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旗幟 ——專訪「右派活化石」林希翎女士 （續172期） 亞 衣 50年前，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的4年級學生林希翎在多次公開的演講中就當時所 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問題，肅反擴大化問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缺陷問題向當權 的共產黨提出了嚴肅的質疑，成為全國著名的右派份子。在上世紀7、80年代中共大規模地 對右派份子摘帽改正運動中，她又成了與章伯均、羅隆基一類不予改正的稀有人物。在今年 中共發動反右運動50週年之際，林希翎連續參加了普林斯頓、洛杉磯兩個研討會，之後冒著 酷暑來到紐約演講。在《北京之春》編輯部，70高齡的林希翎女士高興地與記者就很多問題 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對林希翎女士的專訪的主要部分發表在《北京之春》今年9月號（第172 期上），由於文章較長，其餘部分延至本期發完。 超越黨派的民間和平使者 亞 衣:在您離開監獄之後的經歷是否可以簡單說一下，人們大多不太知道。 林希翎：1973年我從浙江金華勞改農場放出來之後，理應就近安排在金華市，但是他們 故意將我弄到偏遠的武義縣農機廠當檢驗工，工資35元，而且下令不准暴露我大右派林希翎 的身份。開始我住在單身集體宿舍裡處境艱難，第二年同我的小師傅結婚，他比我小10歲， 是出身農村的老實巴交的大學畢業生，我們生了兩個男孩，80年代初期分手。1975年我曾經 上訪北京，被押回浙江批鬥。1978年剛生下第二個孩子，聽到了給右派摘帽的中央21號文件 傳達。就給小兒子起了個美好的名字———春臨。1978年我被摘掉右派份子帽子，調到浙江 省金華文聯工作，做刊物編輯。1979年春再上北京，為解決自己的問題奔波，結果是1979年 人民大學黨委對我做了「不予改正」的結論，1980年法院也做出了維持原判不予平反的裁定。 1983年在朋友們的幫助下，我被借調至廣州，在省教育學院任政治系的「法學概論」教員。 亞 衣：後來您與父親聯絡上了？ 林希翎：1962年我還在獄中的時候，母親帶著弟妹們艱難生活，有一次突然接到父親從 香港寄來的信和錢。從那時起家裡便和父親聯繫上了。父親在台灣曾經被國民黨當局以「通 匪」罪名逮捕關押，後來經人營救，終於被放了出來，在非官方部門當一個小職員。我出獄 以後母親搬來和我們住在一起，從這個時候開始，我也與居住在台灣的父親恢復了通信聯繫。 父親患了癌症，我想到香港看望父親，但是限於我的身份，有關部門遲遲不批。我就直接給 中央領導發信，在胡耀邦的干預下，我終於被批准回浙江辦理赴港通行證。這一年7月2日我 到達香港，與別離36年的老父親團聚。 亞 衣：1985年您曾經訪問過台灣，據說也鬧出過一些風波。對中國大陸異議人士來說， 您訪問台灣算是很早的了，海外中國大陸留學生首先被邀請訪問台灣的是在1988年，其中有 吳牟人、徐邦泰、許成鋼、錢穎一、裴敏欣5人。 林希翎：1983年10月我應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邀請從香港到法國，在法國高等研 究院中國研究中心工作，做了3年。其間我一直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直到1989民運和64 事件發生，我的想法有了改變，1993年加入了法國國籍。1984年我曾經應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王炳章的邀請到美國訪問。我希望有機會去台灣看看父親居住的地方，1984年底我得知老父 癌症惡化，就去台灣國民黨政府駐巴黎辦事處提出赴台探親的申請，9月23日到台灣。我在 接受台灣報界採訪的時候明確說明，這次到台灣完全是自費的私人旅行。