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世紀之交 ——個人經驗與思考的陳述(十八) 胡 平 166、「觸及靈魂的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 運動一開始，我們就把教科書和作業本統統束之高閣，全力以赴地投入運動。報 紙上、廣播上，天天都有重大消息和重要社論發表；校園裡，時時都可能有什麼意 想不到的事情發生。生活是如此的緊張、熱烈，充滿新奇的誘惑。它使得人心一直 處於高度的興奮和不間斷的期待之中。 大約是在六月下旬的某一天吧，我整理自己的書本雜物，偶然翻閱到一篇我在兩 個月前寫的作文，一讀之下竟有隔世之感：僅僅兩個月之前，我最關心的還是如何 「為革命而發奮學習」；如今我想的全是如何革命。過去，我總以為自己很革命， 只是苦於沒得到組織上的充分欣賞；投入運動後，我感到自己的思想覺悟一下子提 高了很多，再回過頭去檢視以往，頗有幾分「覺今是而昨非」的感觸。我和一些同 學老師交換看法，發現他們也有類似的感受。《人民日報》社論說文化革命是「一 場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我們均深以為然。 不消說，在運動初期，受衝擊最大者莫過於教師。無論你平時如何受學生的尊重 以至敬畏，如今都免不了被學生們寫大字報點名批判。最輕微的指控也是說你「執 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本來，教師職業的尊嚴 、從事教育工作的樂趣，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學生的愛戴和敬重。可是現在，偏偏 是學生們被動員起來毫不留情地批判老師，這就在老師心中造成了極為深刻的傷害 。然而，更大的悲劇在於，在當時，很少有人能把這種批判認作傷害。相反，許多 人，包括大多數教師自己，往往還會把它視為「觸及靈魂的革命」。最讓被批判者 困窘不堪的一點是：批判者所採取的那種立場，常常也是被批判者主觀上表示贊同 的；學生們據以批評老師的那些原則，正是很多老師平時教給學生的。因此，他們 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可以用來自衛的思想憑籍，他們必須對批判表示歡迎。由於這 種歡迎之中飽含苦澀，所以他們才會不勝感慨地說：「文化大革命真是觸及靈魂！ 」 167、大批判之妙用 大批判對於被批判者而言固然是強烈的衝擊，它對於批判者們同樣構成沉重的壓 力。 不錯，作為學生，我們不屬於批判對像；但是，我們批判的具體內容、我們批判 別人的那些錯誤思想反動思想，卻分明是我們自己頭腦中就多多少少存在的東西。 我們不能不意識到，當我們批別人的時候，我們實際上也在批自己。 過去，共產黨為了在年青一代中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總是要求我 們不停地開展自我批評、自我改造。我們必須當眾懺悔，承認自己犯有這樣那樣的 錯誤思想錯誤言行。然而，人是有自尊心的動物，誰也不情願一味地貶低自己、否 定自己。為了克服自尊心這層障礙，黨勸誘我們說：誰愈是敢於暴露自己的錯誤思 想，就表明誰愈是積極要求進步。換句話，一個人愈是否定自己便愈是可能得到肯 定。靠著這套說詞，自尊心被巧妙地加以倒置；於是，自我批判便成為時髦。不過 ，這種通過自我否定而獲得自我肯定的辦法起碼包含著兩個嚴重的困難：第一，它 很容易導致十足的虛偽。貶低自己其實是為了抬高自己。自我批評不再是自我批評 而成了改頭換面的自我表揚。第二，你承認自己深受資產階級思想的不良影響，那 充其量能夠證明你有積極上進的革命願望，但並不能證明你已經樹立了明確的無產 階級世界觀。自我否定可以是自我肯定的一種特殊方式；但否定終歸是否定，否定 本身畢竟不等於肯定。因此，這種辦法必然招致那些正直、倔強、自信以至驕傲的 青年們極大的反感。 大批判的方法卻別有妙用。首先，我們被歸入批判者一方，我們被認為是革命的 動力而非革命的對象。這就滿足了我們的自尊心(更確切地說是虛榮心)。寫批判文 章和寫思想匯報大不相同。寫思想匯報，你必須謙卑地把自己稱為「世界觀還沒有 徹底改造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寫批判文章，你卻可以理直氣壯地 自稱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其次，我們通過批判別 人的錯誤，從而證明自己的正確。這種證明是正面的、直接的。