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層的人事僵局 (北京)楊 光 一、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的人事變動情況 中共十七大在「選舉產生」了204名中央委員、167名中央候補委員之後「勝利閉幕」。 次日十七屆一中全會在「選舉產生」25名政治局委員、9名政治局常務委員之後也「勝利閉 幕」。至此,未來5年內中國地位最高、權力最大的「一小撮人」脫穎而出。與上屆政治局 相比,本屆中共政治局增加委員1人,減少候補委員1人,總人數不變。略嫌臃腫的常委會人 數也保持9人不變,料仍將維持人大、政府、政協、黨務、財經、紀檢、政法、宣傳各管一 攤的常委分權局面。 上屆政治局委員在任內有1人死亡(黃菊)、1人被撤職(陳良宇),另有7人因年齡過 線而未列入本次候選人名單(曾慶紅、吳官正、羅干、吳儀、張立昌、曹剛川、曾培炎)。 剩下的15位老委員、1名老候補委員通通過關,連選連任(其中,王剛由上屆政治局的候補 委員轉為本屆的正式委員)。 新加入的9名政治局委員中7人是由上屆的中央委員晉陞而來(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 劉延東、張高麗、徐才厚、薄熙來)、2人是由上屆的中央候補委員越級晉陞而來(李源潮、 汪洋)。這9人中有5人來自於地方,1人來自於軍方;4人具有「團派」背景、4人具有「太 子黨」背景(唯一的女委員劉延東兼具上述二派背景)。新加入的4名政治局常委中2人是由 上屆的政治局委員晉陞而來(賀國強、周永康),2人由上屆的中委越級晉陞而來(習近平、 李克強)。其中新常委賀、週二人與「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關係密切;習近平為中共元 老習仲勳之子(習仲勳是早已被毛摧毀的中共「西北幫」成員,高崗舊部,此人作風開明, 曾公開力挺被鄧廢黜的前總書記胡耀邦),與江、胡關係不明;李克強則是眾所周知的「團 派」第一大將,屬胡錦濤嫡系無疑。 十七屆政治局常委的排名順序是5個老常委在前,此5人的相對次序仍與上屆保持不變; 4個新常委排名在後,順序為:習、李、賀、周。如不出意外,除習、李之外的其餘七個常 委將在十八大退出,因此,這一排名也表明了中共對於第五代「接班人」的「雙保險」安排。 ——當然,夜長夢多,未來5年有什麼變故,目前無法預料。 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人事變動有以下三個特點:一是到了年齡的一律退出,不到年齡的 一律不動;二是一個蘿蔔一個坑,人數、分工維持上屆格局不變;三是「工程師」減少, 「太子黨」和「團派」增加。 二、中共高層人事變動的幾個體制特徵 中共高層人事變動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徵: 第一,中共高層的「人事退出機制」似乎已經初步形成。這一機制是政治局委員以上高 官之退職與否,必須且僅僅以年齡是否過線為充分必要條件。但此機制尚未形成有約束力的 黨內明文規則,也就是說尚未完成機制的「制度化」。目前它是一項一致默認的「潛規則」。 以十七大的情況來看,「超齡退出機制」已成為目前中共各派系、各寡頭所唯一普遍認 可並願意遵守的有效機制。因為除了年齡,也就祇有死亡和犯罪才能剝奪高官們的位置和權 力,而諸如學識淺薄、能力不足、政績不良、聲譽欠佳、威望低下,乃至對最高領袖不夠忠 誠服貼,或者最高領袖對其不夠滿意,都不足以被公認為中共高層成員退出的正式理由。 這也就是說,中共高層的人事變動與所謂「換屆選舉」也毫無關係——祇要年齡未到, 就祇能換屆不換人。哪怕離68歲祇差幾個月(比如能力不強、且民間普遍認為有貪腐嫌疑的 賈慶林,他離68歲的年齡祇差幾個月),也不可以隨便輕動。由常委降級為委員,或由政治 局委員降級為中委也都是萬萬行不通的,甚至連原先的排名次序也不能因「換屆」而有所變 動。 