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及其前路 （江蘇）樊百華 審視中國改革需要有「人類視野」。很難想像對人類社會沒有清醒認識，而能夠有對現 實中國的中肯研判。人類從叢林社會到奴隸社會很「自然」，是以拳頭、棍棒、矛箭為武器 的強者得勝的過程；以後經歷萬年演變，同樣很「自然」地充分發育了「權力私有制」，用 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權力捉弄財產的經濟，而中國的皇權私有制大一統社會，便是其典型。 權力——能力：私有與公有 人類的私有制最重要的是兩種，「權力私有制」與「能力私有制」。（公有制也有兩種： 權力公有制與社會合作制。）前者以對別人的控制與剝奪為能耐，後者以創造、提供給別人 服務為能耐（法治社會的財富私有制是從能力運用的可估量結果界定的）。「人的能力」都 從「想」（不僅是理性的「思想」）開始。權力不能直達「想」，但能控制「表達、表現」， 由此通過「恐懼反饋」左右「想」。權力經濟社會很多方面連動物社會都不如。權力家的能 耐最多是靈巧的獅虎，古往今來的山大王、黑老大、專制黨魁是典型，不論其有無國家權柄 的樣式，與其說能力的奇特不如說心狠手辣的超常。別跟我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 礎決定上層建築，那意思跟「沒有汽車火車就沒有公路鐵路就沒有交通部」，要麼是廢話— —說明不了任何社會利害關係，要麼是糊話——汽車火車與鐵老大、林立的收費站有什麼必 然聯繫？ 「能力私有制」是人類唯一偉大的私有制。在教育資源公正分享的社會，人們的能力各 備其用、各有所專，很難說有多大差異。僅僅做貿易的生意人，應用別人的發明來生產的制 造商、工程師，或者從事學術、教育的知識家，其中絕大多數人的能力都不算奇特，不能與 科學家、發明家、大師媲美的——按照這一認知，科學家、發明家、大師之外的人群出現暴 富（中國官話也叫「跨越式致富」 ）與赤貧之別，一定表明機會、資源（包括信息）的利 用出現了種種不公，人類社會還處於低級狀態。 權力通吃最低級，壓制商業與膜拜商業的民族也都各有局限。這一點非常重要，它意味 著所有圍著權力轉的說辭都屬於黑話；所有圍繞市場轉的學問都稱不上「大智慧」。博弈論 對進入市場的財富之道德、法律的品質一無所知，例如對中國「國企改制中的化公為私」無 動於衷，甚至像博弈輪專家張維迎那樣助紂為孽，能夠是什麼大智慧？ 科學家們被權力、金錢所佔有是人類一種很可笑的現象。能力本身不是強力支遣的工具， 也無法計價。計價是必須的，但人類不可以計量化。計價（量）的實質是把一切抹平為可交 易品。大多數人的職業估價（凡職業都是謀生的，謀生的官商富可敵國是人類的大瑕疵）說 到底參照的是商品計價。這一理論太重要了！它宣告：人的尊嚴無法被市場充分尊重；它一 開始就要挑明：人類的尊嚴即便在經濟領域也不可能局限於計量化的市場經濟；市場祇尊重 可標價的交易品，它本身並不過問交易品的道德、法律品質，當然不可能充分尊重能力，更 無法顧及人的許多快樂與幸福！目前人類的市場經濟不承認雇工對企業財富增量的股權性貢 獻，僱用關係的「合作性」極其缺乏親和力，例如有錢賺就並不在意中國大陸血汗工人的人 權，甚至趁火打劫成為來華商人們的主導原則，也印證了商人社會的道義有限性。當然，大 陸中國總體上還折騰在低於市場經濟的權力經濟中。可是連世界500強都幾乎爭先恐後地來 到中國發民難財，說明即便是歐美商人，多不願像2500前的哲學家泰勒斯那樣通過能力（預 見橄欖豐收包攬了搾油器買賣）發財，而是能通過勾結權力發財便一定會見利忘義。商人世 界可以有規則，但其主導原則一定無關於終極關懷。中國總體上是無序的，來華歐美商人的 第一追求連規則都不是。 近年來，辜鴻銘們說過的中國文明的悠久綿延自有其理由、道理，又被人們或驚訝或無 奈或自戀或莊重地津津樂道了。什麼理由、道理呢？就是以暴力為終極支撐的私有統治體系 的發達。鄧小平的「摸黑貓」（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改革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我把這種不顧道義標向的貓論、摸論統叫做摸黑貓）、江澤民的「我大佬」 （三個代表 無非說「共產黨是大佬」），使大陸中國以最壞的方式有選擇地回到了1949年或者1911年之 前，其「正當性」實在不是什麼需要花巨資來研究的課題（中國社會科學界有的旨在為鄧、 江論調論證的單項課題費竟高達數千萬，哪裡是課題，乾脆是收買、籠絡、利益輸送）。 