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勁流中的胡適之 （北京）張耀傑 邵建的新書《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1891—1927）》（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2008年1月），在日記、書信、年譜等第一手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真切還原了胡 適普世性、前瞻性的以人為本、和諧寬容、自由民主的精神面貌和精神資源，從而達成了作 者所追求的「理性思考，感性表達」的高境界。細讀該書感觸頗多，筆者僅就幾個側面片斷 談談自己的心得體會。 一、源於美國的民治思想 胡適的民治思想潛移默化於留學時代。1911年3月9日，剛到美國半年的胡適讀到了美國 前總統林肯的葛底斯堡（Gettysburg）演說。1916年4月18日，趙元任來信與胡適討論林肯 演說中的經典名言「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胡適先譯為「此吾民所自有，所自操，所自為之政府」；覺得沒有譯出原話的神韻，又改譯 為「此主於民，出於民，而又為民之政府」，結果依然是不滿意。梁啟超此前曾經認為這是 不可翻譯的一句名言。孫中山在《文言本三民主義》中，把這句話翻譯為「為民而有，為民 而治，為民而享」，後來才把這一林肯版的美國式「三民主義」翻譯為漢語世界所公認的最 佳譯文：「民有、民治、民享。」 對於林肯版的美國式「三民主義」，邵建認為，最重要的是當中的「民治（by the people）」。這個短語的真義是「權為民所授」，壓縮成一個詞便是「民治」。民治的關鍵 是「by」，它的意思是「通過」和「經由」，這是「程序正義」之始。如果國家權力不是經 由（「by」）全體國民的選舉程序，那麼，「為民」之類的「目的正義」就無法保證，甚至 根本就是不用兌現的謊言騙局。 《新青年》雜誌以及由其開啟的新文化運動，雖然採用了「民治」的概念，當時最為流 行的卻是具有「為民做主」、「民的主宰」等多重歧義的「民主」二字，以及由陳獨秀音譯 的「德先生」（Democracy）。金觀濤、劉青峰在《〈新青年〉民主觀念的演變》一文中介 紹說：「以《新青年》為例，『科學』一詞出現了1，913次，而『民主』只出現了305次， 加上『德謨克拉西』和『德先生』的次數，共有513次，只是『科學』出現頻度的四分之一 強。如果把用於翻譯democracy的『民治』（194次）、『民權』（30次）和『平民主義』 （53次）等詞加入，總共也不到『科學』一詞出現頻度的一小半。這說明，在《新青年》雜 志中，民主這一觀念並沒有獲得與科學同等重要的地位。……民主代表一種和君主對立的西 方政治理想，必定同時包含了國家元首民選、多數支配、代議制這三重含義。在這三種意義 中，代議制是一個核心，它將元首民選和多數支配有效地結合成為一種可實施的政治制度。 民初的民主嘗試失敗主要是議會政治的失敗，由此而引發了新文化運動。這樣，人們在使用 『民主』一詞表達其同君主對立的意思時，很可能已下意識地將議會政治和選舉程序排除在 外。」 把概念明確並且極具可操作性的美國式「三民主義」翻譯為「民有、民治、民享」的孫 中山，所採用的偏偏是大而化之的沒有可操作性的中國式「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 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一中國式「三民主義」在國民黨「打天下、救天下、坐天下、治天 下」的歷史過程中，更被奉為一黨訓政的神聖教義。 曾經在《文學革命論》中高調響應「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吾友胡適」的陳獨秀，鑒於 胡適等英美派教授學者對於蘇俄社會主義及中國共產黨的不支持、不配合，在1924年的《留 美學生》一文中極端表態說：「美國限制移民律，竟影響到中國赴美的留學生，以至未動身 的不能動身，已動身的到了美國不能登岸，在普通感情上，我們應該憤恨美國，然而我卻十 分感謝美國。因為在一般留美學生成績上看起來，幾乎無一人不反對革命運動，幾乎無一人 不崇拜金錢與美國，這種人少一個好一個；若是美國簡直不許一個中國人去留學，那才是為 中國造福不淺。」 另一位中共創始人李大釗，對於包括「民有、民治、民享」在內的美國文明，同樣採用 了拒絕排斥的態度。1927年初，他曾經打算寫信給遠在英國的胡適，「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 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 站在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及其法日派一邊，與北京大學的英美派教授針鋒相對的魯迅，在 1926年10月23日致許廣平信中，更是遷怒於捍衛美國「民有、民治、民享」的文明制度並且 解放過成千上萬美國黑奴的林肯：「林肯之類的事，我是不大要看，但在這裡，能有好的影 片看麼？」 整個20世紀，在漢語文化圈裡所瀰漫的一直是「民治」不足而專制有餘的歷史勁流或者 說說是邪流。在這種歷史勁流與邪流中始終不肯隨波逐流的胡適，在堅持「民治主義」立場 的同時，也免不了從俗從眾，把最不應該捨棄的「民治」二字，改寫成為既約定俗成又多重 歧義的「民主」二字。 1922年8月，直系軍閥吳佩孚公開通電反對聯省自治。針對這一情況，胡適在《努力》 週刊的「這一周」中，正面介紹了自己的民治思想：「我們要明白承認：民治主義是一種信 仰。信仰的是什麼呢？