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說五四故事
——兼議張耀傑新書《北大教授與〈新青年〉》

（北京）劉自立


一、五四中的蔡元培


    蔡元培是不是五四主將？是不是五四「守護神」（李平心語），坊間議論不一。唐先生
振常說不是，亦有人說是。說「是」，如果五四百無一缺，則不單是陳獨秀等可以當主將，
蔡元培自然也應該拉入，以壯聲威；說「不是」者之隱語是，五四問題多多，蔡元培唯避之
不及，何以要強行加入——這就是唐先生觀點.說五四走向一聲炮響走向毛主義革命，更是
某種政治邏輯之證.但是不同意者，以為是開始了德默克拉「賊」的民粹進程，故而要避之。
（比如，我們後面還要提到之吳虞，就是北大教授、五四大干將，以後他不是走向馬列，社
民，而是心性篤信於佛了。於是有人說，吳先生沒有找到出路。馬列是出路？現在看來很清
楚，根本不是。）其實蔡元培不是五四主將。非但不是，他還是五四的「辭將」。很多文章
涉及於此。其間對他為何要在關鍵時刻辭去北大校長一事，學界多有爭執。

    一說他在關鍵時刻逃之夭夭，不能擔當，也擔任「大學」之長如孔子等人，可不是如是
做法。這個話題說起來艱深；要從蔡先生的道德觀說起。就是唐先生每每開口必稱之：知進
退方不為小人，「小人知進不知退，」，蔡先生知此道，遵此則，知後而行，故辭職。這是
道理方面的說法。直接導線就是他對於五四的態度。五四那一天發生了什麼事情？就是打砸
燒，燒了趙家樓——這個行為是蔡校長一直以來反對之極的，他作為一校之長，沒有管得住
學生，焉能不引咎辭職。更多的蔡式原則，人們知道很多。歸結起來有幾點.一是他主張學、
仰分開——就是說，學術和信仰要區隔，不可歸一——比如，你可以研究馬克思，但是，和
信之無涉，更不可為信徒，拿起武器打倒政府。這個做法可以說無作用。他的學生中很多人
從「拿起筆來做刀槍」，到真的拿起武器，武裝暴動，時間並不長.二是，他主張兼容並包，
什麼都可以來教授，來宣傳；祇是他也有不並包，不兼容處，就是他反對林琴南到北大。為
什麼呢？祇是因為老林紓反對反對孔子。也有說，「他所以沒有請林琴南，據我的推測，並
不是因為他以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為派系不同的緣故，而是因為林琴南對於
做學問的見解，在蔡先生看來，已趕不上時代了。」（唐振常）於是，蔡式原則打了折扣。
再是，他主張「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他堅決反對政治勢力利用青年學生政治熱
情，以售其奸。

    最後，當然還有他的道德美學式准宗教觀點，就是眾人皆知的美育說.（美育是不是可
以取代宗教，是一個大問題.宗教有文本，有神祇，更有關乎於此的世紀文化，綿綿不絕；
取消之，就是取消了文化——西方文化與文明；美育載體何在？不甚清楚。且宗教道德在星
空，在恆常，可以衍射上下古今；美則異。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之美，之道德，之詮釋
——如果步入時代，命實踐為人之實踐，不是星空律令，那麼，這個美就會發生問題.正面
效應是正教和異教之美媾和，產生如康斯坦丁大帝時代之兼容並包；負面效應，就是以意識
形態詮釋美和丑，發生法西斯美學和毛式美學.）

    五四當天，學生集聚在北京馬神廟一帶。蔡親赴現場阻止，不果。張國燾讓校長「回辦
公室去」。於是，蔡先生的觀點被擋回。蔡先生不主張學生參政，上街，廢學.個人有政治
情趣，可以「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甚至以後說，「但是因愛國而犧
牲學業，則損失的重大，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見《唐集》）所以，前此關乎林紓課題
「已備載衷曲」，「出校遊行，發生事端，他擔心予人口實，北大將遭毀壞。這種心情，是
身為校長的蔡元培所容易產生的……他在《出京後途中致北大學生函》中說，」『僕深信諸
君本月4日之舉處於愛國熱忱。僕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於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為國立
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同上）唐先生說，遊行，他是反對的，火燒更是反對。
但是，當學生被逮捕後，他又拚死搶救，不遺餘力。」對於釋放學生一事，奔走尤力「。
（張國燾語）唐先生說，蔡辭職有三種理道。一是，學生」激而為騷擾之舉「，」元培實屍
其咎「；他有責任。二，蔡當時處境為艱；政府指責，親日派攻擊，守舊派嘲罵，一時盛傳
撤長說，增強了他辭職的決意。至於說他所謂」殺君馬者道旁兒「典，唐先生解，」但取積
勞致死一義，別無他意。「（《蔡元培全集》）該年9月，蔡回到北大，他說，是為數千學
生計。


