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聖父女的生離死別 （北京）張耀傑 《隔代的聲音——歷史勁流中的知識人》，是范泓繼《風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和 《與李敖打官司》之後的第三部文史著作。在筆者看來，書中最為感人的篇章，就是對於陶 希聖父女生離死別的人生悲劇的歷史重現。 一、難能可貴的妙趣可人 范泓的本職是記者，而且是一名既有親合力又有人文情懷的優秀記者。他擁有南京文化 人隨和寬容、不急不躁的性情神韻，記者的從業經歷，又為他廣交朋友提供了職業方便。他 不是英俊瀟灑的江南才子，卻偏偏是男女老少人見人愛的妙趣可人。說得世俗一點，范泓是 會玩、愛玩並且玩出了親合力、玩出了好人緣、玩出了大情懷的一個人，與他相處會讓你感 到溫暖、親切、輕鬆、愜意。 文如其人，現實中的范泓活出了情懷和趣味，書卷中的范泓也寫出了情懷和趣味。在被 稱為新史學研究的小圈子裡，范泓的寫作路子與袁偉時、高華、雷頤、謝泳、邵建、張鳴、 傅國湧、丁東、程巢父、智效民、趙誠等諸多師友的明顯區別，就在於他的三本文史著作不 是困在書齋裡寫出來的，而是訪出來和談出來的。在《關於〈風雨前行——雷震的一生〉這 本書》中，范泓表白說：「我是一名記者而不是歷史學者。我寫這本書首先是因為自身有一 種情懷，其次是這件事比較有意義，再其次是，大陸與台灣至今沒有一本關於雷震的個人傳 記。這本書之所以能夠出版，實際上是包括台灣地區在內的許多專家、學者無私幫助的一個 結果。」 2006年春天，范泓受馮蘭瑞老人的委託寫作《李昌傳》，老人把幾乎所有的家庭隱私坦 誠相告。當筆者到老人家裡看望范泓時，老人隨後傳出了朋友圈裡流傳很廣的一句話：「這 個事情不要告訴張耀傑。」由此可知筆者在老人眼裡是多麼沒有安全感和公信力！反過來說， 對於飽經滄桑從而充滿了安全危機和信用危機的歷史老人而言，像范泓那樣可親、可愛、可 信、可靠的妙趣可人，又是多麼地難能可貴！ 沒有見證過范泓書房的女記者朱競，在《范泓印象》中頗為準確地猜想道：「我猜想， 老范平時思考的東西是很苦很澀很悶的，他每天會像上班一樣，坐在自己的書房裡，身邊堆 一些幾十年前發了黃的資料，他要翻閱、分析、判斷、整理那些非常珍貴的原始資料。那是 故去的和健在的值得尊敬的一些人的資料。那些資料都是他們以及家人因對范泓的信任，才 親手交到他的手中。他們的親人多麼希望能通過范泓的筆，書寫出真實的、公正的史實和過 去，也會期盼著讓下一代的年輕人，通過范泓的文字——瞭解歷史。范泓的手中，托著多少 人沉甸甸的寄托和期望！」 筆者的本職是戲劇宗教學研究，近年來轉到政學兩界歷史人物的個案研究，最為直接的 原因就是不能夠忍受高度臉譜化的祇論敵友鬥爭不論人性大同的中國戲劇，以及與此相配套 的高度臉譜化的歷史敘述及現實思維。筆者與從事新史學研究的師友們情投意合的根本基點， 就在於發掘還原歷史人物豐富多彩的人性底蘊的普世性或者說是人類性的大同情懷。在這方 面，范泓生動感人的文史作品堪稱是一種活標本。 二、范泓筆下的隔代情懷 《隔代的聲音》精選了范泓近年寫作的18篇歷史文本，其中的每一篇都是他以「隔代人」 的大同情懷，對於中國近現代史上重要人物及重大事件的重新發掘；或者說是他對於歷史盲 區的重新照亮和對於歷史空白的重新填充。這其中涉及到數十位歷史人物，包括陶希聖眼中 的胡適、蘇雪林筆下的魯迅、朋友記憶裡的殷海光、「高陶事件」中的高宗武與陶希聖、王 雲五與雷震的暮年絕交、李敖對於蕭孟能的恩將仇報、名門之媛陶琴熏的佳人薄命等等。 由於幾年前與陶希聖的三公子、《「高陶事件」始末》作者陶恆生結下忘年之交，並且 先後採訪了陶希聖的女婿沈蘇儒、外孫沈寧、侄子陶鼎來等諸多親屬，范泓收集到大量鮮為 人知的第一手文獻資料，進而傾注心血生動展現了隔代老人陶希聖與其家人親友生離死別的 人生傳奇，為中國近現代歷史開拓出了一片新天地。 1899年，陶希聖出生在湖北省黃岡縣孔家埠陶勝六灣。