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奇人陳彬和 （北京）張耀傑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陳彬和（簡化字為「和」，本文通用「和」字）以既愛國又革 命的鬥士面目出面在北京街頭，1926年「三一八」慘案之後，他與徐謙、李大釗、吳稚輝、 李石曾、易培基、顧孟余、陳啟修、朱家驊、蔣夢麟、魯迅、周作人等知名人士一道，被段 祺瑞執政府列入一份半真半假的通緝名單。南下上海後，他繼續以既愛國又革命的鬥士面目 混跡於政學兩界，先後被蔣介石政府和汪精衛「偽政府」通緝追殺。到了1942年，鬥志依然 昂揚的陳彬和卻在日本侵略軍的支持下出任《申報》社長，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神風特別攻 擊隊」的獻媚者。更加離奇的是，作為出盡風頭的「左派」學者，陳彬和的大部分著作都是 由槍手代寫的。如此複雜曲折的個人經歷，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堪稱奇跡。 一、陳彬和的傳奇人生 收入《魯迅全集》第3卷的《而已集》「附錄」《大衍發微》，講述的是由《京報》公 開披露的一份段祺瑞執政府的通緝名單。魯迅為名單中包括自己在內的48人分別加寫了籍貫 和職務，其中前六名分別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徐謙、李大釗、吳稚輝、李石曾、易 培基、顧孟余，魯迅和周作人兄弟位列第21、22名。他給位列第31名的陳彬和加寫的籍貫是 「江蘇」，職務是「前平民中學教務長，前天津南開學校總務長，現中俄大學總務長」。 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的官方網站「上海通」中，刊登有陳彬和的完整簡歷，現予抄錄： 陳彬和（1897∼1945）曾用名樂素素、昌蔚、松軒。江蘇吳縣人。民國6年（1917年）到上 海，任倉圭明智大學附屬小學教師。二十年代去北方擔任中俄大學總務長、天津南開學校總 務長等職；因參加民國15年（1926年）3月18日的反帝愛國運動遭段祺瑞政府通緝。民國17 年（1928年）與日本駐滬總領事館的巖井英一拉上關係，成為日本的職業特務。民國18年 （1929年）起在日本特務支持下編輯出版《日本研究》。民國20年（1931年）春進申報館工 作，任社評主撰，以左派「愛國志士」的面目出現，曾撰文譴責日軍暴行。民國21年（1932 年）底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與戈公振、鄒韜奮等一起發起籌備出版《生活日報》。民國 25年（1936年）夏去香港。民國31年（1942年）由日本海軍部支持出任《申報》社長。民國 32年（1943年）1月發起組織「上海市新聞聯合會」，自任理事長，專門替日偽宣傳，吹噓 日本海軍武力。民國34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他潛逃日本，後在東京郊區的 一家精神病院中以狂疾斃命。著有《申報評論選》、《孔子》、《中國書史》、《日本歷史 大綱》等。 如上簡歷本來應該是比較權威的蓋棺定論，祇可惜「擔任中俄大學總務長、天津南開學 校總務長等職」顛倒了時間順序，「曾用名樂素素」一說也並不十分準確。查1930年8月1日 的胡適日記，其中有這樣的記載：「辦《日本研究》的陳樂素，陳彬和來談，他們問我對於 民族的意見，我說，這個民族有許多別人及不到的美德，故能一躍而到現在的地位：１好潔 淨，２愛美，３輕死，要死的美，４肯學人的長處。此四項美德，世界民族沒有能比上日本 人的。他們又問我對於中日關係的意見，我說：歐洲的和平關鍵在德法攜手，東亞的和平關 鍵在中日攜手，此為將來中國外交不可忽視的主旨。」 由此可知，陳樂素或樂素素應該是另有其人。