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蕭軍崇毛 （北京）宋嵩 1976年10 月19日，毛澤東逝世不久，作家蕭軍寫了兩首詩： 毛澤東主席逝世有感 一 萬眾同悲隕大星，古今中外擬何從？一生繼志拯中國，天地為心濟世窮。 八億黎庶活化雨，千章古木挹春風。諄諄遺教篇章在，涕淚拋將讀大經。 二 狼蛇狐鼠一時狂，鬼霧妖氛夜未央。霹靂一聲天地震，萬山紅葉艷經霜。 生民額手歡同慶，白璧青蠅玷莫傷。大道何能終若發，羊腸九阪事尋常。 這是流行於大陸為「偉大領袖」歌功頌德的一種應制詩體，不論其是發自肺腑，還是應 景違心，許多內容都很不真實。眾所周知，毛澤東統治大陸27年，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 災難：他實行極左政策，「運動」「鬥爭」不斷；剝奪一切所有者，壓制不同意見；積案如 山，怨聲載道：「大躍進」千萬農民死亡；文化大革命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中華文 化備受摧殘，國家經濟瀕臨絕境……如此罪錯纍纍，何來「八億黎庶活化雨，千章古木挹春 風」？！又何來「羊腸九阪事尋常」，「白璧青蠅玷莫傷」？！ 一個桀驁不馴的漢子 寫詩的作者蕭軍，一個桀驁不馴、剛烈耿直的東北漢子，其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的，是 在1942年10月延安召開的「魯迅逝世六週年紀念大會」上。 那一次，蕭軍在大會上公開為王實味鳴不平，引起了和7位作家（丁玲、周揚、柯仲平、 李伯釗、劉白羽、艾青、陳學昭）的一場車輪大辯論。蕭軍一個人「舌戰群儒」，從晚上8 點到凌晨兩點，兩千餘參會者無一人離場。 且看會場上最後一段對話：經過大會主席吳玉章的周旋，蕭軍氣消了不少，站起來說： 「吳老的話還讓人心平氣和。我先檢討檢討吧，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錯行不行？那百分之 一呢？你們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對呢？」 丁玲也站起來說：「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們一點沒有錯，百分之百都是你的錯。我們 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你這個朋友等於九牛一毛，有沒有你這個朋友沒關係。」 蕭軍一聽，氣又來了，他說：「我百分之九十九都攬過來了，你們一點錯都不承認，盡 管你們的朋友遍天下，我這根毛也別附在你這牛身上。我到延安來沒帶別的，就是一顆腦袋， 一角五分錢（一角五分錢可以買一顆子彈）就解決了，怎麼都行，從今天起，咱們就拉—蛋 —倒！」說罷，用手勢重重地頓了三下，怒沖沖拂袖而去。（王德芬：《我與蕭軍風雨50 年》） 多麼直率、硬朗的漢子啊！ 性格決定命運 然而，倔強的性格卻給蕭軍帶來了坎坷的命運：1948年，蕭軍在哈爾濱創辦《文化報》， 因一篇文章提到「各色帝國主義」，和另篇小品文涉及一個俄國老太婆和三個女孩子的一場 小鬧劇，受到劉芝明主編《生活報》連篇累牘的批判，嗣後，中共中央東北局作出《決定》： 蕭軍被定為「反蘇反共反人民」份子，從此打入另冊，「入土」30年不見天日。 1957年「反右」運動中，經毛澤東點名，蕭軍和丁玲、艾青等人受到「再批判」。原來， 蕭軍在延安曾寫《論同志之「愛」與「耐」》一文，中心意思是呼籲同志間的「說服，教育 與理解」，並強調要「隨時隨地和醜惡與不義」，包括革命隊伍內、外及自己心裡的「撒旦」 作戰。此文經毛澤東審閱刪改後，發表於1942年４月８日延安《解放日報》；12年後卻成了 「再批判」的靶子。1957年，毛澤東在一次中央省市委書記會議上說：「對於蕭軍、丁玲之 類的人，殺關管都不好，要抓他許多小辮子，在社會上把他搞臭。」 在文化大革命中，蕭軍又成了「牛鬼蛇神」，遭受批鬥、抄家、關押的命運，特別是 1966年8月23日，蕭軍和老捨、駱賓基、荀慧生等近30人，在北京「文廟」遭到「紅衛兵」 的凌辱和輪番毒打，後背的衣服被打到皮肉裡，老捨被打的第二天投湖自殺。蕭軍的大兒子 蕭鳴被多次毒打昏死過去，幸虧在火葬場被工人發現尚有口氣，給拉了回來…… 「經是好的，歪嘴和尚念歪了」 筆者有幸和蕭軍有過一面之緣，那是文革結束後1982年的一個夏日，在北京銀錠橋西海 北樓「蝸蝸居」寓所。