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羅為什麼拒絕中國模式的改革？ 程映紅 引言：我死之後管它洪水滔天！ 中國和古巴關係在後冷戰時期的恢復和發展是當代國際關係中一個重要現象。中共和古 共都經歷了蘇聯共產主義崩潰和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雙方有多層次的相互需要。中古雙方 的官方媒體都高度評價對方。在中國，不但新老左派崇拜卡斯特羅和古巴，新民族主義者也 把卡斯特羅看作是反美英雄。中國人一向有「偉人崇拜」情結，在這種情結作祟下，中國左 派和民族主義輿論把卡斯特羅看成是世界革命時代碩果僅存的偉人，全球化時代唯一真正的 反美英雄，對他的吹捧有時到了令人肉麻的程度，不無痞氣地稱他為「老卡」、「大叔」。 《人民日報》屬下的《環球時報》就是卡斯特羅在中國的「粉絲」之一。2004年底卡斯特羅 摔跤住院，《環球時報》曾用大量篇幅集中報導古巴人民如何熱愛他們的獨裁者並衷心祝願 他早日康復。對於中共官方來說，古共是在最壞情況下仍然拒不放權並挺住的典型，所以胡 錦濤2004年曾經說要向古巴和北朝鮮學習，對輿論和意識形態嚴加控制。因此，卡斯特羅在 古巴堅持個人獨裁對中共政權和左派有政治利用價值。 但是中國畢竟經過了20多年的改革，在社會的開放上和思想認識上和古巴不可同日而語。 在對古巴一片讚美的背後，中共政界和學界，都可以聽到對卡斯特羅頑固拒絕大規模的經濟 改革和對外開放不以為然的聲音，尤其對於那些對古巴現實的社會經濟狀況有感性認識的人。 這些人曾經希望卡斯特羅能仿照中國模式進行改革，改善民生，穩固權力基礎，但隨著時間 的流逝卡斯特羅一再讓他們失望。這些人所不明白的是：卡斯特羅不是不懂得改革開放可以 搞活經濟，保障基本民生，但他所擔心的正是這種搞活和保障會引發進一步的社會政治需求， 最終帶來體制性的危機。兩相權衡，他寧願在他有生之年保持現狀。他的態度可以用法國國 王路易十四的名言來描述：我死之後管它洪水滔天。 其實不是別的，正是中共實行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嚴重的政權合法性危機成了卡斯特羅 患上改革恐懼症的一個重要原因。本文從這個角度人手，依據中共官方、學界和海外古巴研 究界的材料，對卡斯特羅對中共改革的態度進行分析。中心論點是：中共的改革開放對卡斯 特羅是一個兩難的挑戰：他羨慕中共的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但對這種變化必然會帶來的社 會開放感到恐懼。在實踐上他對中共的影響採取的策略是把中共的經濟成功說成是社會主義 的勝利，為堅持他所謂的社會主義服務，尤其在古巴國內，在這個基礎上和中共發展關係， 從中共那裡獲得巨額援助；但從不告訴古巴人民中國經濟奇跡的真相恰恰不是堅持而是放棄 傳統的社會主義，在經濟政策上不允許在古巴實行任何實質性的以中國為模式的經濟改革。 這雖然是一種機會主義的態度，但在卡斯特羅那裡是其來有自的：在上個世紀60年代，他一 方面把蘇聯說成是社會主義成功的榜樣，為他在國內向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過渡做宣傳； 但在另一方面，他不但拒絕、而且批判蘇聯在一定程度上鼓勵物質刺激、個人利益和市場機 制的改革。 （一） 中古結盟緣自「六四」事件 中共和古共在60年代上半期曾經是盟友，後來主要由於卡斯特羅必須在北京和莫斯科之 間作一個選擇，於是和中共交惡，借中共削減對古巴大米輸出為由說中共加入了美國對古巴 的封鎖和扼殺，指責北京向古巴黨政幹部家庭郵寄宣傳品是干涉古巴內政。卡斯特羅甚至在 數十萬人的群眾集會上咒罵毛澤東是老年癡呆，以毛為例發誓古巴領導人將來決不超過60歲。 到了80年代，由於中共和美國結盟以蘇聯為敵，而古巴又追隨蘇聯的世界戰略，中古又成仇 敵。當時卡斯特羅在中共宣傳中的形像是蘇聯的走卒和反華小丑。1979年鄧小平對越南發動 邊境戰爭，而越南一直是卡斯特羅心目中的反美英雄，於是他在群眾大會上大罵中共領導集 團是一個「瘋狂的新法西斯」，鄧小平是一個「希特勒式的傢伙」。 