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於軾貧困的經濟學思維 （安徽）沈良慶 一、問題的緣起 在似是而非的中國經濟學界，茅於軾先生是少數令人尊敬的學者之一。他以所謂自由主 義立場鼓吹市場價值，更以公共知識份子面目表現出對所謂弱勢群體（實際上是被壓迫與被 剝削的權利失敗群體）的道德關懷。當他提出把功利主義轉換為道德話語的「為富人說話， 替窮人辦事」經濟學命題時，有人從反對權貴資本主義角度加以引申（如胡平等），有人則 從防範社會主義復辟角度加以辯解（如張耀傑等）。 對不講道德的主流經濟學家或者大談社會主義道德的非主流經濟學家，我可以毫不猶豫 地左右開弓。但對茅先生的經濟學命題卻感到投鼠忌器：擔心傷害在缺德經濟學中難得一見 的「經濟學良心」，更擔心它的似是而非容易使任何簡單化的批評隨之變得混戰一場，陷入 不知所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泥潭，讓無孔不入的權力黑幫渾水摸魚。 最近茅先生高論疊出：「學費漲價，有利於窮人上得起大學」：「電費漲價，有利於窮 人用得起電」：「收入差距是市場造成的，沒有什麼好的解決辦法，祇能通過稅收調節」。 這些高論都是「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邏輯演繹。經濟自由的「社會主義市場」尾巴 終於露了出來，我也可以順著這根尾巴撩開該命題的面紗了。 姑不論在權力市場化與權貴私有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以關注民生為目標的 「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能否解決因為富人壟斷權力和窮人權利失敗所帶來的問題。不 明究裡的「富人」和「窮人」概念本身就問題多多，具有很大的模糊性。誰是「富人」，靠 什麼致富？誰是「窮人」，為什麼受窮？「富人」與「窮人」之間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是什 麼「市場」造成的？這些無法從抽像的市場經濟神話中找到準確的答案。 主流經濟學家高歌入雲、非主流經濟學家恨之入骨的「市場經濟」，是一個被刻意模糊 之後再拿來說事的詞彙。前者利用它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辯護，後者則利用它把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帶來的罪惡推給虛幻的敵人。西方經濟學所謂市場經濟，是一個與資本主義國家和自 由密不可分的概念，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風馬牛不相及。後者是一個 與社會主義國家和專制密不可分的怪胎，很難用合適的名詞加以定義，人們通常稱之為官僚 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如果前綴限制詞「共產黨」，或許更準確。對中國經濟實踐的任 何解釋，祇有抓住「社會主義市場」這個核心概念，才不至於驢唇不對馬嘴。 專斷意志的強製造成經濟學的貧困，帶來似是而非的貧困的經濟學。經濟學的貧困與貧 困的經濟學之所以引喻失義、走火入魔，恰恰是封閉言論市場，扼殺思想自由，使御用學者 和所謂知識份子失去了思想鋒芒和活力，濫用西方經濟觀念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流經 濟解釋在為血腥的經濟實踐提供辯護時，也造成了對市場經濟和西方經濟學的扭曲。如果不 能對經濟實踐作出正確的經濟解釋，不能用權利看待財富合法性，抽像指責「劫富濟貧」或 者「劫貧濟富」都是毫無意義的，奢談「效率優先，兼顧平等」或者「為富人說話，替窮人 辦事」也是毫無意義的。 跳出社會主義樊籬，用資本主義自由與權利來反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與經濟解釋， 不難看出體制內所謂主流經濟學家與非主流經濟學家表面上爭論很激烈的市場與計劃、私有 制與公有制問題，祇不過是尺蠖的兩端：右派挾經濟自由大談市場效率，「為富人說話」； 左派挾經濟民主大談社會平等，「替窮人辦事」；雙方都要堅持一黨專制與社會主義制度。 