《日本研究》的出版時間是1930年1月， 陳彬和從1929年起在日本特務支持下編輯出版的其實是《新紀元週報》。 二、陳彬和與《日本研究》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的官方網站中，刊載有節錄自林昶《中國的日本研究雜誌 史》（「中國的日本研究史叢書」之一，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一篇文章《抗日戰 爭時期日本研究雜誌述論》，其中以很大篇幅介紹了陳彬和參與主編的《日本研究》月刊， 卻沒有說明該刊由日本特務機關提供支持的暗箱背景。 據林昶介紹，《日本研究》由上海新紀元月刊社創刊於1930年1月，其前身是創刊於 1929年1月的《新紀元週報》。它儘管佔據了中國第一本研究外交問題及國際問題的定期報 刊的先機，在老資格報刊的遮蔽擠壓下卻明顯地處於下風低位。於是，《新紀元週報》果斷 停刊，另起爐灶創辦《日本研究》月刊。該刊的創刊號及其後幾期印數高達5萬份，與國民 黨中央宣傳部登記編製的全國報紙銷量第三位的《時事新報》等同，在當年來說實屬罕見。 《日本研究》月刊創辦初期，編者不僅請蔡元培題寫封面，還在每期卷頭邀集知名人士 或題詞、或撰文表達不同觀點。為擴大知名度和發行量，該刊一方面登報發廣告，另一方面 以留日歸國學生為對像郵寄2700餘封征訂信函。在第1卷第7、8期中，還不惜版面連續用插 頁刊登「日本研究吾國的各種定期刊物」，詳細介紹這些刊物的封面、正文樣張、編輯人、 發行所、定價、發行量（如《支那》雜誌月銷9萬份），與此同時還專門配發標題為「日本 研究」的白話詩：「他們真是努力呀，日本人！/你看他們研究我國的書報出了多少本？/假 如他們不是有心人，/又為什麼要這樣精細的來把我們解剖清！……」 1930年9月18日，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九一八」事變震驚全國。《日本研究》於當月 出版的第2卷第1號中特辟「暴日犯我東北專號」，圍繞事變真相、日本國內外局勢及中國應 採取的對策，發表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數篇分析文章，同時還對國民黨政府奉行的 「不抵抗政策」進行批判。這一期的插頁刊載的是1931年9月19日日軍佔領瀋陽後，由關東 軍司令官本莊繁簽署的《日本軍司令官佈告》的影印件。編輯者在「卷頭語」中明確表態說： 「暴日對我東北實施武力侵犯，不宣而戰，瀋陽、長春、營口、安東等重要城市，都被佔領。 白山黯淡，黑水嗚咽，我東北半壁河山，已全淪陷於日本帝國主義者鐵蹄踐踏之下。噩耗傳 來，天地變色，遠望遼東，烽火連天，我們真為之椎心泣血，悲憤莫可自止！……民族生命， 已僅存一線，國人再不醒，將奈何？再不醒，將奈何？」「試看日本人研究我國是何等的精 細詳盡，他們已經知我了，所以今日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我們往既忽彼，今又不求知 彼，空言抗禦，從哪裡下手？所以今後我們研究日本，當更積極加緊！」 在高調抗日的同時，編輯者還適時表達了自己的現實困境與利益關懷：《日本研究》 「苦力撐持」、「負債纍纍，艱苦不可言宣」，不得已忍痛縮小了刊物篇幅。 在接下來的第2卷第2號「卷頭語」中，編輯者放眼世界，通過分析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 動因，強調對日本「不能祇從表面的單純的現象去體識，而要把握問題的重心」。「日本是 現實世界裡的一個單位，同時又是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行列裡的一員名角，在目前世界經濟 的大網絡之下，它和世界是凝成了整個的一片。……它的行動不是單獨的，偶然的，實即整 個國際資本主義矛盾深刻化的反映之一幕，日本帝國主義者不過是忠實地在太平洋上擔任了 自己應演的角色並扮演了一幕絕世的悲劇罷了。」