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創始人訪談錄》序 （北京）李銳 交給我的這部書稿《中共創始人訪談錄》，就它的原始材料而言，已經擱置了整整半個 世紀。採訪者、整理者、編輯者是同一個人，近現代史專家王來棣先生，她讓我寫篇序言， 樂意為之，是自己也可增長見識。 上個世紀50年代起，來棣先生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從事現代史研究。 她被指定研究中共初建時期的歷史。由於文獻資料極少，研究困難很多，她從口授資料的搜 集入手。那時，經歷過中共初創時期歷史的當事人，還有不少健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時， 來棣先生請求所長、著名歷史學家範文瀾，介紹她採訪有關的外地代表。范老熱情相助，介 紹她採訪了李達、馮白駒、曾希聖，以後又介紹她採訪了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到1957 年，她先後採訪了三十多人，還包括陳望道、施復亮、沈雁冰、邵力子、楊之華、丁玲、王 一知、徐行之、董鋤平、朱務善、劉仁靜、於樹德、鄧穎超、劉清揚、賈石亭、馬馥塘、黃 秀珍、吳德峰、夏之栩、蕭三、陳公培等。整理出來的訪談記錄稿，受訪者大都作了仔細修 改、補充和訂正。她還搜集了不少文獻資料。 研究剛剛有些進展，來棣先生的家庭突然遭遇了一場「橫禍」：1957年那個「急風暴雨」 的夏天，夫君許良英先生因仗義執言，被打成「極右份子」；她本人因此受到牽連，被開除 黨籍，研究中共歷史的資格也被取消。訪談計劃不得不中止，採訪記錄連同搜集的文獻資料 全部交公。後來所裡倒是將資料退給了她保存，然而，1966年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一來， 造反派威逼她交出材料，「在極度恐懼和憤怒的情緒下」，她不得不忍痛將可能引起麻煩的 資料付之一炬。所幸的是，大部分訪問的原始記錄保留了下來，這才有了這部書稿。 時間過去幾十年，有關中共初創的歷史資料，如今有了較過去遠為豐富的發掘。但是再 豐富的發掘，像來棣先生這樣的訪談，肯定是不會再有了。當年訪談的對象都已作古，無一 在世。當年受訪者為尊者諱，或在整理稿中直接刪節，或叮囑採訪者刪節，隱去不少史實； 此次編書，來棣先生將原始記錄稿和修改稿一併收入，以便讀者對照閱讀，既反映當事人對 歷史敘述的原貌，也能使人感受極左意識形態和專制政治給人們帶來的局限和恐懼。唯其如 此，這部書稿更顯出研究的價值。 我有過與來棣先生類似的經歷。50年代初，在湖南省委宣傳部工作，曾費力搜集過毛澤 東早年的生平資料，同毛澤東早年的師友親屬周士釗、李達、毛宇居、易禮容、陳書農、蔣 竹如、田士清、薛世倫、王季范、張干、羅元鯤、楊開智、李醒安等人作過交談或托人收集 過資料，向當時被關押的相關當事人彭國鈞、熊夢飛做過瞭解；還在圖書館積滿灰塵的舊報 刊中、在準備送造紙廠化紙漿的廢紙堆中，翻找出不少難得的史料。經過整理，編成了一部 《毛主席舊作輯錄》，印了50本。但招來嚴厲指責：「有害無益」，並要求全部上交。我當 年三十多歲，血氣方剛，索性發憤著書，寫出一部《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90年代 再版時改名《早年毛澤東》）。書正是來棣先生罹禍的1957年出版的，其時我已「金盆洗 手」、不事文字，轉行水電、投筆從工了。兩年後，我也遭遇「橫禍」，在廬山會議上被打 成「反黨集團的追隨者」，開除黨籍，發配北大荒：「文革」中更是被關進秦城監獄，二度 坐牢（延安「搶救運動」時曾關過保安處），直至1975年出獄，「文革」結束後才平反覆職。 來棣先生的書稿，追溯的是中共初創時期的歷史。近些年來，我一直主張要搞清楚三個 問題：黨、理論、歷史。因為這個黨、這個黨所奉行的理論，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乃 至今天的中國現實，已經發生、仍在發生或許還將發生至深且巨的影響。這部書稿正是探究 這三者的源頭，一如作者在後記裡所說：「訪談錄的中心內容是學習十月革命，建立布爾什 維克式的中國共產黨，『走俄國人的路』。」 中國人學習十月革命、「走俄國人的路」、建立共產黨，是二十世紀最初二十來年的事 情。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處在一個思想激盪的年代。辛亥革命打倒了最後一個皇權，卻沒 有搖動專制主義的基礎；建立了中華民國，卻遠沒有實現真正的憲政。先是帝制復辟，後有 軍閥混戰，一片亂象和衰象。思想界、知識界開始尋求新的救國濟民的良方。一時間，黨派 林立，異說雜陳。各種學說、主義中，「社會主義」成為最時髦、最新潮的一種。所謂「社 會主義」，其實包含了諸多流派。瞿秋白說過一段為研究者廣為援引的話：「社會主義的討 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 響，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中共早期 創始人原來大多信奉無政府主義，在「紛亂」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中，最終選定了馬克思的 社會主義學說。 促使中共早期創始人做出這個選擇的，是俄國的十月革命。我們最熟悉的說法，就是毛 澤東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中國人知道馬克 思而言，毛澤東所說並不準確。有充分的文獻證明，俄國十月革命前，中國就有人知道馬克 思、恩格斯了，甚至有零星的中譯文馬恩著作。就對中國人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的作用 而言，毛澤東又沒有說錯。中共早期創始人幾乎都是十月革命以後，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李 大釗不必說了，來棣先生訪談的林伯渠、沈雁冰、邵力子、鄧穎超、劉清揚、夏之栩、陳公 培等人都回憶了十月革命對自己的影響。十月革命到底什麼地方吸引了這些中國的知識份子 呢？