：「祇有幾個人懂……而大 多數的人們卻不懂得，結果也等於無聲。……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 為好。」（《無聲的中國》）。 中國5000餘年文明其中有一半文明被儒學統治，東漢以來的仕大夫、文人對真理和創新 根本無心他顧，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儒學就是因為特別強調「無聲」才被統治者看上的， 最壞的打算，也不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易、詩、書、禮、 樂、春秋六經以及後來演變的四書五經（儒學經典）是他們追求騰達人生的乾坤，而儒學恰 恰又要虔誠功利的「信徒」從中庸之道、安合理秩序、君君臣臣規範永不僭越，祇求僕役 「無聲」。令人深思的是，儒教教父孔子不是被同族皇權封王封聖的，而是被金人、蒙人、 滿人統治的金、元、清皇權發現其「奴役」漢人價值首先加以封聖的，清朝乾隆更是幾次遠 赴曲阜孔廟，親自主持祭祀大禮，這實際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民族「殖民主義」流觴。尊儒的 結果是中國鮮有「獨立」、「有聲」靈魂，都成為「無聲器」，這正是統治者要的效果。所 以到清朝滅亡時，當遺老遺少的居然大多數是漢人，他們還留著長辮子，甚至在宣統皇帝被 廢黜16年後，早年被末代皇帝溥儀（已遜位）任命為「南書房行走」的一代國學大家王國維， 在自沉昆明湖時，後腦勺仍然拖著一根「大辮子」。 為「無聲文化」效命至斯，也算千古 絕唱了。 可以說，他們血液裡都流著「無聲」的奴才文字。想讓這個中國變的「有聲」，甚至 「真聲」，這些「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無聲的中 國》）人會如何反對，可想而知。 當代知識份子「無聲」的變種 魯迅先生不知道的是，他身後十餘年的20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產生還是 「無聲」的變種，是一場福柯稱謂的無聲的「肉體馴練」，是「意識形態」框架內的「無聲」 預見。同古代之乎者也的「文字貴族」一樣，一種主義，一種思想，其餘，全是逆種。又是 「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代，這算不算是歷史重演呢？ 魯迅先生在講文字的特權背後是掌權者對獨立思想和發出聲音的嚴格控制，「又因為難， 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祇有幾個人懂。」（《無聲的中國》）。那 些人將漢字弄的越來越複雜，越來越之乎者也，連「五四運動」的「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 動都動撼不得，這裡的用心良苦是「無聲」的生成根源。封建皇帝治下的「無聲」，顯然是 與其愚民統治有關，那麼，推翻了封建王朝提倡人人平等的民國呢？「民國以來，也還是誰 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無聲的中國》）。正如馬克思講到東方，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說的那 樣：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 最後，魯迅悲哀的說：「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的很。——人會沒有聲音的麼？沒 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 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 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無聲的中國》）。 一個甲子過去了，魯迅先生問的問題我們還是回答不上來，因為越南和朝鮮還都是神秘 的國度，後者更是以「無聲」、「獨裁」、「專制」、「殘酷」為國家特色，被美國稱為 「邪惡軸心」，那裡還有著世襲制的「酋長」制度和他一群永遠發不出聲音的「無聲」人民。 對此，我們還能對魯迅先生說什麼呢？ 兩天後，魯迅先生又來到香港青年會，作了題為《老調子已經唱完》的演講，作為對 《無聲的中國》的補充，摧枯拉朽的闡明對「舊調子」文化失去耐心，認為再唱老調子，國 家、民族都得唱完，應該有新的聲音出現。「老調子」是統治者希望聽到的「老調子」，它 「決不肯以民眾為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老調子已經唱完》《魯迅全集》第七卷第 309頁）。中國的老調子是什麼呢？「元人也跟著唱起我們的老調子來了，一直到滅亡。