大一統私有制社會本來就有「公有制現象」（例如「國庫」）；人類的「價值理想」從 無數代無數個未名的思考者那裡，就有了「和平」、「共有（處）」的發端。但是，或許在 「氏族社會」的思想者那裡，顯得更易理解的「共」、「和」，在集權專制社會面前哪怕是 想到、提出，都的確要困難多了，儘管例如中國的朝朝代代「大同」二字也綿延不絕著，實 行的意思、意願卻日益淡薄、模糊下來了。 近年來，人們在反思「道德理想主義」時，總要斥及斯巴達的集體主義、柏拉圖的理想 國、莫爾的烏托邦、盧梭的「公意」、馬克思主義，我卻認為所有中世紀「政教合一」的統 治才是後來極權政治的第一藍本；而雅典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得失利弊，才是經過文藝復 興而漸次拓出近代共和、自由、民主、法治的第一藍本。我更以為，歐洲人的私有文化、商 業文化，總體看都是歷史上「自然生長」著的（是世俗生活本身而非例如斯密的「財富論」 推進著經濟社會）——我是說，以馬克思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即便 有太多的不通順，其鮮明的價值關懷，畢竟有其新氣象值得後人尊敬的。 是的，屠夫可以借理想、信仰的口實殺人，但為私利奮鬥就一定促進公益的邏輯同樣不 成立。千萬要注意：「烏托邦」本身不會殺人。 中國需要諸多理想 當下的中國是一個萬分需要懷抱包括自由、民主在內的諸多理想（實踐意向而非紙面意 向）的地方。批判「道德理想主義」的人們，更應當從暴富群體的哈哈狂笑中別有所思。 假定你生活在近百年前的中國，忽然接觸到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你會像今天的一些 「中國式自由主義者」那樣，僅僅在毛澤東主義面前展現出不無理由的傲岸姿態來麼？難道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範圍內思想界傾向「政治上人民民主、經濟上社會公有」的價值熱 潮，是可以用「一時失足」來一笑了之的麼？請問：當今的人類有沒有物質主義、消費主義、 利潤主義、官能主義等等的偏失？有的話，若非訴諸自然主義，怎麼沖淡或消除要不要訴諸 理想設計？要的話如何能夠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我對馬克思的價值關懷永存敬畏；我不相 信民主自由是由私有制、市場經濟「擔保」的，也不相信商人們能自覺懷抱例如「綠色和平 社會」的理想。 這樣想起來，你就不會僅僅停留於毛澤東們1949年之前就有的罪惡，而必須承認「人民 共和國」旗幟上多少有的理想氣息。王力雄說：「對毛澤東來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並不祇 是一種奪權工具，他對共產主義具有真心信仰的一面。」（《中國改革的得與失》）是的， 如楊光所說，毛澤東是斯大林加朱元璋（同上書123），但斯大林畢竟有別於朱元璋。 1949年後的問題是：沒收了國民黨時代的官僚大資本後，應不應當在1953到1956年進行 社會主義改造？請回到當時的情境中去吧——承革命余緒，那時的建設難免有著革命躍進的 慣性，但由於農業社會的工業設施非常薄弱，除了紅色工廠和接管的大資本工廠外，能夠與 工業嫁接的當然祇有私營工業和手工業了。在管理能力、經濟知識貧乏的情況下，資本家們 已然遇到今天不敢想像的工人罷工了（這會導致新政權不願意看到的政治效應？），而種種 不法行為在潛規則天然發達的中國自然難絕（想想劉少奇的「剝削有功」是在哪兒說出來的？ 天津！今日「中國式自由主義者」也多持「剝削有功論」的），加上國際因素導致的增長強 大欲（「社會主義改造」後接著反右、再接著實行總路線，直到今天其實同樣混亂的「GDP 圖騰」，都與權力層虛妄的「崛起欲」、「強國夢」相關），難道可以把當年的激進改造歸 咎於沒有黨內民主的毛澤東一人的激進獨斷？或說，應當等到民族資本主義充分發育，有了 社會化大生產的物質基礎後再行社會主義（這當然是馬克思的思想）。請問：充分發育了會 不會更加難以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如果不是更難的話，諸君說說今天中國的局面或者乾脆說 歐美社會還要充分發育到哪一天，社會主義行之更易？（儘管特別是北歐，有特別多的社會 主義）或說：根本就不應當有社會主義的異想天開。