它顯然要比通過否 定自己來肯定自己的證明方式更令人愉快，更足以顯示自己的高明，因此我們當然 也就更樂於採用。一旦我們把批判的鋒芒指向別人，我們就很少再去設身處地地為 那些被批判的觀念著想。出於急切表現的心理，我們常常不假思索地就把官方的價 值標準加之於對方的頭上。青年學生缺乏世故與油滑。我們不可能對別人一套標準 、對自己卻另一套標準。結果，我們也就把這同一套標準反過來加之於自身。我們 對別人的批判越苛刻，我們對自己的壓力也就越沉重。 168、兩類矛盾的迷宮 揭發批判深入開展，校園氣氛日益緊張。起先，我還為這種緊張感到興奮、感到 鼓舞。漸漸地，我開始萌生某種不安和困惑。 在運動初期，所有的老師都遭到批判。挨批最少的老師，既不是往日最受學生愛 戴的，也不是一向最得領導寵信的，而是平素沉默寡言、最不招惹人們注意的。看 到這種現象，我忍不住想，這樣下去，豈不是要把大家都變成謹小慎微的平庸之輩 麼？ 運動進行了一個多月後，在工作組的引導下，大批判的攻勢縮小了包圍圈，集中 到大約十幾個老師身上。然而從前階段的揭發材料來看，這十幾個老師的錯誤言行 並不一定就比別人更嚴重。他們之所以被挑選為運動的重點，主要是由於他們有過 這樣或那樣的「歷史問題」。這就讓我感到很困惑。我十分認真地學習《人民日報 》社論，學習毛澤東著作。我力圖掌握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原則。可是我 發現，儘管這些原則在理論上似乎是很清楚的，但要運用於實際卻相當困難。最傷 腦筋的一條就是所謂動機與效果的辯證關係。你怎麼能確定某某人真是「反黨反社 會主義」呢？當然，你必須考查他是否有過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說 是「言行」，其實主要是「言」，也只可能是「言」。如果僅僅是考查某一言論本 身，你或許不難判定它是否符合毛澤東思想；然而問題在於，你怎麼能根據這一不 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言論，便進而推斷出對方一定懷有反革命的罪惡動機呢？你怎麼 能區分出誰是認識問題、誰是立場問題或階級本性問題呢？一方面，你只有洞察到 對方的內部動機，才可能判明其外部言論；另一方面，除非你判明了對方的外部言 論，否則何以洞察其內部動機？兩者互為前提，因此到頭來總是誰也證明不了誰。 現在我們都懂得了，照共產黨、毛澤東指示的那樣，不是依據人們的行動而是依 據人們的思想，不是依據明晰的法律而是依據抽像的哲學，人們永遠不可能對所謂 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獲得一致的結論。在這種情況下，武斷專橫實屬不可 避免，聯繫家庭出身或歷史背景妄加推測必然成為最流行的定罪方式。我對這種定 罪方法很不滿意。可是在當時，我只能對工作組的做法暗中存疑。我不可能提出明 確的反對意見，因為我還陷在那套專制哲學的概念迷宮之中，兀自在那裡苦思苦想 ，困惱不已。 169、廢除高考制度 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發表了北京四中學生要求廢除 高考制度的公開信，同時發表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 通知》，通知提出高等學校招生取消考試，採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同 學們聞訊後立即一片歡呼，紛紛寫出大字報表示堅決支持，然後敲鑼打鼓，上街游 行。 和文化革命中發生的許多起重大事件一樣，廢除高考制度這一決定，既在人們意 料之中，又在人們意料之外。 它在人們的意料之中。因為早在六四年春節講話中，毛澤東就嚴厲地批評了現行 的教育制度：學制太長，課程設置繁煩，考試方法過於呆板，培養出來的學生太脫 離實際。以後他又提出「階級鬥爭應是青年的一門主課」。從那時起，學校裡就持 續不斷地批判「資產階級教育思想」，批判「智育第一」、「分數掛帥」，並在高 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越來越加強政治因素的份量。「文革」一開始，教育界首當其衝 ，過去的教育被認為是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因而必須徹底改革。還在六月上 旬，報上刊出北京女一中高三學生的一封公開信，其中提到要廢除高考制度，建議 高中畢業生直接到工農兵中接受鍛煉，首先取得工農兵給予的「思想畢業證書」， 然後再由黨從中挑選先進青年升入大學。