…… 清朝又是外國人，……於是又唱下去。還是八股、科舉考試、做古文、看古書。」、「中國 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老調子已經唱完》）。 魯迅先生說的老調子是那樣的「中國文化」：是想叫人永遠活在「無聲世界」裡的「老 調子」，永遠不要唱「新調子」。有時雖然被逼的沒辦法，還是想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那樣自欺欺人的「老調子」。然而，「老調子」一直沒有唱完，絲絲縷縷，蔓延不絕。到了 當代，這種「老調子」遠沒有摧枯拉朽，還在變著花樣行駛「無聲」的「愚民」功能，現在， 還多了「單向道式」的威懾、強制性。 魯迅是幸運的，至少他在一個媒體還不發達的「混亂時代」裡可以大談結束中國的「無 聲」、「老調子」狀態。而一個世紀快過去了，媒體高度發達，四處喧嘩，但「無聲的中國」 陰影仍牢牢的攫住我們。雖然「無聲」卻不可以談「無聲」，但「無聲」、「老調子」的實 質卻根本沒有變化，對「有聲」、「真聲」的控制更加嚴苛，「無聲」更加無孔不入，也許 中國人喝慣了「順從主義」中藥，早已不以為然，已成為下意識的生存慣性。20世紀90年代 在全球刮起的「消費主義」潮流，使得中國人深以「消費樂」為然，「無聲」更加成為漸行 漸遠的背影，人們不再追求「有聲」、「真聲」，甚至拒絕「聲音」，祇注重「消費狂歡」， 中國人的「集體記憶」、「普遍經驗」都被集體遺忘。當代中國的「無聲」，早已不僅僅是 魯迅先生「無聲」所能概括的，已全面佔領各種信息傳播工具，虛假的振振有詞的亢奮的謊 話連篇的「有聲」填滿了那一副副空空的身囊。 魯迅先生是偉大和勇敢的，他冷靜的指出我們所處時代的「悲劇性」根源，他深刻的認 識到「無聲」是對中國最好的註解，發出真的勇敢的「中國聲音」是生活在中國大地上所有 人的唯一自救。魯迅的偉大不在於他有沒有寫出多少具有故事、細節的小說作品，這些充斥 時代細節和意識形態的敘事作品太多了，沒有多少人會記住他們，魯迅先生的思想的深刻性 是整個20世紀無人能頡頏的，我們至今還生活在充滿「阿Q」和「無聲」的遺產裡。 許多人是怕魯迅的，特別是「權力者」。他好在病歿於還沒有大一統的「混亂時代」， 還可以局部的自由表達，這是中國人的幸運，否則，他也不會留下什麼給我們，我們也就失 去前進和思考的標尺。還有一種人怕魯迅，空洞無物、大而無當、自卑自大、膚淺虛偽、狡 猾投機、無恥之徒的中國小文人，這些人要麼依附權利，要麼依附市場，生活在中國，卻完 全不知道中國的真正實質。一代北京胡同痞子王朔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說魯迅沒有寫出過長 篇小說，不能稱為作家，這些當然都是無知無畏的人說的話，我們完全沒有聽的必要。用 「無聲的中國」來概括古老的中國，真是一件很心酸和悲哀的事情，但又何其精準。發出 「中國聲音」，是魯迅先生為1927年後中國知識份子們所劃定的一張成長地圖，但這個聲音 在魯迅去世後，再沒有人提起有這種聲音，中國聲音到底是什麼呢？它已經塵封已久，讓我 們深深懷疑它是否存在。 中國是一個崇尚「禁聲」的國家，不許發聲，歷史上非我「異己」者和禁外「發聲」者 都沒有好結果，文字是「發聲」的最佳渠道，但歷史上叛逆布文者都被「消身」掉了，成百 萬計的矗立在歷史陳幕裡。單單秦始皇「焚書坑儒」、朱明、滿清皇帝的「文字獄」，就阻 擋住多少歷史「真聲」的步伐。 「中國聲音」再被提起 快一個世紀過去了，中國人早已經忘記「中國聲音」為何物，《無聲的中國》裡的「無 聲」狀態也被人忘的乾乾淨淨。2006年12月初，「中國聲音」再次被人提起，並迴響在中國 大地上，他是德國漢學家波恩大學漢學教授顧彬（Wolfgang Kubin），一個西方研究中國現 當代文學研究方面的權威。 顧彬通過「德國之聲」一個訪談確認了這種「中國聲音」，但他也認為在中國文學界沒 有人繼承過它曾有的衣缽。 他說：「他們先應該好好掌握他們的母語。中國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另外，他 們應該先學好，用哪一種方法來寫作。在這個方面，中國作家的問題太大了。但是，也可能 最基本的問題是，他們的意識是很有問題的，他們的視野是非常有問題的。好像他們還是卡 在一個小房子裡頭，不敢打開他們的眼睛來看世界。所以中國到現在為止沒有什麼它自己的 聲音，從文學來看，沒有。德國到處都有作家，他們代表德國，代表德國人說話。所以我們 有一個德國的聲音。但是中國的聲音在哪裡呢？沒有。不存在。中國作家膽子特別小，基本 上沒有。……魯迅原來很有代表性。現在你給我看看有這麼一個中國作家嗎？沒有。」 當然顧彬在那個訪談裡還說了「中國某些文學是垃圾，如衛慧等」。垃圾說、無聲說、 不懂外語說、漢語歐化說，讓許多對當代文學大唱讚歌的學者、評論家很「憤怒」，因為肯 定顧彬就是對他們幾十年讚美研究的否定，就像學界在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甫一出 版，就組織圍攻和謾罵一樣，都是觸犯了某些利益一樣，顧彬也被中國評論界和學界謾罵一 通，最後得出的結論完全不可採信。 