這類鬥爭客觀上有利於形成了左右共治局面，防止和平演變。亦不難看出似是而非的「為富 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祇不過是改革開放之初同樣似是而非的「效率優先，兼顧平等」在 弊端叢生之後的「關注民生」版。兩極分化、民怨沸騰、尺蠖的兩端咬得不可開交之際，茅 先生卻試圖充當和事佬，以關注民生為「和諧社會」提供粘合劑。 其實，這兩個命題都能從鄧小平那句故意省略了主語的大白話中找到答案：「讓一部分 人先富起來。」靠殺人越貨起家的黨官僚階級要讓自己先富起來，免不了要走讓權利失敗的 另一部分人先窮下去的捷徑。 二、西方經濟學的啟示 嚴格說來，到目前為止，在學術思想的原創意義上，除了拿來主義，中國並沒有自己的 經濟學。即便是拿來主義，往往也是唯我所需、斷章取義，難免走樣。所以我說中國經濟學 「令人費解、難以定義、似是而非」。經濟學的貧困是「不爭論」（不准爭論）條件下「摸 著石頭過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帶來的結果。而貧困的經濟學祇能帶來更大的貧困。 從政治實踐與政治哲學、道德實踐與道德哲學層面看，西方世界一直存在自由與平等的 張力。1971年，羅爾斯《正義論》出版後，引發一場道德與政治哲學論戰，古典自由主義者 或自由至上論者（諾齊克）和集體主義者或社群主義者（桑德爾、麥金太爾、查爾斯。泰勒） 從各自價值觀出發，對羅爾斯新自由主義倫理學展開激烈批評。 奧克肖特在《代議制民主中的大眾》一文中指出：隨著傳統社會公共紐帶瓦解，文藝復 興以後的西方世界不僅誕生了大量充滿個體性、特立獨行、高度自治的個人，同時也製造了 數量更為龐大的不成功的個人，即「反個人」的大眾人。個人自由、權利等等讓前者感到激 動不已，認為是幸福、進步的東西，卻使後者感到萬分沮喪，認為是災難、衰敗。前者信奉 個人主義，追求屬於個人的自由和善，其法律訴求和用語就是權利，希望建立「議會制（民 主）政府」。後者信奉集體主義（有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經濟民主和中央 計劃等不同稱號，總之都是管理社會、警察國家），追求無差別的屬於集體或者說「共同 的」、「公共的」自由和善，這是一種與個人自由和權利完全不同的集體自由和集體權利， 個人權利就這樣變成了個人對集體的義務和集體對個人的專制。用蒲魯東的話說，所有人都 是「共同體」的「債務人」。他們希望建立「大眾（民主）政府」。這是兩類性質完全不同 的人、信仰體系和民主形式。 20世紀中葉，社會主義與福利國家甚囂塵上，哈耶克等人與之展開著名論戰，說明在經 濟實踐與經濟解釋層面上，同樣存在這種張力。爭論焦點並非如中國主流經濟學曲解的所謂 「效率與平等」之爭，而是「自由與平等」之爭。「效率」屬於工具理性範疇，「自由」、 「平等」則屬於價值理性範疇，兩個不同範疇的東西何爭之有？他們爭的是規範性原則，利 益倒在其次。借用布坎南的話說就是：「原則政治，而非利益政治」。 經濟學關注的是如何在稀缺條件下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就此而言，問題意識屬於功能 主義風格。惟其如此，功利主義經濟學一度甚囂塵上，至今揮之不去。從價值層面看，經濟 學關注效率問題是為了解決人類始終面臨的貧困問題。就此而言，問題意識屬於規範主義風 格。惟其如此，與「不講道德」的中國二道販子相比，西方經濟學有其強烈的道德關懷。 「效率」是中性的，祇有高低之分，無所謂好壞，可以助紂為虐，也可以與人為善。功能主 義風格必須服從並服務於規範主義風格，才能對之作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道德判斷。功利主 義經濟學的失誤不在於追求效率，而在於忽視原則。市場經濟效率與自由密不可分，是自由 的副產品。計劃經濟無效，是專制的副產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假如有效率的話，祇不過是 為專制絞肉機添加了動力裝置，使經濟發展淪為悲慘的發展。 在西方世界，政治經濟學遠未終結。某些歷史結點上，包括作為簡化觀念之意識形態在 內的觀念之爭，甚至非常激烈。