爾後不久，又有幾位人民大學的學生發表 公開信，呼籲學生走與工農相結合之路，建議招收工農兵優秀份子進入高等學校。 在進行了如此這般一番鋪墊工作之後，誰還會對廢除高考制度的決定感到驚訝呢？ 但儘管如此，大多數人對於廢除高考制度的決定仍然覺得有幾分意外。因為在當 時，一般人只忙於從思想上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很少有人考慮過要進行什麼制 度性的變革。且不說考試制度在中國源遠流長，深入人心。就拿中共建國十七年的 歷史來看，教育界雖然進行過多次改革，不過以往的改革基本上還只限於教學方式 和教材內容，或者是對現行制度作某種補充(例如開辦半工半讀學校)。作為一種制 度，整體上說，十七年來並無變化。長期以來，人們已經習慣於把現行教育制度視 為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部分。由於社會主義制度神聖不可侵犯，任何有關制度改 革的設想，倘不被視為「反動」，也會被視為狂妄。「文革」爆發，我們開始想到 一些以前未曾想到過的問題。但大多數人的思考仍然限於「響應號召」的水平。也 就是說，我們只會在黨中央發出明確指示的前提之下去發揮自己的思考力和想像力 ——如果那還叫得上「思考」和「想像」的話。不錯，報上已經登出了北京女一中 學生的公開信，不過注意到這篇文章的人想必不多，就算你注意到了，你很可能也 只會把它看做是一些中學生在表達其革命的堅決性，就像當年董加耕放棄進大學的 機會自願下鄉務農一樣，那並不預示著一種制度性變革即將發生。等到北京四中的 公開信連同中央決定一道發表時，人們才恍然大悟，然後急急忙忙地表示支持響應 。相信一定有不少人懊悔：怎麼我就沒能早一點提出這個建議呢？ 170、廢除高考制度為何受到歡迎 廢除高考制度的決定之所以受到廣大學生的熱烈歡迎，一個最淺近的原因也許是 它消除了大家鬱積已久的心理壓力。運動搞了差不多兩個月，功課都有些荒疏了， 一旦考起試來怎麼辦？誰心裡能不暗暗焦慮？恰在此時，中央作出了廢除高考制度 的決定，同學們如逢大赦，頓時感到無比輕鬆，因此歡呼雀躍，熱烈贊同。至於廢 除高考制度會導致什麼後果，許多同學可能還沒來得及細想。 事後我們不難發現，廢除高考制度的結果之一，是為中共特權階層獲取私利帶來 了極大的方便。或許那正是當初作出此一決定的一個目的。六十年代以來，中國的 高等教育越來越供不應求，因而圍繞著升入高等學校而進行的競爭也越演越烈。借 助於所謂階級路線這頭一道關卡，共產黨輕而易舉地把「黑五類」子女排除於大學 門外。然而升學考試這第二道關卡，卻又不可避免地使一批權貴子弟名落孫山。運 動初期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很重要的一條理由就是說它讓大量非無產階級青年 進入大學，排斥打擊了「紅五類」子女。這表明中共特權階層對其子女已有的特權 地位還不滿足，還力圖進一步擴大和鞏固。而廢除高考制度則正好滿足了他們的這 一願望。眾所周知，在最早提出廢除高考制度的建議以及對中央的決定最表贊同的 學生中間，很大一批人都是來自中共特權階層的家庭。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一定比其 它學生更自私，或者是對自己的特殊利益有著更明確的理解和更強烈的追求。問題 在於，通過官方意識形態的長期灌輸，他們已經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與他們心目中的 革命理想交織在一起。他們既然把自己視為當然的革命接班人，因此他們就會認為 ：凡是有利於革命的，必定有利於自己；凡是有利於自己的，也必定有利於革命。 尤其是，這裡所說的特殊利益，主要還不是指物質利益，而是指政治地位、政治權 力。 當然，廣大學生(包括中共特權階層子女)堅決支持廢除高考制度，最基本的原因 還是出於對革命的理解、對無產階級教育路線的理解。黨的教育方針是要受教育者 在德、智、體三方面全面發展，高考卻片面突出智育，故不足為法；偉大領袖號召 我們要「生動、活潑、主動地學習」，高考卻是機械、呆板、「一張卷子定終身」 ，並不能反映真才實學；真正的知識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知識青年必須走與工農 相結合之路，高考卻只是紙上談兵，從校門到校門，脫離工農，脫離三大革命；如 此等等。這些道理，在當時看來都振振有辭，頗具說服力。再看中央提出的新辦法 ——推薦與選拔相結合。按照這種辦法，我們就不必把升學的希望唯一地寄托在那 一輪考試之上。