但到80年代末，國際環境發生了很大改變，尤其是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公開 性使得卡斯特羅意識到必須未雨綢繆，為國際政治生態的劇變做準備。就在這個時候，中國 發生了「六四」天安門事件，給他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機會。「六四」發生時，中共外長錢其 琛剛剛（6月初）踏上拉美作多國訪問，但天安門的鎮壓引起很多拉美國家的抗議，撤銷了 錢的訪問和接待。錢被迫通過墨西哥（墨西哥政府沒有官方接待他，祇是讓他過境，錢祇好 住在使館）提前來到哈瓦那。本來錢對哈瓦那的訪問是拉美多國行中的一站，而且是對古巴 外長早先對中國訪問的禮節性回訪，加上中古之間多年的對立和冷淡，錢對這次訪問並沒有 過高期望。但哈瓦那卻給予他熱烈歡迎。卡斯特羅在古巴國家宮為錢舉行晚宴，和錢長談， 不等宴會結束就把錢帶入他的辦公室進一步交談，直到半夜。卡斯特羅表示他堅決支持中共 的所謂「平暴」，這是當時國際上少有的對中共的公開支持。得知錢由於和國內失去一段時 間的聯繫，對北京情況不太瞭解，卡斯特羅向他詳細介紹了情況和國際間的反應，還表示如 果錢要對外發表聲明，他可以提供場所和條件。錢在古巴停留了4天，明顯是因為拉美其它 國家取消了他的訪問，而祇有古巴願意接待他。 卡斯特羅在這個特殊時機給予孤立中的中共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預示了天安門事件之後 中共國際盟友的重新組合，給中共領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成為中古改善和迅速發展關係的 起點。卡斯特羅後來多次重複過他對中共鎮壓的支持，但根據場合口吻有所不同，例如1990 年6月在接受美國CNN電視老闆特納訪談時，他說中國人對付這些問題沒有經驗，不得不使用 武力。但如果不鎮壓，騷亂和內戰將使中國陷於無政府狀態，因此中國政府「沒有選擇」。 這些話表明，他心裡也很清楚：天安門鎮壓受到舉世譴責，一味強硬地為中共鎮壓叫好祇會 適得其反。 （二）卡斯特羅對中共改革憂心忡忡 卡斯特羅利用「六四」讓中共患難見真情，北京當然給予回報。在蘇聯瓦解，古巴失去 依賴了20多年的經濟援助後，北京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蘇聯留下的真空。90年代初中 古雙方在國際上都處境不利：北京是因為「六四」的後果，古巴則是被蘇聯拋棄，因此雙方 在國際場合相互支持，尤其在人權等問題上和美國等抗衡，結成了政治聯盟。 1993年11月江澤民訪問古巴，是中古兩國最高級領導人1959年以來第一次會面。古巴是 江澤民拉美之行的一站，不但是到最後時刻安排的，而且江祇停留了19個小時，但卡斯特羅 把江的訪問看作是古巴打破國際封鎖的一個重要成果，不顧古巴正處於「和平時期的特殊階 段」（這是古巴官方對被蘇聯拋棄後經濟處於極端困難期的委婉用語），傾力招待。在第一 次會談中，江在大談一番社會主義的生命力之後，轉而向古方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 概念。這很可能也是古方主要關心的問題。卡斯特羅邊聽便作筆記，不時發問，包括這個概 念的定義和翻譯。會談直到將近午夜，卡斯特羅親自把江送回旅館。江回旅館後，不顧旅途 和會談的勞頓，親自為第二天的會談起草講稿，圍繞「祇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和「祇有 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做文章。第二天的會談儘管祇有兩個小時，江卻用了一半的時間來 強調這兩個「祇有」。在場的中國大使回憶說，這一次卡斯特羅和其它古巴領導人頻頻點頭， 露出滿意的神色。顯然，江的第一次會談沒有打消他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疑慮。 1995年卡斯特羅第一次訪問中國。在首次和江澤民的會談中，他提出了一個讓中共方面 非常突兀的問題：中國的糧食進口和對古巴的影響。