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個性特徵與理想實質 （四川）周倫佐 毛澤東逝世31年來，民間心理對他的態度發生了顯著變化：1976至1980年——否定為主， 整個80年代——毀譽參半，1990年代以來——肯定增加。儘管肯定之聲多數來自不滿社會現 狀的弱勢群體，但也表明毛澤東形象的多面性。其中最具欺騙性的一面，自然要數他身上的 所謂「人格魅力」和「平等理想」。為了看清毛澤東這一面的猙獰性質，應該從理論上還原 他的真實面目。 毛澤東彷彿是個謎 在世人眼中毛澤東彷彿是個謎.這個謎主要產生於他成為一代開國帝王之後的所做所為。 他那謎一般的作為在他人生的最後10年更是登峰造極.他晚年的作為充滿了令人費解的矛盾， 太多離奇、太多歧義.有人說晚年毛澤東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義一面，又有重新分 配權力的政治鬥爭一面；既有憎惡和希望粉碎官僚機器的一面，又有懷疑「大權旁落」有人 纂權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熱情和奮鬥精神的一面，又有渴望做世界革命的導師和領袖 一面。他是一個知識分子和古體詩人，同時又對一切近現代人文知識分子和人文知識深懷敵 意；他出身農民家庭而且時常為農民的疾苦落淚，同時又不惜採取一系列強制措施無情剝奪 農民的衣食條件，直到餓死幾千萬父老鄉親後，還要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而固執己見嫁禍於 人；他是性情中人，憎惡官僚作風、厭惡等級劃分，對身邊的戰士和遠方的老表親如家人， 同時又發動一個個諸如「反右派」、「反右傾」之類的整人運動，置千百萬無辜者於死命； 他生活簡樸，寧肯自家孩子無肉吃也不肯享受特殊，同時又金口大張，慷慨免去日本應付給 中國的巨額戰爭賠款；他提倡說真話反對弄虛作假，同時又支持官方文字和新聞媒體，在國 內外一切重大事件的宣傳上歪曲真相愚弄百姓；他強調個性、主張自由，同時又親手建立起 古往今來空前絕後的極權體制；他發動「文革」，鼓勵廣大青年造反，將矛頭指向各級官僚 和各種權威，為青年人提供表現個性、揮發激情、肯定自我的機會，同時又建立起一種更加 專制獨裁的社會秩序，完全抹殺個人地位和個人價值，徹底取消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 看起來毛澤東確實是個令人費解的矛盾人物。難怪有那麼多研究者的思緒在他身上繞來 繞去也理不出個頭緒，難怪有那麼多探索者的目光在他面前望而卻步。 其實，毛澤東自1957年以來特別是「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並不矛盾，其個性行為與社會 理想歷來渾然一體.人們之所以被他的矛盾性和複雜性所迷惑，祇是因為沒能認清其個性行 為的特徵和社會理想的實質，並將二者結合起來統一看待。 非制度化個性行為 有人通過對毛澤東與劉少奇性格、氣質的對比，認為毛澤東感情衝動，性格奔放；劉少 奇謹小慎微，一絲不苟。毛澤東的行為方式是個人性、最高元首式的，他善於啟發和鼓動群 眾，直接與群眾溝通；劉少奇善於組織操縱，依靠龐大的體制化機器。與劉少奇相反的毛澤 東的主要個性特徵，就是非組織化、非體制化，我稱之為非制度化個性。 制度化與非制度化，本是每個人一生中的兩種個性傾向。強烈的非制度化傾向尤為青春 期的年輕人所共有。此時的青年人大多有強烈的自我肯定傾向和自我表現慾望，懷疑與創造 並飛，叛逆和追求共午，個性鋒芒直指舊的權威和舊的束縛.心理學所稱「人生的反叛時期」 和「青春期的叛逆」、文學史所說「狂飆時代」和「叛逆時代」，即指青年個體和青春群體 特有的非制度化傾向。人們所熟悉的「青春期叛逆心理」，往往外化為青年人的非制度化個 性表現.個人性的青春期非制度化傾向，一般祇局限於家庭範圍——以父母所代表的權威存 在和制度約束為反叛對象。罕見的是群體性的青春期非制度化表現.因為這需要歷史機遇及 其所搭建的社會舞台.外敵入侵、政權更迭、社會轉型、高層爭鬥……都屬於這類機遇。這 時社會急劇動盪，秩序全面紊亂，人心極度不安，統治權力失控或者削弱，不確定因素空前 增多。廣大青年敏銳地感覺到社會性動變的訊息並迅速作出行動的抉擇。青年群體的聚集場 所——城市中的校園，自然成為群體性青春期非制度化行為的主要策源地。 制度化與非制度化，既是人一生中的兩種個性傾向，又是人群中的兩種個性類型。少數 人身上的非制度化個性特徵，如同這些人終生保留著青春期的叛逆傾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個性。