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民主：從說到做 (北京) 郭奈仁 「六四」以後，經過一陣情感的渲洩，人們心態逐漸趨於平靜。這時候，海內外 的知識分子突然發現，他們鼓吹民主的衝動減退了。有人驚呼：這是思想的墮落， 意志的衰退，是保守主義興起的表徵。筆者卻認為，這是自然而然的現象，是思想 成熟、共識形成的標誌。中國的民主不能始終停留在口頭上、理論上。只有化為千 百萬人的實踐，民主的心態與行為才能通過慣例的積累逐步硬化為制度。「六四」 以後的五年中，中國的民主正在經歷從「坐而言」到「起而行」的轉變。 一 「從本世紀初梁啟超提出以「保育政策」作為立國大方針，孫中山明確規定「先 知先覺者」與「後知後覺者」的不同政治權利，到國民黨、共產黨接受第三國際建 設革命黨、先鋒黨的一整套理論，標誌著精英政治理念對民主政治理念的節節勝利 。」 所謂「鼓吹民主」，無非是通過與論敵爭辯，闡明民主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乃至「 必然性」)，首先是為了堅定鼓吹者自身對民主的信念，其次是為了向其大眾「灌輸 」自己的思想，爭奪意識形態的霸權。葛蘭西早就告誡說：「也不可抱這樣的想法 ：批判了這樣的論敵就等於摧毀了相應的社會因素和社會力量(那樣就是純粹的啟蒙 唯理論)；而應抱這樣的想法：這樣做有助於：一、長自己一方的志氣，堅持和增強 分庭抗禮的精神；二、為自己一方準備條件，以便根據自己的生活狀況吸收一種屬 於自己的獨創學說並賦予生命力。」這就是說，儘管反對民主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社 會力量仍然存在甚至還很強大，只要民主的社會力量堅定了自信心，鼓吹民主的主 要目的就已經達到了。 中國的民主事業在二十世紀前九十年中進展不大，既不是文化傳統不適合，患了 水土不服症，也不是經濟落後、識字人少，拔苗助長傷了元氣；主要是由於中國知 識份子對民主信念不堅、信心不足。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強調：對民 主的堅強共識才是美國民主制的最大保障。胡平進一步指出：「在一個文化落後、 文盲眾多的國家，搞專制可能比較容易得手，這是一回事。但這並不等於說在這個 國家裡搞民主就一定不能成功。如果這個國家中具有文化素養的人們(即使他們人數 很少)有著較為堅定明確的民主共識，那麼在這樣的國家搞民主也並不是不可能的。 印度可算作一個明顯的例子。」 長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民主問題上患有一種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他們作為 個人、作為本階層利益自覺的一員，對於民主自由無比嚮往和熱愛。現代知識分子 只有在民主憲政制度下，才能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才能最 大限度地知政議政參政，才能產生「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解放感。另一方 面，他們作為社會精英、國家利益代言人、理想社會建設者，又對民主的價值和作 用深感疑慮。民主制度的基石是社會各階層的現實利益表達和利益交易。歐美發達 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不存在一種公認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只能在價值與利益的 角逐中逐漸生成，因而在政治道義上不排斥人們的利益取向。趕超型的發展中國家 則不然，知識分子很容易接受一種先於自身實踐而存在的理想模型，以此為依據， 他們得以對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和現實利益作出衡量，結果往往是既要 否定民眾的現實利益要求而主張精英政治，又必須否定自身的真情實感而實行痛苦 的脫胎換骨、自我改造。 從本世紀初梁啟超提出以「保育政策」作為立國大方針，孫中山明確規定「先知 先覺者」與「後知後覺者」的不同政治權利，到國民黨、共產黨接受第三國際建設 革命黨、先鋒黨的一整套理論，標誌著精英政治理念對民主政治理念的節節勝利。 考察一下在四十年代為爭取民主而加入中共的一代黨內知識分子的思想歷程，便不 難理解為什麼正是他們成為八十年代末期最積極的民主鼓吹者。 