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與回歸：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艱辛之路 ——《林牧自傳》序言 （北京）於浩成 林牧去世以後，牟傳珩寫了一篇《透視「林牧現象」》。他把「從中國體制內分化出來 的一大批背負著『紅色記憶』和中共沈重歷史的官員和知識份子群體轉變為民主派的時代現 象」概括為「林牧現象」。他說「『林牧』這個特定的名字，內涵的經典意義正在於，他在 黨內受到長達13年的殘酷打擊。其中包括兩次入獄、兩次群眾專政、兩次開除黨籍、多次自 殺和8年半勞動改造、直到『六四』之後，林牧才徹底與極左勢力決裂，轉化成為一個徹底 的民主主義者。」凡是對當前中國思想界和知識界的情況有所瞭解的人，（由於當權者的嚴 密封殺及其幫兇、御用文人製造謊言，大多數人一直被蒙蔽。對此很少瞭解，甚至毫無所知 或存在成見和誤解）都會同意牟傳珩的這一見解，認為他概括得很正確，很恰當。事實正像 林牧自己所說的：「統治集團內部也決不是鐵板一塊，我和鮑彤一類的人正是從統治集團分 化出來的一個『堅持理性、公開、非暴力原則』的民主主義者」。（見林牧、牟傳珩「新文 明理論通信」）除了林牧，這一類人中的代表人物還有何家棟（恰巧是在林牧去世的次日他 也去世了，他一生也是遭到多次嚴重迫害，打擊）以及在前幾年去世的王若水、吳祖光、李 慎之、王若望、金堯如、劉賓雁等人。儘管他們作為知識份子有的屬於官員型，有的屬於學 者型的不同，從中共意識形態迷惑中覺醒並與之分裂出來的有早有晚，他們的共性是在意識 形態上終於告別社會主義，向自由主義復歸。 正如牟傳珩所指出的：「『林牧現象』之所以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與時代性原因。」 剛才過去不久的二十世紀的最突出的時代標誌，毫無疑問的應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的 興起和衰落。我國在二十世紀初由陳獨秀、胡適等人興起的五四運動，倡導科學與民主，個 性解放，自由主義成為當時知識界的思想主流。不久，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克思主義 傳入中國。包括陳、胡、李大釗、魯迅等領袖人物在內，中國思想界發生了分裂。中共黨人 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高於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發展階段，提出要 「超越五四」。陳獨秀不但在後期的《新青年》轉而宣傳社會主義，而且發起成立中國共產 黨，並且當了首任總書記。魯迅在三十年代初思想轉變為左傾，加入左聯，成為名義上的領 袖。胡適等人則一直堅持其自由主義立場。 最早講到這一分裂的是瞿秋白。他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說道：「辛亥革命之後中國 的思想界就不可避免的完成了第一次的『偉大的分裂』，中國的士大夫式的知識階層就顯然 地劃分了兩個陣營：國故派和歐化派。……『五四』到『五卅』前後，中國思想界是逐步的 準備著第二次的『偉大的分裂』。一方面是工農民眾的陣營，另一方面是依附封建殘餘的資 產階級。」「五四之後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適之派，也就投降了；反動派說一味理想 不行，胡適之也趕著大叫」少研究主義，多研究問題「。這種美國市儈式的實用主義，是要 預防新興階級的偉大理想取得思想界的威權。而魯迅對於這個問題——革命主義和改良主義 的分水嶺問題——是站在革命主義方面。」（《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 第532—536頁） 中國知識界在「六四」屠殺的「秋後算帳」的高壓下，一度思想麻木，噤若寒蟬，到了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才逐漸甦醒過來。對胡適和魯迅的重新評價問題，展開熱烈討論。這一討 論的實質，仍然是中國走什麼路的問題：自由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直白說來，就是走美國人 之路還是走俄國人之路？在意見紛紜中，我以為李慎之的意見比較深刻而中肯：「魯迅傾心 革命，胡適鍾情改良，」「魯迅和胡適的身世背景其實可以說是差不多的，他們在近代史上 初露頭角的時候更是如此。他們的最大不同也許在於：魯迅是明治維新後建立了極不成熟的 『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學生，他在那裡接受的現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殘缺的，後來又接受半西 方半東方的俄國的社會革命思想。