我認為可從社會學角度劃分出制度化個性與非制度化個性 兩大類型。前者為遵從型，後者為反遵從型。 制度化個性：習慣於對群體組織及其行為準則的依附、認同、服蟲.非制度外個性則相 反：喜歡支配人而非遵令行事，喜歡建立團體而非隸屬其下，喜歡制定行為規則而非受其束 縛.非制度化個性在普通人中並不罕見，例如歷朝歷代的那些反叛者首領，現實生活中那些 反社會行為的帶頭人，以及古往今來的異端思想者和先鋒藝術家。罕見的是政治人物當中的 領袖——如果他在推翻了舊制度之後本性難移，勢必回過頭來反對自己親手建立起的新制度， 造成自己事業的斷裂和形象的分裂。毛澤東恰好就是這樣一位政治領袖。 關於構成人們個性特徵的生理遺傳和心理素質，我們無法探究。祇知道毛澤東自小便具 有極強的反遵從秉性，內心充滿超凡的自信。下層家庭出身和貧困環境磨勵，祇會激發起他 對現實的反叛傾向和對權威的逆反心理。在長期的鬥爭生涯中，一次次與共產國際反道而行 並與留學回國的洋秀才們大唱反調卻無往不勝的經歷，更加強了他對自己反權威心理和逆向 行事秉性的自信。「文革」中他提倡的「反潮流」精神，其實就是對自己個性特徵的總結性 註解。這使得他在確立人生觀時期，更傾向於攝取與自己個性特徵相適應的知識要素。 毛澤東留存於世的幾十首藝術水準參差不齊的古體詩詞，無不閃現著作者的非制度化個 性特徵。從青年時代一介布衣時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到中年時代 成為共產黨領袖後的「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 祇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兩首詞之間相隔著漫長的歲月，但其 中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反權威主義一脈相承，沒有因為作者身份和地位的改變而中斷。 在政治領袖範疇，非制度化個性者與制度化個性者之間的對比異常分明：前者在認識上 依賴個人直覺，在管理上相信人治，在行為上傾向於非組織化手段；後者在認識上依賴集體 決議，在管理上相信法治，在行為上傾向於組織化程序。中國近代史上幾個重要政治領袖的 個性特徵，可以劃歸制度化類型的有孫中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可以劃歸非制度化 類型的是蔣介石和毛澤東.考察他們確立人生觀時代所接受的政治文化影響，有一個現象令 人稱奇：孫中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在西方留學多年，多少受過西方政治文化的熏 陶；蔣介石、毛澤東一直呆在國內，接受的主要是東方政治文化的影響。雖然劉少奇留學是 在蘇聯，但蘇聯處在西方政治文化傳統範圍。蔣介石雖然到過日本留學，但東方政治文化傳 統範圍包括了日本。 這絕非偶然。西方政治文化傳統的平等主義、分權主義，更適合制度化個性者的天性； 東方政治文化傳統的等級主義、集權主義，更宜於非制度化個性者的操作。這兩種人對政治 思想資源的選擇必然不同。 社會心理學為我們打開同樣的視野：世界上活動著的人類群體可以分為集中化群體和非 集中化群體兩種類型，並從中產生出個性迥異的專制型領袖和民主型領袖。集中化群體信奉 為了少數人自由而限制大多數人自由的等級主義，所以容易接納絕對自信而絕少遵從性的專 制型領袖；非集中化群體信奉為了大多數人自由而限制少數人自由的平等主義，所以容易接 納不很自信而具有遵從性的民主型領袖。對應於中華民族這個集中化群體及其所信奉的等級 主義傳統，蔣介石和毛澤東無疑是兩個絕對自信而絕少遵從性的專制型領袖。 難怪蔣介石繼承了孫中山所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體，但在大陸和台灣仍然習慣于于實行 東方個人獨裁式的專制統治。難怪毛澤東喜歡以內行的身份抓管文學藝術，但他的文藝愛好 其實祇限於中國古典小說、古典戲曲和古典詩詞，對近代以來東西方人本主義向度的文學藝 術完全拒絕和一概排斥。非制度化個性類型的政治領袖，天然親近於東方式的政治文化，因 為獨裁理念可以讓他不受任何約束地獨斷專行、自行其是又不擔責任。對制度化個性類型的 政治領袖來說，西方式的政治文化更具吸引力，他更傾向於在組織程序的約束下，依靠集體 的智慧和力量來謹慎行事並分擔責任。 當非制度化個性的領袖執掌民主政體時，民主也會變得非常專橫，當制度化個性的領袖 執掌專制政體時，專制也會變得比較溫和。