二、陳獨秀使民主變成民瘋


    陳獨秀是五四主將，民主科學是其口號。但是民主何物？科學何物？內容多多。歷史顯
示的詮釋，就是不知道民主可以變成民瘋，科學可以變成泛工具主義而枉顧人性。從理論上
說，早有吳宓等人看出此道不正，就大聲疾呼要轉回正途，消除邪說——什麼是邪說？就是
民主結合馬克思、共產黨，叫做「天上素娥原有黨，人間紅袖尚無家」（陳寅恪詩句）。吳
宓是美國學者白璧德的門生，他的觀點原出於白璧德。白璧德就是反對盧梭——民主/民粹，
他說是浪漫主義，濫情主義；又反對培根的科學論，泛科學主義且二者之間的互補關係是，
是盧梭主義使得培根說影響日大，涉及更深。（簡要而論，可以說依據以下幾個觀念：人文
主義，人道主義，濫情主義和科學主義；他們的關係是，人文為大，人道次之；枉顧二者，
就變成後二者。人文主義兼顧宗教整體觀.科學主義是專門化傾向。雖知不能和人文整體抗
衡，但是，一科、一門，使得科學「想像」整體解決之，這樣，科學野心使得人文喪失，權
利凸現——而浪漫主義和普遍意志，則成為革命導火線，徹底顛覆宗教和人文，還美其名曰
民主，其實是民粹。故而東方，白璧德一直看重中國孔孟，禮儀和道德，提倡中庸。西面，
法國革命和法國復辟，正是二者齟齬和辨正之歷史，最後，被匡正過來。所以白璧德以為，
科學、民主如果不識人文和宗教，一切都會走火入魔。俄國和中國革命是其證.中共枉顧宗
教，看輕文化，正好是利用民主，且以科學為據，來一個走火入魔的無神論。）

    這個爭執不是到了我們的民主墻時代開始的，開始於1920年。吳宓觀點很簡單，就是民
主要回歸希臘，科學要尊重儒道。不幸，歷史是按照陳獨秀的邏輯發展的——民主變成民瘋，
變成痞子運動和文革——科學變成新啟蒙＝新蒙蔽，新愚昧——什麼陳伯達、艾思奇取代的
不止是希臘民主和柏拉圖，就連馬克思原本也庸俗化了。到了1949，57，66，一切歸於瘋人
院。但是，起源在陳獨秀那裡.耀傑先生書說，陳獨秀因為狎妓被蔡元培革職，犯了道德法
規。說是挖傷妓女下體.這個事情不堪於雅，於學，於人道。但是古今中外，狎妓不是罪—
—罪要看他們的學說和以後的組織、政黨，是不是搞了一個不自由，太專制，更極權之國度、
之體制。陳獨秀早年、晚年判如兩人。一個是極權主義萌芽的瘋子，一個是反省及時的常人，
反瘋為不瘋。

    他早年都搞些什麼名堂呢？耀傑書說，他反對國家——「國家是什麼？……不過是一種
騙人的偶像，他本身亦無什麼真實能力。現在的人所以要包存這種偶像的緣故，不過是籍此
對內擁護貴族財主的權利，對外侵害弱國小國的權利罷了。」等世界大同了，這個「偶像就
自然毫無用處了。」

    「鄙意以為，今日『國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觀念，皆野蠻時代狹隘
之偏見所遺留，根底甚深，即先生與僕亦未能免俗，此國語之所以不易廢也。倘是等觀念，
悉數捐除，國且無之，何有於國語？」（《北大教授與<新青年>》 ）