作為獨立的海外學 人，我想以客觀超然的立場來觀察台灣社會生活，希望有機會多接觸台灣民眾和文化界人士。 我既不是共產黨的統戰工具，也不作國民黨的反共義士，我關心的是海峽兩岸的人民之間， 特別是分離的親人骨肉之間的自由往來。這個時候的台灣還沒有解嚴，還沒有開放報禁、黨 禁。我在台灣到處「大鳴大放」，比在1957年在北京還說得厲害。我覺得我的訪問是促使蔣 經國解嚴的一大因素。我說了大陸台灣「三通」的敏感話題，主張民間先三通；我說我與我 爸爸現在就已經三通了。這些話對台灣方面有很大震撼，當然也是說給共產黨內一些傢伙聽 的，我知道他們躲在角落裡面等待看我的笑話，認為我去台灣一定會大肆「反共」甚至「叛 國投敵」，這樣的話，胡耀邦這些幫我說話的人就要倒楣了。 亞 衣：您說過這次訪問是您在兩岸關係上的「破冰之旅」。 林希翎：我是第一個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去台灣的，另外我還根據台灣方面的要求 領了一本中華民國的護照。在台灣期間，恰巧趕上觀看了那年11月份舉行的地方公職人員民 主選舉，台灣朋友告訴我，選舉是「民主假期」。台灣的官員問我大陸官場怎麼樣，我說跟 你們差不多，講話的口氣，打的官腔一樣，連辦公室的擺設都一樣；國民黨內一些老牌的反 共頭子對我說，小林啊，共產黨厲害，專門搞陰謀，不能相信；我說共產黨現在換了老闆， 鄧大人想與你擁抱都來不及呢，不會打你們的。從台灣回來，碰到中共官員更想知道台灣情 況，問我台灣怎麼樣，我也說跟你們一樣。我說國民黨到了台灣有很大改變，教育搞得很好， 參軍也平等，不開後門；在兩岸問題上，我跟共產黨官員提了很多建議，包括要與國民黨以 外的政治力量和黨派接觸。我和胡耀邦提了，和許家屯、唐樹備說了，他們洗耳恭聽。我也 給國民黨提了改革的建議。我在國民黨面前講共產黨的好話，在共產黨面前講國民黨的好話， 不像有些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我說的都是真話。在台灣的統派面前我說獨派的好話， 在獨派面前我說統派的好話。我是一個民間和平使者，超越黨派，超越統獨。 亞 衣：您參加「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是怎麼一回事？ 林希翎：我是在2000年參加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我還是和統會的法國顧問。這是一 個民間組織，世界各地都有，後來我知道它在中國的背景也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人因此對我 有所批評。其實對我來說，兩岸人民都是骨肉同胞，人民的幸福最重要，所以祇要是討論研 究中國和平統一的事情，不管它什麼背景，是大陸的還是台灣的，是共產黨的，國民黨的， 還是民進黨的，我都參加，都會在會上發表我的意見。2000年呂秀蓮民主基金會召開兩岸關 系研討會，我也參加並在會上發了言；2005年馬英九的父親馬鶴凌邀請我參加中國和平建設 統一大會，我也去發言，我在會上說，國民黨要改革，祇有一個人可以救國民黨，就是馬英 九。也正因為如此，我在和統會上的好幾次獨立的發言都受到中共的打壓。我以前反對台獨 反得很厲害，現在不那麼起勁了。我尤其反對中共當局以反台獨為名反對民主。我覺得祇要 有利於兩岸人民和平幸福的事情，我都會參與。 心中難解的毛澤東情結 亞 衣：再回到我們在前面評論過的毛澤東，他是1957年事件的主要煽動者，又是鎮壓 這個自由思想運動的劊子手；當年的您，還有其他不少優秀青年知識份子，對毛澤東尊敬甚 至崇拜，您在批評毛澤東在胡風問題上「犯了一點小小的錯誤」的時候，還強調「毛主席可 貴的一點在於他有辯證的思想，善於發現錯誤，改正錯誤，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個人 崇拜中國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 