但是兩種政體所屬政治文化傳統的本質特徵，不 會因領袖的個性特徵而改變。政治文化傳統的本質大於政治領袖的個性，改變的祇是局部和 暫時，本質難以改變。 毛澤東對於大陸的嚴重性在於：他接受的政治文化影響、建立的政 體都是專制類型，又與本人的非制度化個性結為一體. 反歷史社會理想 毛澤東的社會理想，常常被某些研究者從「社會平等」、「中國道路」、「民族話 語」……角度進行打量。怎樣評判其社會理想的實質，早已成了一個超越政治的學術問題. 毛澤東的確是個理想主義者，這沒錯.但是我們不能不剖析其理想的實質，僅僅憑著「理想」 一詞的褒義性，就賦予他詩意化和浪漫式的評價色彩。 毛澤東的社會理想是什麼呢？是在中國建立一個純「無產階級化」的美好社會。無須多 思索，人們很容易從他1957年至1976年發表過的講話、制定過的路線和政策、實際開展過的 各種運動中，找到這個無可置疑的結論。 這個社會理想來自馬克思主義.沒有剝削和壓迫，沒有私有財產和私有觀念；沒有分工 和差別，沒有商品交換和貨幣流通；沒有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爾虞我詐、私心私慾；個人 全面發展，人人五業精通；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幅展現在平等主義畫板上的社會圖 景確實美好。 從毛澤東非制度化個性的行為邏輯推論，他之所以在1957年突然推倒《新民主主義論》 的全部設計，轉而要實現純粹「無產階級化」的理想，顯然與斯大林斷然否認新中國是社會 主義國家和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傲慢態度有關.心理逆反，意志逆行，你越是否認， 我越要創造出令你歎服的人間奇跡來。 毛澤東是如何把中國向這個理想社會推進的呢？ 我們看到一組抽像而又具體的歷史鏡頭：剛邁入「新民主主義」，完成工業、農業、手 工業、私營工商業的「一化三改造」，就立即憑空躍向「社會主義」。在政治、文藝、教育、 科技領域，開展「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掃除五十多萬擋道知識分子。農村經濟組織實 行「三級跳」——「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剛分到農民手中的土地很快又 全部收歸「國有」。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高高飄揚——全民大煉鋼鐵、大墾荒、大放高 產衛星、大辦公共食堂。十五年超過英國趕上美國，共產主義早實現.客觀規律被主觀願望 代替，個體生產方式被集體生產方式代替，小家庭被大家庭代替，現實被夢想代替。在黨內 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清除一大批黨內反對者。經濟大崩潰，三年大饑荒，餓死 幾千萬人，六億中國人在奔向理想王國的道路上餓得奄奄一息。 面對1960-1962年的大悲劇結局，編造了「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兩個理由就輕輕 搪塞過去。總導演毛澤東退居二線，把劉少奇推到一線收拾殘局。 經濟剛復甦，肚子剛填飽，神經剛放鬆，另一組仍由毛澤東導演的鏡頭早已切入歷史的 畫面：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使全國上下的神經再度繃緊.開展對文藝界「寫真 實論」、「寫中間人物論」等所謂「資產階級『黑八論』」的批判，範圍涉及文、史、哲、 經的「文化批判」，初具模型。經濟領域剛剛萌發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遭到扼殺。 推出「大公無私」的新人典型雷鋒，旨在塑造新人樣板的「樣板戲」在緊鑼密鼓聲中拉開序 幕。矛頭指向基層「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四清運動」全面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運動」爆發.這些用緊縮式的政治名詞來指稱的歷史事件，無不包含著一個共同的內容 指向：使中國全面「無產階級化」。毛澤東用以實行這種不變指向的非制度化個性行為也愈 演愈烈，直到一手遮天發動「文革」——這場全面「無產階級化」的大進軍。 