    他反對什麼國家呢？自然是專制的清朝皇權政體.並且在體制改革和人性改造上用墨很
多。前者是當時一種很流行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後者則是關於體制和人性辯論說的易卜生情
結.關於後者，可以說迄今爭論不已，成為一種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辨證；而前者之說則關
注人少得多。無政府主義反對權威，提倡革命，主張平等，有何不妥乎於當時的政治呢？這
個問題很有辯論必要。從文革前後，政權忽而主張巴黎公社，忽而主張民主法制即可看出，
革命黨於無政府主義之情結揮之不去。因由何在？就在於列寧和克魯泡特金之間的異同關係.
異在於列寧是首鼠兩端，忽而要巴黎公社，忽而要無產階級專政；相同的就是反對前政府。
這樣，克魯和列寧就成為一種難兄難弟之關係，又加上兄弟倪墻，反正有異、有補、有政治
血緣。克魯葬禮在蘇聯國可以舉行，是為證.那麼，陳氏無政府和列寧主義關係何在？這裡
有幾層意思。第一，他們都是源自法國之左翼思潮的社會主義者。這個社會主義者，是要施
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就是說，要施行廢除三權分立說的任何合法和合理權威的。也就是阿倫
特在其革命論中闡明之、法國和俄國之社會革命異於美國之政治革命之在。美國革命是有預
設和底線的。這個底線就是三權分立，憲政民主和言社自由。法國革命沒有實現之。是復辟
時代包含拿破侖在內之一大批官員加學者、如夏多布里昂等人，在反對暴力革命和反對極端
皇權的努力匡正之下，才把法國扳回正軌——而俄國革命，則是完全顛覆這個權利治衡，施
行列寧和斯大林的專制極權。而道理十分清楚，陳氏歷史作用，在於他由無政府轉向列寧的
共產黨，且成為一代肇始者。這個負面作用，無論如何估計也不會為過.不管他後來如何背
叛，抑或說，別人如何說他背叛——也不管他究竟是屬於托洛茨基之中共革命論之正確估計，
還是他屬於斯大林中共革命論之錯誤估計——都是俄人政諜。我們說過，如果真的按照托洛
茨基看似正確的、關乎所謂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之判斷，中共在20年代就掌權了，那又如何？
這祇不過加早使得中國成為一個蘇維埃支部——傀儡而已。

    我們說，陳、托是有共性的。他們早年都是幾乎喪心病狂的左翼革命暴徒，後來卻陰錯
陽差，成為西方人士為之辯護之自由主義人士，且死像悲慘.但是這並不能取消他們的布爾
什維克主義帶來的一方危害。這個思想苗頭在五四時期，看得很清楚。陳氏狂妄自大，胡說
八道於各種根本問題，全然不許別人有發言權。他說過正確了，就不許別人再講.這個非伏
爾泰主義，是他欣然與共之源頭.五四怪人特多，如錢玄同，如吳虞，如章太炎。都是不可
一世的瘋子。他們在那時，究竟要做些什麼正確的事情呢？無非就是要施行自由之易卜生主
義，要廢除漢字，要打倒孔家店——雖然蔡元培努力為其辯護，說是他們祇是要把孔子加於
平等之地位，不要超越於其他之子之上也。而實際作用不單是顛覆了孔子，而且顛覆了所有
「子」，就是魯父子說的，一片黑暗，是吃人歷史。這個五四，我們說是很畸形的，數典忘
祖的，孤陋寡聞的；不是美育的，而是醜陋的。你看，希臘人，不曾、也不會打倒他們的柏
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德國人，不會打倒他們的歌德和貝多芬（連希特勒也沒有打倒），法國
人，更不會打倒他們的伏爾泰和馬拉美，西班牙人不會打倒他們的唐吉歌德……唯獨我們中
國人，要打倒孔孟。這個東西一來，就變成千年未現的帝師合一，成了世無英雄，遂使豎子
成名——毛氏豎子，居然要天大地大、爹親娘親，成為一個偽基督降臨於斯，是不可悲，孰
可悲也！