他說中國有充足的外貿產品可以用來換 外匯，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糧食。中國的需求十分龐大，把國際市場上糧食的價格抬高了。但 古巴的外貿產品有限，外匯就有限，付不起被中國抬高的國際市場糧價，這就是為什麼古巴 兒童在挨餓，很多人患營養不良症的原因。根據當時中國政府陪同團團長、國家計委主任陳 錦華的回憶，當卡斯特羅表達這番不滿時，他情緒十分激動。卡斯特羅的這番指責使中共方 面非常震驚。會談後陳錦華專門向卡斯特羅介紹了中國糧食進口的情況。他說中國糧食基本 自給，進口糧食占糧食消耗祇有百分之幾，而且是中國和美、加這些糧食出口國之間的雙邊 貿易安排，不用外匯，不至於影響到國際市場的糧價。卡斯特羅聽了祇是點頭，不置可否。 在後來的訪問過程中，陳感到無論他如何解釋，中國的糧食問題始終困擾著卡斯特羅。例如 卡斯特羅專門向他詢問中國汽車（尤其是家用汽車）生產的情況。在聽了陳的回答後卡斯特 羅說中國雖然大，但耕地有限，發展私人汽車會帶來增加道路和停車場的問題，這些都會占 用農業用地。然後他教訓陳說：「中國人口太多，合理使用土地是你們的長期任務。」在西 安，中共安排卡斯特羅訪問一個農戶。卡斯特羅向農家幾個成員詳細地詢問了他們的土地使 用和收成情況。在回程中，卡斯特羅突然要車隊中途停車，他走進一個路邊農戶，向主人詳 細詢問了同樣的問題。這個突然襲擊明顯是表明他對中共方面的官方解釋和訪問安排不信任。 作為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員，想必他對糊弄客人裝點門面的「波將金村莊」是深有體會 的。 在那次訪問中，中共方面重點讓卡斯特羅看了上海和深圳這兩個經濟櫥窗，並在深圳安 排了和江的第二次會談。但在離開中國前，當陳錦華問他有何觀感或留言給中共領導時，卡 斯特羅沉吟半晌，泛泛而談地說他看到了中國的發展並對社會主義更有信心了。涉及到具體 問題時，他說中共有八個「民主黨派」在幫忙，而古巴沒有。古巴靠的是和群眾的直接聯繫， 他匆忙回國的原因是要在古巴中學生代表大會上露面。他說在蘇東波之後，西方國家也企圖 在古巴煽動「街頭政治」，挑唆青年學生反對政府，這時他和其它領導人走上街頭和群眾對 話，瓦解了西方的陰謀。無論古巴的真實情況（所謂黨和群眾的「直接聯繫」）是否如他所 說，卡斯特羅的這番話不是無的放矢，很可能是對中共一向靠「民主黨派」裝點門面，關鍵 時刻他們並不和中共同心同德的一種提醒，也是對中共當年拒絕和學生對話的一種間接批評， 重複他早先所謂中國人「沒有經驗」的說法。 第一次訪華並沒有打消卡斯特羅對中共的疑慮。1998年胡錦濤以未來中共黨魁身份訪問 古巴，和卡斯特羅進行了兩次會談。陪同胡訪問的中聯部發言人裘援平回憶說，那次訪問的 背景是古巴仍然有嚴重的經濟困難，但隨著經濟的有限開放和旅遊業的發展，也面臨新的社 會問題，例如金錢崇拜，腐敗、犯罪和賣淫。在這個打開的「潘多拉的盒子」面前，古巴應 該是急切地想知道中國究竟是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如何對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但會談的實際內容表明，卡斯特羅對中國的擔憂似乎超過了他對中國經驗的興趣。在第一次 會談中，卡斯特羅對胡盤根問底，從一畝地打多少糧、一個蠶繭產多少絲到從中國飛到古巴 要多少油和中國有多少寺廟，在炫耀其博學的同時對胡進行接班人「考察」。然後他轉到政 治話題：社會主義在當代世界的前途。他談到蘇聯瓦解的時候十分哀傷，說七十年的社會主 義就這麼完了。他說社會主義能在古巴堅持下來的原因就是古巴人民都有社會主義覺悟，然 後他盯著胡，一字一字地說：「永遠、永遠不要放棄社會主義，否則是死路一條。」在第二 次會談中，裘援平說卡斯特羅又重提「誰能養活中國」這個老話題。卡斯特羅繞了一個大彎， 從中國最近的洪災開始，談到美國的小麥和阿根廷的大豆，再轉回到他對中國糧食生產和糧 食進口的擔憂。他搬弄指頭計算世界未來糧食產量，告訴胡錦濤中國糧食自給對於第三世界 的意義。在宴會上，卡斯特羅還讓服務員從廚房提來一包大米，給胡錦濤上了一課，告訴他 用先進技術處理食品和飼養家畜的重要性。 