第一，信仰國民至多可以受欺於一時，而不能受欺於永久。第二，信 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範圍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訓練，更可以維持法治。第三，民治的 本身就是一種公民教育。給他一票，他今天也許拿去做買賣，但將來總有不肯賣票的一日； 但是你若不給他一票，他現在雖沒有賣票的機會，將來也沒有不賣票的本事了。若因為『組 織未備，鍛煉未成』，就不敢實行民治，那就等於因為怕小孩跌倒就不叫他學走了。學走是 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鍛煉』民治的唯一法子！」 1933年12月24日，胡適在《獨立評論》第82號發表《再論建國與專制》：「我有一個很 狂妄的僻見：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制度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 最適宜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 在《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中，胡適另有更加形象的一段話：「最有效的政治訓練，是 逐漸開放政權，使人民親身參加政治裡得到一點政治訓練。說句老話，學游泳的人必須先下 水，學彈琴的人必須先有琴可彈。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 對於上述觀點，邵建的解釋是：胡適的意思，不是等組織完備、鍛煉已成再推行民治， 而是只有民治才能夠教會民眾如何實行民治，此所謂在游泳中學會游泳。 1946年1月24日，中國共產黨設在中國國民黨統治區的《新華日報》，在《人民文化水 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一文中所講述的，恰恰是胡適所說的在游泳中學會游泳的普世 道理：「現在中國人民文盲太多，進行選舉時非常麻煩，這也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選 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 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無束地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 解決的。解放區實行民主選舉的經驗便是明證。」 接下來，文章介紹了解放區「以投豆子代替寫選票」的民意選舉，進而得出這樣的結論： 「這些方法的創造證明了只要有實行民主的決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 可克服的障礙。那些信口誣衊解放區選舉，並企圖以此來拖延民主選舉之實施的謊言，完全 沒有事實根據，才真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哩。」 然而，曾經揭發當年的執政黨「才真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的中國共產黨，通 過奪取政權而成為執政黨之後，迄今為止依然在出爾反爾地「拖延民主選舉」。 二、國民黨的會黨性質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陳炯明手下的粵軍包圍了越秀山下孫中山的總統府。作為報復， 避往永豐艦的孫中山下令向廣州城內開炮。次日，孫中山方面再行亂炮轟擊廣州城區，兩次 開炮，導致一百多名平民死亡。粵難發生，舉國驚動。6月25日，《努力》週刊第八期出版， 胡適在「這一周」中寫道：「本周最大的政治變化是廣東的革命與浙江的獨立。孫文與陳炯 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陳氏主張廣東自治，造成一個模範的新廣東；孫氏主張用廣 東作根據，做到統一的中華民國。」 陳炯明是參加過黃花崗起義及辛亥革命的老資格的革命黨人，護法戰爭期間，他驅逐駐 扎廣東的雲南、廣西軍閥，歡迎孫中山由滬返粵再建軍政府。孫、陳分裂，國民黨內部指責 陳炯明「犯上」、「叛逆」。胡適在《努力》週刊第十二期的「這一周」中，批評了這種 「舊道德的死屍的復活」：「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為， 也許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舊道德 的死屍來做攻擊陳炯明的武器。為什麼？我們試問，在一個共和的國家裡，什麼叫做悖主？ 什麼叫做犯上？至於叛逆，究竟怎樣的行為是革命？怎樣的行為是叛逆？蔡鍔推倒袁世凱， 是不是叛逆？吳佩孚推倒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吳佩孚趕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 面對國民黨方面的激烈反對，胡適在《努力》週刊第十六期的「這一周」中進一步批評 說：「同盟會是一種秘密結社，國民黨是一種公開的政黨，中華革命黨和新國民黨都是政黨 而帶著秘密結社的辦法的。」 按照邵建的解釋，胡適的目光很敏銳，他幾乎道出了國民黨作為一個現代政黨的非現代 性。國民黨前身的同盟會是江湖會盟，當它改名國民黨時，在宋教仁的整頓下成為國會第一 大黨。