    記得已經鶴去之唐振常先生，說過幾句他喜歡說的話——一句就是前此說過的，「小人
知進不知退」。這不是儒家的思想觀和方法論。蔡先生知政府，知後來之有限政府，「好政
府」，他不是暴徒和列寧主義者，五四打燒，他引為罪責，而咎辭之，何錯之有？倒是後來，
不知退者，不僅為師，還要當天才，當上帝，唯其死，才是結束，甚至，死不結束，還躺在
那裡擋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再是，「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是孟子的話。這句話說的是，在極權主義
那裡，所謂民眾意識就是統治階級的意識；比如說，毛思維在世界範圍堪稱動物園思維，但
是，文革他登高一呼，萬眾歡呼。就是他那個統治地界和方法，奏奇效，出奇功——出了那
個方法和地方，就無法奏效，就騙不成了。這是唐先生很喜歡的一句話。他批判張紫葛亂寫
吳宓，文章用此題名。

    又句，就是他所謂寫史不可為親、賢者諱，不可因為牽涉三親四故，不說實話。

    都是非常有效的歷史研究方式和研究原則.對待陳獨秀，我們也需持有這樣一個態度。
不可因為他是後來之反對專制者，就掩飾他前期言行。不可知其有進有退——且退之體制外，
就罕言其組織共黨之誤.也不可還要殘用其黨文化，使勁挖掘一個共中正確性和黨中傑出人
物——須知，他是成為黨外以後，方可「難罔以非其道」，不是在「方中」，就「難罔」了
——他也是做過「君子」，夥同俄國人，要在中國「欺以其方」。難道不是嗎？

    「難罔以非其道」，還要說，在當時，在1920年，就有吳宓寫出會通派宣言般文字，說
出真理。就是要以仁義道德，孔孟儒家和西方非易，馬之主流文化，匡復中國傳統，就是，
現在說的古代自由和現代自由之結合，古代性和現代性之結合（當然，阿克頓之兩自由說，
古代和現代，早已不是現代時的言詞了）。現在，我們想引書一些吳宓之詩句，來印證他一
個世紀以來的真知灼見。

    關於陳，錢，趙（元任）等莽漢主張取消漢字，胡適之主張取消古典詩歌等，吳宓說，
「車書同軌魚蟲滅，天地不仁雀鼠悲」。這個引憾，可不是祇是涉及陳獨秀了，從秦始皇開
始，他就罵了——毛這個儒滅，更是在此一方面變本加厲，無法無天。車書不單「同軌」
「同文」，而是完全毀掉，燒掉。難怪梅光迪說，滅古文形同自殺。49年以後，黨文化之野
蠻，粗鄙，荒誕，不是57年，不是66年首創，首創，是陳，錢，胡。

    於是，在經歷了從五四開始的車書命運後，到了五十年代，宓更唱道——「嘉陵江水幾
回黃，不死驚看漢字亡，……嚼字今來不識字，掃盲我老竟成盲。」這是他針對漢字簡化改
革，做出的悲觀論。

    宓引書陳寅恪，說，「天上素娥原有黨，人間紅袖尚無家」；加上宓之「僧頌佛號名殺
戮」，「相思銀漢疑通敵」——把個黨文化神通無人，說個底掉！真是神州無神但有毛，無
法無天滅人倫！陳之人性改造論，就變成這等模樣了。

    但是，在這個亂七八糟的五四叫囂裡，有沒有一些稍微正常，言說正確的表達呢？當然
也還是有的。耀傑引書章世釗言論，關於反對黨，關於憲政和民主即是。可以說，是和陳的
無政府，反國家適成對比。章說的話，就是40年代胡適之說的話。可惜，民瘋已經煽起，革
命無可阻擋，毛師所向披靡。國人之哀之亡，也就在眼前了。