中共黨內的知識分子在延安整風中經由思想灌輸並輔之以身心摧殘，用所謂「歷 史必然」的信仰取代了自己的政治直覺與理性判斷，用「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取 代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繼而，經歷了一次次嚴酷的路線鬥爭後 ，又以黨內一個派別的政治路線取代了階級利益的估量和黨內民主機制；最後，在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方領悟到連準確地、完整地把握一條政治路線也是 空想，只有緊跟天才領袖的最新最高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才 符合所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精英政治一直演進到個人迷信的極致，風水 輪才開始往回轉。 當中共黨內一部分有影響的高層知識分子決定性地轉向民主時，出現了一個「新 權威主義」的小插曲。鼓吹「新權威主義」的一批中青年理論家，貌似政治保守， 實質上卻是激進的自由主義者，他們試圖通過開明的政治強人來推行他們所中意的 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而不顧及民眾的情緒與權力中間層的抵抗。他們仍然是把一種 理想模式置於現實的利益訴求之上，尋求一種超凡脫俗的政治權力與政治人物。「 六四」的鮮血教育了人們，專制者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是怎樣地喪失理智；「 六四」以後國有資產大量被鯨吞侵蝕的事實啟迪著人們，絕對的權力只能導致絕對 的腐敗，而不會用來造福於人民。 隨著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近年來的傳播，中國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爭取本身的權 利和利益就是爭取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社會各階層爭取人權、生存權、社會經濟 權利與建設民主制度是不可分割的。知識分子本身不再懷疑、恐懼民主，再放下包 辦民主的重負，就可以在民主的道路上「瀟灑走一回」了。 二 「民主啟蒙的價值是極其有限的。首先，民眾並不需要啟蒙就已經具有民主的訴 求；其次，即使啟蒙確實提高了民眾的民主意識，也不會直接導致對民主事業的積 極投入。當前，中國民主事業最需要的並不是民眾的教師，而是民眾的榜樣；不是 民主的教士而是民主的戰士。」 「新啟蒙」口號在八十年代末的提出，一方面標誌著中共黨內一部分知識分子民 主意識的復甦，另一方面又表明他們與自己原來從屬的那個思想傳統仍然藕斷絲連 。對民眾進行民主「新啟蒙」的提法，與列寧必須對群眾「灌輸」革命理論的思想 一脈相承。這裡必須指出，列寧的革命以改造人性、建設新人為職志，而民主制度 則只能建築在人性自然流露並得到充分尊重的基礎之上。為了肯定民主啟蒙的價值 ，必須作出三點設定：第一，民主意識不能在民眾中自發地產生；第二，民眾只能 通過接受民主理論才能確立民主自覺；第三，只有當多數民眾具備民主覺悟時，民 主制度才能建立起來。事實上，正是由於人們逐漸體會到這三點設定都是不必要的 ，才會出現民主鼓吹的退潮。 最起碼的民主意識，就是懂得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作出政 治選擇。無論知識分子還是工人農民，都本能地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並不需要他 人來教給自己如何選擇。從「新啟蒙」口號的提出到「八九民運」，不過短短一年 時間，對民主啟蒙的作用不可能估計太高，顯然，數以百萬計的民眾是根據自己的 直覺與常識投身民主運動的，因為他們並不難從親身體驗中總結出專制與腐敗的關 系。 普通民眾與知識分子(包括青年學生)在民主參與上表現出來的差異，主要不是思 想意識方面的，而是行為能力與道義勇氣方面的。民主理論的討論，永遠是知識分 子圈子裡的事情，民眾通常不是從書本上學習民主而是從直接經驗中學習民主。因 此，知識分子在實踐民眾方面的榜樣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民眾不需要知識分子向他 們灌輸民主教條，而需要一種實實在在的組織聚合與感情聯繫。