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開放多元是文明的動力 吳逸夫 一、統一不是初始價值標準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國歷史的一條大線索。傾向大一統之合的是儒家 ；傾向分裂的是道家的「小國寡民」理念。不過兩者對分合的利弊都缺乏深入的分 析。 傳統理念總是把大一統視為王道得勝的「治」局面，是所追求的理想狀態，而把 分裂視為王道淪喪的「亂」局面，是無可奈何的非正常狀態。傳統史學界也一般認 為統一代表了進步，而道家的小國寡民思想是落後保守乃至倒退的。這一方面表明 中國的史學基本是儒家主導的，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分合不僅是個歷史現象，在中國 人看來，更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秦始皇儘管是一個大獨裁暴君，但多數中國歷史學家仍然認為他的統一中國是偉 大的貢獻，用中共的語言來說，秦始皇即使說不上功過七三開，也至少是功大於過 。由此可見，統一在儒家主導的史學理念中，幾已成為至高無上的價值標準。 但是根據唯物史觀，最高的價值標準應該是生產力的發展（當然生產力標準實際 上也並不完美，這個我們以後再談）。現在，暫且讓我們先根據生產力標準來看看 分合的利弊。 統一對於生產力發展的好處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最明顯的是統一後沒有戰爭的和 平環境對發展生產有利。歷史學家也可以拿出數據說明統一之後，人口和耕田擴大 多少多少等等來證實這一點。 這種分析其實過於簡單化和絕對化。我們首先要考慮到兩個前提。一是統一是否 一定導致和平環境；二是衡量生產力發展的標準是什麼。 統一可能導致和平，但並非總是如此。如以統一為最高價值目標，則必然為了追 求更大的統一、擴大疆域而連續作戰、「不斷革命」，歷史上許多軍事帝國就是如 此，如羅馬帝國和蒙古人的元皇朝。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整個國家也始終處於戰 備狀態，修建長城可算是一項軍事工程，當時兵役和軍事性勞役人口比例空前，這 種戰備狀態嚴重地干擾了民生經濟，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二、偉大文明產生於開放多元歷史背景 其次，和平環境雖然幾乎總是導致耕田面積和人口的增加，但人口和耕田並不是 衡量生產力的唯一標準，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它們的重要性越來越降低。如果把 科技文化看作生產力的主要標準，那麼，人類文明發展史恰恰告訴我們：生產力的 高度發展往往產生於某種分裂的狀態——具有較高開放性的分裂狀態，即動態、開 放的多元狀態。 古代中國科技文化發展最快的時期，華夏文明的奠定時期，恰恰是小國林立的分 裂的春秋戰國時代。那是一個雖然分裂然而各國人民來往交流頻繁的時代，處於開 放、流動的多元狀態。當時中原大陸的工匠、知識分子自由穿梭於互相開放的各國 間，而各家學派的領袖人物，幾乎都有過周遊列國的留學、講學、流亡乃至移民經 歷。 孔子本人就是一個流亡精英。他三十四歲那年，因政治問題逃到齊國避難。算他 當時年紀尚輕，影響不大，「可以挽救」，兩年後被容許回國。五十四歲那年，在 作了四年宰相後，又因政治鬥爭失敗外逃。這次情況不同了，因政治影響大，被整 得很慘，一流亡就流亡了十四年。流亡時期，有了廣泛、深入、冷靜地觀察世界的 機會，空閒時間又大大地有，遂形成他那精深博大的儒家體系。（所以今日流亡精 英，應該不必為暫時的挫折喪氣，豈知不能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政治失敗，學術 豐收）。 春秋戰國時期的君主，也常常向謀士請教如何吸引別國老百姓、特別是知識分子 （士人）來投奔自己的國家，將此看做一項重要的國家決策。