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儒家保守主義看現代中國 朱恩平 中國大陸作家陳忠實的長篇新作《白鹿原》，是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罕見的 一部「為封建傳統辯護」的文學作品。作者行文古樸，以文弘道，一反激進左翼新 文學反傳統的潮流。字裡行間，儒風雖衰，但豪氣長存；仁義雖閉，但至理不滅。 這部作品的問世，對於大半個世紀以來屢遭摧殘，被百般歪曲的中國傳統文化，有 著重要的正本清源的意義。作者寫得似乎是一部社會史，以還原中國傳統農村社會 的真實風貌，正如作品開場所引的巴爾扎克的話：「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歷史 。」 《白鹿原》的故事背景是：清末以來，陝西的一個村莊，由於傳統道德的解體而 發生的社會惡變：先前白鹿村所屬的滋水縣，素有「水深土厚，民風純樸」之稱， 而白鹿村則被「父母官」贈「仁義白鹿村」之匾。老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耕讀傳 家」為族人的楷模；窮人做田求安分，為富思仁好行義；主僕通情互利，親如一家 ；朝廷的「皇糧」，按「天時地利人和」六個等級徵收，民無怨言。亡清之後，世 風日下，白鹿村不再有安寧，用小說中的一位中醫先生的話說，是：「皇帝再咋說 是一條龍啊！龍一回天，世間的毒蟲猛獸全出山了，這是自然的。」動亂一個接一 個：「白狼」騷擾，新官苛政，軍閥勒索，國共鬥爭，尤其是「一切權力歸農會」 的運動，使鄉村中的懶漢地痞，窮凶極惡之徒，統統翻身掌權，作惡發洩，搞得上 下六親鄰里滿是怨仇；而且農會與土匪不分畛域，搞武裝時拉編土匪，走頭無路時 投奔土匪，於是白鹿村在短時間內屢遭匪亂之害。白鹿原上出了「白狼」，這在自 那個代遠年湮的改村換姓為「白鹿」以來，還是頭一遭；而土匪回劫故里，這更是 往常所鮮見少有的。 《白鹿原》中的主導精神是一位敏而好古的飽學之士「朱先生」。他通古今之變 ，遙知未來，但是，作為鄉紳大儒，面對著世道人心的每況愈下，他卻沒有起身奮 力抗爭，捍衛儒家道統。朱先生似乎過於謹守先聖格言：「天下有道則現，天下無 道則隱。」「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三國時諸葛亮曾說過 ：「不求聞達於諸侯，苟全性命於亂世。」但諸葛亮終未喪失希望，而是感三顧之 恩，幫助有仁有義的劉備恢復漢室，扶匡天下。相比之下，朱先生則是生據亂之世 ，絕行道之望。他也沒有乘桴浮海，像一些新儒學者那樣，為了復興中華文化，繼 絕興滅於一隅。朱先生是在中國大陸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前夜，悄然離世。然而儒 家的精神，永不泯滅。朱先生生前預料，亂世之極，乃是暴政暴民對於中國文化的 刨根挖祖。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他為自己準備了一個特別的棺枕，是用大小兩 塊鑿字的石頭鑲成，分別寫道：「天作孽，猶可違；人作孽，不可活。」「看你折 騰到幾時。」 讀完這部小說後，我感慨萬端，浮想聯翩。往事不堪回首。自辛亥之後，亂臣賊 子竊國，軍閥混戰禍國；再是暴民作亂，倭患接踵；雖有國民政府勵精圖治，弘濟 時難，但妖言已惑民心，洪水終泛神州。造反稱雄，盜名欺世，再去智能，以愚黔 首，踐踏仁義，鞭撻天下。三千年的文化一掃光，一百年的西化全白費，五十年民 主一場空，幾百萬智者入地獄。奸雄笑看天下愚，億兆犬馬聽揮手；山河碎華夏傾 ，天地覆人獸搏。 現代中國之所以會落入造反者之手，之所以會慘遭暴政暴民之禍，究其原因，主 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五四知識分子沒有在文化上兼容並蓄，以實現「中西會通」；而是以棄歷 史、廢傳統，來促西化，爭自由，以犧牲中國固有文化，來求得民族的現代化。按 照儒家的道理，「舊邦維新」，更須「禮防」，否則就會出現「人人造反，時時作 亂」的局面，社會就會退向野蠻。五四打倒作為中國文化主體的儒家文化的後果是 ，中國社會喪失了傳統倫理的防亂功能，邪惡因素因此而大獲解放，造反作亂因利 乘便。