林希翎：前面說過，當年我看到了許許多多社會不公平的現象，心中憂慮、焦急；聽了 毛主席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內部錄音，則大受鼓舞，毛主席要我 們要區分兩類矛盾，尤其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解決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 宗派主義等等弊病造成的問題，毛主席要大家放膽批評：『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 聞者足戒。』我覺得這下子有希望了，完全相信毛澤東的真誠，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會是一個 陷阱。 亞 衣：在1957年時代，您作為一個青年大學生敢於對偉大領袖的錯誤提出質疑，這種 智慧和勇氣使得很多人表示由衷的欽佩；50年之後的今天，當歷史的黑幕一層層被拉開，許 多真相暴露出來之後，有些人覺得林希翎似乎對毛澤東還抱有一種令人難以理解的感情，有 人甚至因此稱您為「毛派」。您覺得怎樣解釋這個問題為好？ 林希翎：這裡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我本人，既有在共產黨專制下造成的家破人亡， 不堪回首的痛苦；又有一個知識者的理性的思考：不能總是在個人恩怨上與共產黨、毛澤東 計較吧！何必處處表現出一種深仇大恨？從毛澤東方面來說，也有兩面。毛澤東是一個很復 雜的人。他印證了我最早的思想：一個作家的思想、世界觀是矛盾的。實際上不光是作家， 政治家也是這樣。毛作為一個造反者，一家親人7口被殺，血海深仇，與敵人勢不兩立。他 會站在弱勢的百姓一面維護他們的利益。我在日本漢學家那裡看到毛澤東早期著作，毛澤東 寫《湘江評論》的時候的文章，真令人拍案叫絕，那種指點江山激楊文字的豪情，使我從心 裡崇拜。他看到蘇聯的情況，看到匈牙利事變，他想避免；也看到黨內官僚的問題。毛說自 己的雙百方針，黨內95%以上幹部不同意，會議上還有軍隊幹部退席。所以當時我覺得自己 也是在捍衛毛主席的雙百方針的革命路線，反對官僚主義當權派。 亞 衣：問題的另外一面在於，毛澤東本身是不是中共黨內最大的官僚主義當權派？ 林希翎：毛澤東的雙重性在於，一方面說有利於人民的話，講一些真話，煽動人民反對 官僚；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個統治者，是紅色秦始皇，需要這個官僚主義機器。毛澤東提出正 確處理兩類性質的矛盾，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他總是要搞假想敵，沒有敵人共產黨沒法活。 官僚系統每次運動都是謊報軍情，都是北京市委寫內參，說北京大學被反革命控制，發生小 匈牙利事件，聳人聽聞。這些東西弄到毛的身上，幹部看著他，逼著他表態，他是一個統治 者，要維護他的統治，要依靠這些官僚王八蛋，屁股就馬上就坐到那邊去了，馬上就風雲突 變，說事情發生變化了，右派進攻了，陰謀陽謀了。可笑的是，《人民日報》上刊登的右派 言論，很多本來是毛澤東說過的話。那些共產黨的老鬼是用這一點整毛呀，玩權術。（亞衣： 「謊報軍情」的說法聽上去很耳熟，六四鎮壓之後也有人說過當年北京市委謊報軍情，致使 鄧小平作了錯誤的決策。我覺得這是一種為劊子手開脫的媚詞。說起玩權術，毛澤東又何嘗 不是玩權術的高手？）他們互相玩，倒楣的是老百姓。 亞 衣：您與毛澤東有沒有過個人的直接接觸？與他直接打過交道的，很少有人能夠抵 擋得住這個湖南農民的個人魅力和手腕。 林希翎：我與毛澤東沒有直接交往過，但我相信你說的他的個人魅力。胡耀邦對毛澤東 也非常崇敬，每次毛與他單獨談話的時候，他都叫秘書曹治雄專門作筆記，還經常溫習；我 可能也受了他的影響。4年大學生活中我對毛澤東的近距離觀察有過兩次：一次是蘇聯伏羅 希洛夫訪問中國，我在中山公園歡迎隊伍中面對陪同伏羅希洛夫的毛澤東；另一次是1957年 在懷仁堂的春節聯歡晚會上觀看川劇「牡丹亭」，是曹治雄拿來的票子，我就坐在毛澤東的 後面兩排，清楚地看到了毛和江青。