而當時的人民投奔他 國，甚至率眾投奔「仁政」、「賢君」，猶如今天人們一股風地搶購某種商品，十 分正常，不會被指責為「不愛國」或「賣國」，人民享有較大的擇地而居的自由。 《詩經》中的《碩鼠》就描寫了當時的人民把移民當做逃避苛政的方便手段：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德。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 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這裡，「樂土、樂國、樂郊」，是指老百姓能安居樂業的國家或至少是有相對政 治獨立性的領地。 孔子有一次看到一個老婦女為她被老虎吃掉的丈夫和兒子哭泣。孔子就問她，「 為什麼不離開這個地方呢？」那老婦人回答說，「因為此地沒有暴虐的政府」，而 沒有說「因為這是我的父母之邦故國」或「戶口遷不出」、「因為政府不容許走」 。可見那時人民的精神枷鎖比今天少得多，政府也沒有嚴禁老百姓的移居別處。 正是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工匠可以穿梭於各國之間這種開放的多元狀態，為 今日我們引以自豪的東亞漢字文化圈文明，奠定下了無比堅實、深厚、豐富的基礎 。 從近的來看，即使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的北洋時期，在文化學術上來看，也是中國 歷史上難得的「小百家爭鳴時代」，是中國文化走向現代的關鍵轉折點。毛澤東時 代大陸文藝界對「三十年代文藝黑線」曠日持久的批判圍剿，正從反面說明了軍閥 時期提供的文化成果之深厚豐富。當然，那個多元時代的文化成就決不止於文學藝 術，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方面，都有劃時代的成就。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國學術界 各個領域，領導人物始終是那批軍閥時代培養出的學術權威。這個事實，一方面固 然說明了新中國教育「出奴才不出人才」的弊病（毛澤東時代出來的唯一社會科學 大才是李澤厚，而他是大學時期生肺病自學而歪打斜著成材的），另一方面也確實 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人才群出，質量之高。那些老權威在整個毛澤東時代的「屢批屢 起、屢起屢批」，也說明他們的水平確實不同凡響。 開放交流的多元並存，是人類文明的巨大原動力。不僅中國如此，人類幾大其他 主要文明，也毫無例外地都孕育於小國間交流頻繁的政治環境。 遠的來看，作為西方文明主要源頭的古希臘文明，就是產生於一個城市即一個獨 立國家政體的城邦時代。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也都是產生於類似中國春秋戰國時 期小國林立的背景。其他一些較小規模的文明，如西藏文明等等，也奠基於分裂的 列國時代。 或許有人認為，這是因為偉大的思想家產生於苦難的時代的緣故；分裂動亂的時 代，人民經歷了巨大的苦難，痛苦發人深思，遂產生偉大思想家。這種解釋似是而 非，主要的困惑在於它訴求於不可靠的歷史記載。一拿比較切近的現實去驗證，問 題馬上就暴露出來：它不能解釋當代英語文化的文明。英語文化的發展，並不是建 立在英語國家人民的巨大苦難的基礎上。大致上說來，英語國家的人民，在福利上 遠遠超過其他國家，但英語國家發展起了當代最強勁的一支文明。兄弟我認為英語 文明的主要動力，在於英語國家之間，特別是英聯邦內部，人民在不同政府間的來 往是全世界最自由的。 大英帝國解體後，大一統的帝國不復存在，加上早先已經獨立出去的美國，形成 英語國家多元並存的局面。在英語國家中，畢竟有著大致相同的文化傳統和語言文 字，人才和文化、經濟各方面的交流，在整個國際社會中是最為自由方便的。