三、吳虞之思想精神


    一句老話說過，國家不幸詩人幸——那也未必，中國語言系統在五四顛覆以後，雖無徹
底銷亡，卻也歷經了斷裂的命運.這個命運就是，白話文直接轉入極權語匯、新華體和毛語
錄系統，乃至影響之深迄今不除；另一方面，五四中人和以後的文人文白兼顧，變形抵禦，
使得民國文字並不像胡適文字一樣，白淺盡顯，徹底草根——就連錢玄同，胡適和一切新詩
人自己，也都是舉行一種仍然是兼顧傳統文氣和文質的文體，且一直傳到沒有文革的台灣於
今。這個似是而非的白話運動中，語言作為載體發生的巨大變遷，說明了一個五四不徹底的
幸運之機，還是留下了可以理喻的人文和人間思索。其中，思維和行為的矛盾，傾向和現實
的牴觸，尤為明顯；明顯地表現在五四主將吳虞的身上。他身子留在前期，腦子進入後期，
最後以更加倒退於五四作為結局——他篤信佛教，萬事皆空，是為其終.考察此公，可以說
出中國五四之輩的、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局面。這個旗幟之變，良莠俱備，
祇是凸現的紅旗，一經遮蔽，就成為漫天無星的紅色黑暗，連語言也不能脫身，而且是首當
其沖的受害者。吳虞一生，唐振常先生做研究十分細緻；還記得80年代初，老先生當時來到
北京，一身布衣，一雙布鞋，出入於圖書館；也偶爾到我家、原北大西齋（原京師大學堂址）
坐坐。那時，他正在抄錄吳虞日記，研讀吳虞先生。

    吳虞之思想，是不是自由之思想？吳虞之精神，是不是獨立之精神？這個問題很有點哈
姆雷特之問之餘味。因為說他反對孔子不遺餘力，是要討自由，也許為真，也許為假，因為
孔子未能拯救他於此界，他轉而信佛於彼界，是為證，這是自由乎？不見得。說他是獨立之
精神，對，也不對，因為他幼時反叛，稱其父為魔鬼，而後來對於其兒女，其行其止，專制
異常，也無異於魔鬼；獨立之精神何在？這個兩面派是不是自由和獨立了呢？不知道也。其
實，這個現象籠罩在幾乎一切知識人的頭上，如雲不散。你成立革命黨，要自由，要民主，
到頭來，卻是搞成一個比老不自由，老不獨立更加「不」的東西——所有的造反有理，祇是
毛可是如魚得水，天地以歡.國人陷入幾千年的造反——專制——再造反——再專制的怪圈
裡不能自拔，甚至不能自省，一直到文革幾乎半個世紀以後。這樣，吳虞之文，之問，之格，
之風，成為我們觀察五四的一個窗口是有現實意義的。吳虞思維也是千頭萬緒，抓住一點，
就是考量他的反孔、覆孔觀.這個觀點，被很多有識之士認為極其寶貴，認識正確，立場堅
定——含唐先生本人。於是，掰開揉碎其文本，且分析之，就有必要了。我們開門見山，直
說吳虞的反孔意見；這個意見就是考察並批判孝，忠，禮，刑（《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
據論》）。他說：「他們教學，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順順的聽他們一干在上的人
的愚弄，不要犯上作亂.把中國弄成一個『製造順民的工廠』，」「故必用禮為紀，以正君
臣，以竺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就是荀子之效、忠、禮一氣相連觀；也就是唐先生
總結之，儒家倫理閤家族，君主制度三位一體，是為孔教核心。如何解決？吳虞接著說，
「夫孝之義不立，則忠之說無所附，家庭之專制即解，君主之壓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
主石，則主體墮地。」又說，「此余所以謂政治改革而儒教、家族制度不改，則尚餘二大部
專制，安能而得真共和也夫！」換成今天的語言說，就是要先行進行家族和儒教改革，方能
進行政之改革。比如說，毛氏就有斗私批修，靈魂革命說.但是究竟是政治制度在前改革，
還是在後改革？歷史做出的結論是政治制度在前改革，不但是改，而且是革——人民公社幾
乎就是解散家庭；儒也淪亡不復，徹底埋葬了。但是，這個最為徹底的革命，究竟於國，於
民如何，難道還不清楚嗎？換言之，顛覆清朝之革命，也同樣是制度先行，有了表面共和，
沒有按照吳虞方案行事；倒也是成為阿Q式的改革，城頭變化大王旗。兩種非吳虞式方案，
其實都不奏效。奏效的卻是歷史無情，政治無理。但是，政治究竟是不是祇是無理乎？看起
來，現在很明確，就是要施行真正的儒政分立/離，政教分立/離，建設一個容得下儒，釋，
道甚至基督，阿拉的政治體制，方能實現吳式夢想——而非相反，更非先要解散家庭，根除
儒教——吳虞本人三妻四妾，也最終不解散家庭，連一夫一妻制也不遵守。至於君師合一之
想法，關乎儒教準確定位說.吳虞之說，未必不準確，但是不能不更準確考察之。不幸，他
的指責在毛氏時代完全做到，雖然不是儒師合君，而是偉大有四，且為「導師」。我們的意
思是，君師合一在幾千年帝王將相統治年代尚有空間，這個空間就是帝王合儒，卻不見發現
他們自稱「思想」，自佔師位，就是馬科斯。韋伯所謂，寵幸階層即血統階層和官僚知識分
子之儒，形成的一個有限統治公司——這個公司起初是布衣為相，制約，或者有限制約了皇
權的蔓延。官僚和分子合一，也並不是毛氏後來那種依附關係，多少有一種制約關係.其一
表現在其來源，科舉制度，有教無類。其二相對制約皇權，知識人——士，可制約皇帝，甚
至形成宦官和官僚人員的互相制約——遂為西方人利馬竇等人發現之中國權利治衡因子。這
些，都不是君師合一，而是君師分開，或者說，有限分開.正是由於這個進退有獨，自由有
限的皇權體制，造就了中國文化的空間，南山東籬下的文化空間——而這個空間民國尚存，
到了毛氏於今就蕩然不存在了。中國文化，也就沒有了屈原、李、杜、曹雪芹。這個歷史，
當然不能責怪吳先生不知——卻可以批評完全否認儒家文化和文化本身的反孔自，覆傳統的
一代代妄人，他們據說還是自由主義者。中國文化璀璨異常，不是民主制度造就，道理出乎
於此。所以說，就連西方哲學家，也沒有說要批孔、覆孔，而是把孔子列入世界文化軸心中，
且和荷馬，耶穌與查拉斯圖拉並列。其實儒家地位確定之問題早就解決了。因為正如陳寅恪
所謂，儒家之載體，即為「道光季」之附物，道光一完，王國維殉身，陳寅恪殉道。至於說
如何拯救出來一個「新季」——此問宏大，但是陳寅恪已經預言在先。就是共產黨不是儒家
載體，更新儒家，是要自由和獨立之體制。這個課題難道很艱深而不可解乎？所以，我們分
儒家為儒家，新儒家和新新儒家，就是此意。「新新儒學」之反，就是回歸儒政分離，解除
黨儒合一之怪現狀。若是按照現在這樣刪書/刪儒，以救黨，救黨文化，就是豈有此理了。
以儒學之道發揚共產黨軟實力，建立什麼孔子學院，在黨委書記領導下來一個今天之孔孟復
興更是天大笑話。