這種以年齡為唯一指標的「超齡退出機制」好於過去的終身制,也好於沒有任何可行規 則的無序傾軋。但是它強於「最劣」,屬於「次劣」。嚴格地說這不過是一種高官退休機制 (是否退而不休還很難說),談不上是換屆機制或「新老交替」的機制。它是職務終身制的 變形體制——是一種有年齡剛性限制的「准終身制」,即在一定年齡之內的高官職務終身制。 這種機制既對超齡者顯失公平(因為一個「68歲以上的老人」完全可能比一個「67歲以下的 年輕人」身體更好、能力更強、威望更高),又對未超齡者缺乏起碼的約束和激勵。在這種 機制之下,所謂「黨內民主」當然完全是扯淡,任何實質性的民主程序根本就不可能在高層 中展開,而且它也遠遠比不上科舉取仕體制之下選優擇善、尚賢任能的中國傳統文官制度。 第二,中共的高層人事雖然形成了上述「超齡退出機制」,卻尚未形成任何規範性、程 序性的「高層進入機制」。即:如何提拔和晉陞政治局委員與常委,尤其是如何確定最高權 力的「接班人」人選,目前已無章可循。 在毛鄧時代並不存在「高層進入機制」的問題,因為最高領袖擁有不允許他人挑戰的人 事獨裁的權力。無論陞官還是罷官,毛鄧始終保留著最終的決定權。 比如毛可以將一個紡織廠的保衛幹事提拔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鄧也可以將一個偏遠地方 的領導人指定為隔代的「接班人」,即使黨內有諸多不滿和異議,但毛鄧的領袖魅力與個人 權威足以壓制或平息這些不滿和異議.然而在今天的中國,民情、國情、黨情已經發生了重 大的變化,馬列意識形態大廈早已坍塌,「打天下、坐江山」的古老傳統也已經衰微,自由 民主觀念已漸成國人的普遍共識.同時,在沉悶而平庸的高層政治生活中,江、胡也不可能 再擁有毛、鄧那樣一言九鼎的人事獨裁權威。上代指定下代的「義子繼承」的舊體制已經無 法維持下去了。 獨裁指定、「義子繼承」的舊規則已經失效,憲政體系、民主選舉的新規則還遠遠不能 建立,因此,中共便陷入了一種祇有退出機制而沒有降級機制、也沒有晉陞機制的高層無規 則狀態之中。這使得高層的人事局面出現一種「維持會」式的僵局。 以十七大的情況看,進入中共權力最高層的的資格與機會,是由若干變數很大、不太穩 定的偶然因素所決定,即由拉幫結派、討價還價、利益交換、力量對比、勢力平衡所決定。 具體地說,江與胡的意願,其他重要元老的意見,前任常委的偏向,權貴家庭聯盟的利益要 求,黨內各派系的權力平衡,中央、地方、軍隊的權力平衡,候選人的資歷、能力與政 績,……,所有這些因素,都要在高層人事選擇中有所兼顧。而若要將這些錯綜複雜、相互 交織的因素一體兼顧,長久穩定的均衡狀態則是斷難實現的。我們看到,在僵局之下,十七 大祇能因循苟且、謹小慎微,最終組成了一個面和心異、內耗激烈、毫無活力、得過且過的 新常委班子。 第三,隨著江胡時代末期的臨近,中共面臨著極端嚴峻的「人才危機」和「接班人危 機」。「太子黨」和「團派」的崛起,「義子繼承製」的終結與「接班人」正式制度的難產, 便是此「人才危機」和「接班人危機」的直接體現.在毛澤東時代,中共高層的當權派主要 是一批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革命家」,這批人的特點是習慣於用戰爭手段和社會運動的方 法治國理政,比如他們將經濟領域稱為「工業戰線」、「財貿戰線」,他們將國家建設以運 動的方式來組織——如「大躍進運動」,「農業學大寨運動」。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共高層 的特徵是「革命家監國+工程師理政」,大權、實權掌握在以鄧為代表的一批「革命家」老 人手中,同時,按鄧小平的用人偏好,中共大量起用了一批有工科教育背景的新人。這批人 習慣於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事務當作「工程」來對待,此一遺風,至今不絕,比如著 名的「希望工程」、「五個一工程」、「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等等。 