這種 開放多元的結構，對於英語文化的發展，無疑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設想當年有「 日不落國」之稱的大英帝國，如果放不開「大一統」情結，為維持統一作持久的努 力，今天出兵鎮壓這個屬地的「叛國」獨立運動，明天出錢收買、離間那個屬地的 離心力量，長期地內鬥不絕，英語文化能夠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嗎？可以說，大英 帝國的解體，比起大英帝國的創立，是更加偉大的歷史業績（如果大英帝國的創立 算得上「偉大統一業績」的話）。 大一統極權的蘇聯解體而成的獨立共和國，具有人民可以較自由交往的統而不合 的特徵，其發展前景當不可忽視。儘管獨聯體目前遭受到一定的困難，但我們不可 忽視它的潛力。將近一個世紀前，梁啟超曾告誡國人，西方文明的發展進程，是南 歐之拉丁文明打頭，北歐之日爾曼文明居中，而威脅中國最大的是殿後的東歐之斯 拉夫文明。只要我們設想一下一個大帝國解體時可能發生的壞得多的局面，就應該 承認東歐帝國成功的和平解體（只有相對來說很小比例的局部的戰爭），實在是非 常難能可貴的。歷史也許會證明，這是大英帝國解體之後的又一偉大歷史事件，必 將對人類文明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重新理解被誤導被歪曲的歷史 人們對分裂狀態最大批評是戰爭不斷。其實，給人民帶來最大不幸的，從來是大 一統專制而不是分裂戰爭。暫且不談古代史和外國史，僅拿最貼近可靠的現代中國 為例：從民國之初到抗戰暴發的二十五年，死於戰爭的中國人約有一千萬，八年抗 日戰爭，犧牲的同胞也大約是一千萬，但毛澤東時代大一統專制「失誤」所造成的 「三年自然災害」，短期三年內就餓死了至少三千萬階級弟兄。或許將來還會有歷 史學家將毛澤東時代描繪成一個「中國人民站了起來、國家地位空前提高」的太平 盛世。如果沒有後來的文化革命，三年自然災害恐怕在歷史記載上永遠無影無蹤了 。由此可見關於太平盛世的歷史之不可靠。以近推遠，以今論古，設想死於歷代「 英明皇帝的太平盛世」（暫時不說世有明證的暴政了）人口遠遠超過死於戰爭的人 口，不是沒有可能的。 戰爭的災難之所以得到誇大，一方面是因為漸漸地操勞早衰、營養不良夭折或餓 死家中這種緩慢過程易於令人麻木而失去強烈反應，麻醉人的同情心，遠不如死於 炮火那樣富有戲劇性的強烈刺激。六四慘案中被槍殺的人數量遠遠少於大陸任何一 次政治運動中非正常死亡人數，但六四卻受到了舉世空前強烈的譴責，部分原因蓋 在於此。另一方面，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後來的統一成功者歌頌自己統一的豐功 偉績的最好方法，就是突出分裂之壞。 此外，分裂狀態之對於歷史學家，就像不幸家庭之對於小說家，正是可以大寫特 寫的題材。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一書的開場白說，「幸福的家庭大多相 似，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因而有歷史學家感歎道：「那些沒有歷史的民 族是幸福的」。其實，沒有歷史的民族不見得真那麼幸福，不過是他們的痛苦太平 凡而很少被記載下來而已。畢竟，文明發達的國家主要是歷史豐富的國家。「沒有 歷史」的民族的人民，其創造力可能是被安樂消磨掉了，但更大的可能是被鈍性的 壓迫扼殺了。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軍閥混戰的消極一面，但必須指出，歷史記載中對這一時期的 消極一面是大大誇大了，而對這一時期的積極一面卻又大大縮小了。我們在這裡為 分裂平反，並不是說分裂是絕對好，大一統是絕對壞，而只是因為傳統大一統觀念 太根深蒂固，有必要在宣傳上（不是行動上）矯枉過正。當然事實上是統一和分裂 各有利弊。但統一的好處決不如我們傳統上所想的那樣動人，而分裂的壞處也不如 傳統上所描述的那樣可怕。我們應該重新去整理和理解被大一統史觀誤導，被專制 文網歪曲的歷史。 別的不談，即以歷來最受貶低、嘲笑的「草包軍閥」韓復渠來說，也遠非真的如 此草包。一個廣為流傳的笑話說韓有一次觀看女校學生比賽籃球後發令，「這麼多 人搶一個球，成何體統，著令立即提高女校經費，務必保證每人有一球！」