四、民國精神與五四


    耀傑先生書主要涉及北大教授中人於五四時代作用，和《新青年》雜誌諸事。其中不乏
新的觀點，新的發掘。如周作人、李大釗等在北大之實際地位，毛是被誰人引入北大等等坊
間常常涉及的內容，他有新考。而筆者最有興致乃是看到他關於魯迅課題的再研究。史及魯
夫子，牽涉到1925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驅逐校長楊蔭榆事件。耀傑考其中有幾個原因。一是
派系人物擴展自己勢力範圍。如文本指向李石曾。顧頡剛說是因為蔡元培授予教授可治理大
校，可以當校長後，遂有李氏搶校之戰。「就是他利用魯迅、周作人在報上攻擊女師大校長
楊蔭榆，而後他介紹易培基為該校校長.現在《魯迅全集》俱在，請大家看看，楊蔭榆可有
某種不可恕的劣跡。」二是，1923年以來，蘇聯人幫助孫中山開始「黨化」運動，「其中包
括『黨化公務人員』、『黨化司法』、『黨化軍隊』、『黨化教育』，等等。」當時東南大
學校長就被黨化掉了。書說，「李石曾等人打算讓易培基接替楊蔭榆的校長職位，以便推行
『黨化教育』。」三，隨著這個運動分成法日派和英美派，其結果導致了「三一八」慘案。
何以分派，即導致殘案？書中並未續說之。我們的興趣倒不在分派各派有什麼本質確誤，倒
是可以看出魯迅等人遂屬一派，卻被說成是後來絕對正確一方；而後魯被毛利用之後，毛又
說要關魯夫子，讓其默不作聲云云。這樣，吵吵嚷嚷的民國式紛爭，就被一刀閹下，了無聲
息了。