如此話語所表述的其實是來自蘇聯並且通 行全世界的反對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政治觀點。 1940年前後，隨著汪精衛的公開投降和南京「偽」政府的建立，一些以學術研究為招牌 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奴化政策服務的日本研究雜誌相繼出籠。與此相呼應，汪偽政府在對 有抗日傾向的新聞報刊嚴加控制的同時，還加緊了對於新聞工作者的打擊迫害，以至於在一 份「通緝令」中聲稱「先將首惡付諸重典」，「著軍警機關一體通緝，盡法懲治，以戢凶 頑」。被汪精衛「偽政府」明令通緝的相關人員中，包括已經停刊的《日本評論》前主編和 《申報》前總編輯陳彬和（「通緝令」誤作「陳彬」）、《新聞報》的著名採訪記者顧執中 等人。 三、陳彬和與《申報》 《南方週末》的前副主編錢鋼，稱得上是一名有良知、有追求的優秀報人，卻稱不上是 一名十分合格的學者與作者。 2005年4月7日，錢鋼以「舊聞記者」的名義發表《請原諒我隱去了他的名字》，其中錯 寫了陳彬和的名字和職務：「1945年3月5日下午5時，上海外灘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賓 客熙攘。鎂光燈前，那位『倀傳媒』《申報》總編輯陳彬騄出現了。他宣佈，『去年冬天， 敵美在太平洋蠢動以來，盟邦陸軍航空部隊，以一人一機一艦主義，組織神風特別攻擊隊』， 鑒於此種神風精神，有宣傳廣大之必要，有在後方各種工作上推動之必要，去年12月特公開 徵求『神鷲讚美歌詞』，應徵者非常踴躍……當天舉行的，正是應徵歌曲的音樂會。陳彬騄 說，遠在670年前，元兵由蒙古襲擊日本，忽起狂風，將元朝兵船吹倒海中，元兵10萬之眾， 生還僅三人，當時日本名之為『神風』。『神風特別攻擊隊』的名稱由此而來。對這種自殺 式攻擊，日本艦隊報道部部長松島在致辭時讚譽：」從天際出以降魔之利劍，使敵寒心，獲 致必中必殺之效果……『他甚至把』日軍勇士以身殉國之忠烈精神『，比作』孔子所謂殺身 成仁的愛國精神『！「 2005年10月27日，錢鋼又在《南方週末》發表《從左傾鬥士到漢奸總編》一文，其中寫 道：「《申報》總編輯陳彬騄的一生大起大落，留下諸多謎團。有人說他很早就已是日本特 務。果真如此，那他進入《申報》，發動改革，使《申報》『向左轉』，應當是居心叵測的 大陰謀。然而我讀那些署名『彬』或『騄』的批評蔣介石、愛國反日的社評，覺得他更像真 的民主鬥士。他的故事要是拍成電影，會好看。上海有個著名的哈同花園，陳彬騄的母親曾 在富商哈同的夫人身邊服務。因為這一層關係，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的陳彬騄，在哈同花 園附屬的女校當了教師。可是20歲的他犯了『有損師表』的過失，被辭退。風起雲湧的大時 代，時任天津南開學校總務長的他是熱血男兒，因參加『三一八』反帝示威，遭軍閥政府通 緝。1931年，經黃炎培引薦，他得到《申報》老闆史量才賞識。」 接下來，錢鋼依據《申報》老報人胡憨珠的《申報與史量才》一文，用「據稱」二字敘 述說：陳彬騄當時要求史量才給他革新的自由權力。史量才則要求陳彬騄為了事業不要一切 名義，以「養媳婦」的身份低頭服小，踏進編輯部再說。陳彬騄會做人，他謙恭、忍讓，漸 得總編輯張蘊和的信任。他開始清掃《申報》的保守習氣，首先讓《申報》社評尖銳、潑辣、 議論時政。由他署名的社評其實是由一套班底所寫。他的「筆陣」中，共產黨員有胡風、艾 思奇等七八人之多，其他的知名人士還有陶行知、鄒韜奮等。他還動手改造副刊，《申報》 「自由談」面目一新，魯迅的雜文是著名的「匕首和投槍」。《申報》鼓吹民主，批評政府， 惹怒蔣介石。1932年，蔣介石發動對江西紅軍的圍剿，《申報》連發3篇社論，三論《剿匪 與造匪》。蔣介石下令「禁止申報郵遞」，指名黃炎培、陶行知和陳彬騄離開《申報》。