其實， 這不也表示了這個草包軍閥為了競爭生存，也是很重視教育的麼。特別是他的重視 婦女教育，在當時更顯其難能可貴。近代知識分子中少有的硬骨頭梁漱溟，他的骨 氣不僅表現在對毛澤東的不屈從，而且也表現在解放後頂住壓力堅持不對韓復渠潑 污水這一點上，因為韓對於梁當年在山東的「鄉村改造計劃」幾乎是有求必應地大 力支持。此外，張學良統治東北的業績，也逐漸地得到了人們的承認、肯定（包括 東北大學的建立發展等等。劉賓雁的自傳中，也描寫到張學良的開明、寬鬆統治） 。如果我們拋開政治成見的話，值得肯定的地方割據勢力的政績恐怕不少。只要我 們想一想，當時並沒有戶口管理的制度，某一軍閥治下如果老百姓真活不下去了， 人不是都要跑完了嗎？這同毛澤東時代「三年困難時期」不准饑民外出討飯「給社 會主義抹黑」而餓死鄉里的背景是不同的。解放前城市裡「到處是討飯的」，也是 某種相對的優越性的表現呢！至少，還有外出討飯求生的自由嘛。 中國史學界一向為儒家大一統集權觀念所誤導，一旦拋棄大一統這個初始價值標 准，整個民國早期的歷史恐怕需要重寫。如果我們擺脫大一統和「成者王敗者寇」 的勢利眼習慣思維，還所有「敗寇」的英雄本色，恐怕民國早期的歷史將是一個同 春秋戰國和楚、漢相爭時期一樣豐富多采、豪傑輩出的時代。司馬遷筆下的那兩個 時代何其地波瀾壯闊、氣象萬千。並不是後來的中國再也沒有產生過同樣的多彩時 代，而只是因為後來的文人思想受到越來越強的束縛和後來的文網越來越細密。身 處漢朝的司馬遷能把「本朝」開國皇帝的流氓習氣和「項匪幫」的英雄氣概寫得栩 詡如生，後來的文人有膽量有可能這樣作嗎？ 四、統一動機是人類戰爭主導根源 當然分裂戰爭終究應該避免。但分裂戰爭的原因何在呢？「聯省自治」曾是推翻 清皇朝的重要動力：辛亥革命一聲槍響，各省紛紛宣告「自治」、「獨立」，遂令 大清皇朝頃刻間分崩離析。但當時各地政客、軍閥提出自治、獨立，相當程度是出 於投機，自治、獨立的輿論準備是很不充分的，自治、獨立的理念尚未充分發展、 深入人心，大一統仍是一種主導觀念。於是，經營成功或自以為成功乃至自信必能 成功的地方領袖，固然會替天行道、「解生靈於水火」，要去統一其他的地區；而 經營麻煩的地方領袖，也往往會在統一名義下發動征戰以疏解和轉移內部矛盾。大 一統的觀念，在軍閥混戰中總是直接和間接地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以，分裂和 混戰並無必然的聯繫，恰恰相反，分裂後的混戰，大一統的動機和名義往往是主導 原因。 清朝覆滅後中國未能形成鬆散聯邦多元局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外國侵略勢力， 特別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如張學良的承認和服從南京政府，主要是想對付日本 併吞東北的野心。而蔣介石對其他軍閥的征服，也離不開「攘外必先安內」的名義 。但是反過來，如果不是為了統一而內戰不斷，自傷元氣，日本恐怕也是不敢輕易 入侵中國的。抗戰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就是因為國、共兩黨終於互相承認其合 法地位而暫停了內戰嗎？當時中國境內，實際上就存在兩個相對獨立自主的政府， 這種分裂狀態反而有力地推動了抗日力量的發展。熱血愛國青年，不見容於國統區 ，就可以到共產黨地區，或者反過來流動，從而免遭政治屠殺，多保存了大批民族 精英。由此可見，開放多元政府的共存，為整個民族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間。其效 果絕不是一加一等於二的簡單加法，而是以幾何級數增長的。 即使統一本身意味著和平，也不能忽視這種和平的代價。取得統一往往離不開戰 爭手段，從這個角度說，追求統一的偉大目標的頑強信念，往往是持久殘酷戰爭的 原因。抬高統一的價值地位，必然會不惜代價取得統一而輕易發動戰爭和頑固堅持 戰爭。如歐洲中世紀的宗教戰爭，是因為要搞宗教統一，不容「異教」的合法存在 。中國歷代的大規模戰爭，大多是為了奪取「一統天下」的壟斷寶座。