葛蘭西指出：「知 識分子與平民百姓之間的關係……是由組織聚合力規定的，通過這種聚合，感受— 激情變成理解的並進而變成認識(不是機械地而是生動活潑地)，那樣，只有那樣， ……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個人交流，共有共享的生活才得以實現，這本身就是 一種社會力量——創造『歷史聯合體』。」他還說：「沒有知識分子和平民百姓之 間的感情聯繫，就不能搞政治—歷史。而缺少這種聯繫，……知識分子就成了特權 階級或教士。」 民眾在經濟文化落後條件下的散漫無知，在專制壓迫下的軟弱屈服，以及缺少民 主的習慣，對於實行民主都不構成嚴重的障礙。只有當民眾親身經驗了民主的程序 並感受到它的後果後，仍然拒絕民主，才能為民主問題上的經濟文化決定論者提供 他們所需要的證據。從另一方面來說，民主戰車的前進，既不需要也不可能以絕大 多數民眾的積極投入為推動力。眾所周知，在發達國家的民主社會中，積極參與政 治活動的公民也是一個少數，最多不超過百分之二十。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率，通 常也就是百分之五六十。在一個專制社會中為民主事業而奮鬥和獻身，顯然不是一 個普通人能夠具有的品德，即使大多數人都已經看到了民主社會的曙光。奧爾森在 《集體行動的邏輯》中說得很清楚：「任何共同目標的完成或共同利益的滿足，意 味著一項公共或集體財 的產生。」「愈大的團體愈不容易生產最適量的公共 財。」「大團伙或者說潛在團體根本沒有生產公共財的誘因，因為無論該公共財對 團體而言是多麼有價值，都無法有效地促使個別成員願意支付達成潛在團體利益的 組織費用，或去承擔必要集體活動的各種成本。」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在一個 最大的團體中需要付出巨大代價才能獲得的公共財，對於大多數理性的人來說，他 們必然會選擇「搭便車」，等待別人去承擔各種成本，自己坐享其成。 由此可見，民主啟蒙的價值是極其有限的。首先，民眾並不需要啟蒙就已經具有 民主的訴求；其次，即使啟蒙確實提高了民眾的民主意識，也不會直接導致對民主 事業的積極投入。當前，中國民主事業最需要的並不是民眾的教師，而是民眾的榜 樣；不是民主的教士而是民主的戰士。奧爾森指出：「唯有個別而『選擇性』的誘 因才能激發潛在團體中的理性個人為團體目標而努力。在此情況下，團體行動要成 為可能，其誘因必須只是選擇性地對組織中個別成員發生作用，與公共財對整個團 體一視同仁的特性不同。」做一名民主戰士，必須具有超越經濟理性的個人價值目 標，或者具有格外的自信。 三 「忠誠和負責任的反對派不同於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應當上升到一個 新的高度，擁有自己的一套治國方略和平行的政策研究設計中心，他們能夠隨時對 執政者的各項政策作出評判並拿出自己的替代方案……」 當人們從鼓吹家轉到實幹家的角色位置時，關注的中心將不再是中國民主的必要 性與可能性，而是它的戰略與策略。 胡平在「六四」前夕曾經提出「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民主策略，可惜在實際 運動中人們卻反道而行之，遵循的是毛澤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的游擊戰 術。爭取民主的鬥爭不必克守某一種固定的程式，在理性與非暴力的前提下，可以 因時因地制宜地採用政治游擊戰、運動戰和陣地戰的樣式，但是，在通常情況下應 當堅持以陣地戰為主。陣地戰有兩個要點：一是亮明旗幟，堂堂正正，堅守戰壕， 多層防禦，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怕死；二是在對方陣地的接合部尋找薄弱環節， 發動有限進攻，穩紮穩打，前進一步鞏固一步，最後形成圍殲的局面。民主力量的 戰線應當全面展開，其中最重要的三個陣地是：精英文化、公民社會、政治參與。 民主力量要使自己成為負責任的反對派，不能局限於對現實的指責、批判，而應 表現出積極的建設精神。這種精神首先應當體現在精英文化環節。當中國社會又一 次經歷「禮崩樂壞」，長期居於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喪失信用，社會整合出現危機 的時候，匯聚世界文明主流與民族傳統精華，重建適應時代要求的社會價值觀體系 ，是一項緊迫任務。我們既需要一個新的道統，也需要一個新的學統。只有建立起 一系列獨立的學術中心，才能培育出新的學術風氣和流派，使中國躋身世界學術大 國的行列。空間、抽像的民主鼓吹應當休息了，深入、具體的民主研究則應當大力 提倡。