我們可以、而且也應該通過更經常、更一貫、更全面、從而也更真 實更完整的出色表現，去爭取寶貴的深造機會。這不是要比舊的高考制度優越得多 嗎？ 171、我對改革招生制度的一些思考 要求廢除高考制度的公開信出自北京四中學生之手。我們知道，北京四中是全國 最好的一所學校，學生們成績優秀，升學率一向名列前茅。這多少可以表明：即使 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即使是舊制度的受益者，也對舊制度十分不滿。共同的社 會環境，共同的教育，使得我們這一代青年有著極為相似的價值取向和思維習慣。 迄今為止，造成這代人內部分化的唯一因素是不同的家庭背景。然而正像我曾經指 出過的那樣，與其說是不同的家庭背景本身造成了我們的分化，不如說是共產黨刻 意實行出身歧視政策人為地分化了我們。假如說在如何看待廢除高考制度的問題上 ，同學們存在著某種差異；那麼，這種差異主要來自於在出身歧視政策下彼此的不 同處境。換句話，我們不能不考慮到在舊制度與新制度下我們分別會得到何種的待 遇。有趣的是，這種差異似乎並沒有導致我們得出不同的結論。 以我自己為例。我回想起三年前報考高中未被重點學校錄取的往事。我對這次不 公正對待一直耿耿於懷。我當然不反對升學考試制度，我也不反對強調政治標準， 但是我不能接受出身歧視。問題在於，當時我並沒有把握認定出身歧視是共產黨的 既定政策。我把它更多地歸結於執行中的偏差：官僚主義、寧「左」勿右，等等。 我以為，倘若招生部門能夠做到不是僅僅依據我們的死材料(如家庭出身)，而是更 全面地考查我們的活表現，這種偏差大概就能得到糾正。不論是在初中還是在高中 ，老師同學都對我評價良好。我相信我在任何地方都能贏得人們的良好評價。如此 說來，廢除高考制度並非壞事。第一，我推想在新制度下，學習成績依然會受到足 夠的重視；第二，實行「推薦與選拔相結合」，意味著個人的表現將會得到更全面 、更真實的評價。不妨說得再簡單點：倘沿用舊制度，我輩幾乎注定了考不取大學 ；新制度看來反而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這不是值得歡迎的好事嗎？那時候，我對 人性中的陰暗面，對諸如人情、關係、權勢、利害等因素在現實生活中的作用估計 甚低。我天真地相信，黨總是公正的，群眾的眼睛永遠是雪亮的。因此，我對招生 制度的改革也表示積極的支持。 不過，我畢竟只是這場改革的響應者，我不是、也不可能是它的發起者。我是在 中央作出改革的明確決定之後才進行上面一番思考的。所以，在這番思考中，很難 說不包含著說服自己以順應潮流的「合理化」成份。我記得，當我和同學們一道熱 烈歡呼時，我心中一度閃現過些許的疑惑。但是我沒有深入思考下去。「文革」中 的新鮮事層出不窮，令人目不暇接，我們沒功夫對一件事想得太多。 172、撤銷工作組 公佈十六條 在六月至七月兩個月中，全國大中學校的文化革命運動都處於工作組的控制下。 工作組一方面組織起自己的積極份子隊伍，一方面領導大家批鬥「牛鬼蛇神」。由 於工作組是中央下令派出的，並且在學校中取代了原來學校黨組織的地位，因此它 理所當然地把自己看作是在學校中黨的代表；而大部分群眾也習以為常地對之表示 服從。然而，在有些地區(主要是北京)、有些學校，工作組卻和一部分學生發生了 尖銳的衝突。有些學生寫出了不同於工作組觀點的大字報，有的人並直接對工作組 展開批評；還有一些學生則自發地成立了「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一類團體 。這些單位的運動大有超出工作組控制的趨勢。工作組依據過去運動的經驗，立即 對這部分學生進行壓制，扣上「反黨」或「右派」一類帽子。有的學生甚至遭到軟 禁。可是，這批被壓制的學生並沒有輕易地就範，不少人還採取了更為激烈的反對 立場。有些學校的反工作組活動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就在這時，雲遊四方 的毛澤東回到北京。毛澤東明確表態：「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工作組起了阻礙 運動的作用。」於是，北京市委開始撤回它派出的工作組，其領導地位則由該校師 生自行選出的「文化革命小組」或「文化革命委員會」所取代。 八月上旬，中共在京舉行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會上，毛澤東批評工作組犯了「方 向、路線的錯誤」。劉少奇為派工作組一事承擔了責任。