如今,中共的「革命家」隊伍已經整體謝世,「工程師」團隊也逐漸趨於衰落。那麼, 中共高層的新鮮血液又將從哪裡補充、用什麼樣的方法補充呢?這個問題非常嚴峻。因為它 涉及到最高權力的合法性、路線政策的連續性、政體運行的有效性,也直接影響到政權的安 危與社會的穩定。 中共是一個有嚴格等級制度的組織。在毛鄧時代,中下級官員可以靠非凡的經歷、卓越 的戰功,尤其是可以憑藉最高領袖的青睞,來打破森嚴的等級壁壘,越過按部就班的晉陞渠 道到達高層。以往,最高層的人才,大概均由此而來。而現在的情形顯然不同了,越級晉陞 的渠道非常有限,因為在「太平盛世」,人人均無傳奇經歷與卓越戰功,而領袖本人也資歷 平庸,屬泥菩薩過河,其個人權威自然大打折扣,因此,想要廁身於最高層,雖有領袖的青 睞,也不可能再被廣泛認可。這就造成了中共高層的「人才危機」。 讓我們來設想一下:如果一個基層官員要循序漸進地從副科級—科級—副處級—處級— 副廳級—廳級—副省級—省級,通過這一條漫長的晉陞通道,一直走到政治局委員、政治局 常委的高位,假如他從25歲「參加革命工作」,那麼,即使他在每個級別上祇做完一屆就立 即獲得晉陞,到他有資格有條件進入中共最高層——政治局常委會的時候,他也已經年過花 甲,不用到任就可以直接退休了。這樣看來,如不越級提拔,政治局常委必將無人可任,也 就是說,位於權力最高端的那「一小撮」人,必須是有可能經常地獲得越級提拔的人。這樣 的人才在哪裡?要到哪些部門、哪些崗位去尋找呢? 於是,「太子黨」與「團派」的崛起也就成了一個必然的現象。原因很簡單,「太子黨」 因其血統因素容易相互聯姻、抱成一團,天然地具有高層的人脈關係,不管他是不是人才, 他們都比其他人更接近權力中心,更容易被掌權者所「發現」和「培養」,更容易從較高的 起點上入仕為官,也更容易獲得越級提拔直逼頂峰的機會;而「團派」則因其主管青少年、 下一代的工作,由於這一崗位特點,他們天然地具有年齡上的優勢,在一般情況下,團中央、 團省委的官員們要比其他崗位的同級別官員更加年輕,而「團派」一旦形成了山頭和幫派, 哪怕祇是形成了同門之內、惺惺相惜的官場情結,這幫人也就獲得了互相策應、互相配合的 集體性權力資源。 但是,「太子黨」與「團派」卻不是真正的人才基地和精英搖籃.在中共的幹部隊伍中, 這兩撥人馬並不具有任何能力和政績上的優勢,恰恰相反,「太子黨」多產紈褲子弟,「團 派」多有華而不實之徒,他們的整體素質並不會比此前的「工程師」團隊更高,更比那些一 步一個腳印的實幹派、實績派官員為差。而且,廣大的中國民眾對「太子黨」系統的官僚世 襲制極其厭惡,對光說不練、照本宣科、避實就虛、不務正業的「團派」作風,也素無好感。 因此,這兩派人馬的坐大,對中共而言、對中國而言,當然不會是好事,這祇能意味著中共 的人事組織體系已經不可救藥,徹底墮入了「淘汰人才」、「優敗劣勝」的不歸之路。 看起來,中共的「第五代接班人」十有八九會從「太子黨」或「團派」中產生。但是, 這裡的問題是:既沒有強勢的上屆「核心」作靠山,又沒有足夠的民意、黨意作支撐,「接 班人」還能立得直、站得穩、走得動嗎? 三、簡單的總結 毛澤東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鄧小平說:「思想路線政治 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林彪說:「擁護你的人要保,反對你的人要打倒,中 間的人拉過來。」可見,中共的建政立國者們深知,人事問題至關重要,馬虎不得。然而, 苟且偷安的十七大卻告訴我們,中共當局已經陷入了高層人事的維持主義、綏靖主義僵局。 這僵局就是:欲人事獨裁而無力,欲「指定繼承」而無膽,欲內部競爭而無規,欲黨內民主 而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