這些中共高級官員的回憶表明，在蘇聯解體後，卡斯特羅一方面竭力推動古巴和中共關 系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對中共改革的實質（即所謂「社會主義」方向）和對社會開放後中共 應對危機的能力一直有疑慮，不斷測試中共新領導人是否有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同時 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擔心。中共高級官員則對卡斯特羅的這些疑慮和擔心至少不以為然， 而在涉及古巴人民極端困難的日常生活時，這些文章的口吻讓人感到真正應該反思的似乎不 是中共，而應該是卡斯特羅。 （三）卡斯特羅和古巴改革的停滯不前：中國拉美學者的看法 在涉及古巴問題時，中國的拉美學者比官員說話要自由一些，但也很有限，特別是因為 古巴方面對自己在中國的「形像」十分敏感。和國際學術界類似，中國拉美學術界裡左派的 聲音比較強，因為作為研究對象，拉美的現狀不但是殖民主義的後果，而且是「新自由主義」 失敗的例證。拉美本身的左派和反美勢力也構成國際左派的重要部分，和中國學術界的左派 相呼應。中國有的左派出書的簽字儀式都是在古巴大使館舉行。2003年10月拉美社會科學理 事會在哈瓦那舉行題為「全球新霸權、變化、選擇與社會主義」的會議，中國社科院拉美所 的資深研究員徐世澄應邀出席，和國際左派頭面人物如薩米爾。阿明（埃及學者、作家）， 諾姆。喬姆斯基（美國麻省理工科學院教授）、羅伯特。達爾（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 和佩裡。安德森（英國《新左派評論》主編） 等同台，作了題為「新帝國主義和美國的新 霸權」的發言。卡斯特羅不但全程與會，而且發表了5個小時的講話。 但即使在中國的拉美 學術圈內，仍然可以聽到對古巴長期在改革的基本目標上認識不明徘徊不前導致民生雕敝的 直接或間接的批評。 1997和1998年，在古巴對中共的經濟政策有了相當瞭解並召開了古共五大之後，中國社 科院拉美所的《拉丁美洲研究》發表了肖楓和徐世澄關於古巴的兩篇文章。雖然他們都對卡 斯特羅「堅持社會主義」的信念表示讚賞，但重點都放在用很多數據和材料介紹古巴本來就 有限的經濟改革，例如私人可以從事一些小型服務業如理發、餐飲和出租車，允許美元流通， 以及一定限度上多勞多得等等，並對改革的發展寄予厚望。肖楓的文章根據中國的經驗甚至 預言古巴經濟改革將邁向採用市場機制、經濟成分多元化、允許私人經濟發展、打破鐵飯碗 和削減福利的趨勢。 從那以後，雖然中國拉美研究界在公開場合從來沒有改變對卡斯特羅堅持他的社會主義 的支持，但有充分的跡象表明很多人對古巴經濟改革停滯不前十分失望。拉美所副所長江時 學經常接受新聞界就中古關係和拉美問題的採訪，是中國拉美研究界「出鏡率」很高的。他 2002年10月出席了在英國舉辦的一個關於古巴問題的國際研討會，提交了一份題為「中國和 古巴經濟政策的比較研究」。通常情況下這樣的文章通常很快會發表，或者至少文章的內容 在該所的網站上可以搜索到，但這篇文章卻是例外，網上提供的祇有文章的題目。江作了什 麼樣的「比較」呢？美國邁阿密先鋒報（該報是美國對古巴問題最為關注的媒體）的記者奧 本海默（Andres Oppenheimer，美國有關古巴事務的重要撰稿人之一）在訪問該所時得到了 一份文章的拷貝，後來在邁阿密先鋒報上發表了長篇報導「中國大哥對古巴的忠告：採用市 場機制吧」。奧本海默說，江的文章的基調對古巴相當不滿，「古巴的改革並沒有任何清楚 定義的理論做依據」，古巴政府「並沒有改變它的理論基礎，公開接受市場機制」。文章甚 至這樣公開發問：「古巴可以從中國學到什麼？」並列舉了一系列古巴可以從中國這裡學到 的「經驗」，包括採用市場機制，所有制多元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等。這樣一份 文章在中國不能公開發表，看來是理所當然的。 拉美所的徐世澄研究員60年代在古巴留學，是中國屈指可數的古巴問題專家，和古巴高 層領導和學術界一直保持密切關係。