關於毛澤東社會理想的實質，人們習慣於將其定位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農平均 主義」，並定義為脫離客觀現實的主觀空想。 不錯，毛澤東在頑強推行其社會理想的進程中，始終伴隨著與社會現實的嚴重脫離和激 烈衝突：明明是一個農民領袖領導的農民政黨領導的農民國家，硬要使之完全同化於比重極 小的大工業和僅有300多萬人口的產業工人，能不脫離並衝突嗎？明明全國的基本生產工具 還是鎯頭、鋤頭加犁頭，硬要搞社會化大生產式的組織形式，能不脫離並衝突嗎？明明經濟 實力、技術水平、管理素質祇有那麼一丁點，硬要一日千里大躍進，能不脫離並衝突嗎？明 明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差別那麼大，硬要消滅分工、取消商 品交換、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能不脫離並衝突嗎？明明90%的人口還是文盲和半文盲， 硬要消除思想差異讓億萬人都成為大公無私的「社會主義新人」，能不脫離並衝突嗎？ 如果毛澤東社會理想的實質可以據此定義為脫離社會現實的空想，問題就十分簡單了。 因為即使這個空想破滅，也是毛澤東的精神世界太超前的結果，他仍然是一代偉人而且充滿 善意，他依然是個思想超前而魅力無窮的英雄。硬要責怪的話，祇能說他脫離了眼前的現實， 他的主觀願望和客觀努力畢竟是想帶領中國人民推動中國社會向前躍進.要想真正認清其本 質，必須放眼於在其話語之外真實存在著的現實需要和歷史趨勢。 毛澤東的社會理想，是一個由正向肯定面和反向否定面相互依存而形成的理念結構：理 想的正向所肯定、堅持和追求的，是「公」、「無產階級化」、「社會主義」；他在理想的 反向所否定、反對、防止的，是「私」、「資產階級化」、「資本主義」。可以簡縮為四個 字：「興無滅資」。 當我們走出其話語系統，傾聽歷史和現實在人民心中提出的要求，便不能不得出相反的 結論。 從封建社會掙扎而出的現代社會的基本要義是什麼？是確立個人在經濟、政治、文化上 的自主權利。即使毛澤東站在剛從封建社會走出的中國大地上搬用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社會高 度發展狀態中得出的社會主義結論，個人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自主權利仍然是其中不可 抽去的核心。 就算中國這樣的後發展國家，在開始現代變革之時，因面臨西方列強的威脅，不能不將 確立個體權利的進程移後而先行解決民族救亡問題.如今中華民族已經站起來，確立個體權 利，能不再度呈現為歷史的首要任務嗎？ 由此不難看清毛澤東後半生社會理想及其政治實踐的實指。 從「一化三改造」、農業合作化「三級跳」、「三面紅旗」，到「文革」中批判「三自 一包」、「四大自由」和「割資本主義尾巴」、「拆資產階級土圍子」，毛澤東在經濟領域 的雙面作為究竟指向什麼？一言以蔽之：在「一大二公」的名義下，剝奪人民經濟上的一切 私有權利。剝奪行為逐漸加劇，直到「文革」中達到極致，不僅個人財產私有權、個人生產 要素使用權、個人生產經營自主權喪失殆盡，就連個人最原始最起碼的家庭權和果腹權都難 以保障。 在文化領域，伴隨無休止的「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所進行的「破私立公」，完全 消解個人思想自由的權利以及對自身權利的意識和知覺.剝奪式干預甚至深入到了個人書信、 日記甚至夢境中的隱私權領地，將數億中國人強塑成一大群因喪失主體意識和自主覺悟而人 格扭曲的畸形人。 「批判資產階級文化」是其反向否定面的主要內容。所批「資產階級文化」究竟是什麼？ 是西方16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以來所奠立以肯定、喚醒和解放人為主題的近現代文化，除 了政治意識形態部分勉強可以貼上「資產階級」的可笑政治標籤外，其他內容都是屬於全人 類的先進文化成果。可以說，「文革」前十七年中國人精神生活中僅存的一小點人性照明和 人道關懷，就是來自這些以各種符號形式存現於世界經典和「五四」名著中的近現代文化。 「文革」的大火焚燒和全面禁讀，完全暴露了十七年來「批判資產階級文化」的險惡意圖： 防止人們從這些書籍中獲得任何關於自主地位和自主權利的激髮式信息。 毛澤東在其正向肯定面所建立的「無產階級文化」又是什麼內容呢？核心自然是「大公 無私」。典型的現實體現者之一當屬雷鋒.如今說起這個人，人們最敬佩的還是他那助人為 樂的崇高品德。可毛澤東感興趣的恐怕更是他的無私無慾。