作為一個編輯和記者，出乎對「有民族氣節的」老戰士的景仰，我訪 問了這位老人。此時的蕭軍已恢復名譽，洗刷了潑在他身上的一切污泥濁水。這個被掩埋30 年的「出土文物」又重見天日，成為「紅人」。那些日子，他忙於參加各種活動，接受報刊 採訪，應酬不斷…… 在飽經滄桑風雨、心情和生活得到安定之後，蕭軍晚年的性格有了很大變化：不再桀驁 不馴，而是謙和爾雅。這一年，他寫文反思自己「渺小」，想「狠下決心自己動手割掉」 「那種永遠也得不到滿足的自負的尾巴」。猙獰歲月傷害了這位老人的心靈，消磨了他的銳 氣。交談中我幾次試圖瞭解有關他過去的某些細節，都被托詞迴避開來。蕭軍不願回顧那些 令人心悸的前塵往事，談得較多的是他平反後舒暢的心境和生活。「我一生的最大希望，是 求得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和老百姓的翻身。今天，這些目標都已經得到實現。我感到高 興！」他坐在沙發上，帶著東北口音，滿面笑容地對我說。 當談到文化大革命為什麼發展成為一場「浩劫」時，蕭軍說了兩句話：「經是好的，歪 嘴和尚把它念歪了。」意思是說，文革的惡果是林彪、四人幫一夥「歪嘴和尚」造成的，不 能怪罪於「偉大領袖」。蕭軍的話使我感到十分驚訝！當時人們都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這 本「經」本來就是「歪」的，念「經」的「和尚」不過是照本宣科而已。身受其害的蕭軍為 什麼要為「始作俑者」開脫責任？！ 第一印象效應 心理學中有「第一印象效應」現象，說的是人際交往，第一次印象非常重要，往往形成 對某個人的基本看法。 蕭軍於1938年、1940年曾兩度去延安，成為毛澤東的「座上賓」：毛澤東為蕭軍設宴洗 塵，親自登門拜訪，兩人多次促膝交談，書信來往不斷。毛寫信給蕭說：「你是極坦白豪爽 的人，我覺得我和你談得來。」並建議蕭軍加入共產黨。有一次，蕭軍因看不慣延安的某些 現象和人際關係緊張，一氣之下離開延安去附近的鄉下務農，毛澤東叫秘書胡喬木把蕭軍請 了回來。毛一生鄙夷知識份子，對蕭則情有獨鍾。特別是，蕭軍因多次袒護王實味而沒有受 到株連，因此對毛感戴不已。 在蕭軍的《延安日記》裡，記載著對毛澤東的一些印象：「毛的為人使我對他起了好感， 誠樸、人性純厚、客觀……吃煙過多，他的牙根大部變黑了，臉色黃的，有些浮腫，眉毛是 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樣子……從他的臉上看不出稜角，眼睛也沒有桀傲的光，他 是中國讀書人的樣子。」「他使人的感覺是：鬆弛，不易集中，不立即對一件事透徹地解釋， 有些地方虛無脈絡。他是個敏感輕他的人。他不是哲人學者，他是農民性的中國式的自然主 義式的領導者，單純的政治家。他的唯一長處大約就是能夠在鬆弛裡含孕著一種神經性的力 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現吧？」「毛澤東講演如何反對黨八股的問題……他很精彩和 很懇切地罵了這些用黨八股的人是鬼風、陰風、狗叫……每個聽著的人全是那樣幸福地笑 著。」「他是有天才的，但是感覺性的天才，後天醞藏性不夠，是一個經驗性的天才，哲學 性不夠，深度不夠。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政論家……但不是一個深刻的、洞徹的思想 家。……權威的力量，可以使人發生迷惑！祇有真正懂得本質的人，才能不為他所影響，走 出這影響。」 …… （蕭軍：《人與人間——蕭軍回憶錄》） 蕭軍在延安對毛澤東有著「好感」：「誠樸、人性純厚、客觀」，「有天才」……他看 到了毛澤東的魅力：一席講話，機智幽默，文采風流，可以使「每個聽著的人全是那樣幸福 地笑著」；也看到了毛的某些「本質」的東西——「農民性」，陰柔、與「中國式的自然主 義」，以及毛的一些弱點——「敏感輕他」，「後天醞藏性不夠」，「哲學性不夠，深度不 夠」等等，對這一切，蕭軍當時沒有、也不可能去作進一步的探究。 延安時期的毛澤東給蕭軍留下深刻印象，蕭從此對毛產生了一種特有的感情，視毛為 「大星」，終身服膺，即使淪為「階下囚」也無怨無悔…… 毛澤東、魯迅是否同道 蕭軍對毛澤東懷有「好感」的另一個原因，是一直把毛引為魯迅的同道。蕭軍一生崇拜 恩師魯迅。在延安，毛澤東多次講話，高度讚揚魯迅是「中國第一等聖人」，「最偉大和最 英勇的旗手」，「中華民族最正確的方向」；延安建立了「魯迅圖書館」，成立「魯迅研究 會」，蕭軍擔任主任幹事……對這一切，蕭軍是滿意的。