從他們的自述看，大致有以下幾點：第一，十月革命後，俄國蘇維埃政府宣佈放棄在華 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第二，十月革命從制度上解決了俄國的問題；第三，十月革命採用了動 員群眾、組織軍隊、武力反抗的手段；第四，十月革命後的俄國被描繪成是一個「沒有階級、 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憑著對十月革命的這些傳說，他們心中的天平開始傾向蘇俄，選擇 了「走俄國人的路」；又在共產國際來人的直接催促下，建立了共產主義政黨。 對十月革命，中共早期創始人終究還是「隔著紗窗看曉霧」，並「不十分清晰的」。參 與籌建上海中共早期組織的陳公培在訪談錄裡就坦陳：「當時我們對十月革命的認識是很模 糊的」。豈止「模糊」，今天看來，應該說是蒙蔽。單說所謂放棄不平等條約，蘇俄除了一 紙空文並無任何實際行動外，甚至連「放棄」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中國政府「能在國際事 務方面同蘇俄合作」；還要求中國政府通過與蘇俄的談判，使它在外蒙駐軍「合法化」。無 怪乎今天有學者指出，這是在宣佈「放棄」不平等條約的同時，又在增添新的不平等條約。 （朱正：《解讀一篇宣言》）可是當年的中國人卻被蒙在鼓裡，還「無任歡喜」。 重要的還在於十月革命本身。有學者指出，今天披露的大量歷史文獻表明，那場被稱為 「震撼世界的十天」的攻佔冬宮起義，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祇是發射了一顆信號彈，用彼得格 勒軍事委員會當天通告的說法，是「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勝利」。所謂「震撼」，無從談起， 即便起義發起者也相當低調。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其實是十月革命祇響了一炮。倒 是兩個月後，1918年1月5日，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政府調集軍隊進入首都，強令解散立憲會議， 要求將權力交給蘇維埃，這個事件真的是震撼了俄國，引起除布爾什維克以外各種政治力量 的強烈不滿甚至憤怒。連左翼作家高爾基都悲憤地說，布爾什維克用「來復槍驅散了近百年 來俄國最優秀份子為之奮鬥的美夢」！這場所謂第一次「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毀壞了 「二月革命」的成果，中斷了「二月革命」開啟的由專制傳統轉向憲政民主的進程，革了 「憲政」的命，演變成了一場從「專制」到「專政」的改朝換代的戰亂。（金雁：《十月革 命的前因後果》）對此，當年中國人竟有「酷愛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義」的讚譽。十月 革命事實的真相從一開始就被掩蓋了，連後人都是今天才知曉，遑論當年的知識份子。 更重要的是，從俄國傳入的馬克思主義，是俄化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後來還加上 斯大林主義）。毛澤東那句名言，說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這 是耐人尋味的。列寧主義，特別是斯大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典有許多相異和相背，是 經典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變種。比方說，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資本主義 的生產關係容納不了生產力時，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祇能在幾個最發達的資 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才能勝利。恩格斯明確說過，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國建成。而列寧偏 偏要在歐洲經濟最落後的封建帝國俄國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斯大林偏偏要說一個國家也能建 成社會主義。還比方說，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就把它變成共產黨專政；斯大林則 將黨專政乾脆簡化為領袖專政，實際上轉化為他個人專政，而且是不受任何制衡的個人專政。 於是，中國人接受蘇俄的觀念，以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蘇俄革命和俄化馬克思主義，從一 開始就被神化了。中共黨人不僅對它的動員手段和暴力手段情有獨鍾，而且對它後來建立的 專制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嚴酷和鐵腕的黨制無比嚮往。過去不是有一句話嗎：「我們就 是一邊倒」，還說過「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無論是蘇俄革命的經驗，還是蘇聯的 專制制度，無論是列寧主義，還是斯大林主義，都是對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人類普世 價值的背離。十月革命74年後，蘇共下台、蘇聯解體。事實證明，背離人類普世價值自由、 民主、科學和法治，脫離人類文明依靠科學知識即智能發展的規律，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 態都祇能為自己敲響喪鐘。這個結果，是中共早期創始人始料不及的。套用一句名言的句式： 中國人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從一個錯誤的地方，移植了一個錯誤的樣板。 但是，中國人選擇「走俄國人的路」，並不全是外界因素使然。中俄兩國國情相近，產 業落後，基本上是農業國度，農民占總人口的絕大多數。比較起來，中國更加落後，更加缺 乏民主與科學的傳統。