他在2002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古巴仍然沒有認識到全 面改革的必要性，始終停留在應急階段，以致改革的長期戰略目標含糊不清。2003年，徐世 澄在上文提及的國際左派在哈瓦那召開的反「美帝霸權」的大會發言後又實地考察了古巴， 回國不久發表了一篇文章，詳細介紹了古巴的經濟情況。徐說，古巴的經濟改革仍然處於十 字路口，經濟雖然有所恢復，但還沒有回到90年代早期的水平，經濟總量低於1989年。徐用 了一幅圖表詳細說明古巴普通人的配給情況，包括麵包、大米、食油、雞蛋、魚、火柴、肥 皂、牙膏，甚至古巴特產的雪茄煙都要配給。最令中國人震驚的是，古巴號稱世界糖罐子， 但2003年它甚至必須從哥倫比亞進口糖（徐並沒有說明的是2003年並非古巴唯一的進口糖的 年份）。所有這些都祇能使中國人回想起毛澤東時代最困難的時候。 國際輿論一般認為勞爾。卡斯特羅（菲德爾。卡斯特羅的胞弟，也是他自60年代初就指 定的接班人）對待改革開放的態度要開明一些。中國的古巴問題專家一般很少涉及古巴黨內 在改革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但徐的文章說勞爾在承認「外部因素」是導致古巴經濟困難的原 因之一時，也「尖銳地分析了主觀因素」：「我們工作中的很多缺陷和帝國主義沒有關係， 和『和平年代的特殊時期』也沒有關係……我們必須有勇氣承認、分析並從錯誤中吸取教 訓。」徐讚揚了勞爾在推動軍隊經濟改革中的領導作用（勞爾主管軍隊，古巴軍隊的預備役 部門最早在副食品生產中實行一定的承包制）。 有關勞爾在推動古巴有限的經濟改革中的作用和對「中國經驗」的重視，中共駐古巴大 使（1999-2001）王成家有更詳細介紹。王說，「勞爾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發生的變化十分 關注。他讀了6遍江澤民主席的15大報告。他訪華20多天（勞爾於1997年首次訪華，本文作 者注）。每參觀一地，全團要開會總結，談體會。回古巴後，他根據古巴的具體情況，借鑒 了一些中國的經驗。」古巴和中國過去一樣，軍隊（尤其是後備役）從事經濟生產，古巴有 限的改革就是從軍隊的經濟部門開始的，取得經驗後，分步驟在有條件的國有企業展開。可 以說是軍隊的政治特權使得他們成了改革的先鋒。古巴的菜籃子工程就是在勞爾倡導下在軍 隊中首先發展起來的。古巴軍隊後備役司令紹黃是中國血統，古中友協主席，在勞爾的支持 下他對菜農實行按勞分配，一個菜農每月所得超過部長的名義工資。這在古巴引起了一場 「姓社姓資」的爭論，甚至有報紙公開批判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時勞爾出面說「為 什麼一個農民就不能比部長掙得多？他是勞動所得，符合社會主義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 徐世澄和王成家對勞爾的評價可以從紹黃等人最近在美國出版的《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一 書中得到印證。勞爾早在80年代晚期就主張一定的「工作重點」轉移，支持發展「菜籃子工 程」，針對「有些領導人」對具體負責人的批評，他說他是這個工程的「教父」，有問題找 他。 （四）美國的古巴研究界對「中國經驗」的看法 自90年代後半期以來，所謂「中國經驗」——即採用市場機制、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同 時維持一黨專制——對古巴的借鑒意義越來越引起國際拉美研究界的注意，尤其是對古巴的 未來最關心的美國。這方面的討論主要反映在兩個研究項目中，一是「美洲內部對話」 （Inter-American Dialogue 簡稱IAD），另一個是「古巴轉型研究」（Cuba Transition Project 簡稱CTP）。 IAD 主要關心的是東歐、越南和中國的經濟改革對古巴的借鑒作用。曾經擔任世界銀行 負責拉美事務的副總裁、印度背景的經濟學家伯可（Shahid Javed Burki） 也有過主持世 行中國項目的經驗。他認為古巴現體制更多地是民族歷史發展的產物，和東歐不同，因此東 歐急劇轉型的模式不適用於古巴，倒是中國在這個意義上和古巴更為相近。