3歲時跟隨先後任河南夏邑、新 野等縣知縣的父親來到河南。1915年，16歲的陶希聖投考北大預科，師從章太炎弟子沈尹默、 沈兼士等人攻讀傳統國學。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已經是北大法科（後改稱法學院） 二年級學生的陶希聖，祇是政治運動的追隨者，他對於《新青年》雜誌所開啟的白話文運動 及新文化運動幾乎是毫無興趣，而且從來沒有聽過新文化運動精神領袖胡適的授課。儘管如 此，陶希聖依然沒有置身於時代洪流之外，用他自己的話說：「民國八年（1919年），我在 學生時期，參加了北京的五四運動。十四年（1925年），我在自由職業者時期，遭遇了上海 的五卅事件。這兩個事件對於我的學業、思想與生活都有重大影響，也是自然和必然的事。」 （《潮流與點滴》） 1927年1月，陶希聖被國民黨中央軍事學校武漢分校聘為政治教官，從此與第一次合作 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了實質性接觸。在他擔任中央獨立師軍法處長、咸寧縣政府委員會常務 委員兼司法科長期間，由於禁止農會書記隨便槍斃當地農民，被指控為「反動軍閥」，在陳 獨秀救助下才得以保全性命。共產黨元老施存統告訴他說：共產黨沒有拉你入黨，是想留一 個左派以便於黨外合作。如果你入了黨，今天的生命就不可知了。陶希聖聽後「毛骨悚然」： 「在此一年中間，我見知與觀察所及，對國際共產黨之思想理論與戰略戰術，有深切之了 解。」 1928年春天，陶希聖脫離國民黨武漢政府到上海賣文教書。1930年底，南京中央大學校 長朱家驊聘請他擔任法學院教授。一學期後，他被母校北京大學法學院聘為教授。在隨後6 年裡，陶希聖陸續出版四卷本70餘萬字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初步形成了「中國社會發展 分為五階段」的歷史觀。他所辦的《食貨》半月刊，開創了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新領域和新 學派。 1937年7月17日，陶希聖與胡適、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等人一同出席「牯嶺茶話 會」，蔣介石在會上正式宣佈「戰端一開，祇有打到底」的抗戰決心。這年8月，陶希聖加 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從事國際宣傳工作，9月被聘為國民參政會議員。 1938年12月，陶希聖、高宗武等人跟隨汪精衛前往越南河內。同年12月31日，他在致駐 美大使胡適信中寫道：「自武漢、廣州陷落以後，中國沒有一個完全的師，說打是打不下去 了。財政是一年二十七萬萬，收入不到兩萬萬。壯丁補充大成問題。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 至長沙事件而達於極點。這樣不可樂觀的內容，到了這樣一個外交情勢，當然應考慮存亡絕 續的辦法。」 所謂「存亡絕續的辦法」就是與日本議和。與汪精衛不同，陶希聖的政治立場是「從旁 打開日本與中國談判的路，戰與蔣戰，和與蔣和，再向蔣公建言力勸其乘時談判。如果做不 到，我們便退隱不問政事……」 1939年8月28日至29日，汪精衛在上海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 指定周佛海為「中央」秘書長、梅思平為組織部長、陶希聖為宣傳部長。國民政府發佈通緝 令，中央監察委員會決定開除這些人的黨籍。由於陶希聖的名字被蔣介石從通緝令中親自勾 掉，致使汪精衛及日本人大為猜疑。危難關頭，陶希聖的妻子萬冰如帶領五個子女從香港來 到上海，打算拯救火坑裡的丈夫。 1940年1月3日，陶希聖、高宗武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逃離上海，萬冰如留下18歲的大 女兒陶琴薰與泰來、恆生兩個兒子充當人質應付汪精衛。