禮防一經廢棄，則巨大的農民人口，很容易變成社會動亂的主要「資源」， 而開發這個「資源」，對於一些鄉村小知識分子出身的政治冒險家來說，乃得天獨 厚，如焚野燎原。這些人因其所掌握的中學西學不正不精，而走不通仕途學路；也 不肯修身養性，授業解惑，或事百工，以進民生，更不願耕讀傳家，老死家鄉，遂 生造反打天下的狼子野心，步黃巢、洪秀全之後塵。 第二，孔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繼五四廢棄中 國傳統文化之後，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再拋棄西方主流文化，而醉心於蘇聯馬克 思主義之逆說，將階級鬥爭的火種遍灑中華大地。而與此同時，民主派的知識分子 也越來越多地患了「左傾」病。該派不顧內憂外患，人心四亂之特殊國情，一味刻 求民主；而其中的大部分人，更將民主、自由之期望，寄托於造反暴力，並參加「 統一戰線」。因此，中西逆流大匯合，文人與盜賊同流合污，邪惡得「道」而多助 ，造反「起義」而得民心。 第三，本世紀上半期西方文明的世界性危機，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惡變。一 、這個危機所表現出的極端種族主義及戰爭瘋狂，大有亡我國滅我種之勢，這種情 形乃迫使中國知識分子急於尋找一條救亡的捷徑，從而不免流於思想偏激。二、世 界市場的嚴重飽和與世界經濟戰，特別是日本的侵華戰爭，破壞了中國的資本主義 經濟，從而破壞了舊式農業排泄剩餘勞力與非農產業吸收就業之間的平衡，遂使巨 大的人口資源轉化為農民戰爭的禍水之源(假如抗戰前中國的經濟成長，能夠保持下 去，從而不僅越來越多地吸收農業剩餘勞力，同時不斷地降低農民人口在全國總人 口中的比重；那麼，一小撮邪惡份子所策劃的「人民革命」，就成為無源之水了)。 三、在地理位置上，當時的中國，恰處在那個災難性世界的最惡劣的地獄：她有兩 大惡鄰——蘇聯和日本，一個是世界共產革命的總策源地，一個是世界大戰的重要 策源地之一；前者以階級鬥爭，後者以侵略戰爭，與內亂相輔相成，為一合力，終 於摧毀了現代中國的前程與希望。 第四，現代中國一大批知識分子在文化上「倒戈」，反叛儒家正統，而趨附造反 逆流，不僅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造反者打奪江山的事業，而且還使這些得天下者， 能夠按其本性，來折騰國家民族。從這個意義上講，「新中國」既有與歷史上的專 制集團一脈相承的一面，又有與以往多數王朝大體遵循儒家的理性原則相區別的一 面。那些舊王朝都是盡量囊括天下學者英才，使之為國家棟樑，安排山河，精心治 國，讓老百姓休養生息，使社會經濟文化繁榮昌盛，乃至王朝逾百年而不衰。反之 ，新中國則以造反奪天下者的邪惡本性，取代了儒家的人文理性主義。所謂邪惡本 性，即是：生性造反、無法無天、仇視智者、殘酷鬥爭這樣一種野蠻性與禽獸性。 儒家聖哲講人禽之界、華夷之辯，其精神實質，乃是為了使我華夏民族不因流於野 蠻而亡於蠻鬥，不因流於邪惡而亡於惡爭；乃是為了使她能成為一個自強不息、日 新又新的文明民族，永遠存立於世，直到大同。古代儒家將統治者的無道，虐政害 民，比作「率獸食人」；而文化大革命則是一場率人為獸的運動，它把億萬中國人 變成了近似於禽獸的野蠻人。 綜述以上四個方面：一、廢棄中國固有的文化及傳統，自然引起民間社會的混亂 ，社會上的邪惡因素隨之膨脹，並很快形成一股強暴力量。二、由於一大批「進步 」知識分子所起的「先鋒和橋樑」作用，蘇聯馬克思主義之逆說與中國的邪惡勢力 相結合，這就注定了中國長期成為階級鬥爭的戰場。三、「新中國」極力排斥中西 主流文化，而盛行蘇聯極權主義的文化和「打江山坐江山」的強盜邏輯，這實為對 古今東西文明的一大反動。四、「文化大革命」是對人類文明的一次總清算，同時 打倒了蘇聯極權主義的文化(除階級鬥爭的部分)；它把人變成了近似於禽獸的野蠻 人，毫無人文、理性、道德、良知，毫無儒家所說的「仁、義、禮、智、信」。 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顧炎武，提出「亡國」與「亡天下」之辯，「亡國」是指改朝 換代，而「亡天下」則為「仁義充塞」、「率獸食人」。因此按照儒家的觀點，一 九四九年後的中國無疑是：仁義閉塞，神州沉淪。這使人想起清初沈在寬的詩句： 「陸沈不必由洪水，誰為神州理舊疆。」□