民主原則與自由原則、公正原則、效率原則、生態原則相互關係的哲學思辨 ，中國二十一世紀民主進程的歷史考察，世界各國民主制度的比較研究，民主憲政 程序、慣例、法規的操作設計與方案評價，這些工作都需要人們付出極大的心血和 精力。忠誠和負責任的反對派不同於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應當上升到一 個新的高度，擁有自己的一套治國方略和平行的政策研究設計中心，他們能夠隨時 對執政者的各項政策作出評判並拿出自己的替代方案，包括自己的外交政策、國防 政策、經濟政策、國土開發和環境政策、教育政策、公安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 策、港台政策等等。 隨著經濟體制的變革，民主力量在公民社會形成過程中將獲得越來越大的活動空 間。八九年以後尤其是九二年以後，是各種類型的民間實體、民間社團蓬勃興起的 黃金時代，以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為樣板的學術—文化—經濟聯合體也已經在全國 各地紛紛湧現。組建新社團與改造原有的官辦社團，是並行不悖的兩大任務。把工 會、婦聯、青聯、工商聯、「民主黨派」等由黨國機器中的一個個被動齒輪轉變為 具有獨立意志的壓力集團，是一種非常現實的可能性。這種獨立化的趨向已經在它 們的邊緣地帶諸如它們所主辦的出版社、雜誌社和經營實體中出現。公民社會的基 礎是民營企業，它的靈魂則是自由職業者。自由撰稿人、自由製片人、自由藝人已 經在社會上斬露頭角，其中有些人已經成為民眾崇拜的「大腕」，具有操縱輿論的 能力。合夥制律師事務所的出現，更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反特權、反腐敗是絕大 多數民眾的普遍要求，但是由於公共財的性質和「搭便車」的理性選擇，一般人難 以為此投入精力。然而，由於律師的職業特點，反特權、反腐敗將會為他們提供「 選擇性」的誘因，對他們個別地發生作用，使他們的個人動機與創造公共財有機地 結合起來。在律師界與國內外新聞界的緊密配合下，一個民間監督網絡將會逐漸形 成，一代新型政治人物將會從中破繭而出。 在擴大國內政治參與方面前景也是樂觀的。經過七十年代末以來的歷次民主運動 ，已經篩選出一批具有政治堅定性和較高知名度的民間政治領袖人物。他們既負有 高舉民主旗幟的道義責任，也負有溝通朝野，建立社會基本共識的艱巨任務。堅持 理性、非暴力抗爭、漸進改革的基本政治態度，一方面要揭露抨擊頑固不化的保守 份子，另一方面也要批評抑制不計政治功利的情緒化的過激份子。人權保障活動是 最低層次的政治參與。保障中國人權的立足點要放在國內。每一種違反世界人權宣 言的行為，每一個踐踏人權的案例都應當受到嚴正的抗議和譴責。民主力量要大力 開展院外遊說活動，推動各級人民代表發揮自己的立法、監督功能。堅持在現行憲 法框架內進行政治改革，並不意味肯定憲法的所有條文。憲法修改勢在必行。法律 專家的修憲建議、人民代表的修憲動議以及群眾性的修憲動議以及群眾性的修憲簽 名運動，這些不同層次上的活動可以逐漸展開。公民參政最基本的方式是行使選舉 權和被選舉權。選舉法必須重新修訂，但即使在現行選舉辦法下，民主力量仍然可 以有所作為。在八十年代的高校人民代表選舉中，已經廣泛地開展了競選活動。九 十年代的地方人民代表選舉，應當由個人競選提升到聯合參選的新階段。隨著政治 參與程度和範圍的逐步發展，最終必然會出現多元民主制度的格局。 在民主牆時代曾經出過一篇著名的文章，題目叫《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如果 以革命的心態、改朝換代的心態爭取民主，總是會感到形勢險惡，人心難測，除了 在海外鼓吹民主外，在國內無從著手實幹。當人們徹底拋棄共產黨政治文化的遮目 鏡，真正確立民主的心態與行為方式時，就會驚喜地發現在自己周圍的生活中存在 著民主活動的廣闊空間。 四 「儘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具有內在的反民主傾向，由於中國共產黨在野時曾經高 舉民主旗幟，掌權後仍然標榜民主理想，在其內部始終存在著要求民主的呼聲和爭 取民主的力量。」 從以往的歷史看，知識分子(包括青年學生)是爭取民主最積極、最活躍的社會力 量。在今後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知識分子仍然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先鋒力量。但是， 爭取民主並不是知識分子的獨家事業，不應當也不可能由知識分子來壟斷或者包辦 。