陶琴薰和兩個弟弟脫險之後，在香 港《國民日報》發表《我家脫險前後》，文章寫得真切動人，重慶、昆明的報紙立即轉載， 在大後方引起很大轟動。參與營救的杜月笙秘書萬墨林，也在《滬上往事》中回憶了陶氏兄 妹臨危不懼的從容鎮定：「陶小姐跟她的兩個弟弟密議一番，事畢，泰來和恆生兩公子聲聲 說外面壓路機太吵，無法做功課，也睡不著覺。陶小姐被他們吵得『沒法』，便跟監視人員 講明了，把她兩個弟弟送到滬西姑母家住一天，明日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們上學。……陶氏 三姊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個個都那麼沉著鎮靜。」 1月21日，高宗武、陶希聖在香港《大公報》披露汪日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 附件，「這一舉措畢竟是對日本誘降與汪精衛賣國逆流的重大打擊，也是給尚留在重慶陣營 中的那些悲觀動搖份子的深刻警示——求和之路走不通！」史稱「高陶事件」。 三、名門之媛陶琴熏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陶希聖隨惠陽還鄉隊逃離香港，輾轉來 到陪都重慶，被蔣介石任命為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少將組長。 1942年10月，陶希聖替代蔣介石撰寫《中國之命運》（原名《中國之前途》）。跟隨蔣 介石到台灣之後，他出任中央改造委員會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第 五組組長，後改任第四組組長，全面主管輿論宣傳工作。蔣的另一本書《蘇俄在中國》也是 由他捉刀代筆的。前外交部亞州司司長高宗武卻沒有如此幸運，祇好遠走美國投靠駐美大使 胡適，終其一生流落異國他鄉。 1948年12月，在中國共產黨宣佈的43名頭等戰犯中，陶希聖名列41號。1949年5月，陶 希聖跟隨蔣介石乘坐「太康」艦航行到上海吳淞口復興島一帶，為了挽救女兒及其家人，他 請求蔣介石稍停兵艦，再次給陶琴熏發出電報，並派出一隻小汽艇接陶琴熏至吳淞口會合。 然而，他所鍾愛的女兒還是選擇了分道揚鑣。陶希聖在5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蘇儒、琴 熏決心不離滬。彼等前途悲慘而不自覺，可哀也。」第二天，他又在日記中寫道：「為琴熏 及寧寧悲傷。彼等之悲慘命運乃自取耳……」 若干年後，陶琴熏對長子沈寧回憶說：「外公身居要職數十年，罕見為私謀便利。吳淞 口這一次是大大的破例。而蔣先生竟然准許了外公的請求，十萬火急之中，停下兵艦，專門 等候一個普通少婦的媽媽。無論怎樣愁腸寸斷，媽媽還是決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遠 行了……」（沈寧：《我心中的媽媽》） 按照范泓的訪談與考證，作為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系的高材生，陶琴薰之所以堅持與丈 夫沈蘇儒留在大陸，與她的同窗摯友、陳佈雷之女陳璉有很大關係。作為新聞記者的沈蘇儒， 一邊是擔任國民黨要員的岳父陶希聖，一邊是被周恩來稱為「民主人士左派旗幟」的老堂兄 沈鈞儒。在對於中共代表團的採訪中，他直接接觸過周恩來、范長江（沈鈞儒女婿）、梅益 等人，感到這些人「可親可敬」，並非「青面獠牙」。 1949年之後的新社會給予沈蘇儒、陶琴熏夫婦的第一個教訓就是失業，是陶希聖托人送 來的一根金條，幫助已經懷上第二個兒子沈熙的陶琴熏勉強度過了難關。 陶琴熏懷女兒沈燕時已經是1952年秋天。在此之前，沈蘇儒在大自己40多歲的老堂兄沈 鈞儒的疏通下「走上革命工作崗位」，隨後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國》編輯部。 