兩國都有長久的專制主義的政治傳統，又沒有經歷像西歐那樣的思想 啟蒙運動。同樣，比較起來，中國三綱傳統的專制主義歷時更長，國民處於蒙昧狀態，普遍 存在奴隸主義的人格心態，根本不具人權、自由、民主、憲政等等近世文明理念。中國與俄 國又有不同，近代以來中國受外國入侵，是在被動的條件下開始發展產業，從農業社會向工 業社會轉型的。這種社會轉型不僅費時（到現在也沒有完成），而且畸形（既受到外國資本 的驅動，也受到外國資本的擠壓），付出的社會代價極高而鮮見成效。從戊戌維新到辛亥革 命，先進的中國人步履維艱。因此，中國知識份子中滋生出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毛澤東 1921年元旦說的一段話，極有代表性：世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大概有以下幾種： 1.社會政策； 2.社會民主主義； 3.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 4.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 5.無政府主義。 我們可以拿來參考，以決定自己的方法。 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 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 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 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毛 澤東文集》第一冊） 在毛澤東看來，議會、自由等等這些是「走不通」的路子，祇有列寧的「激烈共產主義」 才能「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 上述這些，說明中國有著移植俄式革命的適宜土壤和氣候。專制主義的政治傳統，民智 未開的蒙昧狀態，奴隸主義的國民人格，加上烏托邦式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大同」想像、激 進主義的心態，使得蘇俄革命和蘇聯模式很快就在中國一部分知識份子中產生共鳴，並且浸 潤到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其結果是，具有啟蒙意義的新文化運動曇花一現，轉瞬即逝。五 四時期高揚的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倡導人權、自由、公正、憲政，都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 「欺人之談」而拋棄，尤厭惡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 在價值取向上，中共早期創始人轉向崇尚革命而鄙視改良，崇尚突變而鄙視漸變，崇尚暴力 而鄙視和平，崇尚對立而鄙視妥協，崇尚群體而鄙視個體，崇尚黨性而鄙視人性。剛剛朝人 類文明主流接近的中國，再次脫離人類文明主流的軌道，並且漸行漸遠，完全背道而馳。 毛澤東們選擇的「俄國人的路」，幫助中共黨人經過共產革命，取得了執政地位，但是 終究沒有「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豈止是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簡直就是同人類文明背 道而馳，遲滯了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進程。執政以後，毛澤東和中共完全按照蘇聯斯大林模式， 建立經濟上壟斷、政治上專制、意識形態上輿論一律的制度。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要充當 國際共運的領袖，要把中國建成國際共運的新樣板，不僅把「蘇聯的今天」變成了「中國的 今天」，而且使「中國的今天」大大超過了「蘇聯的今天」。從鎮反、肅反、合作化、反右 派到「大躍進」、公社化、「反右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運動不已，生靈 塗炭，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上億人受到牽連，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間悲劇，使得國 家、民族和社會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遲滯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80年代以來，中共 實行改革開放，將經濟發展作為國家建設的重心，走向市場經濟道路，舉世公認，物質成就 斐然。但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依舊禁錮重重，始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鉗制異端，公 民的自由和權利得不到真正維護，而且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 動，甚而至於發生「六四風波」，動用軍隊，彈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導致了中國20世 紀的最後一場悲劇。所有這些，反思起來，都要從上個世紀「走俄國人的路」追根溯源。 我們應該感謝來棣先生。她的書稿，提供了回顧歷史的資料，有助於人們反思。經過八 十多年起伏不已的共產革命歷史，特別是經過50多年劫難相繼的當代歷史，我想，今天的反 思不會再是「隔著紗窗看曉霧」了吧。（2007年12月9日） （此書即將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www.mirrrobook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