那些平時已「正人君子」、「文學清道夫」、「新銳評論家」自居的評論家們這次一致 統一口徑，嘲笑顧彬，其中據說是以「文學清道夫」「文學良心」自居的李建軍在《文學自 由談》上撰文最為輕蔑，此人以別林斯基作為武器，以蘇俄現實主義理論解釋一切變化途中 的中國當代文學，以不變應萬變，還以文字解釋學、漢字病理學來解釋文學，用掉書袋方式 一一進行對照，可謂包打天下。上海也有個郜元寶寫了篇文章，名曰《中國作家的「外語」 和「母語」》，大肆進行撻伐，這個經常與安尼寶貝、衛慧進行對話的人這次也「大發雷 霆」，而且批判完全已經本末倒置了，因為顧彬主要是談「無聲的中國聲音」，其次才是其 它的。我們應該看到，「中國聲音」在中國當代文學裡有多少，才是顧彬要說的。 「顧彬教授在斥責一部分中國作家的作品是」垃圾「時，非常惋惜地指出，中國當代作 家大多數不懂外語，到外面轉了一大圈，仍然像卡在一個小房子裡，不能張開眼睛看世界， 不能跟世界文學對話，也不能站在異文化立場來反觀自己，而不能反觀自己就不能提高自己， 正如不懂外語也就不能真正懂得母語。 ……但我認為，顧彬教授這個說法仍然帶有理想主 義的情緒。母語好，連帶外語也好，或者外語好，連帶母語更好，這是許多人都懂的道理， 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實際上，不少中國學者（包括筆者）也經常在文章中或課堂上為中 國當代作家大多數不能掌握一到兩門外語而惋惜。但惋惜歸惋惜，這樣的理想是否可以直接 拿來做評價中國當代文學的一種主要尺度，還可以繼續討論。 ……現在又出來一個在美國 用英語寫作而大獲成功、但在我看來更屬於半吊子的作家哈金。哈金以後有什麼造化，那是 以後的事，光看他迄今為止已經出版的幾本書，氣象實在不大。哈金的出現再次說明了一個 問題：將來中國作家（當然有人認為哈金不是中國作家而是美國作家）即使可以用外語寫作 （這在」80後「、」90後「或者更」後「的作家群中並非不可能），也不能保證就一定優秀。 …… 顧彬教授祇是先指出中國作家外語不行，然後才說中國作家」甚至「連母語（漢語） 也不行（他的」垃圾說「另一個核心就是」中國作家母語也不行「），胡適、陳獨秀、魯迅、 錢玄同等人的步驟則兩樣，他們首先認為中國作家的母語能力不行，接著認為之所以如此， 是因為中國作家所依靠的母語本身就非常不行。……」（《中國圖書評論》2007年3期）。 通篇是這些為「外語」、「母語」辯護的說辭，而一個字都沒有說到「中國聲音」上來。 我理解郜先生的憤怒，也理解李先生的輕蔑，畢竟，我也生活在中國大陸，瞭解其中的 語境生成背景。但問題是「顧彬們」集中說的是「中國聲音」，你們為何不去在這方面談談 呢？難道中國作家已經發出足夠、全面的「中國聲音」，我看一個文革，一個1958——1960 年的中國「餓鬼們」，還有反思1989年後的「消費主義書寫浪潮」背景，還有為「發不出聲 音的人代言」等等方面，中國作家們都沒有「聲音」，但我知道海外是有的，而且還研究了， 所以，我是有一些發言權的。 上述兩人南轅北轍的議論，並不是他們糊塗，而是他們聰明、精明，在這些重大事件上 他們要發言，至於發什麼言並不重要。很多人並沒有注意到顧彬的要意，在外國人和中國人 面前，民族主義和本位主義總是佔上風，幫襯他們是義不容辭的，可問題是，我們要一種魯 迅說過，顧彬還在說的「中國聲音」，這才是顧彬說的告誡主題，對此，沒有人去碰觸。 也許我們中國人已經忘記了什麼叫「聲音」，因為我們身邊從來不缺少「聲音」，到處 是嘈雜的喧嘩的「會議聲音」、「電視聲音」、「詩朗誦聲音」、「消費聲音」、「文學聲 音」、「划拳聲音」、「領導人重要講話聲音」、「傳達貫徹聲音」、「口號聲音」、「號 子聲音」、「批判聲音」、「銀幕聲音」、「慾望聲音」……，中國從來不缺少聲音，從來 沒有「無聲無息」的進行學習和工作，分析起來，這些所有的聲音祇是傳導一種「無聲音的 聲音」，就是「老大哥」的聲音，維護「老大哥」的利益，「聲音」裡沒有別人，祇有他們 自己。它當然不是連外國人都在找的「代表中國人的聲音」。顧彬抱怨的代表中國、代表中 國人說話的「中國聲音」，顯然從沒有出現在中國的文學及其他藝術門類中。 一個國家的文學家不發出「中國人的真正聲音」，那他們為誰而發出「聲音」呢？那 「聲音」是什麼就可想而知了。這是顧彬們在魯迅演講《無聲的中國》近一個世紀後發出的 無限感慨和憤怒。 每個國家都有屬於自己的「國家聲音」，「聲音」由一批公共知識份子發出，但中國沒 有，有的全是代表權力者的聲音，這是「馴化」的結果。 顧彬的「中國聲音」讓我回想起魯迅先生的「無聲的中國」，這是一種對接，要不是顧 彬，我們也許就遺忘了還有真的「中國聲音」存在。 「中國聲音」也許就是中國文學家的「燈塔」，在21世紀的「燈塔」，有了它，你在茫 茫大海上航行，不會寂寞。 （2007年8月1日—8日於北京北郊嗚咽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