我覺得毛澤東確實有很多理想主義的成分，在野的時候 很可愛。（亞衣：對他的罪惡呢？）毛澤東也許是一個打天下而不適合治天下的人才。我這 個右派，實際上是一個左派社會民主主義者，我崇敬理想主義革命家，包括格瓦拉，今年是 他去世40週年紀念。無論如何，把中國的一切錯誤和罪惡歸於毛澤東，把他罵得狗血噴頭我 是不能認同的。 亞 衣：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中國需要一個非毛時代」，發表在《北京之春》 第169期（2007年6月號）上。缺少非毛時代，使得中華民族思想發育不完全，是一個重大的 歷史缺憾。如果中國經歷過前蘇聯一樣的非斯大林時代，中國人民，包括中國知識份子的歷 史觀會更完善一些，在您身上出現的對毛澤東的矛盾態度也許會緩和一些。 知識份子應當與權貴保持距離 亞 衣：可以用很多修飾詞來描繪您這個人，在我的眼中，您是當年高舉自由主義思想 大旗衝鋒陷陣的女將，幾十年來堅持獨立知識份子的立場，因而值得尊敬。您主張真正的知 識份子一定是批評政府、反對現實的不滿份子。以您的標準看看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覺得 如何？ 林希翎：不管哪一個國家，真正的知識份子一定是批評政府、反現實的不滿份子。知識 份子的使命就是要推動社會進步，就是要批評現實，批評當權者。一天到晚歌功頌德，粉飾 天平，怎能進步？不滿現實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亞衣：記得您有一句名言：「猴子要是滿 意現實的話，那麼我們現在都不會變成人」）。可惜很多中國知識份子忘記了批評政府。 亞 衣：一些被稱為知識份子的人似乎比較喜歡與權貴打交道。有些人來到海外還唸唸 不忘或者有意無意地將當年在國內的一些頭銜拿出來羞羞答答地炫耀。什麼地方的作協主席 理事，政協委員，所長主任，實際上在中國官本位系統中這些人還從來沒有作過官，充其量 祇是一種「僚」。 林希翎 ：在海外生活幾十年，有多少人來開導我說，海外很多人在兩邊跑，兩邊討好， 兩邊都當貴賓，來去自由。看你林希翎，怎麼那麼笨？我說我本來就不想討好任何官僚，而 且本性難移。常常不合時宜、不受官方歡迎。（亞衣：有些舞文弄墨的人卻很受歡迎，當年 在中國大陸充當共產黨的幕僚——或曰「智囊」，來到海外轉而巴結國民黨，國民黨失勢後 又搖身一變成了另一當權者的座上客。）這些人不是知識份子，而是中國歷史上刀筆吏的後 代。你區分了「官」與「僚」，很精彩，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吏」。 亞 衣：看來中國當代知識份子需要重新喚起50年自由知識份子對專權者說不的傳統。 在中國大陸，有一批律師、記者、自由撰稿人還不錯，憑著自己的良心為老百姓衝鋒陷陣。 您也曾經對中國改革之後，在新的壓迫下的中國弱勢集團、貧困百姓表示過深切的同情，現 在看法如何？ 林希翎：現在中國階級分化厲害，貴族資本大財團到處掠奪平民，一團混水。社會和知 識份子普遍墮落，沒有一片淨土。原來醫療系統是救死扶傷，還講「革命的人道主義」，以 前刑法規定見死不救是犯罪，現在見死不救多得很。高等學校，學術部門也弄虛作假。我在 中國看到的是一種愚昧的幸福，很少有王若水所說的智慧的痛苦了，可惜我致死不會愚昧。 我恐怕與任何當權者都難以合作，是一個永遠的批判者。幸運的是在民間，我有大批朋友， 志同道合者。感謝上帝，在我九死一生之際總會派出天使，將我帶出死亡的幽谷。我也無怨 無悔，將身上的十字架背負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亞 衣：獨立的知識份子階層，實在是中國社會的需要。謝謝您接受我的訪問。我想， 總會有人重新扛起50年代你們高舉的自由旗幟，讓它在新中國上空高高飄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