直到19世紀結束前，在政府實踐、社會實踐與個人實踐中， 資本主義國家、自由與市場一枝獨秀，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始終肯定自由市場的價值和有效 性。雖然反對自由市場的社會主義解釋始終存在（如馬克思、蒲魯東），但處於邊緣化地位。 隨著「反個人」的成長壯大，經濟實踐與經濟解釋都出現了有利於「反個人」的逆轉。凡勃 倫鼓吹重建財產關係和技術統治。庇古強調外部效應和市場失靈，試圖用改良避免革命、挽 救資本主義體系。凱恩斯則主張通過擴張性財政解決失業問題。此後，新經濟學掀起了一場 針對個人自由的革命，福利國家和政府干預閃亮登場。 奧克肖特在《自由的政治經濟》中評論西蒙時，悲哀地說：「一個真正的政治自由至上 論者，現在屬於一種可悲地不合時宜的人類類型。」惟其如此，哈耶克、波普爾等人才轉戰 政治哲學領域，奈特、西蒙等人則用經濟解釋捍衛自由價值。 如果說斯密、馬歇爾等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家有其特定的價值偏見和道德關懷，漢森、 薩繆爾森、勒納等新經濟學家也有迥異其趣的價值偏見和道德關懷。新新古典經濟學家則通 過批判新經濟學和新政實踐創造性地回歸並豐富了資本主義國家、自由與市場價值。 西蒙通過對凱恩斯-漢森宏觀經濟學有效性的質疑，完善了對新新古典經濟學的創建。 西蒙和凱恩斯對1930年代大蕭條的經濟分析驚人相似，政策建議卻形同水火。凱恩斯相信： 「長期後我們都將死去。」建議用立竿見影的政府支出計劃刺激投資、解決失業問題。西蒙 認為犧牲個人自由、通過政府干預追求短期效果的危險性遠遠超出其試圖獲得的貨幣利益， 為極權國家的興起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凱恩斯先生……祇會成為最惡劣的異教徒和冒充內 行者的學術偶像，更不用提他的書成為法西斯運動的經濟學聖經的可能性了。」凱恩斯本人 也清楚此點，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德文版前言中寫道：「總產出理論，也就是本書 的要點，比在自由競爭條件和高度放任政策下提出的給定產品的生產和分配理論更容易適應 一個極權國家的情況。」西蒙是自由放任政策的激進鼓吹者，認為哲學信仰是任何經濟學家 政策結論不可或缺的基礎，蔑視那些把經濟學當作沒有價值標準的「科學」來使用的人。奧 克肖特對此作出了精當的評價：「簡言之，自由的政治經濟在於明確承認被認為不是『經濟』 （不是財富的最大化，不是生產力或生活標準），而是政治的東西，即對一種生活方式的保 護；得為這些安排付出代價，它們是我們生產能力的費用；祇要這價格不縮減我們已學會認 出的自由，它們就值得付。」（《自由的政治經濟》） 弗裡德曼從諸多角度批判新經濟學，重建並檢驗了新古典貨幣數量論，強調貨幣政策的 作用，質疑勒納有關彈性和財政政策效用、勒納-薩繆爾森通貨膨脹與失業此消彼長觀點， 認為凱恩斯主義對大蕭條的正統解釋完全錯誤，對凡勃倫、張伯倫、加爾佈雷斯方法論的分 析邏輯提出異議，再次表明古典自由主義哲學並未過時。凱恩斯主義認為：大蕭條證明市場 經濟必然具有不穩定性，祇有政府干預才能消除和預防。弗裡德曼與施瓦茨合著的 《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通過對1929-1939年一系列事件的深入研究，得出完全相反的 結論：大蕭條並非必然事件，而是聯邦儲備體系未能執行貨幣政策，引發流動性危機和經濟 衰退。這意味著凱恩斯主義信念建立在誤解事實的基礎上：經濟不穩定並非自由企業之過， 而是政府干預的結果。他的實證經濟學方法很有意思，不僅不迴避規範經濟學，還從衝突規 范的調整中看到自由市場的價值。實證經濟學的程序是解決規範經濟學差異的關鍵：如果既 定文化背景下的理性人目標一致，祇需找到實現目標的行為方法；如果基本價值觀不可調和， 就是「誰能獨立戰鬥到底的差異」。他在《經濟學的價值判斷》中指出，自由市場是調和規 范衝突的裝置：不同價值、偏好可以通過市場交換讓所有人都能從中獲益，直到參與者對邊 際商品賦予相同的相對價值。用哲學語言表達，就是通過主體際性達成客觀共識。和諧社會 必須有一套共享價值觀，使人們在大多數時候都能不假思索接受，從而避免社會衝突、降低 交易成本。