陶琴薰也經沈鈞儒的民盟好友馮亦代之妻鄭安娜介紹，進入中華全國總工會國際部編譯處工 作。「為革命立過功」、先後擔任過湖北省交通廳長、水利廳長、副省長的嫡親伯父陶述曾， 以及從美國學成歸來的陶述曾兒子、農機專家、農業部黨組成員陶鼎來，也為困境中的陶琴 薰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幫助和精神上的安慰。儘管如此，身負「頭等戰犯之女」的政治包袱， 陶琴熏再也沒有了18歲時臨危不懼的從容鎮定。 1954年，周恩來發表關於和平解放台灣的文告，陶琴熏抓住機會上書周恩來，表示願意 做陶希聖的工作，為和平解放台灣貢獻一份力量。周恩來辦公室派出化名海瀾的工作人員與 陶琴薰「單線聯繫」，陶琴薰寫給父母的家信，經海瀾審查後由香港親友轉寄台灣。母親萬 冰如及弟弟們先後寄來回信和照片，父親卻從來沒有寫過一個字。 1957年「大鳴大放」時，沈蘇儒寫了《請把知識份子當作自己人看》的小字報。「不平 則鳴」的陶琴薰，也在總工會國際部貼出一張大字報：「我和祥林嫂一樣，領導上看見我不 愉快，這也不許我摸，那也不許我動。我的父親是『戰犯』，因此領導上對我的懷疑和不信 任比任何非黨同志都深。……我祇能感恩地、無聲無息地在這兒幹下去，什麼要求都不必 提。」 「和祥林嫂一樣」的陶琴薰因此被扣上「右派」帽子。祇是由於更高層的影響，才得以 按最輕的處理，不降級、不減工資、不下放勞動，繼續在原單位工作。到了1962年，沈蘇儒 被下放農村，陶琴熏也被調出全國總工會國際部，到北京教師進修學院外語教研室任教研員。 1966年春天，陶琴熏患上急性類風濕關節炎。這年秋天，所在單位的「革委會」強令部 分教職員工到潭柘寺農村勞動改造，陶琴熏在懲罰性勞動中彎不下腰，祇好跪在水田里幹活， 最後一頭栽倒在水田里。 1971年初春，沈蘇儒被莫名其妙地捲入一起「謀殺案」，陷入絕望的陶琴熏想到了自殺。 「那年月，自殺也是大罪」，她不得不放棄自殺念頭，與女兒沈燕抱頭痛哭。 1975年初，陶琴薰收到五弟陶范生的美國來信，說是要給姐姐寄藥。陶琴薰祇收到一次 從美國寄來的特效藥品，之後的藥品全被查扣。 1978年3月12日，陶琴熏在小說《望眼欲穿》中回想起上海吳淞口的生離死別：「碧綠 的海連著天，蔚藍的天連著海，看到鑲著金邊的白色、粉紅色和淡紫色的雲光映在海波上起 起伏伏，形成了瞬息間千變萬化的霞光異彩，多麼遼闊絢麗的景色呵！媽媽又是驚訝，又是 讚歎，她高興極了。……到了北京，我們看不到江和海，也看不到輪船了……」 這一年的8月14日，陶琴薰在病痛中去世，終年57歲。對於這位名門之媛，范泓以詩化 筆觸表達了自己的大同情懷：「她就像在風雨中走失的一隻孤雁，誤入藕花深處，幾聲哀鳴， 濺起幾多離愁……」 在海峽彼岸，萬冰如已經於三年前去世。80高齡的陶希聖，深夜提筆寫下古詩一首： 「生離三十年，死別復茫然；北地哀鴻在，何當到海邊。」詩後附有註解：「琴熏兒病逝北 平，近始得確息。所遺男兒二，女兒一。小女燕兒既失學，又喪母，何以為生？憐念之餘， 口占如右。」 1986年，先後赴美的沈寧、沈熙、沈燕兄妹，打算到台北探望外公，陶希聖直進「總統 府」向蔣經國索取特許令。一切妥當之後，三兄妹又猶疑起來：「1986年夏天，還沒有聽說 過哪個大陸人，進入過台灣。……我們的老父親，則還留在北京，就住在皇城根下，不能不 是我們深切的後顧之憂，中國歷有一人落罪，誅連九族的傳統。」 於是，望九之年的陶希聖不得不親赴美國。1987年7月的一天，坐在輪椅上的陶希聖抵 達舊金山機場，三兄妹在見到外公的一剎那，「不知不覺地跪了下去……」十個月後，陶希 聖在台北逝世。臨終前，他在寫給兒子陶恆生的信中表白說：「九十歲……連感慨都沒有 了。」 這位「連感慨都沒有了」的歷史老人，正是在范泓的隔代情懷照亮下，活生生地矗立在 了讀者面前，進而照亮了那段並不美好的滄桑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