也正是因為 國、共雙方都想完成「統一大業」，才令兩岸將近半個世紀一直處於高度緊張的備 戰狀態。一旦承認多元共存比之大一統是更合理的存在，那麼人類大部分的戰爭， 都失去了發動的理由。 事實上統一動機不僅是中國長期內戰的主要根源，而且也是造成事實上徹底隔離 狀況的根本原因。例如台灣海峽兩岸的政權，由於都認為自己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國 的政府，都宣稱自己有統一對方的法統權力和道義責任，結果造成了兩岸將近半個 世紀的除了秘密派遣特工人員、隔海相望投放宣傳風箏、大炮對話之外，斷絕一切 經濟、文化來往的空前分裂狀態。一旦彼此承認對方的平等獨立地位，全方位、有 深度的交流才成為可能。因為只有平等的交流才可能是充分互利的，而只有互利的 交流才能持久深入。 統一有名義統一和事實統一之分。統一名義下的戰爭，就是所謂「內戰」。歷史 告訴我們，內戰往往比國家戰爭（外戰）更加持久殘忍。因為內戰的目的是消滅對 方，是統一，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而國家戰爭的目的是屈服對方，是勝利， 因此也比較容易做到適可而止。八國聯軍打到北京，放把火出口惡氣，搶點財寶古 董，索點賠款就撤退了，因為本來就沒有想統一中國。日本侵華就不同了，因為想 統一「大東亞」，於是就賴在中國不走，害得中國人民抗戰八年，苦頭大大的吃， 災難大大的有。 內戰的殘酷程度也往往超過國際戰爭。有道是，「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比較 能夠 fair play 地「禮爭」。一般來說，斬敵國來使和俘虜是要受國際上的強烈譴 責或干預的。但是「內戰」中斬殺「匪幫、偽軍、叛亂分子」，那就屬於「內政問 題」了，受譴責和干與的程度就大大減少。「統一統一，多少暴行假汝之名行之！ 」 五、人民統一，政府多元 好在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分裂造成戰爭的可能越來越小，戰爭作為制勝的手段 日益成為沒有必要。其一，由智慧決定的經濟、文化、政治等綜合實力日益成為決 定勝負的主要決定因素，換言之，文化上落後的群體戰勝文化上先進的群體（如歷 史上落後的遊牧民族征服先進的農耕民族）的可能日趨縮小而幾乎成為不可能。而 先進群體對落後群體的勝利，大可不必通過戰爭，通過經濟文化的手段顯然更為有 效。其二，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的發展表明，對於現代國家的經濟發展，殖民 時代的原始資本積累和通過戰爭掠奪資源、開拓市場，不再是必須的，而科學技術 、信息資源日益成為財富的來源。這一點正在日益成為今日國際社會的共識。這是 國際和平最可靠的條件。 因此，把大一統看作維護中國主權獨立的必要條件的說法，日益明顯地站不住腳 。其實這種說法從來就沒有多少根據，本來就是野心家擴張權力的借口。世界上從 來就有許許多多人口只有中國幾十分之一，甚至幾百分之一的主權獨立國家，為什 麼中國人非要人多勢眾才能保住自己的主權呢？！認為中華民族必須籍人口的絕對 優勢才能贏得獨立，這其實是對中華民族的能力和中華文化的潛力完全喪失信心。 事實證明這種民族自卑感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以華人為主體的島丸小國新加坡，不 是也能尊嚴地自立於國際社會嗎？！今年新加坡政府能夠不顧美國朝野輿論嘩然、 總統說情而毅然決然給予在新加坡觸環境法、犯鴉塗罪的美國少年邁克以鞭笞刑罰 的實例，就顯示了這個小國的尊嚴。如果不想稱霸，僅僅維護主權獨立，中國的大 一統中央集權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今天我們宣傳地方自治多元結構時，當不必有危 害民族獨立、國家主權等等的顧慮。 當然我們也並不認為小國就是絕對的好。「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的道家思想，成問題的是「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鎖閉國。