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可玉碎死，決不瓦全生
——悼亡友邱原

（四川）鐵流


    謝泳先生在《一九五七年中國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 》一文中開宗明義寫道：「在
1957年，像林希翎、譚天榮或者比他們更為人所知的大右派的言論，雖然也不見容於當時的
政權，但因為他們的言論基本上進入傳媒（雖然是作為批判或者罪證），多數已為人所知。
對一般思想史研究者來說，他們已不會被遺忘。我在本文中所用『民間知識份子』的概念更
為狹窄，主要是指那些更不為人所知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所處的地域、職業、本人所有的
知名度等等因素，他們沒有在社會上造成轟動效應，或者因為他們當時的思考是以大字報、
投稿或給中央領導上書形式出現的，而這些東西既沒有發表，也沒有傳達，它祇是作為一種
瞭解當時政治變化的動態，以情報的方式在極小的範圍內傳播。從思想史研究的角度評價，
這些東西的價值是很獨特的。」我以為在四川除有謝先生提到的川大生物系四年級女生馮元
春、成都鐵路局李昌明外，還有省文聯創作輔導部的邱原、成都二師的徐航、重慶黨校的周
居正等君，祇可惜這些人後來被殺的殺，被抓的被抓，現竟沒有一個活著的人。為此，他們
有過閃光的自由民主思想，連同他們的肉體深深地埋進了墳墓。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哀，也是
中國一代知識精英的悲劇。

    我和邱原先生相識於1956年12月四川省第二次文代會上。他曾在大會上作過有關電影與
戲劇創作方面的發言，給我留有較深的印象，他的電影文學劇本《青蛙少年》曾柀收入《四
川優秀戲劇集》。由於工作和見解關係，「整風反右」前，我們經常聚集在茜子（本名黃獅
威，又名陳謙），《草地》文藝月刊編輯）家談論時政和有關文學創作問題，大家觀點鮮明，
直言無忌。後這個聚集的地方被羅織為反革命「裴多芬俱樂部」。其實就這麼幾個愛好文學
的小青年聚一起談談文學創作，對現實生活中所見不平發發牢騷而已，此乃人之常情，竟不
想惹下包天大禍，使年青鮮活的生命連同才華埋葬土中。

    邱原身材魁梧大頭大臉，閃灼的雙眼能看到三尺厚地下所埋藏的東西，那直達耳腮青乎
乎的胡楂又顯示出男人的陽剛之氣。他是個道道地地的成都人，一個有獨立見解從不人云亦
雲的文人。新政前就讀於四川大學，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熏陶，對國民黨獨裁專政極
為不滿，常寫文章給予無情抨擊，曾列入黑名單為特務追捕對象。爾後他用狂喜熱淚迎來了
鮮花明媚的「翻身日子」，投筆從戎走上了革命道路。但不久他發現這個「革命」說大套做
一套，南轅北轍大相逕庭，開始有不滿言論，在「反胡風運動」中即遭肅整，被關押審查，
大小會批判鬥爭，自此失意入，常有奇談怪論。觀點一針見血，剖析深刻。他直指時弊鞭撻
入裡，縱是今日來看也十分超前和有價值，不愧是抗暴反殘的先知先覺者。他的「反黨言論」
散見於四川省委宣傳部和省文聯編輯的「右派言論」和某些「朋友」為洗刷自的「反省檢查
交待」之中，這裡僅將我知道、聽道、看到的擇其重點，作如下介紹。他說：「官僚主義產
生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本身，不是作風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的終身領袖制度，是個人崇拜的
根源。布達佩斯的知識份子上裴多菲俱樂部原是出於不得已。因為在拉科西統治下知識界一
片荒涼，又不准自由討論，逼得他們去那裡，因為祇有那一小塊地方有民主自由氣氛。」

    「文學藝術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始於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活》，
如果不打破這個框框，中國永遠不會有創作自由和真正的文學作品。」

    「文聯和作協本應是作家藝術家的群體組織，不是上下級關係，更不是埋葬思想自由的
地方。而現在的作協、文聯是共產黨的衙門，是整人和強制改造人思想的地方。思想是不能
改造的。思想是人類生而據有的東西，就像天賦人權一樣。」

    「黨委要退出文學創作藝術部門，讓作家、藝術家自由自在地創作，想寫什麼就寫什
麼。」

    「文學沒有黨性，祇有人性。黨性強化教條，人性潤育藝術。《三國》《水滸》《紅樓
夢》是靠黨性寫出來的嗎？」

    「毛主席就是個帝王，他自己寫的《沁園春》就表白得十分清楚。他獨斷專橫，指鹿為
馬，說高鐃是反黨集團就是反黨集團，說胡風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

    「我認為黨報上刊登的那些光明面全是假的，陰暗面才是今天社會的真實。領導無論作
什麼報告總是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的關係'.1955年肅反運
動整錯了那麼多好人，成績還是主要的。共產黨最大毛病是錯了不認錯，耍霸道。」