    這個事情說明什麼呢？說明五四也好，驅楊也好，段祺瑞為被害學生下跪也好，都是呈
現了一種民國精神——雖然不好說是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卻也沒有犯下「戰是和平
暴是仁」這樣的大褻瀆，大塗炭，大毀滅。於是我們說，五四運動之具體載體，自由獨立的
基本依附，還是在民國這個體制身上其得以開展，得以形成。是非優劣，正確錯誤不說，蔡
元培也好，胡適之也好，都是民國文化和文運的關係人。他們的自由主義，使得西學東漸的
萌芽獲得茁長.也就是說，五四乃是民國文化和民國人物的產物，不是蘇聯和共產黨的產物。
蔡氏是作為五四多元化的始作俑者，開始其兼容並包之作為的，換言之，是國民政府的兼容
並包實現了五四運動。如果說蔡元培是五四護法神，他也是護國民黨之法，不會去護蘇聯大
憲法，更不談共產法。

    但是五四之前後，國民、共產兩黨之存在又不能不說，他們把五四引向了列寧主義體制
和革命辦法。於是，依據多元而崛起之中共和國民黨之一部，成為五四革命破壞之元素，專
制極權之元素的繼承者，而完全拋棄了五四的另一個開放元素。這是五四的二律悖反。（這
個邏輯的再詳察，則是孫文本人的兼容並包。這個兼容並包和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或有異同。
同在他們都是西方學術的引領者，知道民主自由之真諦.異在孫文之多元最終駛向蘇俄，浸
染了共產黨的黨文化氣味。而蔡先生的主導研究馬克思，要區分信仰和研究之別，卻難以做
到。很多被他請來的教授，如陳，李，學生如張國燾，就不但信仰，還要實踐，組黨，革命。
我們說過，美國哲學家悉尼。胡克的看法，如果自由允許反對和窒息自由之自由，就是自由
之反——這個思想，是不是也起到作用呢？）

    英美派和法日派，也許爭執有道，不無根據，但是從魯迅一方看來，其書中介紹其之尼
采思想，是他向西之行之邊界了。我們不知道他的思維中自由主義資源。我們說在兩個層面，
魯迅給人的啟示不弱。一個啟示是作為一個批評家，可以罵倒一切，從歷史到現實。自由主
義就是一個自由罵斥主義.比如美國之新聞自由，就是罵斥政府。一直罵到底，終其一生—
—很多美國報人、作家就是這樣。魯迅之罵斥，原則上無錯——雖然我們並不必涉入他官司
千種的罵斥細目。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罵以後，是不是指出前途。比如，胡適之在大
陸淪陷以前，就不單是罵了，而是指出自由民主之前途。這樣，罵斥分兩種，一種是預期有
前途，有目的之罵斥。罵後，是要建設憲政，從西方歷史，學術種種汲取營養——還有一種，
就是罵祇是罵，罵無前途，革命後做啥，不知道——最壞的，就是知道革命，也知道罵，但
是，回到前此說法，故君子可欺以其方！毛澤東就是也罵，要到地主床上滾一滾，也指出前
途，指出「民主」，但是，骨子裡是欺以其方——這樣，國人以為毛氏聯合政府啊，社會主
義啊就是預設，就是前景，就一傢伙跑到1949年。這樣不單胡適的自由主義前景沒有了，魯
夫子要罵斥的權利也被一併取締。所以，指出一個最為簡單不過的道理，就是，革命可以開
啟民智，也可以蒙蔽民智——唯獨民主不但可以開啟民智，且一旦開啟就不可逆轉之。五四
是不是開啟了民智呢？我看是蒙蔽和開啟兼有。◆，就是，革命可以開啟民智，也可以蒙蔽
民智——唯獨民主不但可以開啟民智，且一旦開啟就不可逆轉之。五四是不是開啟了民智呢？
我看是蒙蔽和開啟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