他說「中國的很 多經驗對於古巴可能更為切合」，包括「加入佈雷頓森林體制和世界銀行，和美國建立良好 的關係。[14]伯可的文章充滿了善意的具體建議，但這些都是關心國際事務的人不難想像到 的。他的問題是在一個關鍵問題上顯示出對他所談論的那個政治體制缺乏起碼的瞭解：建議 再多再好也無助於理解那個體制和領導人是否有誠信和決心走上這條道路。 相比之下，CTP的研究者很多都是對古巴體制有深刻瞭解的歷史和政治學家，他們更關 心的是古巴有沒有可能採用中國模式，即使他們提出建議，也是從對古巴現體制有切身利害 關係的角度出發，而不是空想。例如，萊特裡夫（William Ratliff， 胡佛研究所古巴和中 國問題資深研究員）在「中國經驗與古巴轉型？」一文中列舉了一系列不但改善國計民生、 而且對體制本身也有穩定作用的措施，主要是用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來改變領導人恐懼改革 的心態，消除對大鍋飯和鐵飯碗的依賴，建立有序而穩定的權力交接，讓軍隊退出經濟領域， 等等。不過，萊特裡夫強調說歷史已經給了卡斯特羅充分的機會讓他扮演鄧小平的角色，但 今天看來這種可能性「非常之小」。在另一篇文章中，萊特裡夫分析了卡斯特羅為什麼當不 了鄧小平的原因：「就像毛一樣，卡斯特羅不能在他生命的盡頭放棄他追逐了一輩子的信念， 同時又不承認他一生的政治事業是一個可怕的錯誤」。所以正像毛至死抓住他的平均主義的 社會主義不放一樣，卡斯特羅在這一點上也是堅定不移，祇有在經濟實在一塌糊塗時才階段 性地允許一些刺激個人動力的措施。「因此和鄧小平不一樣的是，卡斯特羅在處理經濟問題 和對外開放時頂多是從策略而不是從戰略角度出發，他決不可能有任何全局性的改革思維。 一些CTP的研究者揭示了一些和「中國經驗」有關的古巴內幕。阿姆切斯特奎（Domingo Amuchastegui） 原是古巴高級情報主管，後叛逃美國。他告訴萊特裡夫「費德爾 卡斯特羅 對中國的每一個方面都有很大的保留，包括改革的步調，強烈的貧富懸殊，社會對抗，普遍 的腐敗。」他對中國的態度和勞爾有很大的不同。1993年在嚴重的經濟危機下古巴國內的 Cojimar 和 Regla 兩地發生了動亂，受「天安門綜合症」的影響，勞爾據說在內部會議上 說他「不想為把坦克開上街頭負責」，為了解決「食品和日常生活基本需要」，必須實行一 些改革。自90年代中期以來，在勞爾周圍聚集了一批有改革思想的領導人和經濟學家，他們 對中國模式在「政策設計和實踐效果」上普遍感興趣。卡斯特羅1995年訪問中國時並沒有會 見中國經濟改革領導人朱熔基（朱直到2003年卡斯特羅第二次訪華時才和卡斯特羅見面，其 時所有中國主要領導人都和卡斯特羅或是在中國或是在古巴見過面了）。而勞爾1997年訪華 時和朱長談，把那次訪華之行稱為「取經之旅」。後來他邀請朱的顧問訪問古巴，和古巴領 導人就改革問題和中國經驗座談，尤其是如何吸收海外僑民的資金和技術。古巴全體領導人 出席了座談，祇有卡斯特羅缺席。阿姆切斯特奎說卡斯特羅「極大地削弱和限制了中國經驗 在古巴的影響。」 以上美國的古巴研究界對「中國經驗」的分析和中國官方和學術界的觀察基本上可以相 互印證。他們都認為大權獨攬的卡斯特羅沒有也不可能實行類似於中國的全面的經濟改革和 對外開放，在這個前提下古巴不可能有一個長期和系統的改革方案，祇會頭痛醫頭，腳痛醫 腳，但古巴領導集團內部不乏對中國經驗深感興趣的人。 （五）抵制改革 至死方休 自冷戰結束以來，中國已經取代蘇聯成為古巴國際上的主要政治盟友，同時是主要的貿 易夥伴（僅次於委內瑞拉和西班牙）、慷慨的借貸人（江澤民2001年訪問古巴時曾送上一筆 4億美元長期無息貸款的厚禮）和日常生活用品（從自行車、電視機、電飯鍋到塑料拖鞋） 的供應商。很多國際觀察家都對中國能否影響古巴的改革開放深感興趣，但實際上，所謂中 國經驗給卡斯特羅帶來的更多是困擾和懷疑，而非鼓勵和信念。 毫無疑問，卡斯特羅1989年以來在發展中古關係上起了主要推動作用。對於他來說中古 關係有極大的現實意義。當「中國製造」的商品充斥古巴市場，古巴政府從中國那裡得到巨 額援助的時候，卡斯特羅從未放過機會，告訴他的人民：這一切都因為中國堅持了社會主義 和國家獨立。