    正因為他的觀點立場和客觀現實格格不入，被劃成「極右份子」，本應送「勞動教養」，
但他聰明，不相信通過「思想改造」和「勞動鍛煉」可以重新回歸「革命隊伍」的鬼話，堅
決要求自謀職業。此後鎖喉禁聲，離開文聯以刻蠟板度日，混跡市井。沒有想到他逃過了
1957年的懲罰，卻沒有逃脫「十年文革」的血腥，竟壯烈慘死於1974年天明前夕的成都寧夏
街市大監。事情是這樣引起的。茜子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３０日因被指控參予組織「反革命裴
多菲俱樂部」，判處五年有期徒刑，送到天回鎮大灣成都動力機械廠勞改，刑滿後仍不許回
家，留廠就業繼續強制改造，致使家庭破裂。１９６７年趁「文革」動亂之機，逃到成都市
找到以刻蠟板和畫像為生的邱原聲淚俱下說：「我們這一生何曾反對過共產黨，祇不過發發
牢騷而已，共產黨卻往死裡整，老子現在簡直活不出來了，決心跑到國外去反對它，你得幫
助幫助我。」

    邱原是位為朋友事願兩肋插刀的人，當即拍著胸膛表示支持，給錢給糧票……茜子企圖
從新疆後出境未果，又轉到上海想泅渡到公海再爬上外國商輪，當然更是癡心妄想，最後潛
入山西一個縣的煤窯裡挖煤度日。不□全國對茜子發出紅色通緝令，很快將他抓捕歸案，邱
原作為支持「叛國集團」的幫兇也啷璫入獄。公安部門立即對他採取刑訊逼供和誘供，丘拒
理抗辯死不認賬，最後祇好將其單囚一室，並經常侮辱其人格。邱原是個天生的硬漢子，個
性極強，有「勿自由寧死」的風範。獄吏曾脅迫他說「祇要你交待出同夥，我們可以立即釋
放你，如抗拒不交待祇有死路一條。」。在生與死的兩條路面前，在保護朋友和出賣朋友的
人格考量下，邱原選擇了拒決招認的絕路。

    在小監裡你想死也死不了，沒有毒藥，沒有利器，沒有繩索，連褲帶也被獄吏收去，除
此防範極嚴，每隔兩三個小時就有人巡示。為了保護朋友，他立意翻新，將吃飯用的一隻竹
筷在地上磨尖，然後在一個風雨如磐的夜晚，他蓋著被子躺在床用手摸著股動脈，咬牙對準
跳動的血管舉起磨尖的竹筷用力插去，插進去後再用力不停攪動，直到鮮血汨汨外流時才蒙
頭睡去。這種死不但需要勇氣決心，還需靜若止水的毅力，不然死不下去的。到底這種死是
種滋味無從得知。北大右派學生宋林松先生在「十年文革」中為了不受辱也選擇此法自殺，
所幸被人發現而活了下來，將其過程移植在此，到是個很好的解答。宋林松說：「我已受了
十年的屈辱，再也經不起進一步的作弄了。有如癌症患者已被癌痛折磨得奄奄一息，豈能再
挨。南宋高僧的偈語『他從東方來，我向西方去』也給我以引導。為了維護做人的尊嚴，我
祇能選擇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決定之後即寫出了離婚申請書，交待了後事——給諸位添麻
煩了，不必留骨灰，此時心情到格外平靜了。當時物理所已死了七八人，滿佈暴戾殺戮之氣，
防範也十分嚴密，我必須隱蔽些以免畫虎不成反類犬，招致提前批鬥。夜深人靜時我把棉被
理為長條狀擋在床沿以免血流下地被發現，先用剃鬚刀片（孰料斷裂了）後用剪刀，在以死
抗爭的心態下竟一點也不痛。開始時有如聽到埋在墻壁裡的自來水管中潺潺的流水聲，後來
就糊塗了。大概是作了垂死掙扎吧，把腳頭的棉被蹬下了地，僥倖得很，恰有同室舍友起床
如廁，發現了半拖在地的被子，把我送往了醫院。事後他們說我的右側頸總動脈已斷裂半厘
米、還祇剩一邊連著點皮，估計是我的頭無力下垂後，斷裂處又被蓋住了，才沒有流光血液，
不過到醫院時已測不出血壓，真是又一層的僥倖。 」

    第二天早晨待獄吏發現時，邱原仰睡血泊中已悄然長逝。後監獄通知他妻子張天秀來領
取遺物，那床血跡浸透的被蓋重達幾十斤。張天秀拿著血被去錦江河沖洗（因家裡沒有自來
水），使半河水都染成了紅色。這樣的死有如項羽自上吻於鳥江，又如一祇猛虎鬚中萬箭而
兀立山頭，不禁使人想起宋。李清照的詩：「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
過江東。」

    於他當之無愧。邱原兄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