於此，即便中國真真假假的社會主義高 談杳無蹤跡了，我也至少會有一點同情的理解：馬克思當年設想的社會化大生產應當與「社 會所有制」匹配的設想，很有一些道理。我不認為當年美國出現普列策抨擊過的大奸商洛克 菲勒，今日美國矽谷頻發白領抑鬱症；今日中國的大工廠廉價賣給私人或由私人控股甚至送 給了私人，從官商暴富到白領、藍領勞累受虐致死、抑鬱自殺，是人類多麼值得誇耀的事情。 世界經濟成為例如幾百家國際寡頭公司協耕地的一天，人類收穫的不可能祇是驕傲。 不能說共產黨鬧革命，完全是少數想「取而代之」過把特權隱的煽動家，折騰出來的 （連李大釗、陳獨秀們都一概否定？儘管例如美國政商也樂於看到，但一定很難！）。最遲 從反右開始，「政權資本主義」（把資源、資本壟斷於政權手中並賴以繼續壓迫、剝削人民 大眾）之所作所為的驚人荒唐，即便是不得言論自由的大陸思想界，也反省得很深入了。但 為什麼今日中國民眾中依然有毛澤東言論的土壤——依然有未必可以稱作「毛式革命」的基 礎？僅僅用「好了瘡疤忘了痛」、「言論封閉所致」來解釋，肯定不夠。「毛澤東言論」本 身，與人性、社會、歷史、理想，是非善惡，有著並不單一的關聯，難以等同於「毛澤東行 為」。 又當然，「後毛時代」與「毛時代」有著重大的甚至是根本的差異。若非重大的、根本 的，那至少從理論上說，權力集團就一定存在著「高舉毛澤東旗幟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真實 可能。但是，「回到毛澤東時代」看起來好像是「自由思想界」最反對的，而其實，若真正 堅持樸實的利益論分析問題，恰恰是僅僅把「堅持馬克思主義、高舉毛澤東旗幟」掛在嘴上、 「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暴富集團，最不願意、最害怕「回到毛澤東時代」。這樣，當然就有 了遠離「毛公有」的「鄧—江私有」（胡錦濤的「堅持改革」即「堅持」不與「鄧—江私有」 決裂？），是不是改革、是的話是什麼改革、不是的話又是什麼，它的得失何在、前景如何 的問題。 中共十七大前後，輿論充滿對「胡溫」啟動政治改革的憧憬（批評方面稱作「胡溫幻 想」）。人們注意到當局對「反對派人士」有選擇鬆動的舉動，而「反對派」方面的「寬容、 和解」吁求又有升溫，其中不乏被「招安」、「吸納」的渴望。假如暴富集團進一步拓寬 「行政吸納」，甚至有的「民運人士」都被吸納進「得聖眷」一層呢？回到1980年代的開明 絕對不存在嗎？任何人都不可看死，任何事都不可說死。 注意「權痞資本主義」 這就是徹底認清1980年代的特別意義所在了。 中國的1980年代，是「毛澤東時代」的多樣延續、開明「轉軌」、「權痞資本主義」萌 芽的混合期。「多樣延續」主要是「極左」與「理想」的分化與並存，主體上表現為胡耀邦 及其助手、思想理論界人士們，與反「自由化」的鄧小平、胡喬木、鄧力群及其幫派們的對 立。這時候「極左」已經蛻化為沒有任何理想的赤裸裸的專制主義，鄧力群們那時候連「官 倒」也不在意，祇干反「自由化」（大致可概括成「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理想）一件事 情。趙紫陽及其助手、思想理論界人士們是開明「轉軌」的政治主體，而「讓一部分人先富 起來」的鄧小平與「官倒群體」則是「權痞資本主義」的先鋒隊。 鄧小平們的政治解放本身就是「極左」鬆動的結果，而1980年代的「改革」基本上屬於 這一鬆動，所謂「全民受惠」祇是「極左極權」放鬆後的政策性小惠。不是政治之惠、制度 之惠。 及至1990年代中期「權痞資本主義」定型，民眾經歷了長期的種種煎熬之後，又迎來以 「免除農業稅」為標誌的又一個小惠期——如果胡溫以來沒有「全民受惠」，1980年代也就 沒有「全民受惠」。對「改革」的認識，必須堅持政治的、制度的、利益結構的多維綜合視 界。用「全民受惠」觀照1980年代的「改革」，必須與「改革神化說」、「改革終結說」的 邏輯相一致。 1989年大屠殺禁閉、窒息了官場的「自由化」理想主體，民間的道義人士、學界的良知 型學者成為中國理想的自覺堅守主體；而「極左」主要因其意識形態上妨礙「權痞資本主義」 的一面，1992年之後很快祇在官場留下來一具空殼，供在文宣教育領域混事的學識譾陋的小 黨棍、小教販們嚙啃了。 人們注意到胡錦濤的17大政治報告中64次出現「民主」一詞——正好與「六四」相合！ 倘若共產黨出現對於1980年代的開明「復歸」，有什麼可以供哪些主體嚙啃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