1999年中共慶祝建國50週年，卡斯特羅出席了群眾集會，在中國大使之後發表 了「即席」長篇演講（之所以在「即席」上加引號，是因為這是卡斯特羅的慣伎：事先宣佈 不講話，然後突然來一個「即席」，顯示對問題的重視，在這個場合無疑是要意外地給中共 一個面子。）。卡斯特羅告訴古巴人民：中國已經維持了20年的百分之九點八的增長率，每 年生產的雞蛋占世界總量的百分之四十（在他領導下古巴從60年代初雞蛋就實行配給，因此 這無疑是一個讓古巴人民印象深刻的數據。），每年的穀物產量是490億噸（他沒有說這是 否足以養活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此外他還告訴古巴人民：中國非但沒有象很多亞洲國家 的經濟那樣在最近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垮掉，而且人民幣也挺住沒有貶值，從而為世界經濟的 恢復作出了貢獻。但是，中國之所以能有這樣的奇跡——卡斯特羅一字都沒有提中國的經濟 改革——是因為有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中國所進行的是一場「窮人所有、窮 人所治、窮人所享」的革命。當發表完這樣一番令任何瞭解中國真實情況的人目瞪口呆的講 話後，他奮臂高呼「不是社會主義就是死亡！我們必勝！」在中共舉行建國50週年閱兵典禮 的當晚，卡斯特羅來到中共大使館，觀看現場轉播的盛況。中共展示的武器裝備使他非常亢 奮，對中國大使說這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閱兵，「美國人、俄國人、德國 人，沒一個能做到。」他向大使館要了一份錄像，要讓古巴每個老百姓都為中國的強大而自 豪。古巴國家電視台把這份錄像放了三遍，確保每個古巴人都有機會和他們的主席同樣亢奮。 不但如此，他還把這份錄像複製了一份送給來訪的危地馬拉總統，後者正考慮和台灣斷交。 換一個角度，說卡斯特羅奴顏媚華毫不為過，這就是所謂「硬漢」的真相。不過在他，這也 決非第一次，從60年代到80年代，他就是一直這樣吹捧蘇聯的。 就和40年前對蘇聯力量的吹捧一樣，在今天卡斯特羅對中國實力的吹捧背後是深刻的保 留和懷疑。對於卡斯特羅來說，所謂的「中國經驗」究竟有什麼讓他止步不前？他的有限改 革和中國模式之間的分界線又在哪裡？這個問題可能還是對中國和古巴都有瞭解的中國古巴 問題專家最有資格來回答。徐世澄在1998年就對卡斯特羅在中國和古巴之間劃的分界線印象 深刻，他引卡斯特羅在黨代表大會上的話說：「古巴不能照搬象中國這樣的國家的政策」， 古巴經濟「決不向市場的盲目規律低頭，決不允許私有制，決不放棄國家計劃」。這三個 「決不」非常具體和可操作，和鄧小平的所謂「四個堅持」不同。「四個堅持」祇有共產黨 的領導這一條是具體的，即共產黨不放棄對權力的壟斷，其它都可隨意解釋。連鄧小平自己 都承認「什麼是社會主義」都還沒有弄清楚，還堅持什麼？因此，祇要這三個「決不」沒有 廢除，古巴改革就不可能有實質性的進展。6年後當徐再次訪問古巴歸來後，他用具體的材 料說明了這三個「決不」是怎樣繼續束縛古巴經濟的：古巴的私營經濟限於服務行業和家庭 規模，即出租車、餐館、理髮店、咖啡店等等，而且做老闆的祇能是同一個家庭成員，不許 雇外面的幫手。一個哈瓦那中餐館老闆對徐抱怨說政府規定像他這樣的外資餐館必須到指定 的商店用外幣進貨，這就憑空增加了成本。徐委婉地說「古巴領導人一向十分重視社會平等 和平均，對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十分擔心。」這個觀察可以用卡斯特羅自己的話來說明。就在 接待胡錦濤訪問古巴之前，卡斯特羅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時強調說「我們不是為了創造個人 百萬富翁而鬧革命；我們是為全體公民成為百萬富翁而革命。」這無疑是針對鄧小平「讓一 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 卡斯特羅本來就是社會主義陣營中最頑固的保守派。60年代他在古巴貫徹和毛主義十分 相近的卡斯特羅主義，上台不到幾年就把一個自然資源十分豐富的島國弄得樣樣都要配給。 