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王道」與「軟實力」

（海南）畢研韜


    戰國《尹文子》宣稱：「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
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那麼，何謂「道」？「道」即「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和
「人的世界觀、人生觀、政治思想」等意識形態體系。何謂「術」？「術」即「手段」「權
術」。何謂「勢」？「勢」即「源於地位的權力和氣勢」。這段經典的論述不僅總結了中國
幾千年來政治統治的基本策略，而且各種策略運用的優先順序一目瞭然。事實上，《尹文子》
是在主張「整合式統治」：綜合運用各種策略以實現成本最小化和效果最大化。這又與韓非
子「法術勢」的統治理念不謀而合。

    《韓非子。難勢》中說：「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抱法」指制訂法令法規，
「處勢」則是利用君王的權勢實施統治。「抱法處勢」就是把「法」和「勢」結合起來。同
時，韓非子還把「法」「勢」與「術」融為一體，形成了以「法」為核心，以「勢」「術」
為保障的完整的法治理念。

    尹文、韓非的思想與儒家的「王道」與「霸道」主張一脈相承。所謂「王道」，即以仁
義治天下，施行「禮治」「人治」和「德治」。而所謂「霸道」，即國君憑藉地位、權勢、
刑法實施統治。儒家認為，權勢與酷刑祇能收到暫時的鎮壓效果，祇有推行「仁政」才能籠
絡人心，才能實現長治久安。而魯迅在《且界亭雜文。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中一針見血地
指出：「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後，
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

    無獨有偶。兩千多年後，歐洲的「後馬克思主義者」（也稱「新馬克思主義者」）也提
出了相同的觀念。葛蘭西（Antonio Gramsc）把「古典馬克思主義學說」（classical 
Marxism）的「上層建築」分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 和「市民社會」
（civil society），並進而提出了「文化爭霸論」（cultural hegemony）。統治者必須在
「市民社會」裡贏得全社會的理解與認同。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則把「國家機器」
分為「強制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在信息化時代，政府無法單獨依賴「強制性國家機
器」來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社會越發達，「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作用就越突出。哈貝馬
斯（Jurgen Habermas）確立了國家——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public sphere）的三元
結構論，並系統論述了「公共領域」的主要功能是確立合法性（legitimacy）。今天，統治
階級不願看到的是，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發展，「公共領域」早已超越了傳統的國界線，
發展為「全球化的公共領域」（globalized public sphere）。個中厲害，2002年爆發的
「薩斯」（SARS） 已經給中國上了難忘的一課。

    關於「文化爭霸」，加拿大經濟歷史學家、媒介學者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指
出，傳播是社會控制的手段。而美國學者羅伯特。福特納 （Robert S. Fortner） 則進一
步把社會控制分為國內架構和國際架構兩種。在國內，傳播的主要任務是確定社會目標，建
立並推行行為準則，確立「四政」（政黨、政權、政客和政策）的合法性；在國際上，傳播
的主要任務是影響他國的對外政策，制訂國際標準，改善國家形象。正是因為信息的流動
（或曰傳播）事關「四政」的合法性，弗拉基米爾。阿爾喬莫夫（Vladimir Artemov）才警
告說：「信息是一種有力的意識形態的和政治的武器，它可用來顛覆政權。」事實上，歐洲
的傳播學者早已開始從信息流動的視角研究非民主國家的政權更替。而筆者的主要興趣之一
就是建立「傳播力學」，系統研究信息傳播的建設力與破壞力。

    在當今時代，信息主要通過大眾傳媒、教育機構、宗教系統等渠道傳播。而對這些系統
的「控制」能力則集中反映一個國家的「軟實力」。 20世紀8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
政治學院的約瑟夫。奈教授提出了「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用以指軍事、經濟之外
的非強制性的第三維實力，即「通過勸說和魅力而非威脅或軍事手段來影響別國的能力」。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訪問學者約書亞。科蘭茲克（Joshua Kurlantzick）在其新著
《魅力攻勢——中國軟力量如何改變世界》中則把「軟實力」界定為「軍事力量以外的其他
一切力量，包括經濟力量、外交力量和文化力量」。顯然，科蘭茲克的定義要比約瑟夫的理
解寬泛得多。而筆者感興趣的是，「軟實力」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適用於國內治理，中國又
能從中受到多少啟發。

    遺憾的是，雖然美國政府在公共外交方面下足了氣力，但美國的國際形象卻是每況愈下。
於是，發明了「軟實力」概念的美國人開始了反省。反省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2007年11月6
日推出的「聰明實力」（smart power）報告。「聰明實力」是結合「軟實力」與「硬實力」
之所長，超越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該報告是由美國前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和哈佛大
學教授約瑟夫。奈領導的跨黨派「聰明實力委員會」提出的外交方略。與此同時，美國官方
智庫「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 主席Charles E. Morrison和高級研究員Peter A. 
Petri在同期共同發表的文章中建議，美國在處理與亞太國家關係時應該進一步整合非政府
力量，應該重新審視傳統的「軟實力」運用模式。

    兩千多年後的今天，高度發達的美國提出的「軟實力」「聰明實力」假說，與中國儒學
的「德治」「仁政」理念驚人的相似。所不同的，儒家的學說側重於國內統治，而美國的學
說著眼於全球治理。但願中國能夠以史為鏡、以「國」為鏡，能夠從中吸取到「和諧發展」
與「和平發展」所必需的營養。

    （作者系海南大學傳播學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現在愛爾蘭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