他對古典自由主義哲學最具獨創性的貢獻之一，就是告訴我們這套共享價值觀可 以通過自由市場建立、修改和認可，不必使用監獄、鐐銬和刺刀。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首先並非效率之爭，而是自由與專制之爭。當代中國語境下 自由與專制之爭的政治經濟學尚未展開，遑論終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隱含的價值預設和 道德前提是否合法，遠非不證自明。而獨斷專行、無法無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所帶來 的兩極分化則表明，迫切需要從政治經濟學層面展開批判性反思。 三、貧困的經濟學與經濟學的貧困 時至今日，我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集體主義者鼓吹的社會主義、福利國家和政府 干預，在剝奪或減損個人自由之後，不僅沒有帶來社會公正，最終也犧牲了經濟效率。極權 國家沒有建成人間天堂，反倒建成了古拉格，政治恐怖、思想僵化、經濟落後、民不聊生。 給西方世界也帶來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我們能夠認識這一切，固然應該感謝像 哈耶克、奈特那樣堅定不移地用自由的政治經濟觀念戰勝反自由的政治經濟觀念的反革命哲 學家，更要拜社會主義、福利國家和政府干預政治經濟實踐之賜：人道災難豐富了人類經驗， 使我們更深刻地理解自由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價值。但在幾十年前，這一切遠非不證自明的 真理。 千萬不要認為社會主義祇要平等、不要效率；資本主義祇要效率、不要平等。實際上， 兩者的理論與實踐中都不同程度存在某種功能主義風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唯物主 義為藉口鼓吹科學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無法克服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形式的矛 盾，阻礙了生產力發展，必然陷入深刻的政治經濟危機。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優越性表現在能 夠促進生產力的極大發展。韋伯夫婦鼓吹費邊社會主義也是以效率為理由的。直到蘇聯經濟 崩潰之前，很多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精英都驚歎鐵幕背後的經濟成就。西方大學和知識份 子群體中，除了馬爾庫塞、薩特那樣理性或者非理性的馬克思主義者，到處都充斥著凱恩斯、 拉斯基的信徒。像奈特、哈耶克那樣的反革命哲學家，簡直是出土文物。 經濟學始終關注如何通過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解決貧困問題，就此可以稱之為貧困的經 濟學。但經濟學的貧困無助於貧困的解決。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失敗並不在於對資本主義國家 貧困現象的關注，而在於試圖用完全錯誤的政治經濟解釋指導政治經濟實踐，用專制的政治 經濟替代自由的政治經濟，用暴力革命和專政手段實行社會主義改造。 僅僅因為計劃經濟沒有效率，黨國才被迫選擇國家機會主義改革路線，試圖用邏輯上不 能自洽的「市場經濟」挽救社會主義體系，不變的依然是專制。專斷意志的強制帶來經濟學 的貧困。1980年代，為了適應國家機會主義改革需要，經濟學界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平 等」的功利主義經濟學命題。問題不在於關注效率，而在於用價值無涉的「效率優先」掩蓋 完全違反正義原則的價值預設和道德前提：權力優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權力優 先前提下，兼顧平等如何可能？