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媒代表的是集團「私利」

（四川）文強


    傳媒是國家和社會的神經，是現代社會政治的晴雨表，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健康的重要
尺度。在言論自由的國家，傳媒的開放程度決定於言論自由的大背景；如果說在中共的「改
開搞」（改革開放搞活）前期因為政策的模糊而給媒體帶來了一些活力，那麼現在中共的
「武裝到牙齒」的國家機器及其意識形態，已沒有了產生真正「新聞」的活力，有的祇是街
頭「包打聽」和新聞渣滓。

    中國傳媒作為社會言論尺度的標準正在不斷降低，直到現在它的公信力已接近於零（祇
有極少數媒體還使人們對它有一定的期望）。與其說它是社會「公器」，不如說它是集團
「私利」的代表，正是後者決定著中國傳媒的基本生存狀態，它可以犧牲或弱化其「公器」，
但它不可以犧牲或弱化其「私利」。從中共可直接控制的黨報到一般媒體莫不如是。

    今日中國輿論被無數傳媒集團控制的命運使中國的自由和民主的聲音顯得如此稀微。它
不僅祇是沒有「言論自由」，同樣也沒有「言論自由」的前提：即目前的那些被御用的無數
「新聞集團」或「出版集團」，自身不能到達，更不要說開創中國的「言論自由」的美好前
景。這是因為它直接受控於中共宣傳部的這種「體制」，從意識形態到人事安排莫不如此。
近年來的企業化經營也祇是改變了它的經營方式而沒有改變它的根本方針。中國傳媒的神經
已經麻木。

    2008年的到來並沒有給中國傳媒帶來更新。「奧運之年」使中共反而加大了對媒體的控
制和打壓，根源於這種「特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中國媒體作為中共「二奶」的角色不會
有根本改變。它一方面表現為對中共統治集團意識的屈從和被御用，同時也表現為對記者編
輯這些「新聞民工」的扼制和擠壓。這同樣是為了自己的「私利」面不惜犧牲「公器」，以
及作為「公器」執行者的記者和編輯們的權利。

    一黨專制本已使輿論不可監督。而「傳媒集團」「內部」本身更因為自己的「私利」而
主動放棄了對社會的監督和對記者權利的維護；無數記者在採訪中挨打，有的甚至被拘禁、
被判刑，新聞記者們的良知除了博得社會和人們的同情外，「傳媒集團」們最後總可以不了
了之，它說明中國的傳媒並不是社會的「公器」，而是一邊蔭護一黨政治，一邊扼殺新聞良
知。

    「黑暗面從來都祇發生在外省和外地。」不管是名噪一時的《南方週末》還是其它有
「創新價值」的媒體，大多也就是祇反貪官不反皇帝，祇反小官不反大官，祇反地方不反中
央。因為它們知道，非此則直接會威脅到自身媒體的生存，更惶論發展。私利作怪，則公信
力自然降低。

    絕大多數媒體則是一方面在「可反可不反」的時候「不反」，盡量「少找麻煩」「多掙
錢」，如果非要「揭醜」那也是在宣傳部可以允許的範圍之內；同時，記者編輯們的權力則
盡量漠視，控制「新聞良知」的同時還要控制好記者編輯們的權力成本，這當中雖然有的屬
於技術層面無可厚非，但個別媒體所呈現出的權貴和資本結合的貪婪嘴臉，與社會「黑惡勢
力」便無二致。

    這種「私利」更主要的是中共的一黨利益。正是緣此，中國傳媒的神經基本麻木，即使
有時興奮，會有一些「新聞敏感」（絕大多數被扼殺在主編的手裡），但基本上是一個病人
的幻覺和「迴光返照」。徹底更新的機會已經微弱，這是中共控制下絕大多數媒體的命運。

    （2008-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