年 底，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陳彬騄和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林語堂等9人任上海分會執 行委員。陳彬騄的名字，從此被列入特務的暗殺名單。 錢鋼的「據稱」，是缺乏文史作者最低限度的硬功夫的。其一，陳彬和參加「反帝示威」 是到北京擔任中俄大學總務長之後的事情。當時的中俄大學校長是親近蘇俄的國民黨元老徐 謙，教務長是親近蘇俄的國民黨高層人士陳啟修，這所學校的辦學經費主要來自蘇俄方面退 還的庚子賠款，陳彬和當時顯然是站在親近蘇俄的國民黨左派一邊的。其二，宋慶齡、蔡元 培、楊杏佛、林語堂、伊羅生、鄒韜奮、陳彬和、胡愈之、魯迅當選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 分會執行委員的準確時間是1933年1月17日。已經成為日本特務的陳彬和與楊杏佛、胡愈之、 魯迅等人被列入半真半假的暗殺名單是當年6月的事情。當時的宋慶齡已經加入共產國際， 楊杏佛是鄧演達創建的「第三黨」的秘密成員，胡愈之隨後秘密加入了中共中央特科。在中 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周圍，另有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局駐上海站負責人哈爾德。左爾格、中 共中央聯絡員及中央特科負責人潘漢年、共產國際成員陳翰笙、第三黨負責人謝樹英、鄭太 樸等許多人，在發揮著極其強大的影響力。其三、胡風雖然加入過日本共產黨，他的黨員身 份從來沒有被中國共產黨承認過。把「共產黨員有胡風、艾思奇等七八人之多，其他的知名 人士還有陶行知、鄒韜奮等」都納入到日本特務陳彬和的「班底」或「筆陣」之中，顯然是 過分抬舉了陳彬和。其四、陳彬和1942年之後在日本侵略軍支持下出任的是《申報》社長及 「上海市新聞聯合會」理事長，這其實是史量才生前曾經扮演過的報界寡頭的角色，而不是 祇負責報紙版面的「總編輯」的角色。 四、胡山源眼中的陳彬和 作為陳彬和最為重要的一名槍手，胡山源晚年在《文壇管窺——和我有過往來的文人》 中，憑著自己或模糊或清晰的記憶講述了陳彬和一部分的真實面目。 1918年，陳彬和帶著江蘇省教育會負責人黃炎培的介紹信投考杭州之江大學，因為成績 較差祇能插入附中三年級學習。一年後，他由於積極參加「五四」學生運動而脫離之江大學。 當年的胡山源是之江大學預科班的高材生和學生領袖，兩個人由此成為老校友。 1921年前後，陳彬和帶著黃炎培的介紹信到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務處求職， 接待他的恰好是擔任文牘的胡山源。 1926年，胡山源在松江中學替錢江春主持校務，陳彬和送妻舅湯建勳到該校讀書。 1927年，胡山源前往法租界應聘編譯工作，發現招聘者自己的老校友陳彬和，兩個人由 此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他是與我講明的：凡我為他所寫任何文字或文章，都不用我的名 字而用他的名字；我有需要，可向他取錢，並不固定每月多少。我很願意，因為我的作品， 如果用我自己的名字，不見得就有人要，……而具名陳彬和的稿子，總有出路，並且也有較 高的稿費。例如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據我所聞，至少也有千字5元的代價。」 陳彬和隨後有過一次短暫的日本之行，他拜訪日本名流的幾十份信稿，都是由胡山源提 前預備的。此時的陳彬和，顯然是在尋找日本方面的關係，卻還沒有與負責情報工作的日本 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巖井英一拉上關係。 1928年前後，已經成為日本職業特務的陳彬和，進入國民黨著名女律師鄭毓秀任校長的 上海私立法政大學擔任總務長，胡山源也被他介紹到這所學校擔任英文教員。 