後來他不但拒絕參考蘇聯有限的經濟改革，而且象毛一樣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祇不過為了繼 續得到蘇聯的援助和保護，這種批判沒有公開而已。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反抗極權統 治的「布拉格之春」，卡斯特羅抓住機會和蘇聯算總帳，在群眾大會上指責蘇聯，說正是蘇 聯的經濟改革導致了自由化，為捷克的資產階級和反革命培養了土壤。與此同時他在國內發 動了「革命攻勢」，用動員全國實現一千萬噸糖的經濟指標來實現社會的徹底轉變，向共產 主義過渡，可以說是結合了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革，要畢其功於一役。當這個窮過渡失 敗後，卡斯特羅的革命開始「制度化」，即不再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來完成經濟指標和管理 國家，而是參考蘇聯的模式，建立起官僚體制和高度中央集權的指令經濟。蘇聯的演變和瓦 解不但沒有使他反省共產黨傳統體制的致命缺陷，反而使他對任何會削弱共產黨一黨專制的 經濟和政治措施更加敏感。 在這樣的背景下，卡斯特羅對中共的改革開放一直有兩個主要疑慮，這兩個疑慮又反過 來強化了他的反改革立場。疑慮之一是中共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中共堅持一黨專制的信念。 他和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初次會見就說明了這一點。與此相聯繫的是他對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社 會問題給一黨專政所造成的威脅的疑慮。卡斯特羅反對貧富分化，但這決不是為老百姓著想， 祇不過是因為和普遍貧窮相比，貧富分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是像他這樣的獨裁者更難以應付 的。因此與其貧富分化，不如普遍貧窮。這就是他堅持他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因。相信 如果毛在世，他也會用類似的立場來抵制改革。卡斯特羅的另一個疑慮則並非毫無道理，這 就是中國的發展是畸形的，短視的，是以犧牲農業和環境為代價的，將給人類的未來帶來難 以預料的後果。這個問題當然對於很多經濟學家、發展學家和環境專家，或者甚至普通人來 說並不新鮮，但卡斯特羅表達這種疑慮的方式帶有他的鮮明特徵，甚至把中國的糧食進口和 古巴兒童營養不良聯繫上，充分體現了後冷戰時期共產黨國家之間關係的錯綜複雜和光怪陸 離。 雖然在改革問題上，卡斯特羅讓中國和西方很多人一再失望，但至少有一點他們應該感 到慶幸，這就是卡斯特羅雖然不是鄧小平，但畢竟也不是毛澤東。毛在他的最後時刻為了鏟 除修正主義者和「黨內資產階級」，發起了對周恩來的批判，並再次清洗鄧小平，但卡斯特 羅不但允許一些有限的經濟改革斷斷續續地出台（時常又收回），而且沒有禁止黨內對「中 國經驗」的討論。時代畢竟不同了，卡斯特羅也沒有毛澤東那樣定期清洗自己接班人的記錄。 古巴改革的大門被他關上了，但卻沒有上鎖。在他身後，如果古巴不能立即實現民主化和自 由化，那麼新領導人很可能會採用一些被中國模式證明為是有效果的政策。萊特裡夫預言道， 當那個時候到來的話，為了減輕黨內保守派的阻力，改革派很可能會把卡斯特羅大段讚美中 國的話拿來作為意識形態的武器。卡斯特羅曾經在中國人面前為蘇聯共產主義的瓦解而悲歎， 而如果古巴共產主義的瓦解始於他自己對中國言不由衷的讚美，那麼人們看到的將是一出歷 史的悲喜劇。 （本文基於作者發表於英國《中國季刊》 （The China Quarterly） 2007年春季號的 文章「Fidel Castro and China『s Lesson for Cuba─A Chinese Perspective」。 修改 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