民主社會的最終形成將是歷史合力作用的結果，工人、農民、企業家、國家公務 員和軍人、中共黨務工作者都可以為之作出自己的獨特的貢獻。所謂「體制內」、 「體制外」的差異，不成為民主力量不能攜手的理由。 工人的勞動權包括通過集體罷工保障自身合法利益的權利，是民主社會中極其重 要的一項社會權利。中國工人爭取勞動權、參與企業管理權、失業保障權、罷工權 和成立自由工會權的鬥爭，以及和其他市民階層一起反對特權腐敗、反對通貨膨脹 等不良經濟政策的抗議活動，是完全合理合法的，絕不能被視為「動亂因素」。 自古以來，中國農村中就有自治的傳統和豐富的經驗，當代中國農民則深受基層 政權不合理攤派之苦，因此，農民中蘊涵著極大的積極性率先在鄉村兩級實行地方 自治。只有通過民主方式產生鄉村自治機構，才能建立健全的鄉村財政，避免對農 民的橫徵暴斂；才能對鄉辦、村辦企業實施有效監督，防止少數人化公為私，巧取 豪奪。 無論民辦企業的發展壯大，還是國有企業的轉軌變型，本身都是對全能主義政治 體系的一種衝擊，這也就是企業家為民主事業做出貢獻的一個方面。然而，具有高 度民主自覺的企業家不會不認識到，任何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離不開經濟力量的支 持。集權國家主辦一次走過場式的人民選舉，就要花費數以億計的金錢，真正的民 主選舉以及為爭取民主而進行的種種政治活動，同樣需要宣傳組織方面的各種經費 。為民主力量提供贊助，是企業家富有遠見的一項長期投資，同時也是他人難以替 代的一種社會貢獻。 近年來，國家公務員和軍人中的「非黨化」意識正在潛移默化地發展，中下層官 員的這種傾向尤為明顯。國家公務員在制定改革和發展政策時，時常會覺察到國家 利益與壟斷政權的少數權貴利益的矛盾，當他們被要求以前者服從後者時，總會遭 受良知的責問，感受到內心的痛苦。「六四」屠城，是對軍人榮譽的最大污損。當 國家軍事力量越來越被用於對內防範和鎮壓民眾而不是用來保衛國家領土和抵禦外 來威脅時，軍人的效忠就會成為一個疑問。可以預期，當現在的中青年軍官和文官 晉陞到更高階層時，軍隊國家化、公務員政治中立化的要求將會愈來愈強烈。 儘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具有內在的反民主傾向，由於中國共產黨在野時曾經高舉 民主旗幟，掌權後仍然標榜民主理想，在其內部始終存在著要求民主的呼聲和爭取 民主的力量。由於它長期壟斷政權，大量吸納社會精英，人們參加共產黨的動機極 其複雜，時至今日，仍然有不少青年人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為了實 現民主理想而加入共產黨。海內外民主力量中很少有人否認中國的民主化需要五千 萬中共黨員乃至其領導集團中的開明人士的參與，分歧僅在於是企盼「內部起義」 還是「內部改造」。無論從中國的政治長期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計，還是從中國共 產黨廣大黨員幹部的切身利益計，後者都要優於前者。只要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理論再往前走一兩步，只要丟掉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僵硬教條 ，不難把現在的共產黨轉變為民主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六四」以 後，中共黨內出現了一些「混世魔王」，他們已經徹底喪失了對政權合法性的信心 ，只是靠著槍桿子的力量來勉強支撐搖搖欲墜的權力，抱著「過了這村沒這店」的 世紀末心理，利用手中現有的權力拚命為自己和自己的子孫攫取世俗利益。這些「 混世魔王」既是中國民主的敵人，也是中共自身的敵人。中共領導集團中不乏有政 治眼光的人，他們理應認清自己的前途所在。只要勇於自我批評、自我改造，在推 動中國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的進程中獲得新的政績，一個具有長期歷史傳統的 大黨完全可以重新塑造政治合法性的基礎。 中國民主制度的最終確立，既需要有忠誠、負責任的反對黨，也需要有自信、雍 容大度的執政黨，這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每一個人都應當根據自己的特定角 色來決定為中國的民主做什麼和怎樣做；同時，也應當加強相互之間的溝通和理解 ，在一些基本的政治社會問題上最大程度地建立起共識。 (本文作者是一位出色的民運活動家，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