理想的開 放流動的多元形態中，僅是政府的多元，而人民應該是統一的，即處於同一開放體 系中的人民，享有平等的「擇地而居」的遷移權利，這是落實「主權在民」最容易 的方法。 大一統的好處主要在於便於文化技術、人才人力、資源資金更大範圍內的自由交 流。秦始皇統一中國的主要貢獻，是統一文字、錢幣和度量衡，因為這方便了交流 。但是，交流的價值在於互通有無，在大一統下，往往由於地方缺乏自主權，一切 聽命於中央統一號令，各地在文化、經濟上的差異不會很大，交流的價值就大大減 少。例如人才，各地的教育政策、教材等等都一樣，培養出的人也就不會有很大差 別，有什麼可交流的呢。 大一統的秦國取代了鬆散聯邦制的周朝之後，雖然各地人民的來往一般來說是更 為便利了（不過嚴格的戶籍管制對人才交流的限制，有時甚至超過國界線），但一 元化的政府使這種交流失去了基本的動力和意義：因為人們顯然只有在異鄉大不同 於故鄉時，特別是異鄉能提供自己所珍視而故土又沒有的東西時，才願意和寧可長 久地背井離鄉的。 此外，大一統本身也有運轉不靈活等等的缺陷；並且，建立和維護大一統的代價 也是巨大的：不僅建立大一統需要曠日持久的大規模戰爭，維護大一統還需要巨大 官僚機構和意識形態和文化的嚴格管制等等。 從經濟角度來說，國家結構是可以計算規模效應的，過小過大都不好，有個理想 的規模。但事實上，國家規模受到地理環境，人文歷史、國際環境許多因素的影響 。像中國這樣巨大的規模，要實行中央極權，無論如何是太大太大了。 惟有各地獨立自主地發展其各有特色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的情況下，統一政體 下的自由交往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益。所以中國最好的出路，當是鬆散的邦聯：各地 充分利用地方優勢、發揮獨創性搞建設，文化技術、資金資源、人才人力相當自由 地在不同主權政府內流動。 今日港台地區之所以能在推動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中發揮重大的作用，就是因為 它們作為兩個相對獨立的政體而發展成了獨立的政治、文化力量，給大陸提供了大 陸本身所缺乏的資金、技術、人才、經驗。如果四、五十年代大陸政府就統一了港 台，或者如今的大陸仍然奉行「封鎖吧，封鎖十年二十年，什麼問題都解決了」閉 關政策，都絕對不會有如今大陸、香港、台灣三邊互動的生動活潑局面了。 六、將歷時的分合互轉變為共時的分合併存 是的，中國人民為「統一」付出的代價太大太大了！代價越高，越是珍惜；但因 此就更不惜代價去維護，於是又付出更高代價，形成難以擺脫的惡性循環。中華民 族如何才能走出這惡性循環的陰影呢？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反映了「分」和「合」都有其合理性，中國的歷史就 是這樣通過一分一合來實現分和合的平衡。但是這一分一合，都必須通過大規模社 會動盪來實現，代價未免太大。能否有實現這種分合平衡的其他形式呢？ 答案是，只要能實現一種似分似合的狀態，將歷時的分合轉換為共時的似分似合 狀態，就能同時兼得分合的好處，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循環。 實現這一點的關鍵是觀念上首先突破大一統的價值觀。由於傳統大一統觀念的根 深蒂固，由於華夏文化極強的凝聚性，對中華民族的徹底分裂其實是庸人自擾。看 看今天海外的華人，始終把中國當做自己的祖國（這也是許多地區對華人持不信任 排斥態度的根源之一），就可以知道這一點了。所以中國政治走向分合平衡的主要 障礙是大一統思想，而不是分裂主義。 正是因為把大一統看作合理的存在，所以歷來的多元局面都不能完善、持久、合 法化。而統一固然理念上被理想化、合法化，但實際上實在弊病太多，也無法持久 。這就造成了分分合合的循環，並且在這種循環的轉換過程中總是離不開大規模的 戰爭。