1931年春天，胡山源從河南中山大學和杭州之江大學輾轉回到上海，進入世界書局擔任 編輯。陳彬和當時已經進入《申報》社負責改版工作。在此期間，胡山源多次充當陳彬和的 英語翻譯，還曾經替陳彬和向蘇聯塔斯社派駐上海的負責人蘇托夫咨詢到蘇聯訪問的事情。 陳彬和離開《申報》後創辦過一張叫做《早報》的小報，很快便宣告停辦，並且欠下了 許多員工及作者的薪水與稿費。陳彬和為此向胡山源表白說：在上海，祇有向前衝，別人才 會看得起你；如果你祇想老老實實過日子，那就非乾枯不可。向前衝，自會有出路。上海施 展不開了，還有別地：香港、南洋、美國……「我是沒有明天的！我祇有今天！」 與陳彬和的說法相印證，魯迅在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謙信中，對於在上海大唱愛國與 革命的政治高調的左派文人，另有更加經典的描述說明：「要之北京（尤其是八道灣），上 海情形大不相同，皇帝氣之積氣，終必至於不能和洋場居民相安，因為目擊流離，漸失長治 久安之念，一有壓迫，很容易視所謂『平安』者如敝屣也。例如賣文生活，上海情形即大不 同，流浪之徒，每較安居者好。這也是去年『革命文學』所以興盛的原因，我因偶作梯子， 現已不能住在寓裡（但信寄寓中，此時仍可收到），而譯稿每千字10元，卻已有人預約去了， 但後來之興衰，則自然仍當視實力和壓迫之度矣。」 關於陳彬和在日本侵略軍的支持下出任《申報》社長一事，胡山源回憶說：「後來見面 時，他對我說：他是奉命來當『兩面派』的，那是奉上海職業教育社之命，這社的主持人便 是黃炎培等。因為他素來與這些人有淵源，他在抗戰前當《申報》館總管理處負責人，便是 由他們推薦的，所以他這樣說，使我不能不相信。」陳彬和在談到自己主持的《申報》和 《新申報》獻媚日本人、惡罵蔣介石的政治立場時給出的解釋是：「我當然要罵他，因為他 非但不買我的賬，還在香港叫藍衣社來打我，我雖沒有死，但受了傷。」 值得注意的是，胡山源眼中的陳彬和儘管有種種不可原諒的劣跡惡行，卻還沒有喪盡人 情天良。當日本憲兵逼迫胡山源充當漢奸時，是陳彬和的一句「書獃子，不要理他」解救了 胡山源。當有人問到陳彬和為什麼不請胡山源幫忙辦報時，陳彬和的回答是：「人各有志， 未便勉強。」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陳彬和對於國民黨元老蔡元培的幫助。抗日戰爭爆發後， 蔡元培於1937年11月27日由上海乘船赴香港。12月29日，蔡夫人周養浩攜女兒睟盎、兒子懷 新、英多抵港，一家暫時寄居在堅尼地台12號樓下陳彬和家中。1938年1月29日另租九龍柯 士甸道（Austin Road）156號皇家公園大廈2室居住。在此期間，蔡元培曾於1月13日為陳彬 和主辦的英文《太平洋文摘》月刊寫作過一篇介紹詞。同年4月30日，蔡元培在致許壽裳信 中專門談到過這段經歷：「弟於去年十一月杪來港，初寓旅館，後遷商務印書館之寄宿舍； 十二月杪，眷屬來，先借住堅尼地台陳彬和兄家中；今年一月杪，始租得九龍柯士甸路一五 六號樓下二號之屋而住之，以至於今；但通訊仍由商務印書館轉（香港之商務分館在大道中 三十五號），而姓名則借用『周子余』三字。此間相識之寓公太多，若宣佈真姓名、真住址， 將應接不暇也。」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於香港養和醫院。充當日本特務的陳彬和此前並沒有對國民 黨元老蔡元培構成任何威脅，也足以證明他並沒有墮落到不擇手段、窮凶極惡的地步。 總而言之，像陳彬和這樣的一個不學無術的所謂「學者」，竟然能夠在中國的政學兩界 左右逢源、天下通吃，常態思維中是與非、好與壞的價值判斷已經很難界定，筆者祇好用相 對模糊的「奇人」二字來形容這位曾經「左」得出奇的知名人物。話又說回來，人們一旦明 白陳彬和「左派」面具背後的真實面目，中國歷史上許多高深莫測、神聖偉大的人物與事件， 也就變得不再神秘和神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