說來可笑，在當初風靡全國的 《雷鋒日記》中，雷鋒完全是一個全心全意忠於領袖、徹頭徹尾服從領導、絕無一點私慾的 「新人」：「文革」中卻發現《日記》中被刪除了反對「走資派」的內容：「文革」後更報 道他也有七情六慾而且戀愛過.在上個世紀60年代，毛澤東理想中的「新人」究竟是哪一個 雷鋒呢？顯然是第一個。 大公無私型新人的藝術體現者自然是「樣板戲」人物。 這是一些什麼樣的新人樣板呢？ 祇有革命熱忱和獻身精神而絕無屬於個人的七情六慾。女的不能有丈夫，男的不能有妻子， 雙方更不能有兒女。《紅燈記》中有個三代人的家庭，但也必須不同姓：階級親高於血緣親， 階級組合大於親情組合。 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毛澤東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自己根除不了七情六慾，硬 要中國老百姓根除，還美其名曰：大公無私。伴隨著經濟權利和文化權利的剝奪，個人政治 權利遭受的剝奪更為徹底。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和「加強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 雙向口號下，「人民當家作主」成為一句空話。個人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早被當事人視為下 流的把戲。結社自由、集會自由、遊行自由、示威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的 憲法條文，更成了一把把令人望而生畏的利劍，誰敢自觸鋒刃血濺三尺？人道、人性、人權、 博愛、平等、民主、自由、真、善、美這類光輝的人文價值詞，變成了叫人害怕的黑字。獲 罪的機會太多：說錯一句話，做錯一件事，唱錯一首歌，認錯一行字，甚至心裡所想和夢中 所為……更不用說什麼不同政見和反對主張了。當劉少奇「文革」初期認為自己這個經全國 人民選舉出來的國家主席未經全國人民批准就被打倒是違反憲法時，他完全忘記了全國人民 從未選舉過他，選舉他的祇有毛澤東一人而已。毛既然有權選舉你，自然就有權罷免你。一 人之下的劉少奇尚且如此，廣大百姓夫復何言？所謂「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實質是加強一 個人的專制；所謂「加強對資產階級專政」，實質是加強對廣大民眾自主意識和不滿情緒的 鎮壓。在這裡，「無產階級」純粹是一個虛指性的假借名詞，它的真實所指，並非那個在中 國從來就沒有執政能力也沒有任何政治權力的工人群體，而是毛澤東所領導擁有中國全部資 產的政治集團.假借「無產階級」之名加強個人威權的合法性，不正是雙向專政的實質嗎？ 毛澤東社會理想在經濟、文化、政治上的雙面指向，儘管打著「公與私」、「無產階級 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樣三對話語幌子，但徹底剝奪個人一切權利的根 本性質，仍然是至少八億中國人親身經歷的鐵證事實。 為了讓毛澤東社會理想的實質更加通俗易懂，不妨分析一下他那些「批判修正主義」和 「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舉措的真實含義.這裡所說的「修正」、「復辟」，是指上世紀50年 代中和60年代末發生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事件。它們包括1956年2月蘇聯 「非斯大林運動」，1956年6月波蘭「波茲南事件」，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1968年 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這些事件有兩個共同的特點：第一，都主張改變斯大林模式 的社會主義體制，以民主代替專制；第二，都有執政黨內持改革態度的高層人士參予。毛澤 東密切注視著這些事件的發生，並且感受了到巨大的衝擊。自此，在其社會理想結構的否定 對像中重點加進了「修正主義」，防止來自黨內的「資本主義復辟」和「防修反修」，成了 他重點思考的新課題.國內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1962-1965年 對文藝問題的一系列批示和「文化批判」運動，1964-1966年的「四清」運動，都是在這個 思路上展開的。1966-1976年以「斗私批修」為基本內容、被稱為「反修防修大演習」的 「文化大革命運動」，更是這個思路完全成熟的最高標誌.