而胡適則是在被馬克思稱做『現代國家最完善的例子』的 美國的留學生，又一貫關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胡適是 一個啟蒙思想家，……他真正價值還是在他畢生掛懷，一貫堅持的中國的民主、法治、憲政 上。他獨特的貢獻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很少的寬容精神。與之相反，魯迅則從認為『費厄潑賴 應當緩刑』到主張『打落水狗』，到臨終遺言：」一個都不寬恕『，不管他說這些話的時候 有多麼充分的理由，然而以立言大體而言，我們祇能說一句』不免為先生盛德之累。 『「（見《回歸』五四『，學習民主——給舒蕪談魯迅、胡適和啟蒙的信》）。李慎之後來 又在這篇文章中指出：」魯迅的悲劇，其實也就是超越』五四『的悲劇「。並且提出了」尼 采與傑佛遜，到底誰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更大呢？「這一問題真可說是意味深長。 至於陳獨秀一生走過的道路，尤其值得我們的重視。1927年蔣介石進行清黨以後，中共 於8月7日召開全會（所謂「八七會議」）清算陳的「右傾錯誤」，又因他堅持在中國民主革 命中主要應依靠資產階級，而與主張工農革命的主流派發生衝突，因路線分歧被解除總書記 並開除出黨。後來他一度加入托派又退出，被國民黨逮捕坐牢，在抗日戰爭開始後獲釋，晚 年窮困潦倒，蜇居四川江津，1942年死在那裡。在死前他從對斯大林的暴政的觀察、研究中 大徹大悟，認識到民主就是民主，並沒有東西方之分。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類的一 場大禍害。他憬悟今是昨非，從而迷途知返，重回故我，從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退回到五 四時期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他的覺醒與林牧、李慎之等人（大部分在文革後的八十年代， 甚至「六四」後的九十年代）的大夢方醒相比，在時間上早了四、五十年。有人說他和普列 哈諾夫乃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兩位先知，他是當之無愧的。還有人把所謂「林牧現象」或 「李慎之現象」放大開來，概括為「陳獨秀現象」，也是順理成章，不無道理的。 上面說林牧、李慎之等這一批自由知識份子較之陳獨秀的覺醒與復歸，從時間上說晚了 四、五十年，但他們在同時代人中仍然是先知先覺者。他們之所以做到這一點，當然絕非偶 然。 一是與他們的家庭出身和社會環境有關。例如，從「林牧自傳」可知，林牧出身地主資 本家的家庭。祖父是富商。父親是小老闆，為人好客，外號小孟嘗。結交三教九流。曾保釋 中共地下黨縣委書記出獄，說「主義之爭，不能殺頭。」對林牧的教育基本上放任，養成他 自由的天性。他十七歲加入民主同盟，要走「第三條道路」，遭國民黨逮捕後逃到南京、上 海，還曾找過儲安平和巴金。1947年民盟被宣佈非法，他開始讀馬列著作。為逃避國民黨對 民盟骨幹的審判，他逃往延安，後又擔任民主人士楊明軒的秘書。從林牧這些經歷看來，他 後來的覺醒與向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回歸絕非偶然，而是早有其思想基礎的。而李慎之曾 就學於美國教會的燕京大學，並在新華社工作，有條件獲得外來信息，與他被打成右派其後 的思想轉變顯然有極大關係。 其次，他們這批先進知識份子所以能做到這一點，與他們堅持獨立思考，從不迷信和盲 從是分不開的。胡適在五四時期即曾提出對一切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不應被任何人牽著 鼻子走。他們始終把陳寅恪揭示的「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做為自己的座右銘。 三是，他們一生追求真理，勇於探索，而不自我封閉，自命正統，固執己見，拒絕一切 新的見解；而是擇善而從，不怕別人斥為邪說異端。他們敢於承認錯誤，修正錯誤，從不在 一棵樹上吊死，從不一條道走到黑。 林牧做為中國先進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高風亮節和優異品格，在讀了他的自 傳和文集以後，我們將會有更深刻的認知和瞭解，從而學到更多的東西。 在林牧去世以後，他的女兒林紅將他的自傳和文集整理出版並要我給《林牧自傳》寫一 序言（文集已由前輩胡績偉老人寫序），作為老友之一，我感到義不容辭。因而不揣淺陋， 寫序如上，錯誤欠妥之處，還請高明人士不吝批評指教。 （2008-01-10寫於北京新綠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