但是，宋教仁不幸被刺，「二次革命」起來，原國民黨不聽話，孫中山不要了，另在 東京成立一個「中華革命黨」。這又是一個帶有江湖性質的秘密會黨，孫中山要求每一個入 會者都要按指模、宣誓，以示效忠，以至黃興等人以為有辱人格而拒絕加入。1919年10月10 日，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重新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以前的同盟會員、國民黨員、中 華革命黨員都需重新登記，方才承認為黨員。而加盟儀式依然是在誓詞上按指模並在黨部宣 誓，同時繳納黨費十元。胡適是留美的，美國的柔性政黨給他留下深刻印象。比如黨章比較 模糊，黨紀鬆散，出入自由，沒有任何儀式，黨領導也不知道該黨的確實人數。因為現代政 黨本來就是以理念為聚合，以選舉為任務。大家理念相同便走到一起，想法變了，便自動離 去。因此，一個美國公民，今天贊成民主黨的主張，大選中給民主黨投了票，他就是民主黨。 假如下次他把票給了共和黨，他又是共和黨人了。從民主黨到共和黨，是任何一個人很自然 的選擇，壓根就談不上什麼「背叛」「悖主」和「犯上」。 「在一個公開的政黨裡，黨員 為政見上的結合，合則留，不合則散，本是常事。」 邵建所說的「柔性政黨」，其實是現代歐美國家陽光參政的議會政黨。同盟會由「打天 下、救天下、從天下、治天下」的傳統秘密會黨，向陽光參政、公平競爭的現代議會政黨國 民黨的初步轉型，是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完全的。辛亥革命之後的中華民國參議院及眾議院雖 然還比較幼稚，總體上就是由這樣的議會政黨組成的，其中包括由宋教仁負責組織的國民黨。 關於這一點，宋教仁在1913年2月1日《國民黨鄂支部歡迎會演說辭》中介紹說：「以前，我 們是革命黨；現在，我們是革命的政黨。以前，是秘密的組織；現在，是公開的組織。以前， 是舊的破壞的時期；現在，是新的建設時期。以前，對於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 奮鬥；現在，對於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鬥。我們此時，雖然沒有掌握著軍隊 和治權，但是我們的黨是站在民眾方面的。中華民國政權屬於人民。」 相對於由宋教仁負責組織的陽光參政的國民黨，由孫中山等人極力發動的「二次革命」 以及由此而來的「打天下、救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的秘密會黨式的「中華革命黨」及 「中國國民黨」，分明是一種由建設而破壞、由文明而暴力的歷史倒退。 三、「最後之因」與「根本解決」 1923年，亞東圖書館約請胡適、陳獨秀分別為《科學與人生觀》寫作序言，並且錄入了 兩個人相互辯論的來往書信。陳獨秀在回信中寫道：「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 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 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要章行嚴一篇文章 便駁得煙消灰滅。」 章行嚴就是一直反對白話文的章士釗。針對陳獨秀的說法，胡適提出了嚴正勸誡：「獨 秀這番議論是站在他的經濟史觀立場說的，……治歷史的人應該向這種傳記材料裡去尋求那 多元的、個別的因素，而不應該走偷懶的路，妄想用一個『最後之因』來解釋一切的歷史事 實。」 事實上，早在《新青年》時代，同樣的勸誡已經發生過。 1916年2月15日，《青年雜誌》1卷6號發表陳獨秀的刊頭文章《吾人最後之覺悟》，其 中用「倫理的覺悟」的「最後之因」，壓倒否定了章士釗在《甲寅雜誌》一再強調的「惟一 的覺悟」即「政治根本之精神」：「此等政治根本解決問題。猶待吾人最後之覺悟。……吾 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到了1918年4月，《新青年》4卷4號以《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為標題，刊登錢玄同寫 給陳獨秀的來信以及陳獨秀、胡適的「附識」。錢玄同在來信中接續的恰恰是陳獨秀的「最 後覺悟之最後覺悟」及其「根本解決」：「先生前此著論，力主推翻孔學，改革倫理，以為 倘不從倫理問題根本上解決，那就這塊共和招牌一定掛不長久。（約述尊著大意恕不列舉原 文）玄同對于先生這個主張，認為救現在中國的唯一辦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則欲廢孔學， 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欲使 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 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針對錢玄同的極端言論，胡適於1918年5月29日以私人信件規勸說：「中國文字問題， 我本不配開口，但我仔細想來，總覺得這件事不是簡單的事，須有十二分的耐性，十二分細 心，方才可望稍稍找得出一個頭緒出來。若此時想『抄近路』，無論那條『近路』是世界語， 還是英文，不但斷斷辦不到，還恐怕挑起許多無謂之紛爭，反把這問題的真相弄糊塗了。…… 我的意思以為國中學者能像老兄這樣關心這個問題的，實在不多；這些學者在今日但該做一 點耐性的工夫，研究出一些『補救』的改良方法；不該存一個偷懶的心，——我老實說這種 主張是偷懶的主張！——要想尋一條『近路』。老兄以為這話有一分道理嗎？」 