關於「反右」運動的起因，人們 大多認為是毛澤東先有預謀然後引蛇出洞一網打盡.原中央文革小組重要成員戚本禹，以知 情人的身份談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認為「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鬥爭的原因」，是「擔心在 中國發生匈牙利事件」 . 他的看法比較客觀.可以說，毛澤東「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和「反 修防修」的思想種子，就是這時播下的。 現在談到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關於文藝問題的批示時，人們很少注意兩個警告性提法 的核心意指。一是「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二是「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匈牙利裴 多菲俱樂部」是「匈牙利事件」中該國民主知識分子的聚會中心：「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 顯然指逼近「復辟」地帶。這表明：即使對小小文藝問題，毛澤東也是懷著擔心發生「匈牙 利事件」和「非斯大林運動」的高度警覺來看待的。聯想到毛澤東在「文革」中打倒了劉少 奇等一大批黨內「修正主義頭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後，仍然憂心忡忡地再三告 誡「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並未消除，聯想到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後，《人民日報》 那篇名為《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的社論將鄧小平比喻為「匈牙利事件」中黨內改革 派領袖「納吉」之事，我們不禁要追問：在「防止修正主義復辟」的虛假言詞背後，毛澤東 真正要防止的究竟是什麼？ 答案非常明確：毛澤東所要防止的，正是1979年中國發生的體制內民主改革。這個改革 的政治指向，同「非斯大林運動」、「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一脈相承：對斯大林 模式的官僚壟斷體制和個人獨裁統治進行修正，在「社會主義」框架內，還人民一定的民主， 給個人一定的自由。這個天翻地覆的歷史轉變，在當年的蘇聯、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 克祇有開始而無結局，在1979年以後的中國，卻實實在在的有了結果。 十分慶幸，毛澤東傾數十年之力想要防止的事變終於沒能防住，他的社會理想終於被全 面修正，人民被剝奪的權利終於開始復辟。 站在今天望昨天。祇要捫心承認毛澤東沒能防止住的體制內改革更符合國情、民心和人 性，我們就得承認：毛澤東社會理想結構的正向所堅持和追求的，其實是蒙上「無產階級」 言詞假像的東方式個人獨裁和封建性專制統治；其反向所防止和反對的，恰好是隱藏在「資 本主義」言詞假像之下的體制內民主改革和體制外民主革命。 對於中國人民和中國歷史來說，毛澤東社會理想的實質，絕非進步而是倒退，絕非先進 而是落後，絕非革命而是反動！ 遺憾的是，偏偏有那麼一些不乏真知灼見的學者把毛澤東的社會理想奉為神聖.無論從 主觀意圖還是客觀效果看，或者祇看對社會道德和歷史進程所起的客觀作用，我們都可以認 為：毛澤東的社會理想及其政治實踐，完全是消極和負性的。毛澤東作為一個思想家之所以 顯得高大，祇是因為頭上神聖的光環放大了他的形象。如今光環已經暗淡，不妨仔細觀察。 一流的軍事家、二流的政治家、三流的古體詩人、四流的思想家——這就是毛澤東.不是故 意貶低他，而是作為一個思想家，他本來就不高大。 由此看來，毛澤東的非制度化個性行為與反歷史社會理想，完全是統一的。這種統一性 在於：由於中共決策層制度化組織程序的制約，他祇有以非制度化行為才能推行其反歷史社 會理想。其「矛盾性」中為人稱道的一面，僅僅是其非制度化個性的魅力體現，令人憎惡的 一面恰好是其反歷史社會理想的荒唐實踐. （2007年10月26日 寫於古邛都森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