會議期間，毛澤東給清華 附中紅衛兵寫了一封信，表示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其後，毛澤東又寫出一篇 題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大字報讚揚聶元梓七人大字報是「全國第一張馬列 主義大字報」，並指出，「在五十多天裡」(指六、七月兩月)，「從中央到地方的 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把無產階級轟 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何其毒也」。會議通過並發表了中共中央關 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最後還發表了全會公報。 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73、建立校文革 和歷次政治運動一樣，文化大革命也是由中南海的少數幾個人，對九百六十萬平 方公里的全中國大陸實行高度一元化的統一指揮。因此，毫不奇怪，當同一項決定 下達到不同的地方時，它面臨的是很不相同的局面，引起了很不相同的後果。尤其 是在運動初期，中共上層的矛盾鬥爭大體上仍被嚴格的保密。一般人從報紙上和廣 播上只能獲得經過精心修飾的、語義含糊的指示。大字報還限制在各個校園之內。 各地區之間、各單位之間的信息交流和人員串聯基本上只在親朋好友範圍內進行。 所以這種差異便更加顯著。 當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傳達到十九中時，校園內的反應相當平靜。迄今為止，十九 中的運動，在工作組的有效控制下，似乎進展得很順利。沒有人公開反對工作組， 工作組在教師中抓「牛鬼蛇神」，引起許多教師的嚴重不安，但沒有人公開地表示 抗議。根據以往政治運動的經驗，一般人都把這種普遍的緊張感以至恐懼感視為正 常現象。一部分有「嚴重問題」的老師和幹部已被軟禁，他們被要求寫交代檢查。 出現過幾起打人事件，旋即由工作組出面制止。被工作組當做積極份子的幾位老師 和同學(都是出身好的黨團員)在學校中已經有了很穩固的地位。我們對北京一些大 中學校的反工作組活動一無所知，對中央內部圍繞工作組問題的激烈鬥爭更是渾然 不曉。由於在中央關於撤銷工作組的通知中只是從正面講到了要「依靠群眾」「自 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並沒有指明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因此我們 意識不到運動已經發生了重大轉折。全校師生照例對中央的新決定表示了一番「堅 決支持、熱烈響應」；然後便著手籌建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簡稱校文革)。 假如說在前階段，十九中的文化革命無非是「四清」運動的繼續；那麼，如今的 校文革則不過是工作組的繼續。 選舉校文革的活動進行得十分隆重。全體師生員工都參加了投票。這是一場等額 選舉，沒有辯論，沒有競爭。所有的候選人都獲得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選票。一位 年青的、出身下中農的數學老師(他在「四清」運動中被吸收入黨)當選為校文革主 任。一位高三女生、該班的團支部書記、校團委委員當了副主任。我班的那位新團 支書——其實現在已經稱得上老支書了——當上了一名委員。其餘的校文革成員也 都是出身「紅五類」的黨團員、工作組心目中的積極份子，校文革的選舉被認為是 無產階級民主的一次光輝實踐。 和後來的革命委員會不同，校文革的地位一直不太明確。顧名思義，它只是領導 文化革命的機構。但在當時，原有的黨組織處於半癱瘓狀態，教學工作早已停頓， 於是校文革便成了全校事實上的最高權力機構。 174、投票行為分析 回顧這次選舉校文革的活動，有一點很耐人尋味。本來，候選者們遠遠不是個個 都那麼得人心的。譬如說，我就不大贊成我班那位新支書，我以為他未免太「左」 了點。教師中對候選人的抱怨也許更多。但是我們仍然投了這些人的票。我們沒有 利用無記名投票的機會表達我們的不滿——而我們分明是可以那麼做的。這是為什 麼？ 當然，在排除競爭的所謂選舉中，選舉結果完全是事前可以確定的。反對票不會 產生任何實質性效果。這就使得暗中持有異議的投票者們往往採取乾脆隨大流的放 棄態度。不錯，投反對票可以表達出我們的不滿。我們當時確有不滿。然而問題在 於，在當時，我們對自己的不滿本身並沒有把握。