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去思考，大一統不是王道得勝的「治」的局面，而是地方多 元勢力衰弱的結果，而分裂正是地方實力復興的標誌，感情反應就可能很不相同。 地方力量壯大有什麼不好呢？如果說炎黃子孫是個大家族的話，那麼其中一個個 小家族分枝的壯大不正是整個大家族興亡的象徵嗎！ 就台灣進入聯合國的問題來說，從理性上看，當是不難接受的：兩千萬人口的政 治實體，又是充滿活力的經濟實力，在聯合國這個全人類的協調機構中應當有自己 的代表和聲音。從感情上看，如果台灣能以一島之地，兩千萬人口，而能尊嚴地平 等地自立於國際社會，這應當是全體炎黃子孫和整個華夏文明的驕傲。家庭成員大 了能出去自主、自立，有現代觀念的父母和弟兄應當感到驕傲才是！阿 Q 被趙太爺 打了就自我安慰說被兒子打了，那固然很可笑，但說自主、自立的台灣是中國的兒 子、兄弟總不是無中生有吧。從前大陸說解放台灣的目的之一是免得台灣成為帝國 主義的殖民地，現在這一點顧慮該是徹底消除了。台灣現在不僅不可能淪為殖民地 ，而且還要自立於世界大家庭，對此如何看法，可謂是否真誠關心台灣人民福祉、 尊嚴的試金石。 當前阻擋兩岸和解統一的主要障礙來自大陸政府的台灣這一獨立自主政權的尊重 和敵意。大陸政府不應該扼殺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這種「仇者快，親者痛」的「 窩裡鬥」行為，雖然可以說部份地是出於統一的願望（部份是出於極權專制心理） ，但這種南轅北輒的作法，其小國只能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向台獨路線提供口 實。這種感情、面子用事的作法，實在是極其缺乏遠見的。其實，台灣能在國際上 得到發展，對於中國大陸，對於整個中華民族大家族，就會有直接的幫助，是好事 而不是壞事。 大陸政府反對台灣在聯合國佔一席位的理由之一，是中國分裂不同於東西德、南 北朝之受國際干與產生的分裂。但是，統一的蘇聯，不是曾經也有過烏克蘭、白俄 羅斯佔有聯合國席位的先例嗎？ 現在三邊互動已經如此有聲有色，設想如果每個省都成為相對獨立自主的政體， 那麼中國大陸就是一個歐洲，聯合國內中國就有幾十個席位，這對於提升整個中華 民族、全體炎黃子孫的國際地位，將是一個積極的促進因素。至少，漢語將如同英 語，成為一種真正的國際語言。十幾萬人口的國家可以在聯合國有一席位，十二億 人口的中國在聯合國也是一個席位，這其實是某種形式的不公平。雖然中國有安理 會的特殊席位，但安理會中的法國、英國，其人口面積都沒有超過中國的四川省。 現在台灣要為中國（不是獨立的國家）爭取有一席位，應該說國際上其實沒有阻力 ，這阻力就是來自他的親兄弟大陸政府。這不能不說又是一場「屋裡斗」的大悲劇 。 現在誰都看得出現在兩岸「統一不可取，獨立不可行」的事實。所以鬆散的聯邦 和邦聯恐怕是唯一可行的統一道路。我們這裡只是想強調，這種鬆散聯邦制，不是 無可奈何的選擇，和暫時的過渡狀況，而應該看成一種理想狀態！「一國兩制（或 多制）」（如能真正實現的話）不僅是一個現實的決策，也是一種理想的模式。 現在中共領導人也認識到，未來世界中，經濟的作用越來越大，或者說「經濟就 是最大的政治」。那麼，實現「一國兩制」的政治問題，當也能化解為經濟問題。 具體地說，在未來的中華邦聯中，海峽兩岸人民應該可以比較自由地來往、遷移 。控制遷移混亂的方法是購買居住權這一經濟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和軍事手段。 只要價格合理，總能保持動態的安定。如果一方人口嚴重入超，可以用賣出居住權 的收入向對方購買土地以保持合理人口密度、生態平衡。邦聯政府的職責之一是監 督這種買賣的公平進行。無論如何，炎黃子孫應該有智慧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的爭 端。如此以經濟手段代替軍事、政治手段來解決兩岸問題，或許是值得考慮的出路 之一。 讓我們拋棄束縛了中國人民兩千多年的的傳統大一統觀念，超越統、獨之爭，超 越一切的意識形態，化干戈為玉帛，化政治為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