他常說：「魯迅是我的父親，毛澤 東是我的哥哥。」他寫給兒子蕭燕和女兒小濱的詩：「思想精神毛魯路，登山應向最高峰。」 蕭軍把毛澤東和自己比喻為和魯迅一脈相通的「兄弟」，並勉勵自己的孩子走「毛魯 路」。實際上，毛魯兩人「思想精神」並不相通，所走的路也不一樣。魯迅是徹底的革命者， 他痛斥封建帝王的專橫、暴虐和權術，主張「尊（重）個性張（揚）精神（自由）」，並且 「無情地解剖自己」；毛澤東則反其道而行之。 毛澤東當年頌揚魯迅，對蕭軍「謙恭下仕」，主要是出乎政治上的需要。正如蕭軍的兒 子蕭燕所說：毛澤東沒掌權以前需要朋友，掌權以後他更需要奴才。果然，毛掌權後，到了 1957年便翻臉不認人，「秋後算賬」，對丁玲和蕭軍進行「再批判」，其「醉翁之意」不過 是「殺雞懲猴」，讓所有的知識份子俯首貼耳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這年3月毛澤東在上海和羅稷南的那次對話——毛說，如果魯迅還活著， 「要麼是關在牢裡，要麼識大體不做聲」，毛的用心和手段呼之欲出！蕭軍的女兒蕭耘說： 「父親是一個不計舊怨的人。」魯迅則相反，對他的「怨敵」「一個都不寬恕」。蕭軍對 1957年毛對他的「再批判」可以寬容；如果他生前看到毛羅對話，知道毛在掌權後將怎樣懲 治魯迅，面對恩師和「父親」的遺訓，他能寬容毛嗎？！ 「應是無聲勝有聲」 1977年，步入「古稀」的蕭軍寫了一首小詩： 「不叩不鳴一老鐘，禿柯古寺自凌空。 滄桑風雨行經慣，應是無聲勝有聲。「 這首題為《古鐘》的詩，是蕭軍在北京東壩河村居時「所見所感」之作，寫的是「古 鍾」，實乃「自況」。當時文革剛剛結束，這位飽經「滄桑風雨」的「禿柯」老人猶是戴罪 之身，在偏僻鄉村裡，像「古寺」「老鍾」一樣，被「凌空」掛著，「不叩不鳴」，等待著 時局變化。這首詩反映了蕭軍當時「靜觀待變」的心境。 3年後，1980年，情況大變了！蕭軍恢復了名譽，重新得到社會的承認和尊重，參加活 動，接受採訪，撰寫文章，發表談話，他又「有聲」了。 多年以前，蕭軍就有自傳體《我的生涯》的創作計劃，1947年寫了「自序」，並完成了 《我的童年》部分的寫作；之後，由於受到政治的衝擊而「擱淺」了。恢復名譽後，他應各 報刊之請，又陸續發表了《憶長春》《哈爾濱之歌》《青島懷蹤錄》等回憶錄。人們希望蕭 軍繼續堅持把回憶錄寫下去。然而，蕭軍卻鄭重宣佈：「我不寫了！」任誰勸也勸不動。 這座「老鍾」突然「不鳴」了，究竟是為什麼？蕭軍對他的子女作過這樣的解釋：「過 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留在心裡，總是個負擔。更何況我這近八十年的生活，快樂的事不 太多，痛苦的事卻不少！寫回憶錄，如同是在揭已經長好的傷疤。對別人，也許是沒什麼， 而對於我自己，那確實是血淋淋的現實啊！如果說，他（或許是她）當年曾經昧心地、違心 地虧待過我，傷害過我，而他們的子子孫孫卻沒有傷害過我啊！……」 蕭軍不願意「揭已經長好的傷疤」，而且還顧忌到怕傷害「傷害過我的他們的子子孫 孫」，這種豁達和仁愛的基督情懷令人心動！然而，仔細一想，除了以上所述理由外，蕭軍 續寫回憶錄也有他的難處：能寫的都寫過了，該續寫的是1948年離開哈爾濱來到北京的30年。 這是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30年。其間，不僅蕭軍，其他許多魯門弟子（如胡風、馮 雪峰、徐懋庸等），以及幾乎所有的文化人，都一個個被整肅了，「血雨腥風」，「斯文掃 地」。蕭軍怎麼書寫這一段歷史？是掩飾呢，還是暴露？是批判呢，還是歌頌？他無法解答 這個難題，祇能乾脆避開不寫——「應是無聲勝有聲」。 記得20世紀30年代，蕭軍在魯迅身邊的時候，曾和蕭紅、葉紫3人一起創建過「奴隸 社」，出版了「奴隸叢書」。魯迅先生為 「奴隸社」這個名稱叫好，說「奴隸」比「奴才」 好，奴隸有反抗性，奴才則是順從的。那時的蕭軍，可以隨心所欲寫自己想寫的東西。50年 後，蕭軍從舊社會的「奴隸」變成了新中國的「子民」，時值80年代，神州大地批判「兩個 凡是」，湧動著「非毛」激流，此時的蕭軍，還在「涕淚拋將讀大經」，惦念著「白璧青蠅 玷莫傷」……蕭軍身上本來就有著中國封建專制文化傳統積澱，他擺脫不了思想上的「子民」 心態重重陰影，衝不破四周的禁錮藩蘺，也就無法續寫一段屬於他自己的重要歷史。這是蕭 軍的悲劇！也是我們時代的悲劇！ （寫於2007蕭軍誕辰100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