權貴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實踐已經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如果 不考慮道德風險、不確定性和外部效應（社會成本和交易成本），掠奪經濟確實是零成本、 高收益的有效經濟形態。「效率優先」稱孤道寡，「兼顧平等」淪為婢女。 主流經濟學「不講道德」取決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反道德性質。專斷意志強制之下的 「不爭論」，使之得以在不講道德的環境中專注於迎合權力的政治經濟需要。黨官僚交替使 用「效率」、「平等」的名義殺人越貨、坐地分贓，強盜經濟學則為之出謀劃策，撇開政治 自由奢談經濟自由。樊綱在《「不道德」的經濟學》一文中，為了坐實經濟學家談論道德是 不務正業，妄稱斯密寫作《國富論》之後，面對時人「不講道德」的輿論壓力，才被迫寫作 《道德情操論》表明自己的清白。他們甚至不顧哈耶克是形形色色社會主義的死敵，強迫他 為劫貧濟富基本國策作擋箭牌。哈耶克反對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劫富濟貧，並不是支持劫貧 濟富，他是反對專斷意志的強制：「首惡乃無限政府。」面對語無倫次的強盜學說，斯密、 哈耶克地下有知，肯定會憤怒地說：「我不是你們那種自由主義者！」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歷史上最野蠻的兩種掠奪經濟形態。前者是現 代奴隸制經濟，用擄獲手段把臣民變成極權國家的工奴、農奴和兵奴，在此基礎上實行嚴格 的官僚計劃和等級特權制。後者則是在一黨專制和國家壟斷基礎上實行「掌勺者獨佔大鍋飯」 的權力市場化與權貴私有化，用強迫手段把權利失敗的臣民拋棄到充滿血腥的社會主義市場 上，淪為所謂弱勢群體（窮人），以便讓黨官僚、官僚資本家和依附於官僚的資本家在「效 率優先」的名義下一夜暴富（富人）。奉旨為社會主義掠奪經濟形態進行合理化論證、圖解 與辯護的經濟學界，則一如既往地分別用「平等」和「效率」的名義鼓吹強盜經濟學。此類 屁股決定腦袋的御用經濟學，焉有不貧困之理？ 經濟學的貧困制約了茅先生貧困的經濟學思維。 僅僅因為「市場經濟」權力腐敗和兩極分化嚴重威脅國家安全，黨國才被迫選擇國家機 會主義的「關注民生」，試圖用經濟上的讓步政策換取可持續的壓迫與剝削。於是，出現了 「強盜談民生，百姓爭民權」奇特景觀。民怨沸騰、民變蜂起之際，茅先生適時拋出了似乎 能夠打圓場的新經濟學命題。 在中國語境下，更有必要用權利來拷問財富鏈條的合法性。中國兩極分化並非自由市場 之過，首惡乃極權國家。1949年以後，黨國用殺人越貨的方式徹底消滅了富人。今天的富人 是權力掠奪和分贓的暴發戶，窮人則因權利失敗而受窮。真要用法律保護財產權，首先要提 起返還之訴，剝奪非法財產，賠償受害者。真要替窮人辦事，首先要提供權利救濟，把自由 還給窮人，而非有損尊嚴的「嗟，來食！」以維護一黨專政為目的的「關注民生」，漠視權 利原則的「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注定祇能像改革初期的「效率優先，兼顧平等」一 樣，落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圈套。 朱能亂紫。知識份子牽強附會、似是而非的師爺筆法，很容易讓我們誤入歧途。西方語 境下自由與平等的張力，經過中國權力孵化器的孵化，變成了權力與平等的張力，自由被蒸 發了。從表達形式看，「效率優先，兼顧平等」、「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頗類自由與 平等或羅爾斯正義兩原則。實際上，「效率」、「富人」不僅與自由無涉，在中國語境下甚 至是自由的天敵：它們不是中性的，而是殘暴、血腥的壟斷權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 「為富人說話」不可能「替窮人辦事」。真想「替窮人辦事」，必須把前提改為「為權利說 話」。即便是茅先生這樣有愛心的人，一旦為這個偷梁換柱的新經濟學命題所困，充其量祇 能做個社會主義慈善家，為緩和社會矛盾發揮力所不及的余熱。 （2008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