1919年7月20日，胡適在《每週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繼續 批評想尋找「最後之因」的「根本解決」的「偷懶的主張」：「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伕的生 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 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得意洋洋地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吧，這是 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主義』 的最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 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這一次接招的是不久前在《新青年》「馬克思號」中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李大 釗，他在經胡適之手編輯發表的讀者來信《再論問題與主義》中辯解說：「若在沒有組織， 沒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已閉止，任你有什麼工具，都沒有你使用作工的機會。這個 時候，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就俄國而論， 羅曼諾夫家沒有顛覆，經濟組織沒有改造以前，一切問題，絲毫不能解決。」 由於《每週評論》被查封，「問題與主義」之爭中途夭折。直到1922年6月，胡適才在 《努力》週刊的「這一周」中回應說：「我們是不承認政治上有什麼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 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裡總逃不了 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與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 的問題。我們因為不相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 問題。」 比起胡適，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中，對於阿Q式自欺欺人的「根本解決」，另有更 加生動形象的戳穿揭破：「天下事盡有小作為比大作為更煩難的。譬如現在似的冬天，我們 只有這一件棉襖，然而必須救助一個將要凍死的苦人，否則便須坐在菩提樹下冥想普度一切 人類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類和救活一人，大小實在相去太遠了，然而倘叫我挑選，我就立 刻到菩提樹下去坐著，因為免得脫下唯一的棉襖來凍殺自己。」 自以為能夠「普度一切人類」的陳獨秀、錢玄同、李大釗們，其實就是不能夠也不情願 「救助一個將要凍死的苦人」的「想尋一條『近路』」的「偷懶」之人。改革開放的中國社 會對於市場經濟及制度建設的重新補課充分證明：陳獨秀、錢玄同、李大釗等人所尋求的一 勞永逸的「最後之因」的「根本解決」，從來都沒有真正存在過和發生過。現實社會所需要 的，永遠是也只能是循序漸進、腳踏實地的建設性改良和建設性進步。 四、以人為本的寬容和諧 在《讓「胡適」重返歷史前台》的代序中，邵建寫道：胡適在美國接受的是自由主義教 育，自由主義和容忍有著內在的邏輯關聯。胡適的「寬容」和他的同道的「不寬容」構成了 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內在的裂痕，它最終導致了新文化運動團體的分裂。 在筆者看來，置身於歷史勁流中的胡適，雖然有過左右搖擺的短暫迷失，卻從來沒有從 根本上迷失方向。這個根本點，就是他留學美國期間潛移默化的以人為本的大同情懷和寬容 心態，以及由此而來的在游泳中學習游泳的憲政民主的制度化訓練。從以人為本的層面上講， 每一位個人永無止境的生命慾望和精神創造就是人類社會的根本所在。只要有活生生的個人 存在，人類社會的所有問題就只能在不斷創造、不斷進步的過程之中不間斷地動態解決，而 不可能出現一勞永逸的「根本解決」。以人為本、和諧寬容、自由民主的現代化文明社會， 歸根到底就是以憲政民主的剛性制度來保障每一位脆弱個人既自私自利又納稅付出的生命欲 望和精神創造的人道社會。借用邵建的話說：「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諧的『和』就是口中 有糧，和諧的『諧』則是人人都能說話。……21世紀的今天，我們為『和諧』而努力，就是 為『寬容』而努力，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寬容的意識和能力，我們更須要寬容的制度。胡適和 弘揚胡適的意義，正在於此。」 邵建的本職是教授寫作課程的大學教員，為了達成他自己所說的「理性思考，感性表 達」，他創造性地突破了學術性人物傳記所慣用的敘述方式，以「理性思考」的「案」和 「感性表達」的「插」，為正文中的夾敘夾議開拓出了更加開放自由的話語空間。從某種意 義上說，這正是他研習胡適所潛移默化的以人為本、寬容和諧、自由民主的精神資源的發揚 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