後來，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時，不少人說在工作組和校文革主政期間我們「敢怒而不敢言」。其實這話不準確 。因為我們那時往往是連「敢怒」也談不上。所謂「敢怒」，不僅意味著你感覺到 有強烈的不滿情緒，而且還意味著你的理性、你的認知認可這種不滿情緒，肯定這 種不滿情緒。換句話，「敢怒」須是指你有不滿並認為這種不滿是對的。我們的問 題恰恰是對自己的不滿情緒缺乏理性的肯定。我們知道自己不滿，但不知道、至少 是不那確定地知道自己該不該不滿。九十年代的中國人有句口頭禪叫「跟著感覺走 」。這個口號的利弊得失眼下姑且不說。我要說的是在文化革命時期人們還不是這 樣。那時候的人們並不「跟著感覺走」——除非它得到了理性的認可。 長期以來，我們總是對官方提出的號召、指示一律舉手贊成。許多人幾乎不曾有 過表示異議的經驗。這樣，即使在表示異議沒有任何風險的情況下(如無記名投票) ，人們也常常會出於慣性的力量而很難寫下一個「不」字。 還有一層原因需要提及。照理說，設計無記名投票的目的之一，就是考慮到有些 人在公開表達自己真實觀點時會有顧忌，從怕傷情面、怕遭非議到怕穿小鞋、怕扣 上政治罪名等等。它承認人性的弱點，允許人們「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然而對 於那些在現實中不夠勇敢、顧忌重重而在理論上又主張光明磊落的人來說，這樣做 卻給人一種偷偷摸摸、不大光彩的感覺，反而會覺得很難做。結果便是，如果他們 不能把自己私下的意見變成公開的意見，他們就寧可反過來把自己公開的意見變成 私下的意見，以此種一致性求得內心道德感的一種平衡。共產黨一方面對公開的異 議者嚴厲懲罰，從而給一切潛在的異議者造成強烈的恐懼感；一方面又大力鼓吹要 光明正大、為真理不怕坐牢殺頭的英雄主義精神，從而使得一般世俗之人總是面臨 一種巨大的內在道德壓力。這兩者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很容易使得上述效果變本加 厲。 175、進入「紅八月」 校文革繼續執行工作組的路線，而且做得更過分。這也難怪。俗話說「新官上任 三把火」。再說，工作組畢竟是外來者，而校文革的成員就是本校的師生。過去， 他們要做什麼事，常常需要徵得工作組的同意，工作組由於對學校的情況瞭解有限 ，在做出重大決定時往往會比較小心，而且常常還要請示上級領導。所以，校文革 的成員們，雖然是在當初靠著工作組的支持才贏得其顯赫的地位，但有時也會對工 作組的存在感到有幾分不耐煩。在他們看來，工作組被撤銷意味著今後可以由他們 放手地去幹。「自己解放自己」的口號落實到十九中一類單位，首先引起的一個後 果是使得這些單位的運動在原有的方向、路線之下變得越來越極端，越來越不講政 策。 校文革急於擴大戰果。它對更多的有問題的老師實行軟禁。在看管這些被軟禁的 老師和幹部的過程中，毆打辱罵現象也有增無減。在《十六條》中，中央第一次提 出「要文鬥不要武鬥」。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十六條》公佈之後武鬥 才迅速地升級蔓延。就全國範圍而言，「紅八月」都是一段高度緊張、高度恐怖的 時期。相比之下，十九中的運動還要算很溫和的了。 進入「紅八月」，同學們變得更忙碌了。我們三天兩頭地開大會、上街遊行，歡 呼校文革的建立、歡呼《十六條》、歡呼偉大領袖在中央接待站接見革命群眾、歡 呼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歡呼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紅衛兵和廣大革命師生 革命群眾……等等等等。在這段時期，校內的運動似乎沒有什麼新的進展。大字報 迅速減少。幹部和教師中的「牛鬼蛇神」好像也揪得差不多了。越來越多的同學開 始對社會上的事情發生了更大的興趣。從八月份起，全國性的大串聯開始了。大串 聯先是從北京向外地輻射。北京的大中學生分別赴往全國各地，當然首先是各個大 城市，名為「煽風點火」。來自北京的傳單也出現在各地的街頭和校園。如果說在 八月以前，外地的運動基本上只是聽從於中央文件、《人民日報》和中央人民電台 的指揮；那麼從現在起，北京大中學校的運動狀況逐漸對外地的運動產生越來越大 的影響；各地區、各單位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也越來越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